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 頁 抗戰時期毛澤東“必須學會做經濟工作”的思想要義與現實啟示
毛澤東歷來重視經濟工作。早在1933年，毛澤東在中央蘇區就提出，必須注意經濟工作，強調“如果不進行經濟建設，革命戰爭的物質條件就不能有保障，人民在長期的戰爭中就會感覺疲憊”。1939年5月，毛澤東指出，“我們隊伍里邊有一種恐慌，不是經濟恐慌，也不是政治恐慌，而是本領恐慌”，因而“我們要建設大黨，我們的干部非學習不可”。1942年12月，毛澤東在陜甘寧邊區高級干部會議上強調，不但應該會辦政治、軍事、黨務和文化，“我們也應該會辦經濟。如果我們樣樣能干，惟獨于經濟無能，那我們就是一批無用之人，就要被敵人打倒，就要陷于滅亡”。1945年1月，毛澤東在陜甘寧邊區勞動英雄模范工作者大會上號召必須學會做經濟工作。他指出黨員干部會面臨本領恐慌，必須不斷學習，尤其要學會做經濟工作，更從黨生死存亡高度強調做經濟工作的重大意義。抗戰時期，毛澤東撰寫了《必須學會做經濟工作》《組織起來》《游擊區也能夠進行生產》《抗日時期的經濟問題和財政問題》《開展根據地的減租、生產和擁政愛民運動》《必須做好經濟建設工作》等一系列重要文章，為當時開展經濟工作提供了行動指南，對打破經濟封鎖，改善群眾生活，鞏固抗日根據地，發揮了重要作用。
目前學界有些論著涉及抗戰時期毛澤東這一重要思想，在此基礎上可以進行系統研究。本文以毛澤東《必須學會做經濟工作》為核心，以同時期其他相關文獻為輔助，擬分析解讀毛澤東“必須學會做經濟工作”的思想要義與啟示。
一、以“適合于我們所處的環境”為出發點
立足當時中國革命整體形勢和抗日根據地經濟建設具體實際，毛澤東運用馬克思主義認識論，明確提出主動把握和適應當時所處環境，是“必須學會做經濟工作”的關鍵問題和出發點。
（一）緩解財政經濟極端困難情況是學會做經濟工作的立足點
當時邊區財政經濟極端困難。1940年開始，陜甘寧邊區出現軍民生活供應困難現象，1941年陷入嚴重經濟困境。除日軍“三光”政策外，國民黨政府還對根據地實行“封鎖”，甚至武裝進犯，僅1939年至1943年，國民黨政府就掀起三次大規模“反共高潮”。毛澤東對此評價道：“蔣先生不但食言而肥，而且派遣四五十萬軍隊包圍邊區，實行軍事封鎖和經濟封鎖，必欲置邊區人民和八路軍后方留守機關于死地而后快。”為抗擊日偽軍進攻，抗日根據地大批勞動力上戰場，影響了社會生產，革命力量處于下降態勢。到1942年，解放區整體縮小，總人口由1億減少到5000萬以下。嚴酷的環境和經濟困境，是當時政策制定考慮的首要問題。1941年，毛澤東在給謝覺哉的信中提出：“今年的所以采取這些政策，首先是根據于革命與戰爭兩個基本的特點，其次才是根據邊區的其他特點（地廣，人稀，貧乏，經濟落后，文化落后等）。”1944年，毛澤東在論述中國時局近況時指出：“我黨困難仍是很多的，日寇將向我們施行殘酷進攻，經濟困難依然極大，決不可粗心大意，失去警惕性。”基于上述客觀實際，毛澤東不僅強調經濟工作“必須是環繞著革命戰爭這個中心任務的”，還“須注意使我們的思想完全適合于我們所處的環境”。因此，緩解經濟財政上的困境，成為當時抗日根據地經濟工作的著眼點。
（二）分析把握具體環境是開展經濟工作的出發點
