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 頁 習近平文明論與中共黨史研究的文明史維度
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把文化建設擺在全局工作的重要位置，系統總結文化建設的規律性認識，闡明社會主義文化強國建設的理論支撐，形成習近平文化思想。其中，習近平關于文明發展問題的重要論述，深刻揭示了中國共產黨在引領中華文明現代轉型、推動世界文明進步發展上的獨特作用，“一百年前，我們黨剛剛誕生時，可能很少有人預想到能夠成就今天這樣的歷史偉業。我們黨領導人民，以百年奮斗深刻改變了近代以后中華民族發展的方向和進程，深刻改變了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的前途和命運，深刻改變了世界發展的趨勢和格局”。深入學習貫徹習近平文化思想，尤其是習近平關于文明發展問題的重要論述，對拓展中共黨史研究的領域和視野具有重要指導意義。近年來，中共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的組建、黨史學習教育的開展以及中共黨史黨建學一級學科的設立，有效拓展了中共黨史研究的發展空間與戰略功能。學界有識之士亦不斷呼吁樹立“大黨史”研究理念，在研究領域、研究方法、學科融合等方面拓展深化中共黨史研究。這一理念的基本依據在于，中共今天已經成為擁有9800多萬名黨員、領導著14億多人口大國、“具有重大全球影響力的世界第一大執政黨”。鑒于此，筆者擬依托習近平關于文明發展問題的重要論述，從中華文明史敘事構建歷程、中華文明現代轉型歷程、推動世界文明進步歷程等層面揭示中共黨史研究的文明史維度，從文明史維度呈現“大黨史”的廣闊前景，闡明中共黨史研究的公共品格和人文關懷，以期深入學習貫徹習近平文化思想。
一、“舊邦新命”：中國共產黨構建中華文明史的歷程研究
中國共產黨誕生于國家蒙辱、人民蒙難、文明蒙塵之際，將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作為初心使命。鴉片戰爭后，由于接連不斷的戰爭失敗和治理失效，加之強勁襲來的歐風美雨，特別是域外歷史哲學與文明史論的傳入，如何敘述中國歷史成為一個關乎現代中國轉型的基本問題。知識界圍繞中華文明的起源、發展、特性、真實性等問題進行了持續論爭，而這也帶來歷史學、考古學等現代學科的成長，對建立客觀可信的中國歷史敘事具有關鍵作用。其中，古史辨運動、甲骨文研究等實踐尤為引人矚目。與之同時，中共運用馬克思主義尤其是唯物史觀，廓清事實、重構邏輯，以其整體性、連貫性的社會形態演進邏輯串接起中國歷史事實，推動中國歷史敘事體系的產生、完善和成型，“我們研究歷史的任務是：一、整理事實，尋找它的真確的證據。二、理解事實，尋出它的進步的真理”。這當然也包括構建中華文明史敘事，畢竟“中華民族具有百萬年的人類史、一萬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習近平關于中華文明發展歷程的重要論述，深刻概括了中共構建中華文明史敘事的基本歷程和主要經驗。
面向久遠復雜的中華文明史，中共始終強調中華民族是中華文明的創造主體。習近平指出：“我國遼闊疆域是各民族共同開拓的，悠久歷史是各民族共同書寫的，燦爛文化是各民族共同創造的，偉大民族精神是各民族共同培育的。要準確認識中華文明起源和歷史脈絡，準確認識中華民族和中華文明的多元一體，準確認識中華文明取得的燦爛成就和對人類文明的重大貢獻，增強對中華民族的認同感和自豪感。”近代以來，各民族面對日益嚴峻的外患，在反侵略戰爭中更加緊密地團結起來，對整體利益和共同文化產生了更為深刻的共識，產生了具有中國歷史特點和中華文明特色的“中華民族”概念。中共自創立以來，以其艱苦卓絕的奮斗，深度參與了“中華民族”概念的形成史，通過探索與實施民族平等團結互助政策，夯實了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政治經濟基礎，并將這些政策與理念投射到歷史敘事之中，呈現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歷史圖景。這一過程包含著中共形成和完善中華民族觀的歷程，尤其是根據中國具體實際調適和發展馬克思列寧主義民族理論的過程，具有重要的學術研究價值。
