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 頁 新時代中共黨史研究的史學維度
加快構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學科體系、學術體系、話語體系是增強我國哲學社會科學的國際影響力、繁榮中國學術、發展中國理論的重要路徑。自“著力構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這一重大命題被提出以來，中共黨史學界緊跟時代步伐，在學科體系、學術體系、話語體系建設方面展開了不少深刻思考，解答了諸多基礎性問題。隨著“中共黨史黨建學”被設立為一級學科，中共黨史的學科歸屬已然清晰，其作為“中共黨史黨建學”下設的二級學科，應照此進行規劃和開展建設。中共黨史的學科邊界被確定后，其與歷史學的關系問題成為新的命題。在此視域下，如何進行中共黨史的專業建設，學界尚無系統探討。但史學維度原屬中共黨史研究的本色，理應是其專業建設的重要思考面向。
中共黨史的學科屬性與黨史研究的專業特性，屬于兩個不同問題，但兩者往往容易糾纏到一起。雖然黨史研究具有顯著的史學特性，已是較為普遍的認識，但該問題以前一直沒有得到權威與科學解釋。自黨的十八大以來，這一情況得到了有效扭轉。習近平總書記相當重視黨史研究工作，要求深化中共黨史研究，并圍繞相關問題展開一系列重要論述。這些重要論述既是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新時代黨史研究的根本指針和基本原則；涉及黨史研究地對象、方法、立場、話語、意義等層面，始終強調史學維度，并在“黨史姓黨”的基礎上，有力地回答了黨史研究的專業特性問題。這為我們有效開展新時代中共黨史研究提供了科學指南。
一、研究對象
中共黨史的學科屬性問題，在過去備受爭議，分別有將之視為歷史學、政治學、馬克思主義理論分支者，且多持之有據。自2022年“中共黨史黨建學”被升格確定為一級學科后，中共黨史的學科身份已然明確，一解多年分歧。在此前提下，有必要進一步思考中共黨史的專業建設問題，而且中共黨史與其他學科的關系亦須納入考量，例如其與歷史學的關系即存在著從歸屬到跨域之轉換。筆者將從研究對象入手，對該問題展開討論。
中共黨史以探尋歷史的真相為己任，通過運用相關歷史文獻，由史料開展研究，其研究領域與方向又呈現出鮮明的時代特征。這意味著，中共黨史與史學在某些方面存在著相連相通之處。顧名思義，黨史指中國共產黨的歷史，中國共產黨的歷史是其研究對象，黨史研究歸根結底仍是歷史研究。毛澤東于1942年發表了《如何研究中共黨史》的報告，系統思考中共黨史研究，將黨史研究對象明確為“整個黨的發展過程”，且強調“進行客觀的研究，不是只研究哪一步，而是研究全部；不是研究個別細節，而是研究路線和政策”。該報告確定了中共黨史的研究基調，并基本界定了黨史研究地對象，是中共黨史研究的底色所在。在此基礎上，習近平總書記作出了一個清晰的定義，即“黨史研究是一門研究中國共產黨的歷史、從中國共產黨的活動揭示當代中國社會運動規律的科學”。關于黨史研究對象的框定深刻揭示出黨史研究在本質上是一門歷史科學。例如，賀東航指出，黨史研究具有顯著的歷史學特性，其研究對象“涵蓋了百年來中國政治文化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顯然，黨史研究雖重在黨的活動，但也離不開整體史觀照。
《如何研究中共黨史》的報告（記錄稿）
需要注意的是，黨史研究應堅持“黨性和科學性的統一”。這就說明，中共黨史研究具有黨性和科學性兩方面特性，因此其不同于一般的歷史學，具有強烈的黨性原則。黨性是中共黨史的基本遵循，研究者在嚴格遵循學術研究的科學原則之外，還要始終秉持“黨史姓黨”的原則，遵守黨的政治紀律，堅持正確的政治方向，具備大局意識，擁有較強的政治判斷力、政治領悟力、政治執行力。