依據當時所處具體環境，即在個體經濟基礎上、被敵人分割，又是游擊戰爭的農村環境，毛澤東實事求是、因地制宜地提出了開展經濟工作的基本方針或原則。他認為，過去的經濟政策是落后且不完善的，因為“對于國內和國際的政治、軍事、經濟、文化的任何一方面，我們所收集的材料還是零碎的，我們的研究工作還是沒有系統的”。毛澤東主張摒棄“受著小生產的狹隘性、散漫性、孤立性和保守性的限制”的教條主義與經驗主義，將“發展經濟，保障供給”作為抗戰時期經濟工作的總方針。在此基礎上，毛澤東洞悉過分集中的財政管理體制在游擊戰爭環境中很難運行，且難以照顧各地實際，因而總結出“生產和供給就采取‘統一領導，分散經營’的方針”。這一方針“已被證明是解放區在當時條件下組織一切經濟生活的正確原則”。針對受封建地租剝削，使用落后生產工具，又是分散個體生產的農民，毛澤東提出“減租減息和組織勞動互助”兩個方針，旨在提高農民生產積極性和農業勞動生產率，增強邊區物質保障。另外，在農村生產率水平較低的情況下，必須平衡軍隊建設與改善人民生活的矛盾，做到“軍民兼顧，公私兼顧”。可見，毛澤東結合當時具體環境，在各項生產事業中制定了一系列經濟建設方針或原則。毛澤東強調“適合于我們所處的環境”，體現了具體問題具體分析的辯證思想，是抗日根據地解決財政困境的基本前提，為進一步發展抗日根據地生產建設提供了有效指導。
（三）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是根本點
針對抗日根據地財政極端困難情況，毛澤東明確提出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因為財政最終是由經濟發展狀況決定的，同時嚴厲批評了不切實際的經濟建設主張。1941年8月，毛澤東致謝覺哉的信中指出：“邊區有政治、軍事、經濟、財政、鋤奸、文化各項重大工作，就現時狀態即不發生大的突變來說，經濟建設一項乃是其他各項的中心。”為保證經濟工作順利開展，毛澤東進一步指出，經濟“發展不是冒險的無根據的發展”，“一方面要反對陳舊的保守的觀點，另一方面又要反對空洞的不切實際的大計劃”。因此，毛澤東反對不考慮根據地客觀條件，盲目提出建設重工業、大鹽業計劃、大軍工計劃等不切實際的觀點，強調若脫離實際情況，“做起來不是效率快慢的問題，而是老碰釘子，根本沒有效果的問題”。由此觀之，解決當時財政困境，應積極推動適合邊區實際的經濟建設，才能提高人民經濟水平，才能實現革命事業勝利。對此，胡喬木評價：“毛主席的這些論述，成為中外革命戰爭史上僅見的大規模生產運動的思想基礎。”
因此，“必須學會做經濟工作”，就是要從抗日根據地的環境和經濟實情出發，這既是對不斷變化經濟環境的經驗總結，也是應對中國革命長期斗爭的重要手段。
二、依靠全體軍民的創造力實現自力更生
在長期艱苦卓絕的斗爭中，毛澤東不斷強調自力更生、自己動手的重要性。他把自力更生作為抗日根據地發展經濟和解決財政困境的根本方針，強調只有充分動員軍民走生產自救的道路，才能有效克服經濟困難。
（一）做經濟工作必須依靠自力更生
全面抗戰時期，毛澤東反復強調經濟工作需要自力更生。1939年2月，毛澤東在延安生產動員大會上明確提出“自己動手，克服困難”。同年9月，在會見隨北路慰勞團來延安的記者時，毛澤東指出：“中國抗戰主要地依靠自力更生。”自力更生在這里，不僅指軍事斗爭領域，他還指出“戰爭不但是軍事的和政治的競賽，還是經濟的競賽”，深層含義即經濟工作中自力更生同樣重要。陜甘寧邊區政府響應毛澤東“自己動手”號召，實行生產自給。1942年，毛澤東專門題詞：自己動手，豐衣足食。他還評價：“邊區政府辦了許多的自給工業；軍隊進行了大規模的生產運動，發展了以自給為目標的農工商業；幾萬機關學校人員，也發展了同樣的自給經濟。”另外，抗日經費“都是由人民的賦稅及幾萬軍隊和工作人員自己的生產來解決的”。可見，陜甘寧邊區在生產自給中緩解了財政困難。故而，毛澤東指出“放手由各區自己生產解決，只有這一辦法才是最可靠辦法”。自力更生并非戰時權宜之計，而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經濟建設時堅持群眾路線的生動體現。毛澤東指出：“我們的自給經濟愈發展，我們加在人民身上的賦稅就可以愈減輕。”自力更生是以發展經濟為目的，本質上是為了提升人民生活水平。只有廣泛開展軍民大生產運動，才能有機整合軍隊、機關、人民的利益，實現邊區經濟自給自足。
