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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卷

  • 三農三牧生態篇
  • 發布時間:10-20
  • 來源:
  • 當前牧區需要重點關注的幾個問題

     

    按照自治區政府主要領導安排,近期,自治區研究室會同自治區政府辦公廳就牧區現代化試點工作推進情況赴錫林郭勒盟開展調研,現就牧區目前存在的有關問題進行梳理,并提出相關建議。

    一、關于牧區適齡兒童教育問題

    撤鄉并鎮以來,蘇木鎮學校也隨之全部撤銷,導致牧區適齡兒童入園入學只能選擇到旗縣所在地就讀,由此產生一系列問題。一是增加家庭教育支出,主要為房租費、交通費、水電費等,一年至少1萬元以上。二是家庭勞動力缺失。目前牧民送孩子讀書,一般至少1名家長進城陪讀,家庭勞動力減少,影響生產。三是長期陪讀造成牧民夫妻兩地分居,無形中形成“單親家庭”或“空巢老人”,一些地方離婚率上升,不利于孩子身心健康發展,形成新的社會問題。

    建議:根據實際情況,在較大蘇木鎮所在地,先行試點恢復集幼兒園、1—3年級為一體的蘇木鎮小學。在編制配備、招聘職稱等方面,出臺專門針對蘇木鎮教師的特殊政策,采取定向委培方式培養本土師范人才回鄉工作,確保牧區教師專業強、留得住、教得好,逐步引導學齡兒童在沒有自理能力之前就近上學。

    二、關于牧區養老問題

    當前,牧區60周歲以上人口占10%—20%左右,他們的子女離開牧區到城鎮讀書就業,不再返回牧區,而蘇木鎮一級沒有設置養老機構,形成的大量“空巢老人”得不到應有照顧,而且多數牧區老人都有草原情結,不愿意到城鎮養老。一些地方雖然在城鎮建設了養老機構,但多數以基本生活照料為主,醫療康養服務欠缺,基礎設施和專業養護隊伍建設不足,專業服務能力較差。

    建議:自治區出臺政策,支持蘇木鎮統籌規劃,整合醫療衛生和養老服務資源,衛生院和養老院一體建設,開展醫養結合服務。也可在蘇木鎮建設小規模、區域化養老服務機構,采取“政府扶持+企業運營”的社會化服務養老模式。

    三、關于牧區公共衛生服務問題

    近年來,蘇木鎮衛生院基礎設施條件不斷改善,已基本能夠滿足需求,但是由于牧區條件艱苦,工資待遇低,技術職稱限制等原因,目前蘇木鎮的醫護人員嚴重短缺,檢驗、影像等專業技術崗位長期“無崗無人”,醫療服務水平與群眾的期待差距很大。嘎查村主要依靠鄉村醫生開展服務,他們還得不到必要的經費保障和應有的工資性收入。

    建議:制定出臺基層醫療衛生機構人員編制調配使用傾斜政策,解決基層衛生技術人員編制短缺問題。研究建立符合基層醫療機構人才培養使用機制,加強基層衛生人才隊伍建設,實施基層衛生人才能力提升項目,每年選派中青年醫務人才到上級醫學院進修、培訓,提升醫務人員隊伍整體素質。建立工資、職稱、進修相配套的激勵機制,提高基層醫療機構醫務人員工資福利待遇,在基層醫療機構專業技術人員職稱聘任等方面制定傾斜政策,加大本土人才培養,每年給予本土人才一定數量的定向招聘指標,并將招聘權限下放到旗縣。

    四、關于牧區通信問題

    牧區通信盲區盲點多,通信信號差,約60%的牧區信號不暢通,即使信號暢通也僅支持2G通話,4G網絡覆蓋率約為40%,大部分牧民無法享受4G網絡,不利于牧區信息化建設,制約牧民生產生活。比如,阿巴嘎旗的牧區現代化智慧牧業項目信息化平臺無法對接未覆蓋4G信號的地區,直接影響試點項目的推廣與普及。

    建議:自治區有關部門在電信普遍服務試點項目申報中,充分考慮牧區面積大、牧戶居住分散的實際情況,給予牧區4G基站項目上的傾斜。自治區出臺補貼政策,加大牧區通信基站建設力度,優化通信基站建設布局。自治區協調通訊企業及鐵塔公司,鼓勵企業參與公益性4G基站建設,擴大通信覆蓋面。

    五、關于牧區道路問題

    蘇木嘎查公路“點多線長”,“四好”公路通暢終點只到嘎查兩委所在地,“四好”公路的通達深度相對牧戶而言不足60%?!八暮谩惫方B失衡矛盾突出,現有財力、人力難以滿足牧區道路養護工作,牧區公路基本處于失養狀態,部分路段通而不暢,出現路基沉陷,基層變形、標識標牌老化等問題。財政投入與公路巡查需求難以匹配,路政巡查力度和頻次不夠,“四好”公路管養嚴重“缺位”。

    建議:鑒于牧區實際情況,自治區在牧區與農區公路后期養護、管護上要差異化對待,提高牧區“四好”公路養護投入標準。改造升級牧區低標準公路,出臺偏遠牧區道路養護管理特殊政策,增加偏遠牧區道路養護資金的投入,多方發力保障牧區公路的建養平衡。

    六、關于牧區用電問題

    牧區地廣人稀,牧戶居住分散,牧戶通網電的比例僅為30%左右,距離電源點較遠的牧民無法通網電。風光互補作為牧區用電的補充,功率在600瓦的風光互補設備占比較大,即使是3000瓦的設備也只能保證生活用電,無法完全滿足生產用電,導致生產中一些新型機械化設施設備無法使用,制約牧區自動化生產發展。個別牧戶反映,冬季取暖用電成本較高,一個取暖周期需用電費1萬多元,一般牧戶難以承受。

    建議:有關部門與內蒙古電力公司協調,根據牧區居住分散的實際,增加牧區10千伏變電站的數量,縮短供電半徑,提高電壓質量,使更多的牧戶用上網電。鼓勵有條件的牧戶使用電取暖,電力公司適當讓利,政府給予適當補貼。同時,引導牧戶采取錯峰用電,降低取暖成本。自治區啟動“新能源通電+輔助供熱取暖”工程,加大設備補貼力度,滿足牧民日常用電及供熱的需求。

    七、關于牧區社會化服務問題

    牧民居住分散、勞動力短缺、機械化水平較低,牧戶配備現代化機械設備耗費巨大,且容易造成資源浪費。畜牧業防疫、改良、冷配、育種、擴繁、育肥等各個環節的專業技術人員欠缺,服務內容少,服務半徑小,服務質量差,難以滿足牧區發展需求,制約畜牧業產業轉型升級,不利于牧區解放勞動力。

    建議:自治區調整牧區財政資金投入結構,在政府兜底的公益性社會化服務方面安排專項資金,對于經營性社會化服務主體,根據服務內容給予適當扶持和補貼。支持牧民合作社、嘎查集體強化畜牧業生產環節專業化服務職能,并給予適當補貼,使之成為社會化服務重要力量。鼓勵高校、科研人員從事技術推廣服務,實現院校專家與基層技術力量有機結合,科研課題與畜牧業生產問題全面接軌,技術服務與牧民需求有效對接。

    八、關于牧區礦山治理問題

    草原上露天礦開采形成的“大坑”治理目前已逐步展開,但一些大坑治理方案不科學,標準較低,還有一些在期礦山開采治理方案需完善,治理進度緩慢。

    建議:建立治理工作協調機制,盡快下發全區露天礦“大坑”專項整治行動治理方案,科學指導各盟市露天礦“大坑”治理工作。建立礦山地質環境誠信體系和公益訴訟制度,對那些惡意不治理的閉坑礦山企業起到震懾作用。對于在期的礦山,要科學論證完善治理方案,嚴格按相關標準要求推進,對于不符合綠色礦山標準的礦山企業加快整改。對生態環境影響較大的,要依法限期退出。(內蒙古自治區研究室農村牧區經濟研究處)

     

    改革開放篇

     

    加強邊境口岸監管筑牢北疆生物安全屏障

     

    習近平總書記在2月14日召開的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員會第十二次會議上強調,要從保護人民健康、保障國家安全、維護國家長治久安的高度,把生物安全納入國家安全體系,系統規劃國家生物安全風險防控和治理體系建設,全面提高國家生物安全治理能力。

    國門生物安全是國家生物安全的重要組成部分,是指由管制性生物通過出入境口岸進出國境而產生危險,其后果可能不局限于生物領域,也可以對動植物、微生物及人體生命健康、農業生產、資源環境、國際貿易等產生重大影響。

    我區陸地邊境線長度居全國第二位,邊境管理區面積全國第一,是祖國北疆重要的生物安全屏障。加強邊境口岸監管,筑牢國門生物安全屏障,既是貫徹落實總書記和黨中央要求、全面提高我區生物安全治理能力的首要任務,也是建設我國北方生態安全屏障的重要任務。

    一、我區國門生物安全面臨的現實挑戰

    隨著我區對外開放戰略的持續推進,入境動植物及其產品數量、種類不斷增加,跨境電商等新業態迅猛發展,物流形式更加豐富多樣,加之進口食品安全問題依然突出,新老問題交織,使得疫情疫病傳入風險進一步加大,國門生物安全面臨諸多挑戰。

    (一)重大疫病疫情傳入風險較高。我區擁有1.39億畝耕地,糧食產量居全國第8位,是國家重要的糧食調出省區和綠色農畜產品生產加工輸出基地,外來有害生物和動植物疫病疫情一旦傳入,對我區乃至全國的生態安全、人民群眾的生產生活都會產生難以估量的影響。

    蒙古國連年發生鼠間鼠疫、人感染鼠疫,同時又是口蹄疫等多種疫情疫病的傳統疫區,其牛羊(生)肉因疫情問題而被限制進口,但蒙古國優質低價的牛羊肉在國內市場又有較大需求,于是通過瞞報、夾帶、私藏等途徑進口屢禁不止,監管難度大,疫情傳入風險高。非洲豬瘟在俄羅斯肆虐已超過十年之久,始終沒有得到有效控制,非洲豬瘟經我區傳入境內的風險依然較大。

