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 頁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科技現代化發展及其經驗
2024年6月，習近平總書記在全國科技大會、國家科學技術獎勵大會、兩院院士大會上強調：“中國式現代化要靠科技現代化作支撐。”這一科學論斷既是對馬克思主義現代化理論的創新發展，又是對中國共產黨推進社會主義現代化歷史經驗的總結，深刻闡釋了科技現代化對于中國式現代化的關鍵性作用。科技現代化是指通過科技創新驅動生產力變革、推動社會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系統性升級的動態過程，其核心在于實現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以技術革命性突破支撐高質量發展和綜合國力提升，具有戰略先導性、創新驅動性、系統協同性、全球競爭性等基本特征。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科技現代化經歷了從跟跑、跟跑并跑到并跑領跑的轉變，成為中華民族實現由富起來到強起來的重要動力支撐。學界高度關注新時代中國科技現代化相關問題，對科技現代化的內涵、內容、作用意義以及演進脈絡等問題展開研究，并取得了一定成果。然而，這些研究缺少對科技現代化發展歷程、經驗啟示的全面考察。本文從歷史的角度，以改革開放為起點，以全球科技變革以及國家自主推進科技現代化建設為背景，以相關科技戰略為標準，將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科技現代化的發展劃分為三個階段：1978—1992年是新時期科技發展戰略方針指導下的跟跑階段，1992—2012年是科教興國戰略推動下的跟跑并跑階段，2012年至今是創新驅動發展戰略引領下的并跑領跑階段，力求通過梳理分析我國科技現代化的發展歷程及經驗，為發揮科技現代化在中國式現代化進程中的關鍵作用提供一定的借鑒與啟示。
一、新時期科技發展戰略方針指導下跟跑
1977年5月，鄧小平針對當時中國科學技術與世界發達國家高新技術發展之間的差距明確指出：“我們要實現現代化，關鍵是科學技術要能上去”。鄧小平將科學技術的重要作用提高到戰略高度，從而使中國科學技術事業開始了歷史性的轉折。9月18日，中共中央發出《關于召開全國科學大會的通知》，動員全國上下向科學技術現代化進軍。9月26日，鄧小平在會見歐洲核子研究中心總主任阿達姆斯等時進一步指出：“我國發展科學技術的目標是，在二十世紀末力求接近當時的世界先進水平，相當的部分趕上當時的世界先進水平，個別的超過。”這是鄧小平較早明確提出我國科技跟跑的目標。
（一）新時期科技發展戰略方針的提出
1977年12月至1978年1月，全國科學技術規劃會議在北京召開，會議期間形成了《1978—1985年全國科學技術發展規劃綱要（草案）》（以下簡稱“八年科技規劃”），1978年10月，中共中央批轉“八年科技規劃”。該規劃提出了“全面安排，突出重點”的原則，確定了要集中力量、重點發展的8個重點發展領域和108個重點研究項目。1981年2月，國家科學技術委員會（以下簡稱國家科委）黨組發布《關于我國科學技術發展方針的匯報提綱》，明確我國科技發展要“把促進經濟發展作為首要任務”。1982年9月，黨的十二大第一次明確提出科學技術是國民經濟建設的戰略重點之一。1985年3月，《中共中央關于科學技術體制改革的決定》正式提出了“經濟建設必須依靠科學技術、科學技術工作必須面向經濟建設的戰略方針”（以下簡稱“依靠、面向”方針）。自此，面向經濟建設的科技跟跑戰略初步形成，為此后科技進步和經濟發展指明了方向。
（二）科技體制改革的探索與啟動
在新時期科技發展戰略方針指導下，全國開啟了科技體制改革的大幕。部分省市的科研單位率先在計劃經濟框架下就如何引入市場機制進行了初步探索，并在科研經費撥款機制、科研機構市場化轉型、技術成果商品化等方面進行了改革試點。1985年3月，全國科學技術工作會議召開，專門討論了科技體制改革的問題，會后，《中共中央關于科學技術體制改革的決定》正式公布，使科技體制改革上升到中央層面。整體而言，科技體制改革主要從運行機制、組織機構、人事制度三方面進行，包括改革國家無償撥付科研經費的傳統科技撥款制度，實行科學基金制、技術合同制、包干制等辦法；實行技術成果的商品化，開拓技術市場；調整科學技術系統的組織結構，促進研究機構、設計機構、高等學校、企業之間的協作和聯合，使各方面的科技力量形成合理的縱深配置；擴大科研機構自主權，改善對科技工作的宏觀管理；改革科技人事管理制度。此后，為進一步激活科研機構活力，促進科技與經濟的深度融合，1987—1988年，《國務院關于進一步推進科技體制改革的若干規定》《國務院關于深化科技體制改革若干問題的決定》相繼公布。