“黨的歷史”是中國近現代史中最重要的篇章。習近平總書記不僅強調“歷史是最好的老師”，而且相當明確地指出“我們黨的歷史是中國近現代以來歷史最為可歌可泣的篇章”。在此基礎上，他還揭示了中國共產黨與歷史的辯證關系，指出“歷史在人民探索和奮斗中造就了中國共產黨，我們黨團結帶領人民又造就了歷史悠久的中華文明新的歷史輝煌”。只有在整個中國歷史長河中觀照黨的歷史，才能回答中國共產黨“為什么能夠成功、未來怎樣才能繼續成功”。中國共產黨在中華民族危難之時，團結帶領人民，找到了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正確道路，這一奮斗歷程是“中華民族發展史上不能忘卻、不容否定的壯麗篇章，也是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繼往開來、奮勇前進的現實基礎”。換言之，黨的歷史是中華民族發展史上的壯麗篇章。從中國近現代史、中國革命史出發理解中國共產黨，便能深刻感受倘若沒有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我們的國家、我們的民族不可能取得今天這樣的成就，也不可能具有今天這樣的國際地位”。只有這樣，我們才能深刻理解中國共產黨的成就地位與執政的重要性。
學術研究本無畛域之別，占山為王更無必要。如新中國成立之初的“三大改造”，其研究到底應歸屬哪個學科，是中共黨史，還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史，抑或是中國當代史，似難有科學精準的回答，研究者亦不必糾纏于此。作為中共黨史研究對象的“中國共產黨的歷史”是“黨團結帶領人民不斷把中國革命、建設、改革事業推向前進的歷史”，其中既包括黨所取得的成就與進步，也包括“所經歷的困難與風險”。因此，回顧黨的歷史，便要回答好黨如何從弱小逐步壯大，如何在一次次危難中絕境重生，如何克服困難取得一次又一次的勝利。黨史研究要明確“我們黨總是在推動社會革命的同時，勇于推動自我革命，始終堅持真理、修正錯誤，敢于正視問題、克服缺點，勇于刮骨療毒、去腐生肌”。
總而言之，黨史研究是一門研究中國共產黨的歷史、揭示當代中國社會運動規律的科學。其研究對象是“中國共產黨的歷史”，本質上歸屬于“史”的范疇。
二、研究方法
當今學術研究已不再處于標示具體方法的時代，明確研究中使用何種或哪些方法也就成了一個難題。從中共黨史的具體研究實際來看，其所運用的方法具有史學特征。唯物史觀是“是我們共產黨人認識把握歷史的根本方法”，其作為史學研究基本之法，也是黨史研究根本之法。因此，應從馬克思主義理論出發，以正確的立場、觀點、方法指導中共黨史研究。所謂唯物史觀，便是指“歷史結論建立在翔實準確的史料支撐和深入細致的研究分析的基礎之上”。黨史研究應“堅持歷史唯物主義，以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最新成果為指導”，不斷提升研究水平。
黨史研究堅持唯物史觀，要求在研究中秉持寬廣的視野。這種寬廣的研究視野要求研究者，“提高政治站位、樹立歷史眼光、強化理論思維、增強大局觀念、豐富知識素養、堅持問題導向，從歷史和現實相貫通、國際和國內相關聯、理論和實際相結合的寬廣視角，對一些重大理論和實踐問題進行思考和把握”。我們只有堅持用馬克思主義方法觀察世界，具有歷史發展眼光，關注世界發展態勢，才能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與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史下，更好地研究中國共產黨的歷史。
黨史研究堅持唯物史觀，要求堅決抵制和反對歷史虛無主義。歷史虛無主義與文化虛無主義交織，極易導致“數典忘祖”“妄自菲薄”的文化危機。倡導歷史虛無主義的國內外勢力試圖利用中國革命史、新中國歷史做文章，竭盡攻擊、丑化、污蔑，搞亂人心，煽動推翻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以及社會主義制度。針對這些現象，黨史研究“要堅持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方法論，用具體歷史的、客觀全面的、聯系發展的觀點來看待黨的歷史”，“要堅持正確黨史觀、樹立大歷史觀，準確把握黨的歷史發展的主題主線、主流本質，正確對待黨在前進道路上經歷的失誤和曲折，從成功中吸取經驗，從失誤中吸取教訓，不斷開辟走向勝利的道路。要旗幟鮮明反對歷史虛無主義，加強思想引導和理論辨析，澄清對黨史上一些重大歷史問題的模糊認識和片面理解，更好正本清源” 。這些論述總結和歸納了黨史研究的科學方法，即彰顯唯物史觀的歷史底色。