文明起源問題是認知中華文明史的首要課題。習近平指出：“中華文明是在中國大地上產生的文明，也是同其他文明不斷交流互鑒而形成的文明。”在鴉片戰爭之后的內憂外患中，“西學中源說”“中華文明西來說”“東方文化優越論”等論調此起彼伏，使文明起源問題成為一個關乎民族自信心的重大政治問題。中共運用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社會形態更替等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分析中華文明的起源與發展問題，剝離神秘色彩和傳說附會，“如孔子的生平事跡，舊史觀則必置之于天縱的地位，必注意于西狩獲麟一類的神話。若依新史觀為他作傳，則必把此類荒誕神話一概刪除，而特注意于產生他的思想的社會背景”。在唯物史觀的支撐下，通過吸收歷史學、考古學的成果，產生了以楊明齋《評中西文化觀》（商務印書館，1924年）、郭沫若《中國古代社會研究》（上海聯合書店，1930年）、楊東莼《本國文化史大綱》《中國學術史講話》（上海北新書局，1931年、1932年）等為代表的中華文明史著作。毛澤東等人撰寫的《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也彰顯了這種史觀。新中國成立后，中共領導建立起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的歷史學、考古學等學科，在中華早期文明遺址考古、中國歷史分期、文物考古等方面獲得新的突破。在此基礎上，經過改革開放以來的持續努力，尤其是伴隨夏商周斷代工程、中華文明探源工程的實施，從舊石器時代、新石器時代到夏商周以來的中華文明史敘事逐步建立起來，“一百年來，幾代考古人篳路藍縷、不懈努力，取得一系列重大考古發現，展現了中華文明起源、發展脈絡、燦爛成就和對世界文明的重大貢獻，為更好認識源遠流長、博大精深的中華文明發揮了重要作用”。
中華文明因交流互鑒而發展，是中華文明史敘事的重要邏輯。習近平指出：“中華文明是在同其他文明不斷交流互鑒中形成的開放體系。從歷史上的佛教東傳、‘伊儒會通’，到近代以來的‘西學東漸’、新文化運動、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思想傳入中國，再到改革開放以來全方位對外開放，中華文明始終在兼收并蓄中歷久彌新。”習近平關于中華文明交流史的論述，涉及兩漢絲綢之路、隋唐對外交往以及元明清時期的東西互鑒，尤為關注文化交流互鑒產生的新成果、新發展。譬如，他在“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開幕式上指出：“沿著古絲綢之路，中國將絲綢、瓷器、漆器、鐵器傳到西方，也為中國帶來了胡椒、亞麻、香料、葡萄、石榴。沿著古絲綢之路，佛教、伊斯蘭教及阿拉伯的天文、歷法、醫藥傳入中國，中國的四大發明、養蠶技術也由此傳向世界。更為重要的是，商品和知識交流帶來了觀念創新。比如，佛教源自印度，在中國發揚光大，在東南亞得到傳承。”因此，深入研究中共的中外文化交流史觀及其變化，有助于深化中共文化理論與歷史研究。
此外，習近平重視總結中華文明發展史的重要事件與重大成果。一是論述春秋戰國時期的諸子百家學說：“我們的祖先在幾千年前創造的文字至今仍在使用。二千多年前，中國就出現了諸子百家的盛況，老子、孔子、墨子等思想家上究天文、下窮地理，廣泛探討人與人、人與社會、人與自然關系的真諦，提出了博大精深的思想體系。”二是論述中國科學技術史：“中國的造紙術、火藥、印刷術、指南針、天文歷法、哲學思想、民本理念等在世界上影響深遠，有力推動了人類文明發展進程。”新中國成立以來，在黨的領導下，中國科學技術史研究獲得快速發展，涉及生產工具、礦產冶煉、機械工程、數學、化學、火藥、瓷器、印刷術、醫學等方面，充分反映了古代中國人民的智慧和創造。三是論述中華文明的人文精神，闡述中華文明的連續性、創新性、統一性、包容性、和平性等突出特性：“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有很多重要元素，比如，天下為公、天下大同的社會理想，民為邦本、為政以德的治理思想，九州共貫、多元一體的大一統傳統，修齊治平、興亡有責的家國情懷，厚德載物、明德弘道的精神追求，富民厚生、義利兼顧的經濟倫理，天人合一、萬物并育的生態理念，實事求是、知行合一的哲學思想，執兩用中、守中致和的思維方法，講信修睦、親仁善鄰的交往之道等，共同塑造出中華文明的突出特性。”