二十世紀八九十年代，我國科技立法工作開始推進。1984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專利法》的出臺為解決技術商品化提供了基本法律依據。之后，我國又陸續出臺了與科技相關的諸多單項法律法規以及科技條例，如《中華人民共和國技術合同法》《中華人民共和國標準化法》《中華人民共和國著作權法》《計算機軟件保護條例》等。直到1993年，《中華人民共和國科學技術進步法》的出臺使我國正式構建起相對完善的科學技術法律體系，從法律層面全面地規定了科技活動、科技創新、科技監督、科技評估評價等規范。
通過撥款制度改革、市場機制建立、人事松綁三大突破，加之以立法形式鞏固科技體制改革成果，我國科技發展從“國家計劃主導”轉變為“市場—技術—產業”循環驅動，促成高技術產業產值和專利授權量激增，為從技術追隨者邁向創新競爭者奠定了制度基石。
（三）科技規劃—計劃體系的初步形成
在科技體制改革的同時，我國不斷出臺科技規劃與計劃。制定并實施科技規劃—計劃是我國推進高科技發展的重要措施。1982年底至1983年初，國家著手制定了《1986—2000年科學技術發展規劃》。為落實這一科技規劃，國家計劃委員會、國家科委編制了“七五”國家科技攻關計劃，明確了重點攻關的內容，并把新興技術的開拓和發展放在重要的戰略位置，其中以微電子、信息技術為重點。在此基礎上，我國相繼出臺各種高科技發展計劃來保證規劃的實施，具有代表性的當數面向高技術研究發展的“863計劃”以及推動高新技術產業化的“火炬計劃”。“863計劃”是我國改革開放以來第一個高技術研究發展計劃，堅持“有限目標，突出重點”的方針，通過跟蹤研究國際高技術發展趨勢，選擇了生物、航天、信息等7個高技術領域作為我國研究發展的重點，并確定了15個重點發展的主題項目，以此帶動我國高科技水平的整體躍升。然而，真正實現跟跑需要科學技術加速向現實生產力轉化。對此，1988年8月，國務院正式批準了以促進高新技術成果商品化、高新技術商品產業化和高新技術產業國際化為宗旨的“火炬計劃”，有力推動了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特色產業基地、高新技術園區或經濟開發區等的建設。總之，在經濟實力尚不具備將高技術開發作為首要任務的情況下，生物、信息等新技術得到黨和政府的高度重視，在國民經濟中所占比例大大提升，逐漸使我國科技實力躍居于發展中國家前列。
（四）國際科技合作的重啟與發展
1978年，面對與國際科技先進水平的差距，鄧小平充分認識到自力更生與向國外先進科學技術學習的辯證統一關系，在全國科學大會開幕式上的講話中明確指出：“提高我國的科學技術水平，當然必須依靠我們自己努力，必須發展我們自己的創造，必須堅持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針。但是，獨立自主不是閉關自守，自力更生不是盲目排外。科學技術是人類共同創造的財富。任何一個民族、一個國家，都需要學習別的民族、別的國家的長處，學習人家的先進科學技術。”1978-1985年，中外政府間的科技合作全面展開，我國同世界106個國家建立了科技交流關系，同其中的53個國家簽訂了政府間雙邊科技合作協定或經濟、工業、科技合作協定。在此推動下，我國積極參與國際重大項目和相關組織，如1984年加入國際原子能機構，1986年起不斷加強與“世界實驗室”的合作等，促進了國家科技發展水平的提高。此外，這一階段我國還積極創設有利于國際學術交流與合作所需要的環境，開展引智工作，主辦或承辦國際學術會議，開展高水平國際科研項目等。可以說，這一階段是我國國際科技合作從“封閉”走向開放的關鍵轉型期，大大推動了我國科技現代化的跟跑進程。
（五）科技水平不斷提高
從改革開放至20世紀90年代初是我國科技事業發展承前啟后的關鍵時期，通過學習、消化、吸收國外先進技術，加快對高科技的跟蹤突破，我國科技整體水平不斷提高。據統計，“七五”期間，我國共選定76個科技攻關項目，“取得成果1.1萬項，其中58%屬于國際80年代水平，80%以上系填補國內空白或處于國內領先地位，80%的成果已在生產建設中推廣應用”。同時，我國開始“具備在一些領域實現技術跨越式發展的基礎和條件”。在基礎設施建設方面，國家集中力量建設了一批標志性的重大科技基礎設施，如1988年北京正負電子對撞機對撞成功，這是我國在高技術領域的重大突破性成就，使中國在高能物理領域占有一席之地，打破了國際壟斷。在高技術領域，我國積極跟蹤并努力創新，在計算機與信息技術、生物技術和通信技術等關鍵領域取得從無到有的突破。在基礎研究與原始創新能力上，數學、物理、化學等基礎學科涌現出一批達到國際水平的成果，如馮康提出“哈密爾頓系統的辛幾何算法”，陸家羲攻克不相交斯坦納三元系大集難題等。在民生科技領域，科學技術開始更直接地為國民經濟和人民生活服務，如農業領域的雜交水稻技術繼續發展并大規模推廣，為解決中國的糧食問題作出了巨大貢獻。