    中蒙、中俄邊境地區生態環境極為相似,邊境地區野生動物獵殺與走私時有發生,加之俄蒙疫情疫病復雜多變,監測防控難度極大,瘋牛病、非洲豬瘟、禽流感、口蹄疫等重大疫病疫情對我區生物安全構成的威脅將長期存在,國門生物安全形勢不容樂觀。

    (二)進口資源型商品成為有害生物新載體。隨著我國工業的快速發展,對資源型產品的需求也日益擴大。我區邊境口岸對外輻射的蒙古國與俄羅斯聯邦邊境地區的礦產資源和木材十分豐富,口岸入境商品主要是煤炭、礦砂、原油、原木、鋸材、紙漿等資源型商品。滿洲里、二連浩特均為全國進境糧食指定口岸,同時也是俄羅斯木材進口的重要渠道,進口木材、糧食等資源型商品正在成為外來有害生物入侵的新途徑和載體,隨著進口量的持續增長,我區國門生物安全的壓力不斷加大。以滿洲里為例,2019年檢出進境植物有害生物119種7304次,其中檢出檢疫性有害生物5種37次。滿洲里十八里海關在一批俄羅斯進境集裝箱樺木原木段中檢測發現檢疫性有害生物青楊脊虎天牛、歐樺小蠹。這些有害生物一旦傳入定殖,被害林木輕則影響生長、降低成林,重則干折頭斷、大面積死亡。

    (三)跨境郵寄包裹檢出有害生物持續增加。近年來,電子商務迅猛發展,跨境包裹數量持續快速增長,出現了外來生物通過郵寄包裹進入我區的情況。2018年呼和浩特航空口岸首次截獲了檢疫性有害生物桔小實蠅,桔小實蠅可造成果實失去經濟價值,嚴重的地區可致使作物絕收,一旦入境繁殖危害極大。隨著城市寵物熱的日益高漲,各種外來生物成為人們的新寵,海關截獲的外來新型寵物逐年增多。2019年滿洲里海關共截獲外來有害生物150余批次、20種,呼和浩特海關截獲14613批次、99種,加強國門生物安全治理顯得越來越迫切。

    (四)進口食品安全問題依然突出。近年來我區進口食品的種類與數量持續增加。據統計,內蒙古進口熟制牛羊肉、冷凍馬肉數量居全國第一位。2019年,呼和浩特海關共檢驗檢疫進口食品5267批、貨值1.67億美元;檢出進口不合格食品22批,批次檢出率0.42%,檢出率是上年的2倍多,不合格項目集中在貨證不符合進口蒙古熟制牛羊肉微生物不符合國家標準要求。

    二、筑牢我區國門生物安全屏障地對策建議

    新冠病毒的肆虐再次證明生物安全防控是一場輸不起的戰爭。習近平總書記提出的總體國家安全觀,為新形勢下維護國門生物安全提供了行動指南。加強邊境口岸監管,筑牢內蒙古國門生物安全屏障,要以總體國家安全觀為指導,強化風險防控意識和底線思維,及時研判我區國門生物安全的特點與規律,積極推進邊境口岸分類分級分模式監管,對重點監管品類要做到全過程監管,加強政府間、部門間、社會組織間的交流與合作,形成國門生物安全治理合力。

    (一)完善分級分類分模式監管制度??偨Y近些年來邊境口岸監管經驗,根據不同口岸的輻射范圍、貿易種類和貿易數量,進行科學規劃和布局。建議將內蒙古邊境口岸劃分為生物防控一級口岸、二級口岸和三級口岸,根據口岸級別制定相應的防控和檢疫建設標準。對于貿易數量大、生物安全隱患高的進口商品要形成“一品一案”的監管模式,做到源頭嚴防、過程嚴管、違法嚴懲。對于防控技術能力強、手段和措施齊全、建有先進的大型檢疫處理設施、防控條件好、管理規范、效果突出的口岸定為有害生物安全監管三級口岸,進口攜帶有害生物風險等級高的商品必須從三級口岸入境,實施最為嚴格的生物安全監管。對風險小的商品,則可根據風險程度分別從一、二級口岸入境。

    (二)強化進口食品全過程監管。一是要健全準入機制。注重源頭防控,把好境外食品進口準入關。認真落實境外輸華食品準入和生產加工企業注冊制度,嚴格落實“兩個一律不準進口”政策,對沒有獲得準入的國家(地區)的產品一律不準進口,對應注冊而未獲得注冊的境外生產加工企業的產品一律不準進口。二是要加強全流程嚴管。加大口岸監管、打擊走私力度,嚴禁疫區產品通過瞞報、夾帶、私藏等途徑進口,嚴防瘋牛病、非洲豬瘟、禽流感、口蹄疫等重大疫病疫情傳入風險。強化口岸食品檢驗把關,開展進口重點敏感食品專項治理。三是加強進口食品安全監管工作督查,確保在受理申報、申報前監管、現場查驗、樣品管理、實驗室檢測等各環節操作規范、科學、高效。四是加大違法行為處罰力度。強化對不合格食品的處置,嚴格實施退貨、銷毀或改變用途處理,嚴防不合格食品轉關進口。加強海關、市場監管等部門合作,推進食品安全共管共治,對進口食品違法行為形成有效震懾。

    (三)形成國門生物安全治理合力。強化國門生物安全治理能力建設,通過逐步完善“制”的建設轉化為“治”的效能。一是加強與俄蒙等國家和毗鄰地區的合作,推動疫情信息共享,強化疫情預警,從源頭控制疫情疫病跨境傳播風險。二是加強與世界動物衛生組織、國際植物保護組織等國際組織的定期交流與合作,及時掌握生物安全前沿動態。三是科學統籌我區監管、監測、防控資源,推動建立部門聯席會議制度和協調機制,加大動植物疫情相關部門共同監測與防控合作力度。(審核:內蒙古自治區研究室綜合研究處  擬稿:自治區黨校劉媛)

     

    社會民生篇

     

    我區重大傳染病防控存在的問題和建議

     

    近期,我室就重大傳染病防控情況,深入呼和浩特市、呼倫貝爾市、鄂爾多斯市等盟市開展了專題調研?,F將調研情況報告如下。

    一、存在的問題

    (一)重大傳染病防控救治資源匱乏。全區傳染病專科醫療機構和人員數量不足。截至2019年底,全區794家醫院中有傳染病醫院10家,占比僅為1.26%;近25萬醫護人員中傳染病醫院工作人員僅0.3萬人,占比不足1.2%;7.8萬執業(助理)醫師中傳染病醫院僅有781人,占比僅為1%。另外,人才流失問題較突出,如呼和浩特市傳染病醫院近年已有22名醫師辭職或調離。受經濟利益驅使,各類綜合醫院普遍存在“重醫輕防”的觀念,傳染病防治被邊緣化,流行病學調查和專科建設滯后,傳染病院區布局不合理,負壓隔離病房和負壓救護車配置數量嚴重不足,不能滿足傳染病醫治和防控要求。如內蒙古林業總醫院,改造后的傳染院區僅能滿足“三區兩通道”的要求,沒有通風系統和獨立衛生間,沒有配置負壓病房和負壓救護車。目前基層醫療機構基本不具備發現和治療新發傳染病的能力,新冠肺炎疫情發生后所設立的發熱門診不夠規范,可用于集中收治重大突發傳染病患者的床位十分有限。如鄂倫春旗人民醫院有床位139張,沒有單獨用于收治傳染病患者的床位,僅有3張發熱門診的觀察床位。各級疾控機構和醫療機構工作協同、信息共享等機制不完善,相關數據信息僅在小范圍內流轉,綜合分析和研判水平較差,沒有實現防與治的有機融合。另外,2020年黨中央預算內投資支持我區重大疫情救治基地僅有2家,即內蒙古自治區第四醫院和呼和浩特市第二醫院,項目爭取和建設力度不足。

    (二)疾控基礎能力和檢驗檢測能力薄弱。全區各級疾控機構建設達標率低,66.7%盟市疾控機構和67.4%旗縣疾控機構設施建設不達標,空間布局不合理,多數疾控機構緊鄰居民區,改造難度很大。如鄂爾多斯市疾控中心辦公場所與衛健委、愛衛辦、衛生監督局、中心血站等單位共用,且與實驗樓相連,樓下一開始做實驗,樓上辦公區都必須關門窗,存在較大生物安全隱患。生物安全實驗室建設落實不到位,全區沒有1家P3實驗室,包頭、興安、通遼、烏蘭察布、鄂爾多斯、巴彥淖爾、烏海、阿拉善等8個盟市各僅有1家具備核酸檢測能力的P2實驗室,全區50%以上旗縣沒有P2實驗室。各級疾控機構實驗室用房嚴重緊缺,83.3%盟市疾控中心和100%旗縣疾控中心實驗室面積不達標,功能分區不夠合理,甚至共用一間實驗室,極易發生交叉污染。如興安盟疾控中心實驗室面積僅達到標準的26.96%。實驗室儀器設備更新緩慢,基因測序儀等先進設備缺乏,不能滿足應對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未知物分析的要求。如呼和浩特市疾控中心檢測設備大多是2007年利用荷蘭政府貸款購置,大部分已到最長使用年限;除賽罕區A類設備配備率達到80%外,其他旗縣區疾控中心設備種類和數量配備率均不達標。

    (三)監測預警和物資儲備系統建設滯后。衛生健康主管部門與疾控機構、醫療機構間銜接不夠,未建立統一有效的疾病預防和救治指揮體系。我區公共衛生監測預警系統主要依托于“國家公共衛生監測網絡直報信息系統”開展工作,目前已覆蓋四級醫療機構和疾控機構。但調研發現,監測設備普遍陳舊老化,監測信息利用率低,網絡直報系統與醫療機構病歷信息尚未實現互聯互通,農村、學校、菜市場、娛樂場所等重點區域均存在監控盲點。如巴彥淖爾市各級各類學校的校醫室和校醫設置幾乎為空白,缺乏在校疾病預防、應急處置、健康教育等保障措施。另外,應急物資儲備的統籌力度不足、輪換更新不及時、采購目錄不清晰、產品標準不統一等問題較突出,一旦出現重大疫情,現有物資難以應對疫情處置。以包頭市為例,應急物資儲備由各級疾控中心或醫院自行負責采購,全市應急物資儲備種類達標率僅為50%。