其中，尤其需要學界關注的是習近平對儒家學說的論述。一是提出儒學和其他各派學說之間存在互相競爭、互相借鑒的歷史關聯，又都具有與時遷移、應物變化、經世致用、文以化人的特點，“中國傳統文化，尤其是作為其核心的思想文化的形成和發展，大體經歷了中國先秦諸子百家爭鳴、兩漢經學興盛、魏晉南北朝玄學流行、隋唐儒釋道并立、宋明理學發展等幾個歷史時期”。二是剖析儒學的歷史作用，“孔子創立的儒家學說以及在此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儒家思想，對中華文明產生了深刻影響，是中國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包括儒家思想在內的中國傳統思想文化中的優秀成分，對中華文明形成并延續發展幾千年而從未中斷，對形成和維護中國團結統一的政治局面，對形成和鞏固中國多民族和合一體的大家庭，對形成和豐富中華民族精神，對激勵中華兒女維護民族獨立、反抗外來侵略，對推動中國社會發展進步、促進中國社會利益和社會關系平衡，都發揮了十分重要的作用”。當然，習近平也指出：“傳統文化在其形成和發展過程中，不可避免會受到當時人們的認識水平、時代條件、社會制度的局限性的制約和影響，因而也不可避免會存在陳舊過時或已成為糟粕性的東西。”三是剖析儒學的當代價值，“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的豐富哲學思想、人文精神、教化思想、道德理念等，可以為人們認識和改造世界提供有益啟迪，可以為治國理政提供有益啟示，也可以為道德建設提供有益啟發。對傳統文化中適合于調理社會關系和鼓勵人們向上向善的內容，我們要結合時代條件加以繼承和發揚，賦予其新的涵義”。這些論述構成新時代中共構建中華文明史敘事的最新進展，對于研究中共認識和對待儒學的歷程具有指導意義。
由上可知，習近平關于中華文明發展歷程的重要論述，不僅深入總結了中共構建中華文明史敘事的基本經驗，而且立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強國建設的要求，全面推進中華文明史敘事的完善與定型。中共構建中華文明史的工作，不僅把整體視野、實證精神和現代理性灌注其中，而且通過這一工作理解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內在要求。因此，研究中共構建中華文明史的歷程，不僅要求考察其中華民族觀的演進史，解析馬克思主義階級觀、民族觀、國家觀在中國實踐場域中的變化，呈現其中的政策創造與制度創新；而且要求透過中華文明史的構建歷程，解析共產主義遠大理想融入民族集體記憶的文化理路。這為黨史研究者觀察中共與現代中國建設的獨特性提供了一個新窗口，“數千年來，中華民族走著一條不同于其他國家和民族的文明發展道路。我們開辟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不是偶然的，是我國歷史傳承和文化傳統決定的”。
二、“中華民族現代文明”：中國共產黨推動中華文明現代轉型的歷程研究
回望百余年黨史，為什么中國共產黨能推動中華文明現代轉型？在中共成立之前，一代又一代仁人志士提出了諸如“再造文明”“復興文化”等主張，卻不能從實質上推動中華文明的現代轉型。習近平關于中華民族現代文明的重要論述，從以下幾個方面解答了這一問題。其一，中共是一個扎根于廣大人民群眾之中的大黨，能夠聯系群眾、組織群眾和教育群眾，能夠不斷優化文化大眾化的能力。其二，中共運用馬克思主義觀察中國傳統文化，取其精華、去其糟粕，推動馬克思主義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在實踐中不斷破解“古今之爭”。其三，中共運用馬克思主義觀察世界各國文化，取其精華、去其糟粕，大膽吸收借鑒人類文明的優秀成果，在實踐中不斷破解“中西之爭”。學習習近平關于中華民族現代文明的重要論述，能夠深入研究中共推動中華文明現代轉型的基本歷程、方法創造和重要成就。