這一階段，我國科技現代化從被動引進開始轉向主動追蹤世界高科技發展趨勢，為此后科技發展實現跟跑并跑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二、科教興國戰略推動下跟跑并跑
進入20世紀90年代，世界科技革命出現新的高潮，科技對經濟社會發展的推動作用日益明顯，成為決定國家綜合國力和國際地位的重要因素。黨和政府根據當時世界經濟、科技的發展潮流和我國現代化建設的需要，及時提出并實施了科教興國戰略，繼續推進科技體制改革，突出自主創新的核心驅動作用，形成并拓展全方位國際科技合作，使我國自主創新能力和科技實力在若干領域達到世界先進水平，實現了由跟跑向跟跑并跑的轉變。
（一）科教興國戰略的制定
冷戰結束后，以科技和經濟為核心的綜合國力競爭成為國際競爭焦點，中國越加重視科學技術對現代化建設的推動作用，并深刻認識到科技與教育協同對發展生產力的重要意義。1992年10月，黨的十四大報告指出：“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經濟建設必須依靠科技進步和勞動者素質的提高。”1995年5月6日，《中共中央 國務院關于加速科學技術進步的決定》頒布，正式提出科教興國戰略。5月底，全國科學技術大會進一步將科技發展戰略方針豐富為要在“依靠、面向”的基礎上“努力攀登科學技術高峰”。9月，黨的十四屆五中全會首次將“科教興國”列為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的重要方針之一。1996年3月，八屆全國人大四次會議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九五”計劃和2010年遠景目標綱要》，進一步強化了科技和教育對于國家經濟社會發展的戰略性意義。基于此，作為落實科教興國的重大戰略，“211工程”與“985工程”的先后實施使我國建設了多所具有世界先進水平的一流大學，成為培養高層次創新人才的重要基地，大大提升了高等院校的科技創新能力。
（二）科技體制改革的新探索
實施科教興國戰略，必須繼續進行科技體制改革，釋放更大潛能和活力。1992年8月，國家科委、國家經濟體制改革委員會（以下簡稱國家體改委）出臺《關于分流人才、調整結構，進一步深化科技體制改革的若干意見》，將結構調整、人才分流等作為科技體制改革的重點，并將“穩定一頭，放開一片”作為分流和調整的基本方針，明確要“穩定支持基礎性研究和基礎性技術工作；放開放活技術開發機構、社會公益機構、科技服務機構”。1994年2月，國家科委、國家體改委聯合發布《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深化科技體制改革實施要點》，科技體制改革隨之進入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的新階段。1995年，《中共中央 國務院關于加速科學技術進步的決定》首次提出“促進企業逐步成為技術開發的主體”。1996年，為了加速形成有利于自主創新的技術進步機制，國家經濟貿易委員會正式實施技術創新工程，該工程在“九五”期間的目標是：初步形成以企業為主體，政府宏觀指導、社會服務組織積極參與及各方面協同配合的技術創新體系及運行機制，顯著提高企業的創新能力、市場競爭能力、經濟效益。同時，伴隨知識經濟發展以及日益激烈的國際市場競爭，以國家重大戰略需求為導向的基礎研究成為一項緊迫的任務。1997年6月，國家科技領導小組第三次會議決定制定和實施《國家重點基礎研究發展規劃》，隨后科技部組織實施面向科研機構進行體制改革的國家重點基礎研究發展計劃（又稱“973計劃”）。此外，知識經濟的來臨使國家創新體系概念迅速引起學界乃至中共中央的關注。1998年6月，國家科技領導小組審議并原則上批準了中國科學院《關于開展“知識創新工程”試點的匯報提綱》，開啟了我國完善國家創新體系的篇章。此后，我國不斷推進和完善國家創新體系建設，為經濟社會發展提供了堅實的科技支撐。
（三）自主創新思想的確立