    (四)公共衛生社會治理和服務效能亟待提升。新冠肺炎疫情暴發以來,各級已初步建立起政府主導、衛生健康等部門牽頭、有關部門協同配合的聯防聯控工作機制,但仍存在條塊分割、信息溝通不暢、工作合力不強等問題。另外,疫情防控中社區治理的邊界與權限、職能定位、參與主體以及如何融入社會治理等缺乏可操作性細則,社區衛生服務中心設備短缺、基層組織不健全、物業管理服務不足、健康碼使用宣傳不到位等問題較突出。以呼和浩特市區為例,35家社區衛生服務中心“大三件、小三件”設備均配備不全,且70%以上不是數字化設備。

    (五)資金保障不足與專業人員短缺問題突出?!吨泄仓醒雵鴦赵宏P于深化醫藥衛生體制改革的意見》頒發后,醫療和公共衛生兩個系統此消彼長,自治區各級財政對公共衛生的投入逐年減少,且多以臨時投入為主,遠不能滿足各種傳染病調查處理、疾病監測、樣品檢驗檢測、防控應急物資和藥品儲備更新等各項業務的日常運轉。如烏海市疾控中心業務經費由2014年190萬元減至2020年90萬元,實驗室運轉經費151萬元一直未納入財政預算;呼和浩特市疾控中心設備更新經費嚴重不足,許多種類檢測設備僅有1臺,且老化嚴重、故障頻繁。按照國家和自治區文件要求,全區三級疾控人員應配置7411人,其中專業技術人員占比不低于85%。目前實有編制5571個,在編在崗人員僅有4956人,其中專業技術人員占比不足70%。以鄂爾多斯市疾控中心為例,目前持有公共衛生執業證書的有66人,占比為48.9%;檢驗檢測人員中有專業學歷的僅有3人,占比為12.5%。2003年“非典”以來,各級疾控機構逐步取消了原來的營利性收費項目,從業人員待遇較低,加之傳染病防疫津貼落實不到位、技術人員職稱聘任難等問題,疾控人才引進愈發困難,各級疾控機構普遍面臨人員結構老化、梯隊斷檔的窘境,目前全區疾控人員中50歲及以上人員占比達37%。

    二、對策建議

    (一)強化傳染病預防治療能力。完善重大傳染病防控救治體系,高起點規劃建設自治區級公共衛生綜合臨床中心,形成集預防醫學、臨床治療、應急響應、患者管理、科研交流培訓于一體的大型公共衛生服務機構。按照人口分布和疾病譜情況,依托盟市級醫療衛生資源,布局包頭、呼倫貝爾、赤峰、鄂爾多斯四大區域重大疫情防控救治基地,形成“1+4”公共衛生臨床救治體系。建設平災結合的陸空一體化急救轉運體系,積極申報國家緊急醫學救援基地和航空醫學救援基地。加強傳染病救治資源配置,補齊盟市、旗縣傳染病區(科)短板,各地區結合實際情況,有計劃地新建和改擴建獨立傳染病醫院或傳染病院區,完善負壓病房設施,配置負壓救護車,并列為屬地疾控中心的傳染病防控基地。強化醫防融合、平戰結合,明確和落實各級公立醫院的公共衛生職責,保障感(傳)染科專用業務用房,加強發熱、腸道、呼吸門診和急診標準化建設,建立健全突發公共衛生事件的應急響應機制。在全區三級甲等醫院布局建設傳染病重癥病房,健全各級各類醫療機構與疾控機構定期分析會商和研判制度。完善中西醫協作機制,推行傳染病中西醫結合診療方案,加強中醫藥人才、技術儲備,提高全區蒙、中醫院應急和救治能力。建設覆蓋全區各級各類醫療機構的疾病預防控制應用數據平臺,形成傳染病、慢性病及危險因素、免疫規劃、精神衛生、健康危害因素、疾病預防控制綜合管理與愛國衛生應用等六大業務系統網絡,提高實時分析、集中研判能力。

    (二)強化實驗檢驗研究能力。提升疾控機構“一錘定音”能力,強化各級疾控中心現場調查處置能力、信息分析能力、檢驗檢測能力和科學研究能力,發揮領頭雁作用。按照《疾病預防控制中心建設標準》及實驗室生物安全要求,實施全區各級疾控中心業務用房和設施設備標準化建設,自治區、盟市、旗縣疾控中心建設面積分別不低于4萬、2萬、1萬平方米,實驗室占比不低于55%。建立健全各級各類實驗室,加強P3實驗室建設,實現盟市級負壓P2標準實驗室、旗縣級P2標準實驗室全覆蓋,配備齊全疫情發現、標本采集、現場處置等設備,形成24小時內完成禽流感、鼠疫、艾滋病等重大傳染病快速檢測的能力。建立重大傳染病研究資源共享平臺,加強藥物及疫苗研發、病原學與流行病學等領域的科研攻關。

    (三)強化應急管理和保障能力。全面加強重大傳染病應急管理領域法治建設,加快制定完善傳染病防治、公共衛生應急、生物安全風險防控和治理等方面的地方性法規。加強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指揮能力建設,高標準建設自治區公共衛生應急指揮中心,形成統一領導、權責匹配、智慧高效的公共衛生應急指揮調度系統。完善突發重大傳染病事件應急預案體系,細化事件分級標準,完善監測、預警、報告、救治等應對處置方案,明確相關部門社會面管控措施。構建多層級重大傳染病事件監測預警系統,強化第一時間調查核實和先期控制措施的落實,建立疫情核實結果通報與報告同步、疫情發布與應急響應請示同步的機制,完善口岸、機場、火車站、長途客車站、學校等重點公共場所監測哨點,完善傳染病??漆t院和二級以上醫療機構發熱、呼吸、腸道門診以及社區衛生服務中心發熱篩查哨點。建立公共衛生應急征用機制,新建大型場館在場地設置、通風系統籌方面預留轉換接口和空間,形成快速轉化為救治和隔離場所的條件。建立公共衛生事件“預備役”制度,分級分類組建衛生應急隊伍,覆蓋流行病學調查、醫療救治、實驗室檢測、社區指導、物資調配等領域。健全應急物資保障調度機制,建設自治區、盟市兩級應急儲備中心,加強疫苗、藥品、試劑和醫用防護物資儲備。立足我區產業實際,建立或儲備必要的醫療物資生產線,確保物資及時到位。

    (四)強化基層防控和服務能力。加大依法防控、聯防聯控、群防群控力度,壓實盟市、旗縣屬地責任,落實部門防控職責,形成道口防輸入、社區防擴散的公共衛生社會面防控體系。建立應急狀態下街道、公安派出所、社區衛生服務中心三方聯動機制,完善以基層黨組織為核心、居委會為主導、社會各方面共同參與的基層社區防控架構。修訂完善《內蒙古自治區物業管理條例》,明確社區物業的疫情防控和重大公共衛生等突發事件處置職責。健全疾控機構和城鄉社區聯動機制,壓實鄉鎮衛生院和社區衛生服務中心疾病預防職責,推進基層衛生服務機構發熱門診、發熱病房標準化建設,強化預檢分診、隔離觀察、協同轉運、應急處置等功能。把健康教育和文明生活方式教育納入國民教育和精神文明建設體系,把公共衛生安全納入中小學教學內容,建立健全突發公共衛生事件健康科普體系,提升廣大群眾公共衛生應急素養。

    (五)強化資金、人才保障能力。完善政府常態化投入、分級負責的公共衛生經費保障機制,把衛生應急經費列入財政預算,足額保障重大疫情防控所需基本建設、設備購置、物資儲備等經費。拓寬資金籌集渠道,運用地方政府債券、政策性貸款和社會資本等方式強化資金保障。加強全區醫學院校公共衛生與預防醫學、傳染病、衛生應急管理等學科建設,著力培養病原學鑒定、疫情形勢研判和傳播規律研究、現場流行病學調查、實驗室檢測等專業人才。健全公共衛生機構專業隊伍培養、待遇保障、考核評價和激勵機制。按照國家和自治區標準核定各級疾控機構人員編制,2020年底前對全區各級疾控機構專業技術人員進行集中補充,對于高級專業技術人員和急需緊缺專業人才,采取直接考核的方式公開招聘,適當增加專業技術高級崗位比例,將高中初職稱比例由2∶4∶4調整為3∶4∶3。加快疾控等專業公共衛生機構的薪酬制度及績效評價制度改革,貫徹落實習近平總書記“兩個允許”重要講話精神,探索疾控機構實行“公益一類財政供給、公益二類績效管理”,提高職工績效工資比例和防疫津貼補貼標準,允許在完成核定任務基礎上提供技術服務,合理增加收入,縮小與公立醫院的薪酬差距。加大基層公共衛生專業人才引進力度,2020年底前集中補充基層醫療衛生機構專業技術人才,2021年底前足額配齊基層專業技術人員。提升基層全科醫生工資水平,設立全科醫生津貼,使其工資水平與當地旗縣級醫院同等條件臨床醫生工資水平相當。(內蒙古自治區研究室社會發展研究處)

     

    呼和浩特市蔬菜供應、價格情況調研報告

     

    按照自治區政府主要領導要求,自治區研究室與農牧廳、商務廳、市場監督管理局、國家統計局內蒙古調查總隊,對呼市蔬菜供應、價格情況作了專題調研。從調研掌握的情況看,近年來呼市在落實“菜籃子”市長負責制方面采取了不少措施,取得一定成效,同時存在的問題也比較突出。

    一、蔬菜價格多年來一直居高

    調研組了解了近5年呼市的蔬菜價格,自治區發改委重點監測的15種蔬菜價格,呼市的漲幅一直比較大,高于周邊城市。今年農業農村部反饋了2018年度全國36個城市“菜籃子”市長負責制落實情況考核結果,呼市是被考核城市中“菜籃子”產品價格漲幅最大的城市之一。