中共具有領導中華文明現代轉型的能量。習近平指出：“中國共產黨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領導核心，處在總攬全局、協調各方的地位。在當今中國，沒有大于中國共產黨的政治力量或其他什么力量。黨政軍民學，東西南北中，黨是領導一切的。”從中共自身的巨大體量看，從中共領導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生態建設看，中共具有推動和領導中華文明現代轉型的強大力量。當然，這一能力并非一朝一夕形成的，其歷史發展過程值得深入研究。中共創立后，把“組織起來”作為國家能力建設的重要任務之一，而為了完成這一任務，就要求建立“一個全國范圍的、廣大群眾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完全鞏固的、布爾什維克化的中國共產黨”。依托這種組織力量，中共不斷優化文化大眾化的動員體系和文教體制，創造出以群眾路線為代表的一系列組織群眾和教育群眾的方法論。與之同時，中共依托統一戰線，實現了對知識界、文藝界、宗教界等方面的領導。新中國成立后，中共領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建設的組織體系不斷完善發展。習近平指出：“黨的領導是社會主義文藝發展的根本保證。黨的根本宗旨是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文藝的根本宗旨也是為人民創作。”
面對“文明蒙塵”的境況，中共把中華文化繁榮興盛作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題中之義，在革命、建設、改革不同時期和新時代都提出相應歷史階段的文化發展目標。習近平指出：“在新的起點上繼續推動文化繁榮、建設文化強國、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是我們在新時代新的文化使命。”可以說，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是對中國共產黨文化工作歷史經驗的高度凝練，是黨立足于百年奮斗重大成就和當代中國發展要求而提出的文化發展愿景。從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的“無產階級的文化”“行向社會主義的文明”“中華民族新文化”“新民主主義文化”，到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的“社會主義文化”“共產主義文化”，再到改革開放新時期的“社會主義精神文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中共在理想目標與客觀實際之間持續探索，在提升人民群眾思想道德素質與科學文化素質的基礎上不斷提高目標設定。由此，研究中共關于文化發展目標的歷史演進，既需要探討中共關于文化性質、功能、目標、道路等要素的認知，呈現政治意識形態與社會文化要素之間的邊界調適，也需要把握其問題導向的收縮與擴張，呈現“古與今”“中與外”的張力。