自主創新構成國家創新體系的核心驅動力，是確保國家科技自立自強、實施科教興國戰略的關鍵。1999年8月，《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加強技術創新，發展高科技，實現產業化的決定》首次明確提出“推進國家創新體系建設”，“突出高新技術產業領域的自主創新，培育新的經濟增長點”。進入21世紀，世界新科技革命發展勢頭迅猛，成為我國“在更高水平上實現技術發展的跨越”的重要戰略機遇期。2001年3月，國務院總理朱镕基在九屆全國人大四次會議上作了《關于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個五年計劃綱要的報告》，首次提出實施“跨越式發展”的宏偉戰略。2002年11月，黨的十六大提出了增強自主創新能力、建設創新型國家的重大戰略思想，并首次提出“在關鍵領域和若干科技發展前沿掌握核心技術和擁有一批自主知識產權”，進一步明確了關鍵科技領域自主創新的重要性。2005年12月，國務院發布《國家中長期科學和技術發展規劃綱要（2006—2020）》（以下簡稱《規劃綱要》），立足國情，面向世界，以增強自主創新能力為主線，以建設創新型國家為奮斗目標，將“全面推進中國特色國家創新體系建設”作為科技體制改革的重點任務，對此后15年科學和技術的發展作出了全面規劃和部署，是這一時期指導我國科學技術發展的綱領性文件，標志著我國進入自主創新與全面建設國家創新體系的新階段。2006年1月，《中共中央 國務院關于實施科技規劃綱要增強自主創新能力的決定》頒布，明確提出組織實施《規劃綱要》，增強自主創新能力，努力建設創新型國家，并強調新時期中國科技發展戰略方針是“自主創新、重點跨越、支撐發展、引領未來”。這一時期，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符合科技發展規律的中國特色國家創新體系建設在探索中逐漸推進，國家科技創新逐漸向內涵式發展轉變。
（四）全方位國際科技合作格局的形成與拓展
加強國際交流合作是落實科教興國戰略的重要方面。20世紀90年代后，中國國際科技合作的廣度和深度不斷增加。1992年，國務院審議通過《國家中長期科學技術發展綱領》，突出強調要“全方位地開展國際科技合作與交流”。1993年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科學技術進步法》進一步從法律層面規范了不同層級的國際科技合作與交流，明確鼓勵研發機構、高等院校、社會團體和科技工作者與國外科學技術界建立多種形式的合作關系。1995年，《中共中央 國務院關于加速科學技術進步的決定》進一步提出，國際科技合作與交流是我國對外開放政策的重要組成部分，要“以雙邊、多邊、官方、民間等多種形式，積極開展多渠道、多層次、全方位的國際合作與交流”。這標志著我國全方位的國際科技合作格局初步形成。進入21世紀，中國正式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后，國際科技合作得到大幅度擴展和深化。從《“十五”期間國際科技合作發展綱要》的發布，到《國家中長期科學和技術發展規劃綱要（2006—2020年）》《“十一五”國際科技合作實施綱要》《國際科技合作“十二五”專項規劃》的相繼實施，通過戰略調整，我國國際科技合作走上全方位開放的體制化發展道路。我國國際科技合作的主動性和能力明顯增強。截至2011年，我國與152個國家和地區建立科技合作關系，加入200多個政府間國際科技合作組織，初步形成較為完整的以政府間科技合作框架為主體的多元化合作格局。
（五）自主創新能力和科技實力在若干領域達到世界先進水平
1992-—2012年是我國實施科教興國戰略，使科技現代化水平飛速提升、國際地位顯著躍升的關鍵時期。整體而言，黨和政府在這一階段對企業研發投入、科技人才隊伍、知識產權創造能力、國際科技合作交流等方面的重視程度和支持力度大幅度增強，我國自主創新能力和科技水平不斷提高，一些重要領域達到世界先進水平。在重大科技基礎設施建設方面，中國地殼運動觀測網絡、全超導托卡馬克核聚變實驗裝置、中國大陸科學鉆探工程、郭守敬望遠鏡、“科學”號海洋科學綜合考察船等陸續建成，為中國邁向創新型國家提供了科技平臺支撐。在基礎研究領域，我國在生命科學、粒子物理與核物理、量子通信、水稻研究等多個方面取得重大突破，為后續高技術發展和產業變革奠定了基礎。在工程技術領域，中國載人航天工程、繞月探測工程、互聯網基礎設施建設、高性能計算機、水利水電工程取得重大創新突破，推動我國從工程大國穩步邁向工程強國，彰顯了我國綜合國力的提升。在高技術產業發展方面，戰略性新興產業集群建設有力促進了我國產業結構的調整，成為國民經濟發展新的增長點。
通過持續的改革開放和科技投入，在跟跑并跑階段中國科技現代化水平實現了歷史性跨越，在部分科技領域實現了與發達國家齊頭并進，快速成長為世界科技版圖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
三、創新驅動發展戰略引領下并跑領跑
進入新時代，我國科技整體水平有了明顯提高，“處在從量的增長向質的提升轉變的重要時期”。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深刻把握新一輪世界科技革命和全球產業變革，更加強調以科技創新培育和發展新質生產力，提出并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持續推進科技體制改革，基于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精準聚焦科技發展的關鍵領域和重點環節，積極融入全球科技創新網絡，實現了從跟跑并跑向并跑領跑的轉變。