黨史研究堅持唯物史觀，還要求整合古今中外的史學研究方法。毛澤東在《如何研究中共黨史》的報告中，強調黨史研究的方法便是“全面的歷史的方法”，進而指出該方法中的一種就是“古今中外法”。這份報告對于黨史研究具有指導性意義，強調要“弄清楚所研究的問題發生的一定的時間和一定的空間，把問題當作一定歷史條件下的歷史過程去研究。所謂‘古今’就是歷史的發展，所謂‘中外’就是中國和外國，就是己方和彼方”。習近平總書記明確指出，黨史研究方法不僅要從根本上堅守和發展馬克思主義史學研究的傳統，還要吸收借鑒古今中外史學研究的有益經驗和方法。他還強調運用現代科學技術創新黨史研究的手段、方法、載體，充分“發揮互聯網等現代傳媒在人們工作和生活中的獨特作用，加大黨史宣傳教育和黨史知識普及力度”。在大數據背景下，“信息化的發展為黨史研究的發展提供了機遇，適應并革新黨史研究方法也為黨史研究的深化拓展提供了新的生長點”。這就要求通過創新和發展歷史研究科學方法，不斷提升黨史和文獻研究的科學水平。創新黨史研究方法是時代發展的本質要求。
總而言之，唯物史觀是黨史研究的根本方法，要緊跟時代創新黨史研究方法，注重借鑒古今中外史學研究的有益方法。
三、研究立場
實事求是乃中華文化的基本特征，也是中國史學的珍貴遺產。因此，黨史研究也應該堅持實事求是的立場，要準確把握“黨的歷史發展的主題和主線、主流和本質”。中國共產黨的歷史是我們黨安身立命的基礎，黨史研究要堅持書寫一部實事求是的黨史，唯有如此才能經得起歷史檢驗。習近平總書記在《關于〈中共中央關于黨的百年奮斗重大成就和歷史經驗的決議〉的說明》中，明確指出“實事求是、尊重歷史”的重要性，認為這是“決議稿最鮮明的特點”。實事求是要求根據實際情況辦事，強調實用性和客觀性。馮留建、張亞東認為，實事求是作為中共黨史研究的指導原則，包括三個方面，即“弘揚實事求是的學術精神；堅持實事求是的研究理念；秉持實事求是的價值尺度”。實事求是黨史研究必須堅持和遵循的基本立場和原則。
黨史研究的實事求是立場，要求在研究中尊重歷史。歷史應該提供一個民族發展的經驗，一個民族安身立命的基礎，要受到充分尊重。“不論發生過什么波折和曲折，不論出現過什么苦難和困難，中華民族5000多年的文明史，中國人民近代以來170多年的斗爭史，中國共產黨90多年的奮斗史，中華人民共和國60多年的發展史，都是人民書寫的歷史。”黨史作為“史”，理應追求歷史客觀性：“在事實和公理面前，一切信口雌黃、指鹿為馬的言行都是徒勞的。黑的就是黑的，說一萬遍也不可能變成白的；白的就是白的，說一萬遍也不可能變成黑的。一切顛倒黑白的做法，最后都只能是自欺欺人。”這就要求我們在黨史研究中正視歷史事實，不僅要遵循我黨相關決議和精神，而且要根據科學方法掌握和分析歷史發展的主流和本質，還要科學評價黨史上發生的重大事件、重要會議、重要人物。概言之，便是實事求是地看待黨史和黨史上的重大問題。
黨史研究的實事求是立場，涉及如何正確對待和處理黨歷史上的失誤和曲折。“艱難困苦，玉汝于成”，偉大光輝事業必然要經歷一番艱難。正因為歷經櫛風沐雨、披荊斬棘的奮斗過程，才更能體現出我們黨歷程的艱辛和偉大。中國共產黨正是從成功中吸取經驗，從失敗中吸取教訓，才不斷開創新的宏偉事業。既不能因成就而回避黨歷史上出現的失誤和曲折，也不能因失誤和曲折而否定我們黨所取得的成就。所以，對黨史中某些重大問題的研究應堅持實事求是的立場。具體到我們黨領導人民進行的社會主義建設，便經歷改革開放前和改革開放后兩個既相互聯系又有重大區別的歷史時期，這兩個時期從“本質上都是我們黨領導人民進行社會主義建設的實踐探索”。兩個時期雖然在進行社會主義建設的思想指導、方針政策、實際工作上有很大差別，但都要以歷史事實為準繩進行正確、客觀的評價，“不能用改革開放后的歷史時期否定改革開放前的歷史時期，也不能用改革開放前的歷史時期否定改革開放后的歷史時期”。這既體現出我們黨評價歷史問題的辯證性，也為如何實事求是地開展黨史研究提供了具有實際指導意義的范例。