    今年以來,受疫情等多種因素影響,呼市蔬菜價格上漲問題更為突出。特別是進入7月本地蔬菜生產旺季后,重點監測的15種主要蔬菜與周邊城市相比,價格仍然明顯偏高,其中有9種蔬菜的零售均價高于太原、石家莊、銀川20%以上,居民日常主要消費的6種蔬菜價格高于包頭7%、高于赤峰31%。以黃瓜為例,7月呼市為每斤2.07元,周邊城市價格最低的銀川市為每斤1.64元。

     

    2016—2019年部分城市6種蔬菜及15種蔬菜平均價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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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蔬菜價格高增加了居民生活支出,特別是給低收入家庭帶來較大壓力。本次調研向市民發放1898份有效調查問卷中,有一半市民認為購買蔬菜費用占到了家庭月消費支出20%以上。

    二、蔬菜生產能力不足

    (一)蔬菜種植面積持續減少。隨著城市建設推進,呼市近郊菜地被大量征用。2014年到2019年,全市蔬菜種植面積由1.28萬公頃減少到8240公頃,減少37.5%,蔬菜產量由81萬噸下降到53.93萬噸,下降33.4%。目前呼市蔬菜種植面積僅相當于包頭市的1/2、赤峰市的1/10。國家對“菜籃子”產品生產能力考核項總分24分,呼市僅得8分。

    (二)生產方式粗放。以小規模家庭經營為主,新型經營主體不強。設施蔬菜僅占種植面積的50%,其中基地化運營、規?;a的設施大棚僅占25%。多數設施蔬菜種植仍然采用傳統平面栽培方式,綜合、立體、集成栽培技術應用少,無土栽培、水肥一體化、PO膜、石墨稀保溫膜等技術和材料還未得到推廣。菜農普遍反映,因種植技術相對落后,同樣的種子或株苗,蔬菜產量遠低于赤峰、包頭等地。

    (三)生產成本高,存在質量安全風險。露地蔬菜和設施蔬菜生產成本均逐年增高。以設施黃瓜為例,2019年每畝生產成本1.8萬元,比2018年增加了9.6%,比2017年增加了16.8%,比赤峰市、鄂爾多斯市、包頭市分別高81.8%、58%和20.9%。除了人工成本費用相對較高之外,主要是種子、化肥、農藥費用高,每畝黃瓜的種子費用是赤峰市的2.4倍、鄂爾多斯市的1.8倍、包頭市的1.2倍,化肥、農藥費用是赤峰市的3.8倍、鄂爾多斯市的5.8倍、包頭市的1.9倍。種子費用高的原因,主要是呼市育苗基地建設滯后,種苗需要從山東壽光等地采購?;兽r藥費用高的原因是由于技術支撐不足,種植戶主要通過大量使用化肥、農藥來提高產量,不僅增加了蔬菜生產成本,也影響土壤環境和蔬菜產品質量安全。此外,占全市蔬菜種植總面積近50%的零散種植戶,仍無法實現質量可追溯,質量安全管理薄弱。

     

    2019年部分盟市設施黃瓜生產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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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蔬菜流通體系不完善

    (一)流通環節多。至少有5個環節:產地→運輸商→本地批發市場→市場坐地菜販→零售商→消費者。每個環節要加價0.3—0.5元/斤,其中零售商加價最多,通常每斤加價1.0元左右,對損耗大的綠葉菜加價更高,一般在2元左右。比如生菜,8月地頭價2.2元,零售價6元,差價達到3.8元。冬季外調蔬菜流通運輸成本比地產蔬菜高15%以上。同時,蔬菜在流通環節的損失率高達25%—30%,間接抬高了菜價。

    (二)物流配套設施不完善。冷庫、物流等設施短缺。全市僅有美通批發市場1個大型冷庫,并且主要儲存菌菇類蔬菜,現有倉儲能力無法滿足實際需求。為菜農配備了新能源運輸車,但充電樁建設滯后,運輸車續航不足以滿足運距和運能,導致車輛閑置。

    (三)市場建設滯后。農貿市場方面,市區建成5個占地100畝以上的大型農貿批發市場,經營面積600㎡以上的農貿市場近60個。但美通一家蔬菜銷量占全市的80%左右,其他大型批發市場的輻射帶動作用、良性市場競爭作用沒有完全發揮出來。部分農貿市場利用城市“邊死角”或遺留土地建設改造而成,存在基礎設施不達標、經營管理不規范的問題。便民市場方面,大多是政府拿出臨時用地,交由私營企業建設、管理、運營,攤位租金高的問題突出。比如,春暉便民市場10平方米攤位每年租金1.5萬元,占蔬菜銷售成本的一半以上。“農超對接”方面,《全國蔬菜產業發展規劃(2011—2020年)》提出,支持“農超對接”,“十二五”末經超市銷售的蔬菜比例提高至30%。目前呼市經“農超對接”銷售的蔬菜占比不到10%。

    (四)產供銷信息服務不到位。蔬菜產供銷信息平臺不完善,發布的生產信息多、市場信息少,特別是前瞻性的市場預測和市場預警信息少,對蔬菜生產和流通的指導作用小。菜農很難準確掌握市場行情和市場需求,生產具有一定的盲目性,難以走出“價高多種,多種價跌”“價跌少種,少種價漲”的怪圈,造成短缺和過剩交替出現,形成“菜賤傷農,菜貴傷民”的問題。

    四、落實制度和政策不到位

    (一)落實關于提高菜籃子產品自給水平的要求不到位。國務院明確要求,直轄市、省會城市、計劃單列市等大城市“菜籃子”產品的自給水平保持穩定并逐步提高,并且要根據具體情況,合理確定“菜籃子”重點產品自給率等指標,并作為大中城市市長負責制的內容。2016—2020年呼市每年政府工作報告均提出,推進“菜籃子”工程,提高自給率。但是呼市蔬菜自給率低的狀況仍沒有明顯扭轉,夏秋季蔬菜自給率不足60%,冬春季自給率不足20%。

    (二)落實“菜籃子”發展規劃制度不到位。國務院多次要求,大中城市要制定郊區“菜籃子”建設發展規劃。呼市一直沒有出臺“菜籃子”建設發展規劃,發展蔬菜產業缺乏規劃的指導、約束和保障,沒有明確的目標和持續有效的措施。

    (三)落實菜地最低保有量制度不到位。國務院相關文件和全國蔬菜產業發展規劃明確,實行菜地最低保有量制度,要求全國36個大城市(包括直轄市、計劃單列市、省會城市等)按照提高蔬菜特別是葉類菜自給率(自產蔬菜占本市常住人口蔬菜消費總量的比例)的要求,規劃確定常年菜地最低保有量。但是呼市一直沒有提出菜地最低保有量的約束性要求和制度安排,導致菜地持續減少,目前市區除了賽罕區還留存一部分老菜地,在城市周邊30公里范圍內沒有建設新菜地。

    (四)落實扶持政策不到位。國家要求,各級政府將蔬菜生產基地和市場建設納入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規劃,加大對蔬菜產業發展的扶持力度。2012年呼市對建設溫室大棚給予一定補貼,但由于不精準,出現了部分套取建設補貼現象,建設的部分溫室大棚在棚間距、保溫墻壁厚度等方面不符合標準,無法滿足農民種植需求和種植技術條件。據統計約有35%的設施大棚處于閑置狀態。從2014年起呼市沒有出臺過支持蔬菜產業發展的扶持政策。自治區用于支持蔬菜產業發展的專項資金到旗縣區被挪用問題突出。

    五、工作建議

    “菜籃子”工程事關千家萬戶的切身利益,黨中央、國務院高度重視,習近平總書記等黨中央領導同志多次作出重要指示。從這次調研和平時了解的情況看,一些地區還沒有把這項工作擺在應有位置。因此,必須推動各級各部門切實提高政治站位,自覺踐行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把抓好“菜籃子”建設作為政治任務,把確保市民“菜籃子”貨足價穩作為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底線要求。

    (一)嚴格落實“菜籃子”市長負責制。堅持問題導向,對照“菜籃子”市長負責制的要求和考核體系補短板強弱項,該落實的責任要落實到位,該完成的任務要實打實地完成,真正讓市長負責制成為硬約束、硬責任。雖然城市農業包括蔬菜產值比重小,但是在經濟民生的中地位不能弱化,特別是大中城市決不能簡單地把蔬菜生產甩給主產區、流通甩給大市場,必須按照國家要求穩定提高蔬菜自給能力和應急供應能力。

    (二)強化制度執行。按照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要求,要強化制度意識,自覺尊崇制度、嚴格執行制度、堅決維護制度。對國家關于“菜籃子”工程建設和發展蔬菜產業的制度,特別是“菜籃子”發展規劃、菜地最低保有量、儲備調節制度等制度,要不折不扣落實到位。要加強對制度執行的監督,堅決杜絕做選擇、搞變通、打折扣的現象。

    (三)完善和落實扶持政策。全面梳理國家和自治區出臺的政策措施,推動已出臺政策落地見效。對沒有落實到位的,要拿出有針對性的措施,有效推動落實。該扶持的要完善扶持政策,并且要扶持到位。特別是對帶有公益性農貿市場、便民市場等基礎設施,要加大支持力度。

    (四)加快轉變蔬菜產業發展方式。堅持生態優先、綠色發展,加大科技投入,加快“菜籃子”示范基地建設,實現標準化、規?;⒕G色化生產。加強“菜籃子”市場體系建設,持續推進農貿市場提檔升級,科學有序加密農貿市場和零售網點,依托“互聯網+”發展農超對接、農社對接、直采直供等模式,推進農產品全程冷鏈物流服務。扶持農民專業合作社和規?;a主體,提高蔬菜生產的組織化程度和產業化水平。提升“菜籃子”安全監管能力,建立健全質量安全追溯體系。依托現代信息技術,加強市場信息采集、分析與發布,引導產銷平衡、價格穩定。

    (五)加強督查指導。自治區相關部門要充分發揮職能作用,加強對盟市“菜籃子”工程的指導、督查與考核,強化考核結果運用。對國家對“菜籃子”市長負責制考核指出的問題,要加大督查督辦力度,對整改不力的部門和地方依規依法嚴肅追究責任。(內蒙古自治區研究室信息研究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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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三農三牧生態篇
  • 發布時間:10-20
  • 來源:
  • 當前牧區需要重點關注的幾個問題