（一）創新驅動發展戰略的提出
新時代以來，面對日益激烈的國際科技競爭與技術遏制，芯片、高端軟件、精密儀器等“卡脖子”技術問題凸顯，迫切需要從要素驅動轉向創新驅動。黨的十八大不僅從戰略角度闡明了科技創新對增強綜合國力的戰略支撐作用，而且首次對要素驅動進行戰略性變革，提出“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強調科技創新是提高社會生產力和綜合國力的戰略支撐，必須擺在國家發展全局的核心位置。這是黨中央在新時代確立的立足全局、面向全球、聚焦關鍵、帶動整體的重大發展戰略。2015年10月，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上提出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發展理念，強調“創新是引領發展的第一動力”，進一步為創新驅動發展戰略的實施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動指南。2016年5月，全國科技創新大會、兩院院士大會、中國科協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的召開吹響了建設世界科技強國的號角，習近平總書記在講話中進一步明確了創新驅動“三步走”戰略，即2020年進入創新型國家行列，2030年進入創新型國家前列，到新中國成立100年時成為世界科技強國。之后，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國家創新驅動發展戰略綱要》，明確了中國科技現代化的戰略目標是在2050年建成世界科技創新強國。2024年，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進一步指出，要“深入實施科教興國戰略、人才強國戰略、創新驅動發展戰略，統籌推進教育科技人才體制機制一體改革”，這對創新驅動發展戰略的實施起到了催化劑作用，中國科技現代化的發展理念、戰略目標、戰略路線和戰略支撐越來越清晰和完善。
（二）科技體制改革在全面深化改革中持續推進
進入新時代，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步伐加快。2012年，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關于深化科技體制改革加快國家創新體系建設的意見》，開啟了以科技體制改革建設創新型國家的新征程。2013年11月，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通過《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從國家創新體系、知識產權保護體系、科研資源管理和項目評價機制、院士遴選和管理體制等方面規劃了科技體制改革的方向。2015年3月，《中共中央 國務院關于深化體制機制改革加快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的若干意見》出臺。9月，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深化科技體制改革實施方案》，部署了到2020年要完成的143項改革任務，并規劃了明確清晰的時間表和路線圖。2024年，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決定》，對深化科技體制改革作出了新的重要部署，提出加強國家戰略科技力量建設、強化企業科技創新主體地位、深化職務科技成果賦權改革等。整體而言，新時代科技體制改革是在既往成果基礎上的深化、拓展和系統化，更加注重系統提升國家創新體系整體效能，突出企業技術創新主體地位，加強基礎研究和科技成果轉化，并圍繞激發科研人員積極性創造性這一核心，進一步持續優化評價與激勵機制，發揮教育、科技、人才一體化的強大合力。
我國在科技立法方面取得積極進展，對一些科技法律進行修訂，進一步強化了對科技體制改革的法律保障。例如，2015年修訂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促進科技成果轉化法》在科技人員成果的處置權收益權、考核評價體系等方面有了政策上的重大突破，對調動科研人員積極性、促進成果轉化起到了積極作用。2021年修訂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科學技術進步法》，增加了基礎研究、區域科技創新、國際科學技術合作、監督管理等四章內容，國家科技治理體系得到進一步完善，創新活力被進一步激發。