在“古與今”的層面，需要深入研究中共認識和對待中國傳統文化的歷程。習近平指出：“在帶領中國人民進行革命、建設、改革的長期歷史實踐中，中國共產黨人始終是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的忠實繼承者和弘揚者，從孔夫子到孫中山，我們都注意汲取其中積極的養分。”中共與中國傳統文化是黨史研究的一個經典議題，產生了很多優秀論著。依據習近平關于中華文化的重要論述，這一議題仍有廣闊的研究空間。一是中華文化對救亡圖存和中共建黨的積極作用，“中華民族生生不息綿延發展、飽受挫折又不斷浴火重生，都離不開中華文化的有力支撐。中華文化獨一無二的理念、智慧、氣度、神韻，增添了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內心深處的自信和自豪”。二是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傳統文化的關系。2023年6月2日，習近平在文化傳承發展座談會上從彼此契合、互相成就、道路根基、創新空間、文化主體性等五個方面闡述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結合問題。這既是深化中共與中國傳統文化歷史研究的基本方向，也在更高層面上更新了這一議題。質言之，從整個中華文明發展史審視馬克思主義傳入中國的文明史意義，呈現這種結合對馬克思主義和中國傳統文化的雙向重構作用，由此論說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與革命文化的伴生歷程和內在契合。三是中共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觀的演進歷程研究。從革命、建設、改革不同時期到新時代，“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內容、內涵越來越豐富，從挖掘民主性精華、注重古代人民反抗統治者的文化，擴展到古代中國科學技術、歷史主義原則、現實主義原則，再擴展到古代中國的國家制度、治理經驗、文學藝術、生活智慧等等。其中，最為顯著的變化就是對儒學的認知和評價。
在“中與外”的層面，需要深入研究中共認識和對待世界先進文化的歷程。習近平指出：“在相當長時期內，初級階段的社會主義還必須同生產力更發達的資本主義長期合作和斗爭，還必須認真學習和借鑒資本主義創造的有益文明成果，甚至必須面對被人們用西方發達國家的長處來比較我國社會主義發展中的不足并加以指責的現實。”中共與世界先進文化的關系是中共文化史研究亟待推進的一個重要議題。革命戰爭年代，中共在反對帝國主義奴役文化之際，認識到吸收工業文化和科學技術的必要性，反對盲目固守傳統文化的傾向。進入和平建設時期，從學習蘇聯到“以蘇為鑒”，再到改革開放后融入經濟全球化，能夠深入學習先進工業文化和科學技術。就其要點而言，一是中共處理民族性與世界性之間關系的思想歷程。習近平指出：“強調民族性并不是要排斥其他國家的學術研究成果，而是要在比較、對照、批判、吸收、升華的基礎上，使民族性更加符合當代中國和當今世界的發展要求，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二是新中國成立以來中外文化交流史研究，尤其是獨立自主與吸收借鑒之間的關系。習近平指出：“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扎根中國大地、借鑒人類文明優秀成果、獨立自主實現國家發展的大政方針必須長期堅持，不可動搖。”三是研究中華民族現代文明與現代世界文明之間的關系。中共推動和領導中華文明現代轉型，不僅在“古與今”的層面貫徹反對封建主義的問題導向，而且在“中與外”的層面貫徹批判資本主義的問題導向。正因如此，黨史學界需要加強研究中共關于世界文明發展趨向的認知演進，以此研判中華民族現代文明的歷史方位。
當然，中華民族文明現代轉型并不限于文化一隅，而是一種依托中國現代化實踐而實現的整體轉型。習近平指出：“建立中國共產黨、成立中華人民共和國、推進改革開放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是五四運動以來我國發生的三大歷史性事件，是近代以來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三大里程碑。”這三大歷史事件構成中國式現代化的關鍵節點，既推動著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也成為中華文明現代轉型的重要里程碑，“中國式現代化賦予中華文明以現代力量，中華文明賦予中國式現代化以深厚底蘊。