     

    按照自治區政府主要領導安排,近期,自治區研究室會同自治區政府辦公廳就牧區現代化試點工作推進情況赴錫林郭勒盟開展調研,現就牧區目前存在的有關問題進行梳理,并提出相關建議。

    一、關于牧區適齡兒童教育問題

    撤鄉并鎮以來,蘇木鎮學校也隨之全部撤銷,導致牧區適齡兒童入園入學只能選擇到旗縣所在地就讀,由此產生一系列問題。一是增加家庭教育支出,主要為房租費、交通費、水電費等,一年至少1萬元以上。二是家庭勞動力缺失。目前牧民送孩子讀書,一般至少1名家長進城陪讀,家庭勞動力減少,影響生產。三是長期陪讀造成牧民夫妻兩地分居,無形中形成“單親家庭”或“空巢老人”,一些地方離婚率上升,不利于孩子身心健康發展,形成新的社會問題。

    建議:根據實際情況,在較大蘇木鎮所在地,先行試點恢復集幼兒園、1—3年級為一體的蘇木鎮小學。在編制配備、招聘職稱等方面,出臺專門針對蘇木鎮教師的特殊政策,采取定向委培方式培養本土師范人才回鄉工作,確保牧區教師專業強、留得住、教得好,逐步引導學齡兒童在沒有自理能力之前就近上學。

    二、關于牧區養老問題

    當前,牧區60周歲以上人口占10%—20%左右,他們的子女離開牧區到城鎮讀書就業,不再返回牧區,而蘇木鎮一級沒有設置養老機構,形成的大量“空巢老人”得不到應有照顧,而且多數牧區老人都有草原情結,不愿意到城鎮養老。一些地方雖然在城鎮建設了養老機構,但多數以基本生活照料為主,醫療康養服務欠缺,基礎設施和專業養護隊伍建設不足,專業服務能力較差。

    建議:自治區出臺政策,支持蘇木鎮統籌規劃,整合醫療衛生和養老服務資源,衛生院和養老院一體建設,開展醫養結合服務。也可在蘇木鎮建設小規模、區域化養老服務機構,采取“政府扶持+企業運營”的社會化服務養老模式。

    三、關于牧區公共衛生服務問題

    近年來,蘇木鎮衛生院基礎設施條件不斷改善,已基本能夠滿足需求,但是由于牧區條件艱苦,工資待遇低,技術職稱限制等原因,目前蘇木鎮的醫護人員嚴重短缺,檢驗、影像等專業技術崗位長期“無崗無人”,醫療服務水平與群眾的期待差距很大。嘎查村主要依靠鄉村醫生開展服務,他們還得不到必要的經費保障和應有的工資性收入。

    建議:制定出臺基層醫療衛生機構人員編制調配使用傾斜政策,解決基層衛生技術人員編制短缺問題。研究建立符合基層醫療機構人才培養使用機制,加強基層衛生人才隊伍建設,實施基層衛生人才能力提升項目,每年選派中青年醫務人才到上級醫學院進修、培訓,提升醫務人員隊伍整體素質。建立工資、職稱、進修相配套的激勵機制,提高基層醫療機構醫務人員工資福利待遇,在基層醫療機構專業技術人員職稱聘任等方面制定傾斜政策,加大本土人才培養,每年給予本土人才一定數量的定向招聘指標,并將招聘權限下放到旗縣。

    四、關于牧區通信問題

    牧區通信盲區盲點多,通信信號差,約60%的牧區信號不暢通,即使信號暢通也僅支持2G通話,4G網絡覆蓋率約為40%,大部分牧民無法享受4G網絡,不利于牧區信息化建設,制約牧民生產生活。比如,阿巴嘎旗的牧區現代化智慧牧業項目信息化平臺無法對接未覆蓋4G信號的地區,直接影響試點項目的推廣與普及。

    建議:自治區有關部門在電信普遍服務試點項目申報中,充分考慮牧區面積大、牧戶居住分散的實際情況,給予牧區4G基站項目上的傾斜。自治區出臺補貼政策,加大牧區通信基站建設力度,優化通信基站建設布局。自治區協調通訊企業及鐵塔公司,鼓勵企業參與公益性4G基站建設,擴大通信覆蓋面。

    五、關于牧區道路問題

    蘇木嘎查公路“點多線長”,“四好”公路通暢終點只到嘎查兩委所在地,“四好”公路的通達深度相對牧戶而言不足60%?!八暮谩惫方B失衡矛盾突出,現有財力、人力難以滿足牧區道路養護工作,牧區公路基本處于失養狀態,部分路段通而不暢,出現路基沉陷,基層變形、標識標牌老化等問題。財政投入與公路巡查需求難以匹配,路政巡查力度和頻次不夠,“四好”公路管養嚴重“缺位”。

    建議:鑒于牧區實際情況,自治區在牧區與農區公路后期養護、管護上要差異化對待,提高牧區“四好”公路養護投入標準。改造升級牧區低標準公路,出臺偏遠牧區道路養護管理特殊政策,增加偏遠牧區道路養護資金的投入,多方發力保障牧區公路的建養平衡。

    六、關于牧區用電問題

    牧區地廣人稀,牧戶居住分散,牧戶通網電的比例僅為30%左右,距離電源點較遠的牧民無法通網電。風光互補作為牧區用電的補充,功率在600瓦的風光互補設備占比較大,即使是3000瓦的設備也只能保證生活用電,無法完全滿足生產用電,導致生產中一些新型機械化設施設備無法使用,制約牧區自動化生產發展。個別牧戶反映,冬季取暖用電成本較高,一個取暖周期需用電費1萬多元,一般牧戶難以承受。

    建議:有關部門與內蒙古電力公司協調,根據牧區居住分散的實際,增加牧區10千伏變電站的數量,縮短供電半徑,提高電壓質量,使更多的牧戶用上網電。鼓勵有條件的牧戶使用電取暖,電力公司適當讓利,政府給予適當補貼。同時,引導牧戶采取錯峰用電,降低取暖成本。自治區啟動“新能源通電+輔助供熱取暖”工程,加大設備補貼力度,滿足牧民日常用電及供熱的需求。

    七、關于牧區社會化服務問題

    牧民居住分散、勞動力短缺、機械化水平較低,牧戶配備現代化機械設備耗費巨大,且容易造成資源浪費。畜牧業防疫、改良、冷配、育種、擴繁、育肥等各個環節的專業技術人員欠缺,服務內容少,服務半徑小,服務質量差,難以滿足牧區發展需求,制約畜牧業產業轉型升級,不利于牧區解放勞動力。

    建議:自治區調整牧區財政資金投入結構,在政府兜底的公益性社會化服務方面安排專項資金,對于經營性社會化服務主體,根據服務內容給予適當扶持和補貼。支持牧民合作社、嘎查集體強化畜牧業生產環節專業化服務職能,并給予適當補貼,使之成為社會化服務重要力量。鼓勵高校、科研人員從事技術推廣服務,實現院校專家與基層技術力量有機結合,科研課題與畜牧業生產問題全面接軌,技術服務與牧民需求有效對接。

    八、關于牧區礦山治理問題

    草原上露天礦開采形成的“大坑”治理目前已逐步展開,但一些大坑治理方案不科學,標準較低,還有一些在期礦山開采治理方案需完善,治理進度緩慢。

    建議:建立治理工作協調機制,盡快下發全區露天礦“大坑”專項整治行動治理方案,科學指導各盟市露天礦“大坑”治理工作。建立礦山地質環境誠信體系和公益訴訟制度,對那些惡意不治理的閉坑礦山企業起到震懾作用。對于在期的礦山,要科學論證完善治理方案,嚴格按相關標準要求推進,對于不符合綠色礦山標準的礦山企業加快整改。對生態環境影響較大的,要依法限期退出。(內蒙古自治區研究室農村牧區經濟研究處)

     

    改革開放篇

     

    加強邊境口岸監管筑牢北疆生物安全屏障

     

    習近平總書記在2月14日召開的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員會第十二次會議上強調,要從保護人民健康、保障國家安全、維護國家長治久安的高度,把生物安全納入國家安全體系,系統規劃國家生物安全風險防控和治理體系建設,全面提高國家生物安全治理能力。

    國門生物安全是國家生物安全的重要組成部分,是指由管制性生物通過出入境口岸進出國境而產生危險,其后果可能不局限于生物領域,也可以對動植物、微生物及人體生命健康、農業生產、資源環境、國際貿易等產生重大影響。

    我區陸地邊境線長度居全國第二位,邊境管理區面積全國第一,是祖國北疆重要的生物安全屏障。加強邊境口岸監管,筑牢國門生物安全屏障,既是貫徹落實總書記和黨中央要求、全面提高我區生物安全治理能力的首要任務,也是建設我國北方生態安全屏障的重要任務。

    一、我區國門生物安全面臨的現實挑戰

    隨著我區對外開放戰略的持續推進,入境動植物及其產品數量、種類不斷增加,跨境電商等新業態迅猛發展,物流形式更加豐富多樣,加之進口食品安全問題依然突出,新老問題交織,使得疫情疫病傳入風險進一步加大,國門生物安全面臨諸多挑戰。

    (一)重大疫病疫情傳入風險較高。我區擁有1.39億畝耕地,糧食產量居全國第8位,是國家重要的糧食調出省區和綠色農畜產品生產加工輸出基地,外來有害生物和動植物疫病疫情一旦傳入,對我區乃至全國的生態安全、人民群眾的生產生活都會產生難以估量的影響。

    蒙古國連年發生鼠間鼠疫、人感染鼠疫,同時又是口蹄疫等多種疫情疫病的傳統疫區,其牛羊(生)肉因疫情問題而被限制進口,但蒙古國優質低價的牛羊肉在國內市場又有較大需求,于是通過瞞報、夾帶、私藏等途徑進口屢禁不止,監管難度大,疫情傳入風險高。非洲豬瘟在俄羅斯肆虐已超過十年之久,始終沒有得到有效控制,非洲豬瘟經我區傳入境內的風險依然較大。

