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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關于我區歷史方位的研判

十九大報告指出：“經過長期努力，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了新時代，這是我國發展新的歷史方位。”總的來看，我區與全國一同進入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同步迎來從站起來、富起來到強起來的邁進階段，社會的主要矛盾也由“我國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會生產”變成了“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的矛盾。這也是我區發展所處的歷史方位，更是內蒙古發展一個新的歷史起點。在新的歷史方位下，我區經濟社會發展呈現出的階段性特征，既帶有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和我區仍處于欠發達地區的普遍性，又呈現出新形勢下區域發展的特殊性。和全國其他省市特別是發達地區比較，我區的發展還呈現底子薄、短板多、結構不良、差距較大等特點，發展不平衡、不充分的問題比較突出，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發展進程中尚處于水平較低的階段。

二、關于我區階段性特征分析

按照“錢納里模型（人均國內生產總值）”“配第-克拉克定理（第一產業從業人員占全社會從業人員比重）”“科迪指標（制造業增加值占總商品生產增加值的比重）”及城鎮化率、三次產業產值比、三次產業就業比例等國際通行的發展進程評價標準綜合分析：當前我區發展總體上處在工業化中期階段，與全國工業化中期向后期過渡的平均程度相比，發展進程落后5年左右。今后一個時期，我區經濟工作的主要任務就是要加快啟動工業化中期向后期過渡進程。工業化發展階段的變化，意味著經濟發展的驅動因素將發生改變，工業化中期的經濟增長主要依靠資本投入，而后期就轉變到主要依靠技術進步上來。現階段，我區經濟發展呈現出這幾方面特征：

（一）人民需求進入升級期，平衡充分發展需要長期努力  十九大報告指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這個判斷完全符合我區實際。對照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反觀我區發展不平衡、不充分的問題，主要體現為：現代產業體系不夠完備，高新產業及非資源型產業發展不充分；城鄉區域發展不夠協調，農村牧區和非資源型地區發展不充分；居民收入低于全國平均水平，低收入群體增加收入不充分；經濟和社會發展不夠平衡，教育、衛生等社會事業發展不充分；產品供需結構不夠平衡，多樣性、高質量供給不能完全滿足企業和居民消費需求；要素供給結構不夠平衡，人才與創新的關鍵作用發揮不充分；產業發展與人居環境矛盾較為突出，生態建設與環境治理任重道遠；生產生活條件尚有許多短板，基礎設施建設有待進一步加強。這些不平衡、不充分因素不是孤立存在的，它們相互聯系、相互影響，需要綜合施策、協調解決。

（二）經濟結構進入調整期，既有結構面臨嚴峻挑戰  從投資與消費結構看，近年來我區投資率基本保持在70%以上，個別年份甚至超過了90%，消費率長期維持30%以下，凈出口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幾乎可以忽略不計。隨著邊際效益的不斷下降，僅靠投資拉動，經濟持續增長的動力和后勁明顯不足。從動力結構看，隨著重化工業發展高峰期的結束，我區優勢特色產業面臨發展困境。過去我區經濟的高速增長主要依靠能源重化工業，長期以來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中來自能源、冶金、建材工業的比重接近60%，第三產業發展明顯滯后，直到近幾年其增長率仍低于工業（2013至2016年全區第三產業年均增長僅有7.6%，分別低于第二產業1.1、低于工業1.4個百分點；其中2016年我區第三產業增加值比重在全國排第24位，增速低于全國9.1個百分點）。在當前經濟下行壓力加大的形勢下，工業獨大且結構重型化的情況對我區穩增長十分不利。今年前三季度，全區固定資產投資增速分別低于全年預期目標和全國平均水平10.9個和6.4個百分點，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增速低于全國平均水平4.1個百分點，造成我區地區生產總值增速低于全年預期目標和全國平均水平2.1個和1.9個百分點。雖然有核實數據因素，但仍然暴露出固有的結構性矛盾，發展的持續性和穩定性都面臨挑戰。

（三）新舊動力進入轉換期，發展方式亟待切實轉變  現階段，我區傳統產業支撐力持續下降，新興產業支撐力嚴重不足，新舊動能轉換明顯接續不上。一方面，在產業形態上我區傳統產業仍然居絕對主導地位，產品初級化特征明顯；新興產業雖然有所發展，但比例過小，最近兩年甚至出現下降現象。具體來看，六大高耗能行業增加值占全區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的1/3，裝備制造業增加值占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的比重由2012的5%上升到2016年的5.7%，上升幅度十分有限；高新技術工業比重則由2.3%下降到2.1%。2016年戰略性新興產業占GDP比重僅為4.8%，同比下降0.8個百分點，不僅未能延續快速增長勢頭，而且遠未形成規模和帶動效益。服務業的情況也不樂觀。2016年，交通運輸、倉儲和郵政業、批發和零售業、住宿和餐飲業等傳統服務業占第三產業比重為46.3%，現代服務業發展較慢，所占份額較小。以金融和房地產業為例，其增加值在第三產業中的比重分別僅為12.5%和5.7%，分別低于全國平均水平3.7和6.8個百分點。電子商務、共享經濟、非銀行金融服務等新產業新業態更是鳳毛麟角。另一方面，科技創新能力嚴重不足長期制約著我區由“資源依賴”向“創新驅動”的轉型。2016年全區研究與試驗發展經費（R&D）支出占地區生產總值比重為0.78%，同比僅增長0.02個百分點，距目標值差距較大，比重明顯低于全國2.08%的平均水平，在中西部各省區中排名也較為靠后；全區每萬人口發明專利擁有量1.49件，僅為全國平均水平的18.6%。