（二）發揮全體軍民創造力才能實現自力更生
1939年2月，毛澤東在生產動員大會上號召邊區工農商學兵團結起來開展生產運動。同年3月，毛澤東在給彭德懷復電中指出：邊區正發展生產運動，以備最困難時能自給自足。“根本之計在生產，請考慮在某些較穩固區域不但發動民眾增加生產，而且發動機關、學校、部隊（在不妨礙工作、學習及戰斗下）亦自己動手從事生產”。1943年7月，毛澤東提出動員全國軍隊、機關學校、農民、工人開展生產運動，“保護中小工業的生產，使之不受官僚資本與投機商業的打擊。”概言之，毛澤東認為應動員所有人參與大生產運動，“一切軍民人等凡不注意生產反而好吃懶做的，不算好軍人、好公民”，因而“不論黨政軍民男女老幼全體一律進行偉大的生產運動”。毛澤東極力倡導黨政軍民學共同、全面、系統有序參與大生產運動，尤其要重視黨政軍本身的生產，“人民（主要是農民）經濟趨于枯竭，我黨即無法生存。為此除組織人民生產外，黨政軍自己的生產極為重要”。為此，鼓勵各機關開展集體生產，“獎勵一切個人（軍隊除外）從事小部分農業和手工業的個人業余生產（禁止做生意），以其收入歸個人所有”，以激發機關人員的生產熱情。毛澤東呼吁“每個戰士，一年中只需花三個月工夫從事生產，其余九個月時間都可以從事訓練和作戰”“紅軍必須同時負起打仗、做群眾工作和籌款（現在是生產）的三位一體的任務”。他強調要發揮部隊的“武力”和“勞力”，幫助群眾生產，不斷實現軍民自己解放自己、自己發展自己，實現根據地的豐衣足食。毛澤東主張發揮勞動英雄或模范的帶頭作用，因為他們的努力和創造，便“成了一般人的模范，提高了工作標準，引起了大家向你們學習”。因此，毛澤東明確提出：“我們是主張自力更生的。我們希望有外援，但是我們不能依賴它，我們依靠自己的努力，依靠全體軍民的創造力。”這意味著，毛澤東既注重開展大生產運動實現自力更生，也強調要依靠群眾的力量和智慧，才能實現自力更生。
（三）軍民大生產重在糧食和日用品生產自給
在各項生產事業中，物質資料生產極為重要。毛澤東指出，“最重要的是動員全體人民從事糧食和日用品的生產”，并對人民和軍隊的生產自給作出具體指示。針對群眾生產，毛澤東提出要求：“因抗戰與備荒的需要，必須增加生產，因此必須號召人民于兩年至三年內普遍做到每戶至少有一年余糧。”針對軍隊生產，毛澤東指出，應“利用戰斗和訓練的間隙，從事糧食和日用必需品的生產，達到軍隊自給、半自給或部分自給之目的，借以克服經濟困難，改善軍隊生活和減輕人民負擔”。毛澤東列舉晉察冀溝線外部隊生產的成績，“第四區隊開設了一個氈帽坊，一個油坊，一個面坊，七個月中盈利五十萬元本幣。不僅解決了本身困難，而且游擊區群眾的需要也解決了。毛衣毛襪等，戰士們已能全部自給”。顯然，當時邊區自力更生的關鍵在于糧食和日用品自給自足，從而保證邊區基本物資供應，改善邊區軍民生活。
總體看來，在毛澤東相關思想指導下，邊區黨政機關學校80%人員參加了大生產運動；軍隊屯田效果顯著，1942年，三五九旅開荒11000畝，種植糧食蔬菜和棉麻，成為屯田政策的模范。1943年，關中駐軍“計劃今年開荒24000余畝，較去年有巨額增加，預計今年可收獲細糧4547石，草284.22萬斤”。由此，邊區經濟發展得到促進，有效克服了嚴重的物質困難，保障了抗戰物資供給，提高了軍民生活水平，“現在我們不但不餓飯，而且軍民兩方面都吃得很好”。毛澤東評價：大生產運動在保證物質生活方面，起了決定性作用，如果不是適時抓住這個環節，我們就無法抓住整個革命鏈條，我們的斗爭也就不能前進。
三、通過勞動互助“組織起來”發展生產