    中蒙、中俄邊境地區生態環境極為相似,邊境地區野生動物獵殺與走私時有發生,加之俄蒙疫情疫病復雜多變,監測防控難度極大,瘋牛病、非洲豬瘟、禽流感、口蹄疫等重大疫病疫情對我區生物安全構成的威脅將長期存在,國門生物安全形勢不容樂觀。

    (二)進口資源型商品成為有害生物新載體。隨著我國工業的快速發展,對資源型產品的需求也日益擴大。我區邊境口岸對外輻射的蒙古國與俄羅斯聯邦邊境地區的礦產資源和木材十分豐富,口岸入境商品主要是煤炭、礦砂、原油、原木、鋸材、紙漿等資源型商品。滿洲里、二連浩特均為全國進境糧食指定口岸,同時也是俄羅斯木材進口的重要渠道,進口木材、糧食等資源型商品正在成為外來有害生物入侵的新途徑和載體,隨著進口量的持續增長,我區國門生物安全的壓力不斷加大。以滿洲里為例,2019年檢出進境植物有害生物119種7304次,其中檢出檢疫性有害生物5種37次。滿洲里十八里海關在一批俄羅斯進境集裝箱樺木原木段中檢測發現檢疫性有害生物青楊脊虎天牛、歐樺小蠹。這些有害生物一旦傳入定殖,被害林木輕則影響生長、降低成林,重則干折頭斷、大面積死亡。

    (三)跨境郵寄包裹檢出有害生物持續增加。近年來,電子商務迅猛發展,跨境包裹數量持續快速增長,出現了外來生物通過郵寄包裹進入我區的情況。2018年呼和浩特航空口岸首次截獲了檢疫性有害生物桔小實蠅,桔小實蠅可造成果實失去經濟價值,嚴重的地區可致使作物絕收,一旦入境繁殖危害極大。隨著城市寵物熱的日益高漲,各種外來生物成為人們的新寵,海關截獲的外來新型寵物逐年增多。2019年滿洲里海關共截獲外來有害生物150余批次、20種,呼和浩特海關截獲14613批次、99種,加強國門生物安全治理顯得越來越迫切。

    (四)進口食品安全問題依然突出。近年來我區進口食品的種類與數量持續增加。據統計,內蒙古進口熟制牛羊肉、冷凍馬肉數量居全國第一位。2019年,呼和浩特海關共檢驗檢疫進口食品5267批、貨值1.67億美元;檢出進口不合格食品22批,批次檢出率0.42%,檢出率是上年的2倍多,不合格項目集中在貨證不符合進口蒙古熟制牛羊肉微生物不符合國家標準要求。

    二、筑牢我區國門生物安全屏障地對策建議

    新冠病毒的肆虐再次證明生物安全防控是一場輸不起的戰爭。習近平總書記提出的總體國家安全觀,為新形勢下維護國門生物安全提供了行動指南。加強邊境口岸監管,筑牢內蒙古國門生物安全屏障,要以總體國家安全觀為指導,強化風險防控意識和底線思維,及時研判我區國門生物安全的特點與規律,積極推進邊境口岸分類分級分模式監管,對重點監管品類要做到全過程監管,加強政府間、部門間、社會組織間的交流與合作,形成國門生物安全治理合力。

    (一)完善分級分類分模式監管制度??偨Y近些年來邊境口岸監管經驗,根據不同口岸的輻射范圍、貿易種類和貿易數量,進行科學規劃和布局。建議將內蒙古邊境口岸劃分為生物防控一級口岸、二級口岸和三級口岸,根據口岸級別制定相應的防控和檢疫建設標準。對于貿易數量大、生物安全隱患高的進口商品要形成“一品一案”的監管模式,做到源頭嚴防、過程嚴管、違法嚴懲。對于防控技術能力強、手段和措施齊全、建有先進的大型檢疫處理設施、防控條件好、管理規范、效果突出的口岸定為有害生物安全監管三級口岸,進口攜帶有害生物風險等級高的商品必須從三級口岸入境,實施最為嚴格的生物安全監管。對風險小的商品,則可根據風險程度分別從一、二級口岸入境。

    (二)強化進口食品全過程監管。一是要健全準入機制。注重源頭防控,把好境外食品進口準入關。認真落實境外輸華食品準入和生產加工企業注冊制度,嚴格落實“兩個一律不準進口”政策,對沒有獲得準入的國家(地區)的產品一律不準進口,對應注冊而未獲得注冊的境外生產加工企業的產品一律不準進口。二是要加強全流程嚴管。加大口岸監管、打擊走私力度,嚴禁疫區產品通過瞞報、夾帶、私藏等途徑進口,嚴防瘋牛病、非洲豬瘟、禽流感、口蹄疫等重大疫病疫情傳入風險。強化口岸食品檢驗把關,開展進口重點敏感食品專項治理。三是加強進口食品安全監管工作督查,確保在受理申報、申報前監管、現場查驗、樣品管理、實驗室檢測等各環節操作規范、科學、高效。四是加大違法行為處罰力度。強化對不合格食品的處置,嚴格實施退貨、銷毀或改變用途處理,嚴防不合格食品轉關進口。加強海關、市場監管等部門合作,推進食品安全共管共治,對進口食品違法行為形成有效震懾。

    (三)形成國門生物安全治理合力。強化國門生物安全治理能力建設,通過逐步完善“制”的建設轉化為“治”的效能。一是加強與俄蒙等國家和毗鄰地區的合作,推動疫情信息共享,強化疫情預警,從源頭控制疫情疫病跨境傳播風險。二是加強與世界動物衛生組織、國際植物保護組織等國際組織的定期交流與合作,及時掌握生物安全前沿動態。三是科學統籌我區監管、監測、防控資源,推動建立部門聯席會議制度和協調機制,加大動植物疫情相關部門共同監測與防控合作力度。(審核:內蒙古自治區研究室綜合研究處  擬稿:自治區黨校劉媛)

     

    社會民生篇

     

    我區重大傳染病防控存在的問題和建議

     

    近期,我室就重大傳染病防控情況,深入呼和浩特市、呼倫貝爾市、鄂爾多斯市等盟市開展了專題調研。現將調研情況報告如下。

    一、存在的問題

    (一)重大傳染病防控救治資源匱乏。全區傳染病??漆t療機構和人員數量不足。截至2019年底,全區794家醫院中有傳染病醫院10家,占比僅為1.26%;近25萬醫護人員中傳染病醫院工作人員僅0.3萬人,占比不足1.2%;7.8萬執業(助理)醫師中傳染病醫院僅有781人,占比僅為1%。另外,人才流失問題較突出,如呼和浩特市傳染病醫院近年已有22名醫師辭職或調離。受經濟利益驅使,各類綜合醫院普遍存在“重醫輕防”的觀念,傳染病防治被邊緣化,流行病學調查和??平ㄔO滯后,傳染病院區布局不合理,負壓隔離病房和負壓救護車配置數量嚴重不足,不能滿足傳染病醫治和防控要求。如內蒙古林業總醫院,改造后的傳染院區僅能滿足“三區兩通道”的要求,沒有通風系統和獨立衛生間,沒有配置負壓病房和負壓救護車。目前基層醫療機構基本不具備發現和治療新發傳染病的能力,新冠肺炎疫情發生后所設立的發熱門診不夠規范,可用于集中收治重大突發傳染病患者的床位十分有限。如鄂倫春旗人民醫院有床位139張,沒有單獨用于收治傳染病患者的床位,僅有3張發熱門診的觀察床位。各級疾控機構和醫療機構工作協同、信息共享等機制不完善,相關數據信息僅在小范圍內流轉,綜合分析和研判水平較差,沒有實現防與治的有機融合。另外,2020年黨中央預算內投資支持我區重大疫情救治基地僅有2家,即內蒙古自治區第四醫院和呼和浩特市第二醫院,項目爭取和建設力度不足。

    (二)疾控基礎能力和檢驗檢測能力薄弱。全區各級疾控機構建設達標率低,66.7%盟市疾控機構和67.4%旗縣疾控機構設施建設不達標,空間布局不合理,多數疾控機構緊鄰居民區,改造難度很大。如鄂爾多斯市疾控中心辦公場所與衛健委、愛衛辦、衛生監督局、中心血站等單位共用,且與實驗樓相連,樓下一開始做實驗,樓上辦公區都必須關門窗,存在較大生物安全隱患。生物安全實驗室建設落實不到位,全區沒有1家P3實驗室,包頭、興安、通遼、烏蘭察布、鄂爾多斯、巴彥淖爾、烏海、阿拉善等8個盟市各僅有1家具備核酸檢測能力的P2實驗室,全區50%以上旗縣沒有P2實驗室。各級疾控機構實驗室用房嚴重緊缺,83.3%盟市疾控中心和100%旗縣疾控中心實驗室面積不達標,功能分區不夠合理,甚至共用一間實驗室,極易發生交叉污染。如興安盟疾控中心實驗室面積僅達到標準的26.96%。實驗室儀器設備更新緩慢,基因測序儀等先進設備缺乏,不能滿足應對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未知物分析的要求。如呼和浩特市疾控中心檢測設備大多是2007年利用荷蘭政府貸款購置,大部分已到最長使用年限;除賽罕區A類設備配備率達到80%外,其他旗縣區疾控中心設備種類和數量配備率均不達標。

    (三)監測預警和物資儲備系統建設滯后。衛生健康主管部門與疾控機構、醫療機構間銜接不夠,未建立統一有效的疾病預防和救治指揮體系。我區公共衛生監測預警系統主要依托于“國家公共衛生監測網絡直報信息系統”開展工作,目前已覆蓋四級醫療機構和疾控機構。但調研發現,監測設備普遍陳舊老化,監測信息利用率低,網絡直報系統與醫療機構病歷信息尚未實現互聯互通,農村、學校、菜市場、娛樂場所等重點區域均存在監控盲點。如巴彥淖爾市各級各類學校的校醫室和校醫設置幾乎為空白,缺乏在校疾病預防、應急處置、健康教育等保障措施。另外,應急物資儲備的統籌力度不足、輪換更新不及時、采購目錄不清晰、產品標準不統一等問題較突出,一旦出現重大疫情,現有物資難以應對疫情處置。以包頭市為例,應急物資儲備由各級疾控中心或醫院自行負責采購,全市應急物資儲備種類達標率僅為50%。