（三）聚焦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
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強調在關鍵和前沿科技領域實現自主可控，掌握國際發展主動權，是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的核心要求和突破口，也是實現中國科技現代化的必由之路。2021年5月28日，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國科學院第二十次院士大會、中國工程院第十五次院士大會、中國科協第十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講話中首次提出“加快建設科技強國，實現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在此之前，黨和政府就對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進行頂層設計和戰略謀劃，如2016年5月，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的《國家創新驅動發展戰略綱要》將新時代科技事業發展的戰略方向明確為“三個面向”，即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國家重大需求、面向國民經濟主戰場；2018年1月，《國務院關于全面加強基礎科學研究的若干意見》印發并實施，明確提出加強對基礎前沿學科、應用基礎、基礎科學，以及重大原創性研究和前沿交叉研究。2020年9月，習近平總書記在主持召開科學家座談會時進一步將新時代科技事業發展的戰略方向豐富為“四個面向”，即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經濟主戰場、面向國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從總體方向、關鍵任務、重要使命、價值導向四個維度為我國加快實現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指明了根本方向。
在“四個面向”戰略指引下，為了加快實現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黨和政府以系統思維精準聚焦基礎研究、核心技術、戰略必爭領域以及民生領域等科技發展的關鍵領域和重點環節，提升我國“非對稱”相對性優勢。如針對基礎研究，“強化基礎研究前瞻性、戰略性、系統性布局”，加強對數學、物理學、化學、材料科學、空間科學等基礎學科的科研投入。針對核心技術，2021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2035年遠景目標綱要》明確提出“瞄準人工智能、量子信息、集成電路、生命健康、腦科學、生物育種、空天科技、深地深海等前沿領域”，致力于在更高層次、更大范圍內發揮科技創新的引領作用。針對戰略必爭領域，我國加強對大飛機、大型水陸兩棲飛機、深海深地探測、高端醫療裝備等大國重器的研發部署，并取得重大突破。針對民生領域，2025年，國務院印發《關于深入實施“人工智能+”行動的意見》，全面推動人工智能在民眾日常工作、學習、生活中的深度運用，突出強調科技創新對生命健康、共同安全、生活環境的關鍵作用。通過對關鍵領域和重點環節的精準聚焦，有利于加快技術革命性突破、生產要素創新性配置、產業深度轉型升級，進而催生和培育新質生產力，加速推進科技現代化的實現。
（四）主動融入全球科技創新網絡
黨的十八大以來，國際科技創新合作在國家整體外交戰略中的地位日益凸顯。習近平總書記強調：“國際科技合作是大趨勢。我們要更加主動地融入全球創新網絡，在開放合作中提升自身科技創新能力”。2021年修訂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科學技術進步法》將“國際科學技術合作”作為第八章單獨成章，進一步凸顯了我國推動國際科技合作、融入全球創新網絡的立場與決心。我國積極打造全方位、多層次、寬領域的國際科技創新合作布局，至2025年6月已與160多個國家和地區建立了科技合作關系，中外政府間科技協議達到了119個。同時，借助“一帶一路”平臺，科學技術部、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外交部、商務部于2016年印發了《推進“一帶一路”建設科技創新合作專項規劃》。截至2025年6月，我國與有關共建國家啟動建設70多家“一帶一路”聯合實驗室，面向共建“一帶一路”國家建立了10個國際技術轉移中心，科技合作共贏的蛋糕越做越大。此外，我國還深度參與國際熱核聚變實驗堆、平方公里陣列射電望遠鏡等國際大科學計劃，大大提升了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的能力和水平。