（四）發展環境進入重建期，市場活力迫切需要激發  近年來，我區全面推進重要領域和關鍵環節改革，在行政審批、簡政放權、商事制度改革等方面取得積極進展，涉企收費清理改革廣泛展開，市場營商環境得到一定程度優化。但面對新形勢、新任務、新要求，我區的發展環境遠未達到激活市場活力和激發社會創造力的程度。一些地區、部門由于受滯后的體制機制、思想觀念、利益藩籬的影響，一時難以適應新的工作要求，對國家下放的權力不知如何受理，對自治區尚未明確的大多不予辦理，比如對于社會投資以有限合伙企業的形式注冊成立私募股權投資基金不予審批，創投、風投公司因此難以在我區創立和發展。還有的部門對轉變市場監管方式重視不夠，該放的權力仍然放不開，該共享的資源仍在獨享。比如實行“先照后證”改革后，原來的事前審批轉變為事中事后監管、信用監管，需要各部門將各自的行政審批、行政許可事項統一在國家企業信用信息公示系統進行公示，并由工商部門統一歸集至企業名下，但直到目前有的部門仍遲遲不予歸集。還有相當多的部門和單位認識不到位，協同共治跟不上。比如“先照后證”實施后，一些部門難以轉換原有的“以審批代監管”的工作模式，在“雙隨機、一公開”、行政處罰、行政許可信息公示、事中事后監管方面跟不上，造成監管“灰色地帶”甚至監管“真空”，部門協同共治監管模式沒有建立，難以實現“一處違法、處處受限”的監管效果。涉及多個部門的改革舉措不協調、不配套，相關法律法規更新不及時，致使部分改革舉措缺少法律法規支撐。比如“一照一號”登記制度改革沒有專門的法律法規依據，其實施本身與《稅收征收管理法》《組織機構代碼管理辦法》等一系列現行法律、部門規章存在不融合的地方，稅務系統在具體工作中只遵照相關法律規定，不敢有太多突破之舉。

（五）全面小康進入攻堅期，脫貧攻堅任務非常艱巨  近年來，我區城鄉居民收入增速呈趨緩態勢，且與全國平均水平的差距有所擴大。今年前三季度我區城鎮常住居民均可支配收入26939元，增長8.2%，增速較全國同期降低0.1個百分點，與全國平均水平的差距達到491元。從農牧民收入看，前三季度農村常住居民均可支配收入8478元，增長8.1%，增速較全國同期降低0.6個百分點，與全國平均水平的差距達到1300元。我區居民收入分配差距擴大化的趨勢也沒有得到根本轉變，不和諧、不穩定的因素仍然比較多。全區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數長期以來遠高于國際公認的0.4的貧富差距警戒線。在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攻堅期，我區脫貧攻堅雖取得明顯成效，但當前的社會救助和扶貧僅僅能幫助貧困人口擺脫絕對貧困，困難人口增收來源有限，增收面臨較大困難。到2016年末我區有貧困人口55.6萬人，人均可支配收入為3100元，僅為全區城鄉居民平均水平的12.85%。持續擴大脫貧攻堅成果，實現全面小康目標面臨的任務還很艱巨。盡管貧困人口比2012年底減少142萬人，貧困發生率由2012年的14.7%下降至4.1%，低于全國平均水平0.4個百分點，但這些人口主要分布在邊遠牧區、沙區、山區、革命老區、少數民族聚居區，這些地區基礎條件薄弱、生態環境惡劣、生產結構單一、收入來源有限，少數民族人口貧困問題較為突出，常規措施難以奏效。在教育方面，全區人均受教育年限提高速度緩慢且低于全國同期水平。2016年全區6歲及以上人口受教育年限為9.3年，僅比2010年人口普查時提升了0.3年，仍落后全國同期水平1.5年。醫療衛生方面，醫療機構種類分布不合理。全區三級甲等醫院僅有18所，專科醫院嚴重不足，且分布不均衡，70%以上集中在呼包鄂地區。在人口老齡化加快的背景下，群眾對養老服務的需求處于持續上升趨勢，但我區針對老年人的護理院數量卻很少。城鄉衛生資源發展不均衡。“十二五”期間，全區縣以上醫院年均增速為9.29%，而鄉鎮衛生院年均增速為-0.02%。