    (四)公共衛生社會治理和服務效能亟待提升。新冠肺炎疫情暴發以來,各級已初步建立起政府主導、衛生健康等部門牽頭、有關部門協同配合的聯防聯控工作機制,但仍存在條塊分割、信息溝通不暢、工作合力不強等問題。另外,疫情防控中社區治理的邊界與權限、職能定位、參與主體以及如何融入社會治理等缺乏可操作性細則,社區衛生服務中心設備短缺、基層組織不健全、物業管理服務不足、健康碼使用宣傳不到位等問題較突出。以呼和浩特市區為例,35家社區衛生服務中心“大三件、小三件”設備均配備不全,且70%以上不是數字化設備。

    (五)資金保障不足與專業人員短缺問題突出?!吨泄仓醒雵鴦赵宏P于深化醫藥衛生體制改革的意見》頒發后,醫療和公共衛生兩個系統此消彼長,自治區各級財政對公共衛生的投入逐年減少,且多以臨時投入為主,遠不能滿足各種傳染病調查處理、疾病監測、樣品檢驗檢測、防控應急物資和藥品儲備更新等各項業務的日常運轉。如烏海市疾控中心業務經費由2014年190萬元減至2020年90萬元,實驗室運轉經費151萬元一直未納入財政預算;呼和浩特市疾控中心設備更新經費嚴重不足,許多種類檢測設備僅有1臺,且老化嚴重、故障頻繁。按照國家和自治區文件要求,全區三級疾控人員應配置7411人,其中專業技術人員占比不低于85%。目前實有編制5571個,在編在崗人員僅有4956人,其中專業技術人員占比不足70%。以鄂爾多斯市疾控中心為例,目前持有公共衛生執業證書的有66人,占比為48.9%;檢驗檢測人員中有專業學歷的僅有3人,占比為12.5%。2003年“非典”以來,各級疾控機構逐步取消了原來的營利性收費項目,從業人員待遇較低,加之傳染病防疫津貼落實不到位、技術人員職稱聘任難等問題,疾控人才引進愈發困難,各級疾控機構普遍面臨人員結構老化、梯隊斷檔的窘境,目前全區疾控人員中50歲及以上人員占比達37%。

    二、對策建議

    (一)強化傳染病預防治療能力。完善重大傳染病防控救治體系,高起點規劃建設自治區級公共衛生綜合臨床中心,形成集預防醫學、臨床治療、應急響應、患者管理、科研交流培訓于一體的大型公共衛生服務機構。按照人口分布和疾病譜情況,依托盟市級醫療衛生資源,布局包頭、呼倫貝爾、赤峰、鄂爾多斯四大區域重大疫情防控救治基地,形成“1+4”公共衛生臨床救治體系。建設平災結合的陸空一體化急救轉運體系,積極申報國家緊急醫學救援基地和航空醫學救援基地。加強傳染病救治資源配置,補齊盟市、旗縣傳染病區(科)短板,各地區結合實際情況,有計劃地新建和改擴建獨立傳染病醫院或傳染病院區,完善負壓病房設施,配置負壓救護車,并列為屬地疾控中心的傳染病防控基地。強化醫防融合、平戰結合,明確和落實各級公立醫院的公共衛生職責,保障感(傳)染科專用業務用房,加強發熱、腸道、呼吸門診和急診標準化建設,建立健全突發公共衛生事件的應急響應機制。在全區三級甲等醫院布局建設傳染病重癥病房,健全各級各類醫療機構與疾控機構定期分析會商和研判制度。完善中西醫協作機制,推行傳染病中西醫結合診療方案,加強中醫藥人才、技術儲備,提高全區蒙、中醫院應急和救治能力。建設覆蓋全區各級各類醫療機構的疾病預防控制應用數據平臺,形成傳染病、慢性病及危險因素、免疫規劃、精神衛生、健康危害因素、疾病預防控制綜合管理與愛國衛生應用等六大業務系統網絡,提高實時分析、集中研判能力。

    (二)強化實驗檢驗研究能力。提升疾控機構“一錘定音”能力,強化各級疾控中心現場調查處置能力、信息分析能力、檢驗檢測能力和科學研究能力,發揮領頭雁作用。按照《疾病預防控制中心建設標準》及實驗室生物安全要求,實施全區各級疾控中心業務用房和設施設備標準化建設,自治區、盟市、旗縣疾控中心建設面積分別不低于4萬、2萬、1萬平方米,實驗室占比不低于55%。建立健全各級各類實驗室,加強P3實驗室建設,實現盟市級負壓P2標準實驗室、旗縣級P2標準實驗室全覆蓋,配備齊全疫情發現、標本采集、現場處置等設備,形成24小時內完成禽流感、鼠疫、艾滋病等重大傳染病快速檢測的能力。建立重大傳染病研究資源共享平臺,加強藥物及疫苗研發、病原學與流行病學等領域的科研攻關。

    (三)強化應急管理和保障能力。全面加強重大傳染病應急管理領域法治建設,加快制定完善傳染病防治、公共衛生應急、生物安全風險防控和治理等方面的地方性法規。加強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指揮能力建設,高標準建設自治區公共衛生應急指揮中心,形成統一領導、權責匹配、智慧高效的公共衛生應急指揮調度系統。完善突發重大傳染病事件應急預案體系,細化事件分級標準,完善監測、預警、報告、救治等應對處置方案,明確相關部門社會面管控措施。構建多層級重大傳染病事件監測預警系統,強化第一時間調查核實和先期控制措施的落實,建立疫情核實結果通報與報告同步、疫情發布與應急響應請示同步的機制,完善口岸、機場、火車站、長途客車站、學校等重點公共場所監測哨點,完善傳染病??漆t院和二級以上醫療機構發熱、呼吸、腸道門診以及社區衛生服務中心發熱篩查哨點。建立公共衛生應急征用機制,新建大型場館在場地設置、通風系統籌方面預留轉換接口和空間,形成快速轉化為救治和隔離場所的條件。建立公共衛生事件“預備役”制度,分級分類組建衛生應急隊伍,覆蓋流行病學調查、醫療救治、實驗室檢測、社區指導、物資調配等領域。健全應急物資保障調度機制,建設自治區、盟市兩級應急儲備中心,加強疫苗、藥品、試劑和醫用防護物資儲備。立足我區產業實際,建立或儲備必要的醫療物資生產線,確保物資及時到位。

    (四)強化基層防控和服務能力。加大依法防控、聯防聯控、群防群控力度,壓實盟市、旗縣屬地責任,落實部門防控職責,形成道口防輸入、社區防擴散的公共衛生社會面防控體系。建立應急狀態下街道、公安派出所、社區衛生服務中心三方聯動機制,完善以基層黨組織為核心、居委會為主導、社會各方面共同參與的基層社區防控架構。修訂完善《內蒙古自治區物業管理條例》,明確社區物業的疫情防控和重大公共衛生等突發事件處置職責。健全疾控機構和城鄉社區聯動機制,壓實鄉鎮衛生院和社區衛生服務中心疾病預防職責,推進基層衛生服務機構發熱門診、發熱病房標準化建設,強化預檢分診、隔離觀察、協同轉運、應急處置等功能。把健康教育和文明生活方式教育納入國民教育和精神文明建設體系,把公共衛生安全納入中小學教學內容,建立健全突發公共衛生事件健康科普體系,提升廣大群眾公共衛生應急素養。

    (五)強化資金、人才保障能力。完善政府常態化投入、分級負責的公共衛生經費保障機制,把衛生應急經費列入財政預算,足額保障重大疫情防控所需基本建設、設備購置、物資儲備等經費。拓寬資金籌集渠道,運用地方政府債券、政策性貸款和社會資本等方式強化資金保障。加強全區醫學院校公共衛生與預防醫學、傳染病、衛生應急管理等學科建設,著力培養病原學鑒定、疫情形勢研判和傳播規律研究、現場流行病學調查、實驗室檢測等專業人才。健全公共衛生機構專業隊伍培養、待遇保障、考核評價和激勵機制。按照國家和自治區標準核定各級疾控機構人員編制,2020年底前對全區各級疾控機構專業技術人員進行集中補充,對于高級專業技術人員和急需緊缺專業人才,采取直接考核的方式公開招聘,適當增加專業技術高級崗位比例,將高中初職稱比例由2∶4∶4調整為3∶4∶3。加快疾控等專業公共衛生機構的薪酬制度及績效評價制度改革,貫徹落實習近平總書記“兩個允許”重要講話精神,探索疾控機構實行“公益一類財政供給、公益二類績效管理”,提高職工績效工資比例和防疫津貼補貼標準,允許在完成核定任務基礎上提供技術服務,合理增加收入,縮小與公立醫院的薪酬差距。加大基層公共衛生專業人才引進力度,2020年底前集中補充基層醫療衛生機構專業技術人才,2021年底前足額配齊基層專業技術人員。提升基層全科醫生工資水平,設立全科醫生津貼,使其工資水平與當地旗縣級醫院同等條件臨床醫生工資水平相當。(內蒙古自治區研究室社會發展研究處)

     

    呼和浩特市蔬菜供應、價格情況調研報告

     

    按照自治區政府主要領導要求,自治區研究室與農牧廳、商務廳、市場監督管理局、國家統計局內蒙古調查總隊,對呼市蔬菜供應、價格情況作了專題調研。從調研掌握的情況看,近年來呼市在落實“菜籃子”市長負責制方面采取了不少措施,取得一定成效,同時存在的問題也比較突出。

    一、蔬菜價格多年來一直居高

    調研組了解了近5年呼市的蔬菜價格,自治區發改委重點監測的15種蔬菜價格,呼市的漲幅一直比較大,高于周邊城市。今年農業農村部反饋了2018年度全國36個城市“菜籃子”市長負責制落實情況考核結果,呼市是被考核城市中“菜籃子”產品價格漲幅最大的城市之一。