中國式現代化是賡續古老文明的現代化，而不是消滅古老文明的現代化；是從中華大地長出來的現代化，不是照搬照抄其他國家的現代化；是文明更新的結果，不是文明斷裂的產物。中國式現代化是中華民族的舊邦新命，必將推動中華文明重煥榮光”。中國式現代化進程也是實現世界先進文明本土化的歷史過程，“對人類社會創造的各種文明，無論是古代的中華文明、希臘文明、羅馬文明、埃及文明、兩河文明、印度文明等，還是現在的亞洲文明、非洲文明、歐洲文明、美洲文明、大洋洲文明等，我們都應該采取學習借鑒的態度，都應該積極吸納其中的有益成分，使人類創造的一切文明中的優秀文化基因與當代文化相適應、與現代社會相協調，把跨越時空、超越國度、富有永恒魅力、具有當代價值的優秀文化精神弘揚起來”。由此，深化中共文化史研究，應當著重考察人的現代化、文化大眾化對于中國式現代化的獨特作用，以此呈現中共開辟和領導中國式現代化的智慧創造。
總之，進入新時代，中華文明現代轉型已取得重大進展，“經過長期努力，我們比以往任何一個時代都更有條件破解‘古今中西之爭’，也比以往任何一個時代都更迫切需要一批熔鑄古今、匯通中西的文化成果”。研讀習近平關于中華文明現代轉型的重要論述，可以從中華民族發展史的視域充分感知中共黨史研究的文明史維度，“放眼中華文明五千多年歷史，沒有哪一種政治力量能像中國共產黨這樣深刻地、歷史性地推動中華民族發展進程”。具體而言，這要求黨史學界進一步關注和研究中國傳統文化尤其是中國國家治理與中共建黨之間的歷史關聯，闡釋好中華文明與中共黨史的思想關聯；探討中共破解“古今中西之爭”的歷史進程、理論成果和文化成就；思索中國式現代化與中華文明現代轉型之間相互作用的歷史進程，從物質基礎、生活方式、生產形態、社會結構等方面認識中華民族現代文明的樣態。
三、“人類文明新形態”：中國共產黨推動世界文明發展的歷程研究
中國共產黨領導和推動中華文明現代轉型的歷史進程，同時是推動世界文明發展的歷史進程，“一百年來，黨既為中國人民謀幸福、為中華民族謀復興，也為人類謀進步、為世界謀大同，以自強不息的奮斗深刻改變了世界發展的趨勢和格局”。由此而論，“中華民族現代文明”和“人類文明新形態”分別從中華文明發展史、世界文明發展史審視這一歷史進程，二者所表述的內涵實則具有同一性。習近平指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黨和人民歷經千辛萬苦、付出巨大代價取得的根本成就，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正確道路。我們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推動物質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會文明、生態文明協調發展，創造了中國式現代化新道路，創造了人類文明新形態。”研讀習近平關于人類文明新形態的重要論述，可以研究中共的世界文明觀演進歷程，研究中共推動世界和平發展的歷程及其文明史意義，從文明比較的視域探究中國式現代化與人類文明新形態的問題導向及其先進性。
推動世界文明發展，首要問題就是承認和尊重文明多樣性。在如何對待世界文明這一問題上，“文明優越論”“文明中心論”等論調傾向于突出差異性、互斥性，甚至為了彰顯優越感而刻意忽略其他文明對自身文明的積極作用。習近平指出：“文明多樣性是人類社會的基本特征。當今世界有70億人口，200多個國家和地區，2500多個民族，5000多種語言。不同民族、不同文明多姿多彩、各有千秋，沒有優劣之分，只有特色之別。‘萬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我們要尊重文明多樣性，推動不同文明交流對話、和平共處、和諧共生，不能唯我獨尊、貶低其他文明和民族。人類歷史告訴我們，企圖建立單一文明的一統天下，只是一種不切實際的幻想。”尊重文明多樣性和主張文明平等性，是對人類歷史經驗教訓的深刻總結。