（五）戰略科技領域實現并跑領跑
2012年至今，中國科技實力從量的積累向質的飛躍加速轉變，步入了由跟跑并跑向并跑領跑轉變的新階段。中國科技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進一步完善，國家創新體系整體效能顯著提升，戰略科技領域實現并跑領跑。具體而言，我國重大科技基礎設施建設走上快車道，建成了國家蛋白質科學研究（上海）設施、強磁場實驗裝置、500米口徑球面射電望遠鏡等一批標志性大科學研究設施，為科學研究和技術研發打造了基礎平臺。基礎學科研究成果不斷涌現，在鈉離子電池研究（物理科學）、超硬材料合成（材料科學）、腦圖譜繪制（生命科學）、嫦娥六號月球探測（空間科學）等方面達到國際領先水平。同時，面對一些西方國家和反華勢力的科技遏制，我國攻克了不少“卡脖子”技術難題，若干關鍵技術領域取得突破性進展，達到了領跑水平。諸如我國成功實現了載人航天、火星探測、空間站建設等多個重大項目，成功發射了世界上第一顆量子科學實驗衛星“墨子號”等。
當然，對標科技強國建設目標要求，我國在一些工程技術領域仍然有待突破，特別是高端芯片制造、基礎軟件、關鍵材料及元器件等仍面臨受制于人的困境，需要繼續發揮新型舉國體制優勢，集中力量繼續攻關。
四、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科技現代化發展的經驗啟示
中國科技現代化取得舉世矚目的成就，在頂層設計、創新驅動、系統協同等方面積累了豐富的經驗，對于未來建成世界科技強國具有重要的啟示意義。
（一）堅持黨對中國科技現代化的全面領導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我們堅持黨對科技事業的領導，健全黨對科技工作的領導體制，發揮黨的領導政治優勢，深化對創新發展規律、科技管理規律、人才成長規律的認識，抓重大、抓尖端、抓基礎，為我國科技事業發展提供了堅強政治保證。”政治保證是中國科技現代化的首要議題，中國共產黨始終是中國特色科技創新事業不斷前進的領導力量和中流砥柱，這是貫穿中國科技現代化發展歷程的核心主線。改革開放以來，在不同的歷史發展階段，從科技發展戰略方針的提出到科技計劃、科技體制等政策的制定、修訂與完善，再到關注世界發展趨勢，規劃科技發展方向，每一個重要的歷史節點，中共中央都作出重大戰略部署，這是最大的中國特色。可以說，改革開放以來特別是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共中央對科技事業的領導形成了從理論到戰略再到行動的完整體系，科技事業取得歷史性成就、發生歷史性變革，逐漸走出一條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的中國科技現代化道路。
（二）以國家戰略驅動發揮新型舉國體制優勢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在科技領域實現的一系列重大突破和系統性躍升，關鍵在于國家戰略驅動并高效運行了具有中國特色的新型舉國體制。這一體制是在黨的領導下，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深度融合國家戰略意志與市場機制活力，對重大科技創新活動進行科學統籌、系統集成、協同攻關的先進組織模式。改革開放初期，圍繞“依靠、面向”方針，政府主導的傳統舉國體制開始引入市場活力。1992年之后，伴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確立和科教興國戰略的制定，我國逐漸形成政府與市場協同發力的舉國體制。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國在創新驅動發展戰略驅動下，提出健全關鍵核心技術攻堅新型舉國體制，舉國體制的內涵更為豐富，國家發展戰略需求目標更為凸顯，效能發揮也更為強大。可以說，改革開放以來，伴隨國家戰略需求不斷升級，舉國體制亦不斷改革創新，從依靠政府主導向更好地發揮政府與市場的結合優勢演進，最終形成了一種能夠適應新時代復雜挑戰，既發揮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優勢，又充分激發各類創新主體活力的高效組織形態。
（三）以科技體制改革激發創新活力