    今年以來,受疫情等多種因素影響,呼市蔬菜價格上漲問題更為突出。特別是進入7月本地蔬菜生產旺季后,重點監測的15種主要蔬菜與周邊城市相比,價格仍然明顯偏高,其中有9種蔬菜的零售均價高于太原、石家莊、銀川20%以上,居民日常主要消費的6種蔬菜價格高于包頭7%、高于赤峰31%。以黃瓜為例,7月呼市為每斤2.07元,周邊城市價格最低的銀川市為每斤1.64元。

     

    2016—2019年部分城市6種蔬菜及15種蔬菜平均價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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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蔬菜價格高增加了居民生活支出,特別是給低收入家庭帶來較大壓力。本次調研向市民發放1898份有效調查問卷中,有一半市民認為購買蔬菜費用占到了家庭月消費支出20%以上。

    二、蔬菜生產能力不足

    (一)蔬菜種植面積持續減少。隨著城市建設推進,呼市近郊菜地被大量征用。2014年到2019年,全市蔬菜種植面積由1.28萬公頃減少到8240公頃,減少37.5%,蔬菜產量由81萬噸下降到53.93萬噸,下降33.4%。目前呼市蔬菜種植面積僅相當于包頭市的1/2、赤峰市的1/10。國家對“菜籃子”產品生產能力考核項總分24分,呼市僅得8分。

    (二)生產方式粗放。以小規模家庭經營為主,新型經營主體不強。設施蔬菜僅占種植面積的50%,其中基地化運營、規?;a的設施大棚僅占25%。多數設施蔬菜種植仍然采用傳統平面栽培方式,綜合、立體、集成栽培技術應用少,無土栽培、水肥一體化、PO膜、石墨稀保溫膜等技術和材料還未得到推廣。菜農普遍反映,因種植技術相對落后,同樣的種子或株苗,蔬菜產量遠低于赤峰、包頭等地。

    (三)生產成本高,存在質量安全風險。露地蔬菜和設施蔬菜生產成本均逐年增高。以設施黃瓜為例,2019年每畝生產成本1.8萬元,比2018年增加了9.6%,比2017年增加了16.8%,比赤峰市、鄂爾多斯市、包頭市分別高81.8%、58%和20.9%。除了人工成本費用相對較高之外,主要是種子、化肥、農藥費用高,每畝黃瓜的種子費用是赤峰市的2.4倍、鄂爾多斯市的1.8倍、包頭市的1.2倍,化肥、農藥費用是赤峰市的3.8倍、鄂爾多斯市的5.8倍、包頭市的1.9倍。種子費用高的原因,主要是呼市育苗基地建設滯后,種苗需要從山東壽光等地采購?;兽r藥費用高的原因是由于技術支撐不足,種植戶主要通過大量使用化肥、農藥來提高產量,不僅增加了蔬菜生產成本,也影響土壤環境和蔬菜產品質量安全。此外,占全市蔬菜種植總面積近50%的零散種植戶,仍無法實現質量可追溯,質量安全管理薄弱。

     

    2019年部分盟市設施黃瓜生產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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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蔬菜流通體系不完善

    (一)流通環節多。至少有5個環節:產地→運輸商→本地批發市場→市場坐地菜販→零售商→消費者。每個環節要加價0.3—0.5元/斤,其中零售商加價最多,通常每斤加價1.0元左右,對損耗大的綠葉菜加價更高,一般在2元左右。比如生菜,8月地頭價2.2元,零售價6元,差價達到3.8元。冬季外調蔬菜流通運輸成本比地產蔬菜高15%以上。同時,蔬菜在流通環節的損失率高達25%—30%,間接抬高了菜價。

    (二)物流配套設施不完善。冷庫、物流等設施短缺。全市僅有美通批發市場1個大型冷庫,并且主要儲存菌菇類蔬菜,現有倉儲能力無法滿足實際需求。為菜農配備了新能源運輸車,但充電樁建設滯后,運輸車續航不足以滿足運距和運能,導致車輛閑置。

    (三)市場建設滯后。農貿市場方面,市區建成5個占地100畝以上的大型農貿批發市場,經營面積600㎡以上的農貿市場近60個。但美通一家蔬菜銷量占全市的80%左右,其他大型批發市場的輻射帶動作用、良性市場競爭作用沒有完全發揮出來。部分農貿市場利用城市“邊死角”或遺留土地建設改造而成,存在基礎設施不達標、經營管理不規范的問題。便民市場方面,大多是政府拿出臨時用地,交由私營企業建設、管理、運營,攤位租金高的問題突出。比如,春暉便民市場10平方米攤位每年租金1.5萬元,占蔬菜銷售成本的一半以上?!稗r超對接”方面,《全國蔬菜產業發展規劃(2011—2020年)》提出,支持“農超對接”,“十二五”末經超市銷售的蔬菜比例提高至30%。目前呼市經“農超對接”銷售的蔬菜占比不到10%。

    (四)產供銷信息服務不到位。蔬菜產供銷信息平臺不完善,發布的生產信息多、市場信息少,特別是前瞻性的市場預測和市場預警信息少,對蔬菜生產和流通的指導作用小。菜農很難準確掌握市場行情和市場需求,生產具有一定的盲目性,難以走出“價高多種,多種價跌”“價跌少種,少種價漲”的怪圈,造成短缺和過剩交替出現,形成“菜賤傷農,菜貴傷民”的問題。

    四、落實制度和政策不到位

    (一)落實關于提高菜籃子產品自給水平的要求不到位。國務院明確要求,直轄市、省會城市、計劃單列市等大城市“菜籃子”產品的自給水平保持穩定并逐步提高,并且要根據具體情況,合理確定“菜籃子”重點產品自給率等指標,并作為大中城市市長負責制的內容。2016—2020年呼市每年政府工作報告均提出,推進“菜籃子”工程,提高自給率。但是呼市蔬菜自給率低的狀況仍沒有明顯扭轉,夏秋季蔬菜自給率不足60%,冬春季自給率不足20%。

    (二)落實“菜籃子”發展規劃制度不到位。國務院多次要求,大中城市要制定郊區“菜籃子”建設發展規劃。呼市一直沒有出臺“菜籃子”建設發展規劃,發展蔬菜產業缺乏規劃的指導、約束和保障,沒有明確的目標和持續有效的措施。

    (三)落實菜地最低保有量制度不到位。國務院相關文件和全國蔬菜產業發展規劃明確,實行菜地最低保有量制度,要求全國36個大城市(包括直轄市、計劃單列市、省會城市等)按照提高蔬菜特別是葉類菜自給率(自產蔬菜占本市常住人口蔬菜消費總量的比例)的要求,規劃確定常年菜地最低保有量。但是呼市一直沒有提出菜地最低保有量的約束性要求和制度安排,導致菜地持續減少,目前市區除了賽罕區還留存一部分老菜地,在城市周邊30公里范圍內沒有建設新菜地。

    (四)落實扶持政策不到位。國家要求,各級政府將蔬菜生產基地和市場建設納入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規劃,加大對蔬菜產業發展的扶持力度。2012年呼市對建設溫室大棚給予一定補貼,但由于不精準,出現了部分套取建設補貼現象,建設的部分溫室大棚在棚間距、保溫墻壁厚度等方面不符合標準,無法滿足農民種植需求和種植技術條件。據統計約有35%的設施大棚處于閑置狀態。從2014年起呼市沒有出臺過支持蔬菜產業發展的扶持政策。自治區用于支持蔬菜產業發展的專項資金到旗縣區被挪用問題突出。

    五、工作建議

    “菜籃子”工程事關千家萬戶的切身利益,黨中央、國務院高度重視,習近平總書記等黨中央領導同志多次作出重要指示。從這次調研和平時了解的情況看,一些地區還沒有把這項工作擺在應有位置。因此,必須推動各級各部門切實提高政治站位,自覺踐行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把抓好“菜籃子”建設作為政治任務,把確保市民“菜籃子”貨足價穩作為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底線要求。

    (一)嚴格落實“菜籃子”市長負責制。堅持問題導向,對照“菜籃子”市長負責制的要求和考核體系補短板強弱項,該落實的責任要落實到位,該完成的任務要實打實地完成,真正讓市長負責制成為硬約束、硬責任。雖然城市農業包括蔬菜產值比重小,但是在經濟民生的中地位不能弱化,特別是大中城市決不能簡單地把蔬菜生產甩給主產區、流通甩給大市場,必須按照國家要求穩定提高蔬菜自給能力和應急供應能力。

    (二)強化制度執行。按照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要求,要強化制度意識,自覺尊崇制度、嚴格執行制度、堅決維護制度。對國家關于“菜籃子”工程建設和發展蔬菜產業的制度,特別是“菜籃子”發展規劃、菜地最低保有量、儲備調節制度等制度,要不折不扣落實到位。要加強對制度執行的監督,堅決杜絕做選擇、搞變通、打折扣的現象。

    (三)完善和落實扶持政策。全面梳理國家和自治區出臺的政策措施,推動已出臺政策落地見效。對沒有落實到位的,要拿出有針對性的措施,有效推動落實。該扶持的要完善扶持政策,并且要扶持到位。特別是對帶有公益性農貿市場、便民市場等基礎設施,要加大支持力度。

    (四)加快轉變蔬菜產業發展方式。堅持生態優先、綠色發展,加大科技投入,加快“菜籃子”示范基地建設,實現標準化、規?;?、綠色化生產。加強“菜籃子”市場體系建設,持續推進農貿市場提檔升級,科學有序加密農貿市場和零售網點,依托“互聯網+”發展農超對接、農社對接、直采直供等模式,推進農產品全程冷鏈物流服務。扶持農民專業合作社和規?;a主體,提高蔬菜生產的組織化程度和產業化水平。提升“菜籃子”安全監管能力,建立健全質量安全追溯體系。依托現代信息技術,加強市場信息采集、分析與發布,引導產銷平衡、價格穩定。

    (五)加強督查指導。自治區相關部門要充分發揮職能作用,加強對盟市“菜籃子”工程的指導、督查與考核,強化考核結果運用。對國家對“菜籃子”市長負責制考核指出的問題,要加大督查督辦力度,對整改不力的部門和地方依規依法嚴肅追究責任。(內蒙古自治區研究室信息研究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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