新中國成立后，中共在國際交往活動中推進和平運動、民族解放運動，提出以“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為代表的新型國際關系理論，“和平共處五項原則之所以在亞洲誕生，是因為它傳承了亞洲人民崇尚和平的思想傳統。中華民族歷來崇尚‘和為貴’、‘和而不同’、‘協和萬邦’、‘兼愛非攻’等理念。印度、緬甸等亞洲國家人民也歷來崇尚仁愛、慈善、和平等價值觀”。周恩來在亞非會議上闡述“求同存異”方針，其中一條便是“承認一切種族的平等、承認一切大小國家的平等”。這一理念延伸到《對外經濟技術援助的八項原則》等重要文本之中，反映了新中國對主權獨立、文明平等原則的實踐。此后，“三個世界”劃分的戰略思想以及“和諧世界”“人類命運共同體”等理念均反映了中國推動建立公平合理的國際政治經濟秩序的努力。
人類文明因交流互鑒而發展，“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鑒而豐富。文明交流互鑒，是推動人類文明進步和世界和平發展的重要動力”。能否正確認識人類文明發展動力問題，關鍵在于歷史觀的科學性。文明交流互鑒理念是馬克思主義歷史主義原則的體現。無論是中華文明的發展與領先還是近代以來的科學革命與工業革命，本身包含著文明交流融合的進程，“中國的造紙術、火藥、印刷術、指南針四大發明帶動了世界變革，推動了歐洲文藝復興。中國哲學、文學、醫藥、絲綢、瓷器、茶葉等傳入西方，滲入西方民眾日常生活之中”。這就在歷史認識領域進一步破除了“文明優越論”和“文明中心論”。在革命戰爭年代，中共依托唯物史觀，不僅反對“東方文化優越論”與文化復古，而且反對“西方文化優越論”與文化侵略，主張獨立自主平等地進行文化交流。新中國成立后，中共開展獨立自主的外交活動。從“學習蘇聯”到改革開放，重視學習先進文化，“我們要學習世界上先進的文化，但是我們要根據自己民族文化的特點，用我們民族的形式，進一步創造我們民族的燦爛文化”。此外，文明交流互鑒也有其立場和方法，“進行文明相互學習借鑒，要堅持從本國本民族實際出發，堅持取長補短、擇善而從，講求兼收并蓄，但兼收并蓄不是囫圇吞棗、莫衷一是，而是要去粗取精、去偽存真”。從歷史維度看，中共始終在調適胸懷天下和獨立自主之間的關聯，由此帶來對國際主義思想的闡釋變化。
進而言之，從中華文明發展史看“中華民族現代文明”，其中貫穿著中共應對“古今中西之爭”的歷史進程；而從世界文明發展史看“人類文明新形態”，其中貫穿著中共把握和定位“文化主體性”的歷史進程。習近平指出：“這一主體性是中國共產黨帶領中國人民在中國大地上建立起來的；是在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繼承革命文化，發展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的基礎上，借鑒吸收人類一切優秀文明成果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是通過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建立起來的。”如果說“中華民族現代文明”這一范疇描述的是中華文明現代轉型的結果形態，那么“文化主體性”則是描述其性格稟賦、價值立場與歷史方位，是中共對“古今中西之爭”的回應。從歷史來看，中共認識和把握“文化主體性”并非一步到位，而是有其復雜的探索進程。與“文化主體性”“中華民族現代文明”同步提出的新概念，還有“新的文化生命體”。這一概念所表述的是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的產物，“馬克思主義把先進的思想理論帶到中國，以真理之光激活了中華文明的基因，引領中國走進現代世界，推動了中華文明的生命更新和現代轉型”，“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充實了馬克思主義的文化生命，推動馬克思主義不斷實現中國化時代化的新飛躍，顯示出日益鮮明的中國風格與中國氣派，中國化馬克思主義成為中華文化和中國精神的時代精華”。在這個意義上，從文明比較的視域思索馬克思主義在歐洲文明和中華文明的遭遇，有助于深刻理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世界文明史意義。