體制機制是釋放創新潛能的關鍵變量，科技體制改革是破解科技發展瓶頸、激活創新要素的核心抓手，是推動中國科技現代化向縱深邁進的強大動力。改革開放之初，科技體制改革打破“計劃經濟下科研封閉模式”，通過引進市場機制，解決科技與經濟“兩張皮”的問題，為科技人員和企業松綁，進而釋放科研潛力。1992年，科技體制改革進一步深化市場導向，建立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相匹配的國家創新體系，并通過科技體制改革重塑企業作為創新主體的地位。進入新時代，突破關鍵核心技術瓶頸，在前沿領域搶占制高點成為國家發展的迫切要求，科技體制改革更加強調國家戰略引領下的創新范式升級，致力于結合市場機制的高效和新型舉國體制的聚力優勢，加快實現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可以說，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科技體制改革形成了從“破除舊壁壘”到“構建新體系”再到“優化新生態”的完整鏈條。正是這一系列持續深化、因時而變的科技體制改革，一步步激發和釋放了社會蘊含的巨大創新活力，助力我國在基礎研究、關鍵核心技術、科技成果轉化等領域實現跨越式發展，為走出中國科技現代化道路提供了堅實的制度保障。
（四）以開放合作促進自主創新能力提升
改革開放初期，我國就提出通過“市場換技術”引進國外先進設備和管理經驗，這在特定時期內確實迅速提升了產業技術水平。在這一背景下，黨和政府適時向自主創新過渡，江澤民明確指出“要在學習、消化、吸收國外先進技術的同時，加強自主創新”；胡錦濤進一步深化自主創新與開放合作的辯證統一理念，認為科技發展要堅持“獨立自主而又積極擴大對外開放，自力更生而又廣泛借鑒國外先進技術”；習近平總書記強調，要以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為著力點，既要“實現關鍵核心技術自主可控，把創新主動權、發展主動權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又要“堅持開放創新，加強國際科技交流合作”。回望改革開放以來的歷史，黨和政府正是在自主創新與開放合作的辯證統一中加速推進中國科技現代化。
（五）以關鍵領域突破帶動系統能力提升
關鍵領域突破與系統能力提升相統一的核心邏輯在于以關鍵領域的突破為基點，實現“點—鏈—網”三維進階，集中資源實現單點突破（點），通過技術擴散提升產業鏈韌性（鏈），形成創新網絡協同效應，最終推動整體系統能力提升及綜合競爭力質變（網）。改革開放初期，面對科技基礎薄弱、資源有限的現狀，“863計劃”“火炬計劃”等科技計劃首先選擇出若干需要優先發展的關鍵領域，帶動了相關領域的科技進步。1992年，我國確立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改革目標，優先選擇能夠支撐經濟高速增長、形成國家產業支柱并參與全球競爭的領域，如信息技術產業、重大建設工程、航空航天領域等，在實現技術突破的同時，推動國家創新系統開始向體系聯動轉變。進入新時代，我國聚焦關乎未來競爭制高點、國家安全命脈和發展主動權的戰略性前沿技術和“卡脖子”領域，在攻克能源技術、芯片技術、空天與深海技術、生命健康與生物技術等技術難題的同時，加速構建了基礎研究、應用研究、產業轉化全鏈條貫通的創新生態，有力推動了國家科技系統能力的整體提升。正是這一系列靶向明確、層層遞進的關鍵領域突破，持續牽引著國家科技系統能力迭代升級，助力我國在基礎研究深度、技術攻關強度、產業創新高度上實現跨越式發展，為中國科技現代化道路提供了強勁的能力支撐。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科技現代化在黨的全面領導下，以國家戰略驅動，充分發揮新型舉國體制優勢，不斷進行改革創新，注重系統協同，推動我國科技發展整體性躍升，實現了從跟跑、跟跑并跑到并跑領跑的跨越式發展，主要領域躋身世界科技發展的前沿。同時，作為世界科技現代化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組成部分，中國獨立自主地走出了一條具有中國特色的科技現代化新道路，為發展中國家提供了一種全新發展范式，為推動全球科技治理體系向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變革、促進人類科技事業共同進步貢獻了中國智慧與中國力量。
（作者為郎慧慧，系山東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
當前位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