以互助合作的形式把農民組織起來，是促進抗日根據地生產的關鍵因素。毛澤東根據中央蘇區經驗，結合陜甘寧邊區農業生產傳統，提出“勞動互助”的辦法，認為“發展生產的中心關節是組織勞動力”，強調“組織起來”是“生產制度的革新”，是繼減租減息之后的“第二個革命”。1943年11月，毛澤東在邊區勞模大會上明確提出，“目前我們在經濟上組織群眾的最重要形式，就是合作社”，也是群眾“由窮苦變富裕的必由之路”。他進一步指出，如果農業生產合作社得以發展，“生產就可以大大提高，增加一倍或一倍以上”，“如果全邊區的勞動力都組織在集體互助的勞動組織之中，全邊區一千四百萬畝耕地的收獲就會增加一倍以上”。因此，“組織起來”是邊區生產發展的基本保證，合作社是“組織起來”的主要形式。毛澤東具體闡釋了組織和管理合作社的前提和原則。
（一）發展生產的前提與關鍵
減租減息是開展勞動互助的前提。毛澤東強調，要實現“全部根據地的一律徹底減租”“減租之后，農民生產興趣大增，愿意組織如同我們這里的變工隊一樣的互助團體，三個人的勞動效率抵過四個人”。可見，減租減息減輕了農民負擔，為開展大生產運動和勞動互助創造了前提條件。勞動互助是發展邊區生產的關鍵因素。依據毛澤東指導，1942年底召開的西北局高干會確定了發展生產是邊區的首要任務，急須有效組織勞動力，于是建立了變工隊、扎工隊、唐將班子等勞動互助組織。這些組織形式以人力、蓄力、工具的互助，把勞動力和半勞動力組織起來，人數從數十人到上百人不等，有臨時性，也有永久性的。1943年10月，毛澤東提出：“實行按家計劃（即以勞動互助合作實現“按戶興家”計劃）、勞動互助（陜北稱變工隊，過去江西紅色區域稱耕田隊或勞動互助社）。”同年11月，毛澤東在邊區勞模大會上發出“組織起來”的號召，動員群眾參與經濟建設，提出在大生產運動中打造“一支勞動大軍”。
（二）合作社要為群眾服務
合作社必須把群眾利益放在首位。毛澤東闡釋了組織合作社的原則：一是合作社的性質是為群眾服務，不是個人的斂財工具，必須“把群眾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合作社問題基本上是一個群眾觀點問題，要想到群眾。……想問題從群眾出發就好辦”。毛澤東贊譽南區合作社“打破了合作社的形式主義，認真貫徹面向群眾，替人民謀利益的方針”。同時，他強調，“把合作社看作為少數工作人員賺錢牟利，或看作政府公營商店的觀點”是錯誤的，應就損害群眾利益者，實行賠償、道歉，才能推動合作社規范建設。二是“按自愿的原則把群眾組織到合作社里來”，且“不限制社員資格，各階層人民都可加入”。三是貫穿公私兩利方針，“使政府、合作社及人民三者公與私的利益，個體與集體的利益，密切地結合起來”。四是貫徹民主辦社的方針，“根據人民的意見來改善合作社的組織形式”“每一個社員都有平等權利”，“只有公私合作、公私兼顧與在自愿原則下（禁止任何強迫攤派），把絕大多數人民都組織到經濟的文化的衛生的合作運動中去”。毛澤東不僅對組織群眾參與合作事業進行綱領性指導，而且對政府落實合作社政策提出要求，如“應該要求高小以上程度的學生，訓練會計人材與經理人材，幫助各地合作社解決會計與經理的困難”“合作社工作人員，必須實行群眾化”等，用于規范與完善合作社組織，促進勞動互助規模化、制度化。
（三）充分發揮黨員干部作用
毛澤東重視充分發揮黨員干部在“組織起來”中的積極作用。1943年7月，毛澤東起草的《中共中央為抗戰六周年紀念宣言》要求共產黨員深入農村，學會幫助農民做“按家計劃”“組織勞動互助團體”“組織合作社”，以提高群眾生活水平。同年11月，毛澤東強調，共產黨員不僅需要幫助農民做按家計劃、勞動互助，還要幫助組織變工隊、運鹽隊、綜合性合作社，發揮群眾的創造力和積極性。在具體舉措上，毛澤東認為，“共產黨員必須學會組織勞動力的全部方針和方法”，要認識到組織群眾生產不是“用以補救財政不足的臨時手段”，而是實現“豐衣足食”的原則。由此可見，黨員干部必須學會組織群眾的辦法，必須有效組織群眾投入大規模生產運動。