這種世界文明史意義凝結成為“人類文明新形態”的問題導向和先進性。其一，“人類文明新形態”植根于中華文明，是躋身世界現代文明行列的中華民族現代文明。習近平指出：“當今世界不同國家、不同地區各具特色的現代化道路，植根于豐富多樣、源遠流長的文明傳承。人類社會創造的各種文明，都閃爍著璀璨光芒，為各國現代化積蓄了厚重底蘊、賦予了鮮明特質，并跨越時空、超越國界，共同為人類社會現代化進程作出了重要貢獻。中國式現代化作為人類文明新形態，與全球其他文明相互借鑒，必將極大豐富世界文明百花園。”其二，“人類文明新形態”具有揚棄和超越資本主義現代文明的訴求，“我們黨領導人民不僅創造了世所罕見的經濟快速發展和社會長期穩定兩大奇跡，而且成功走出了中國式現代化道路，創造了人類文明新形態。這些前無古人的創舉，破解了人類社會發展的諸多難題，摒棄了西方以資本為中心的現代化、兩極分化的現代化、物質主義膨脹的現代化、對外擴張掠奪的現代化老路，拓展了發展中國家走向現代化的途徑，為人類對更好社會制度的探索提供了中國方案”。這一問題導向貫穿中共的百年探索歷程，有其獨特的思想結構與表達形態，具有重要研究價值。
綜上所述，深入學習習近平關于人類文明新形態的論述，能夠從世界文明史的角度審視百余年黨史，全面提升中共對外交往史研究：一方面，全面研究中共參與塑造世界現代文明的歷史，突破以往“政黨交往史”的范疇，梳理中共的國際活動及其在重大事件中的作用方式，梳理中共的國際交往理念與世界秩序觀，尤其是探究中共之世界文明觀的歷史演進與理論創造；另一方面，全面研究中國式現代化道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超越以蘇聯為代表的傳統社會主義模式的意義，突破以往“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史”的學科范疇，梳理中共認識和借鑒資本主義先進文明的歷史，梳理中共學習和突破傳統社會主義模式的歷史，由此呈現人類文明新形態在世界現代文明譜系中的地位和價值。此外，從文明比較視域審視馬克思主義的世界傳播史，考察馬克思主義、中共與中華文明之間的歷史關聯，考察中共的世界史敘事的歷史變遷尤其是中共關于中國在世界現代化進程中地位和作用的闡釋變化。
四、結語
拓展中共黨史研究的文明史維度，要求黨史研究者深入學習和領悟習近平文明論及其歷史縱深。2023年12月，習近平在給首屆“良渚論壇”的賀信中概括了文明論的內涵要點。譬如，“在悠遠的歷史長河中，中華文明以獨樹一幟的創新創造、一脈相承的堅持堅守，樹立起一座座文明高峰。中華文明開放包容、兼收并蓄，不斷豐富發展、歷久彌新，不斷吸取世界不同文明的精華，極大豐富了世界文明百花園”，“相互尊重、和衷共濟、和合共生是人類文明發展的正確道路”，“踐行全球文明倡議、加強文明交流借鑒，弘揚平等、互鑒、對話、包容的文明觀，推動不同文明和諧共處、相互成就，促進各國人民出入相友、相知相親”。其中的歷史縱深包含中華文明敘事史、中華文明現代轉型史、世界文明進步史三個基本方向。由此，拓展中共黨史研究的文明史維度，要求結合研究實踐不斷體悟“大黨史”理念，“中共作為統管一切的執政黨的地位和作用，決定了黨史研究地對象、內容和范疇是非常廣泛的，幾乎與所有的現實領域發展和學科知識體系尤其是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之間都存在千絲萬縷的思想、精神、邏輯和學術關聯，它具有天然的跨學科、跨邊界的綜合屬性”。唯其如此，才能夯實和提升中共黨史研究作品的公共品格和人文關懷，有效發揮黨史研究作品對治國理政、社會進步和世界文明的應有價值，“以世界眼光關注人類前途命運，從人類發展大潮流、世界變化大格局、中國發展大歷史正確認識和處理同外部世界的關系”。在這個意義上，中共黨史將成為一種政黨史形態的文明史。
作者：吳起民（清華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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