三、幾點建議

開啟全面建設現代化內蒙古的新征程，需要立足區情實際，準確把握歷史方位與階段性特征，實施扎實有效的工作思路與舉措。

（一） 找準新增長點，不斷完善發展思路  立足內蒙古經濟社會發展的現實狀況，按照由傳統產業轉型為新型產業、由低端產業升級為高端產業、由大宗商品生產向精細、特種、個性化商品制造轉進的路子，在中高端消費、創新引領、綠色低碳、共享經濟、現代供應鏈、人力資本服務等領域培育新增長點、形成新動能。近期，可立足全國人民對綠色、有機農畜產品需求旺盛的實際，著力發展綠色農畜產品生產及其營銷業；可結合對俄蒙出口大多為江浙貨物，運距遠、成本高以及我區市場上的日用消費品大多為區外產品的實際，大力發展“出口替代型”和“進口替代型”輕加工業和陸橋經濟；可發揮我區云計算產業基礎設施優勢，重點發展大數據產業與“互聯網+”等；可從我區資源豐富但創新能力弱的實際出發，加大科技創新投入，重點在能源移動式存儲、新型化工、新材料、高端裝備制造、有色金屬后續加工業、現代物流業、文化產業等領域取得突破。

（二）轉變發展方式，加快推進“三大變革”  當前，創新已成為引領發展的第一動力和現代經濟體系的戰略支撐。自治區第十次黨代會也已做出了全區要“痛下決心減少對傳統發展路徑的依賴……加快形成以創新為主要引領和支撐的解決體系和發展模式”的戰略選擇。我區要堅決落實創新發展戰略，堅決走好“質量變革、效率變革、動力變革”的創新發展之路。在質量變革上要將招商引資和經濟發展的優先方向由重規模轉到重質量（特別是科技含量）上來，通過提高政策供給、要素供給、管理供給質量，最終帶來產品供給結構優化和產品供給質量提高。在效率變革上主要是通過深化改革打破各種壟斷和限制，促進各種生產要素合理流動和優化組合；通過引入智能管理、智能制造等新模式、新手段，不斷提高全要素生產率和經濟效益。在動力變革上主要是在對物和人的投入上更加重視對人的投入，增加對創新主體和其他創新要素的供給，將經濟增長動力由主要依賴資源要素轉向主要依靠人力資本和技術創新上來。在煤炭替代、能源替代、進口替代、大宗產品精細化和高端化延伸等領域謀劃工業經濟轉型發展，引領工業向非煤產業發展，引領工業型城市向服務型城市發展，力爭盡快走出一條高質量發展的新路。

（三）尋求新著力點，合理調整投資結構  近些年來我區民生投入大幅度增加，基礎設施建設大幅度推進，累積的政府債務已超出償債能力；生產性投資明顯不足，稅基稅源增長后勁乏力，財政自身的投入能力和撬動社會投資的能力已遠遠不能滿足發展需要。有限的資金如何用在“刀刃上”，已成為謀劃我區未來發展的一個重要前提。要以有效投資為導向，有保有壓、適時調整自治區固定資產投資的方向、重點和方式，適度放緩自治區自有財力對非必保投入的增長幅度（比如放緩1個百分點），調出部分資金用于加大效益性、轉型性、創新性和人才性投入。

（四）明晰發展路徑，努力推動新一輪發展  新時代要求我區對區情要有新的認識，對發展之路要有新的判斷和選擇。過去我們一直強調的資源優勢、區位優勢、政策優勢，現在看都已經發生了很大變化。比如，我區通過實施資源轉換戰略，許多資源優勢已經轉化為產業優勢；在“一帶一路”及京津冀協同發展戰略特別是北京疏解非首都功能的新形勢下，我們的區位優勢也需要重新定位；經過多年保護和建設，我區生態環境發生巨大變化，更加宜居宜業宜游，正在成為新優勢，有利于帶動新經濟發展。因此，要根據我區發展變化的現實，逐項梳理清楚每個領域的比較優勢和比較劣勢，把優勢再造作為一項系統工程擺上議程，深度挖掘和發揮各方面的現實和潛在優勢，依托新優勢、推動新發展。我們認為，在堅持創新驅動發展總路徑下，要走挖掘新優勢、劣勢轉優勢的優勢再造之路；走產業生態化、生態產業化的綠色經濟之路；走資源資本化、資本證券化的直接融資之路；走全方位引進、全方位輸出的開放經濟之路；走新興產業多元化、優勢產業集群化、特色產業高端化的演進發展之路；走整合供應鏈、延伸產業鏈、拓展服務鏈、提升價值鏈的體系化發展之路；走企業小循環、園區中循環、區域大循環的循環經濟之路；走資源數字化、數字網絡化、網絡共享化的數字經濟之路；走政府引領、企業共建、利益共享的園區聚業之路。

 （自治區人民政府研究室 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