黨史研究的實事求是立場，不僅涉及黨史中歷史事件的評價，還涉及如何正確恰當評價黨史人物。評價歷史人物要客觀公允，每個人都是時代的產物，其行動和認識皆受到時代條件限制，對他們應具體問題具體分析，才能得出科學認識。要求堅持科學態度，利用辯證唯物主義方法，將歷史人物放到其所處的歷史語境和時代環境中分析，“不能離開對歷史條件、歷史過程的全面認識和對歷史規律的科學把握，不能忽略歷史必然性和歷史偶然性的關系。不能把歷史順境中的成功簡單歸功于個人，也不能把歷史逆境中的挫折簡單歸咎于個人”。這體現出科學嚴謹的態度，為黨史工作者如何正確認識和評價歷史人物提供了科學指南。
總而言之，堅持實事求是研究和宣傳黨的歷史的根本立場，闡明追尋歷史真相，本是史學家的責任，也是史學研究應遵循的基本規范。黨史研究應堅持實事求是，尊重歷史，科學客觀對待黨歷史上的失誤與曲折，正確恰當評價黨史上的人物與事件。
四、研究話語
話語體系是學術活力的最直接體現，學術研究成果只有通過話語才能得到呈現和表達，其若要在學術界或社會進行傳播就必須借助話語體系。黨史研究的推進必須通過話語體系實現。不同學科之間話語體系具有一定的相通性：“話語體系建設是更具體也更復雜的環節。這是因為，話語體系同人們慣用的概念、觀念以至于一般學術術語都有密切關系。需要指出的是，各學科因性質、任務不同，在學術話語方面也各有特色。但相近的學科也會存在相通之處，自有一些共同的話語。”黨史研究汲取史學話語之長而不斷進行話語創新，對于黨史研究話語體系建設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這里需要區分學術研究創新與話語體系創新，兩者有本質區別。學術研究創新并不一定指話語體系創新。中共黨史因其性質，特別需要注重創新學術話語體系，這是中共黨史研究目前的重要走向。有學者指出，“要抓住若干關鍵點，包括精準感悟詞匯的歷史味道、注重回應時代需求、注意提煉概括黨史敘述的關鍵詞”。近年來，史學研究中興起的中層理論、新文化史、概念史等研究提供了一系列頗具歷史味道的話語和詞匯，紛紛被引入中共黨史研究，“中共紀念史”“中共記憶史”“中共精神史”“中共思想史”“中共概念史”等新名詞不斷地涌現出來，漸成黨史研究的重要方向和內容，也使黨史研究成為一門顯學。這正是“重返黨史學科的歷史學意義”，從而開啟了“變革中共歷史研究取向與學科話語體系的可能”。黨史與現實關系密切，隨著當今社會不斷發展變化，務必要在話語體系建設上緊跟時代持續創新。
例如，筆者多年前提出“中共記憶史”概念，運用記憶史的話語、理論和方法思考黨史研究，探索“中共記憶史”的學術背景、問題意識、研究方法與意義、未來展望，強調對人物活動、事件發生之后的歷史的研究。相關研究注重記憶與遺忘、社會、政治等方面的關系，回答了黨史研究與歷史記憶的關系，有效拓展了黨史研究的視野，為黨史研究提供了新范式。正是在“中共記憶史”這一新的話語體系引導下，筆者圍繞陳獨秀的十月革命記憶、新中國的五四記憶、百年來的恩格斯記憶等個案，展開一系列實證研究。“中共思想史”也是一個較新的概念，顯然是話語創新的產物，關志鋼初步探討了中共思想史的學科建設問題。《中共黨史研究》編輯部曾組織筆談，較系統細致地討論“中共思想史”研究的相關問題。但這顯然非學科建設方面的創新，而屬話語體系創新。這些從史學領域出發的話語體系的創新，或多或少地推動了黨史研究的發展。
除學術研究領域的話語創新外，現實層面也要求中共黨史研究創新話語體系，為中共黨史提供新的研究范式。從宏觀層面看，構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要“按照立足中國、借鑒國外，挖掘歷史、把握當代，關懷人類、面向未來的思路”，“在指導思想、學科體系、學術體系、話語體系等方面充分體現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話語體系的形成有賴于創新，創新不僅是哲學社會科學自身發展提出的永恒命題，也是社會發展、時代變遷、國家進步對哲學社會科學提出的要求。話語體系的創新應該打破西方話語的牢籠，形成中國特色的話語體系，從而根據中國實際情況解答中國問題。黨史研究在堅持不斷創新話語的前提下，要圍繞某些重大問題進行解答，闡述什么是社會主義，如何建設好社會主義，要建設什么樣的黨，以及如何建設好黨。
黨史與史學結合所推動的話語體系創新，歷經科學實踐，涌現出一系列扎根歷史和現實的新概念。習近平總書記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中，深情闡述“偉大建黨精神”：“中國共產黨的先驅們創建了中國共產黨，形成了堅持真理、堅守理想，踐行初心、擔當使命，不怕犧牲、英勇斗爭，對黨忠誠、不負人民的偉大建黨精神，這是中國共產黨的精神之源。”這是在精神層面對中國共產黨百年奮斗歷程的深刻理解和精準概括。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明確提出“歷史主動”這一概念，并對之進行系列重要論述。“歷史主動”是中國共產黨呈現出的奮發有為、主動作為的高尚品格。黨的十八大提出實現“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即在中國共產黨成立一百年時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在新中國成立一百年時建成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實現“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是黨對人民作出的鄭重承諾。這些話語創新多屬大歷史觀視域下的產物，只有在史學維度下進行深度思考，才可能真正理解這些話語的歷史意蘊，從而為我們進行話語創新提供新的啟發。
總而言之，概念是話語的基礎，并非學術研究的專利，而是遍及日常生活。雖然單純的“拿來主義”無法迎來學術繁榮，但適當的“觸類旁通”是學術話語體系建設的必經之路。如何找到恰當的話語進行表達，需要科學嚴謹的論證，不能僅憑一時興致。
五、研究意義
史學往往被視為經世致用之學，資政輔治是歷代史學書寫的意義和目的所在。只有以史為鑒，才能少走彎路，避免重蹈覆轍。因此，對歷史應該懷有敬畏和良知。從本質上講，歷史沒有辦法改變，但未來卻可以塑造。“以古為鏡”“前事不忘，后事之師”皆是如此道理。中華民族五千年文明史的一個優良傳統，即“重視歷史、研究歷史、借鑒歷史”。我們黨相當重視吸取歷史經驗，因為“歷史記述了前人的成功和失敗，重視、研究、借鑒歷史，了解歷史上治亂興衰規律，可以給我們帶來很多了解昨天、把握今天、開創明天的啟示。我們進行偉大斗爭、建設偉大工程、推進偉大事業、實現偉大夢想，更需要重視、研究、借鑒歷史。這對我們豐富頭腦、開闊眼界、提高修養、增強本領具有重要意義”。這便要求我們進行黨史研究、學習、宣傳。黨史有資政育人的重要作用，黨史研究是黨和國家相當重視的影響大局的關鍵工作，這是因為“黨和國家的事業正沿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不斷向前邁進，新的形勢對黨史工作提出新的任務，要求黨史工作進一步提供歷史經驗，更好地為現實服務”。可見，黨史研究具有與史學同樣的目的，即鑒古知今、繼往開來。
黨史研究的重要意義在于服務當今社會，助力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黨史研究工作應該服務于黨和國家的宏偉事業。學習和宣傳中國近現代史和黨史十分重要，其目的在于：繼承和發揚近代中國人民的愛國主義精神、中國共產黨人的優良革命傳統，將之運用于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提供精神支持。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需要系統研究中國歷史文化和黨的歷史發展規律，這有助于認清現實，為黨和國家的大政方針提供參照。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要在學生中加強中國歷史特別是中國近現代史、中國革命史、中國共產黨史、中華人民共和國史、中國改革開放史等的教育，堅持不懈培育和弘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只有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才能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他要求青年學生“立志肩負起民族復興的時代重任”。他還希望黨員們特別是青年黨員們，能夠結合“四史”學習，從而“在奮發有為中踐行初心使命，努力為實現‘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貢獻智慧和力量”。
黨史研究能夠提供歷史智慧，把握歷史規律，服務于治國理政。歷史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在某些困難時期，往往能夠給人們提供智慧和前進動力。這就要求人們撥開云霧，追尋歷史的真面目，在紛繁復雜的歷史現象中把握歷史規律。只有把握歷史規律，才能掌握歷史主動，才能不畏困難、不懼阻礙。習近平總書記反復強調人在歷史發展中的主動性，即歷史主動，指出“只要把握住歷史發展大勢，抓住歷史變革時機，奮發有為，銳意進取，人類社會就能更好前進”。他要求黨員干部認真學習黨史、國史，以充分了解黨和國家宏偉事業的來龍去脈，“汲取我們黨和國家的歷史經驗，正確了解黨和國家歷史上的重大事件和重要人物”。這是因為，黨的歷史就是不斷用理論創新引領社會治理變革的歷史，持續推進社會治理實踐創新的歷史。黨史研究能更好獲取這些智慧的滋養，挖掘其中的寶貴經驗和重要啟示。
黨史研究的重要目的是總結并獲取歷史經驗。習近平總書記到陜西考察時，要求加強研究革命根據地歷史，總結其歷史經驗，從而更好“發揚革命精神和優良作風”。在吏治問題上，他強調要了解并借鑒中國古代吏治的“正確思想和有益做法”，同時也要認清中國封建社會在吏治方面的種種弊端，從而為加強和改進當前的干部管理工作，為“跳出歷史周期率、實現黨和國家事業興旺發達、長治久安提供借鑒”。在反腐倡廉問題上，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要發揚“我們黨在反腐倡廉建設長期實踐中積累的成功經驗”，“積極借鑒世界各國反腐倡廉的有益做法，也需要積極借鑒我國歷史上反腐倡廉的寶貴遺產”。只有充分研究我國反腐倡廉歷史，深刻了解古代的廉政文化，恰當分析中國歷史上反腐倡廉的成敗得失，才能更好運用這些歷史智慧推進反腐倡廉建設。
總而言之，黨史研究的意義是，“用黨的偉大成就激勵人，用黨的優良傳統教育人，用黨的成功經驗啟迪人，用黨的歷史教訓警示人”。要發揮黨史以往鑒今、資政育人的作用，遵循史學研究的意義和目的，彰顯黨史研究的史學特性。
六、結語
中共黨史曾被歸屬于歷史學范疇，在獲得“中共黨史黨建學”下設二級學科的身份后，其可利用科學且規范的學科界定，與歷史學展開名正言順的學術互動。換言之，黨史研究不應困于學科畛域，而應當具備開放精神。在學科身份初定之際，有意義的原創性思考顯得尤為重要，也將極大影響后續學科建設和發展。黨史研究幾十年的學科發展歷程，給未來學科建設提供了諸多啟示，要求我們注重其史學屬性。當然，這是一個開放的話題，猶如史學與其他學科間的關聯，黨史研究在進行學科體系建設時，也應持兼容并包的態度。
無論其對象、方法、立場、話語、意義如何，可以確定的是，黨史研究應該強調以學術為本，凸顯學術精神。中共黨史研究具有鮮明的黨性，同時作為一門學科，學術追尋是其最終歸宿及真諦所在。中共黨史研究本就是“黨”與“史”二者的結合，故在強調黨性原則的同時，也要彰顯歷史底色。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強化了中共黨史研究的史學維度，從諸多方面為中共黨史研究提供了科學依據，有效解答了中共黨史研究的專業特性問題，是新時代黨史研究的根本宗旨所在。
作者：郭輝，湖南師范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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