因此，陜甘寧邊區開展普遍大規模的勞動互助，相繼創建了形式多樣的合作社，最大限度將群眾組織起來，解決了戰時勞動力、勞動工具缺乏的難題，最大限度利用邊區人力、物力，提高了生產效率。
四、必須兼顧節約與生產
要實現邊區軍民自給自足，還要兼顧生產與節約，更好推動經濟建設工作。毛澤東指出：“節約是一切工作機關都要注意的，經濟和財政工作機關尤其要注意。”因此，厲行節約并兼顧發展生產，成為“必須學會做經濟工作”的重要原則。
（一）節約的目的是增加生產收入
抗戰時期，面對邊區的艱難處境，毛澤東認為，節約就是增加生產收入，可以更好發展生產，因而大力倡導節約、反對浪費。1941年10月，他在《解放日報》撰文指出：“要達到自給自足，單靠一個生產運動是不夠的。雖說這是重要的，但還必須有一個節約儲蓄運動來補助它。”1942年，毛澤東斷言“今后的物質困難必然更甚于目前”，為此，“重要的辦法之一就是精兵簡政”。精兵簡政主要目的即節約，“精簡之后，減少了消費性的支出，增加了生產的收入，不但直接給予財政以好影響，而且可以減少人民的負擔，影響人民的經濟”。毛澤東進一步說明節約的重要性，“實行節約的結果，可以節省一大批不必要的和浪費性支出，其數目還可以達到幾千萬元”。節省的支出可以更好運用于發展經濟和提高人民福利。為此，毛澤東反復要求：“一切黨政軍機關中講究節省，反對浪費，禁止貪污”“任何地方必須十分愛惜人力和物力，決不可只顧一時，濫用浪費。”在毛澤東厲行節儉思想影響下，1943年2月，陜甘寧邊區頒布《簡政實施綱要》，從合理經濟、嚴格審計、加強經濟監督、動員群眾節儉、反對貪污腐化現象五方面規定簡政節約內容，為切實愛護和節省人力、物力、財力提供政策支持。正因此，無論是黨的領導干部，還是部隊與機關，厲行節儉、反對浪費成為抗日根據地黨政軍民的一個重要任務。這就大大減少了消費性支出，直接增加生產性收入，節約的資金也能更好促進邊區經濟建設。
（二）提倡節儉是更好促進生產
毛澤東不是片面提倡節儉和艱苦奮斗，而是通過開源節流的方式促進節約與生產協調配合。他指出：“財政困難，只有從切切實實的有效的經濟發展上才能解決。忘記發展經濟，忘記開辟財源，而企圖從收縮必不可少的財政開支去解決財政困難的保守觀點，是不能解決任何問題的。”針對邊區經濟實際情況，毛澤東總結提出，“和生產相輔的是節約，必須盡可能地減少浪費”，必須“一面絕不濫用浪費，一面努力發展生產”。由此，邊區一面倡導節約運動，一面積極推進大生產運動，二者并舉。例如，1944年，延安行政學院響應“生產節約，自衛備荒”號召，提出“全院三個月節約經費自給三分之二，預計節省800萬元”，并實現“毛襪子1875雙，毛衣60件，紡毛線47斤，共賺工資35萬余元”。由于大生產運動成效顯著，邊區政府征收救國公糧的數量不斷減少，由1941年20萬石，減至1945年12萬石，極大緩解了財政困難與群眾負擔。顯然，通過節約輔助生產，既能減少機關財政支出，又能增加生產性收入，提高民眾生活水平，也證明了“發展經濟，保障供給”是邊區爭取抗戰勝利的正確方針。
（三）兼顧節約與生產是長遠經濟規劃
值得一提的是，毛澤東提倡兼顧節約與發展生產，不是為單純緩解財政困難，而也是為抗日根據地經濟建設作長遠規劃。在陜甘寧邊區參議會二屆二次會議上，他指出，生產的目的“不但應該使人民夠穿夠吃，而且應該使人民逐漸地有盈余”，經濟發展不是“去枝枝節節地解決財政問題”，而是發展公私經濟。毛澤東提倡節約，絕不是讓人民“苦日子”，而是想方設法讓人民過上“好日子”。《論聯合政府》展現了毛澤東對經濟工作的高瞻遠矚。他明確提出：“任何地方都要作長期打算，避免濫用和浪費。這不但是為著打敗日本侵略者，而且是為著建設新中國。”可見，經濟工作必須在兼顧節約與發展生產的基礎上，朝著更宏大的目標努力。
五、必須學會做全部和新的經濟工作
抗戰時期，毛澤東前瞻性提出必須學會做全部和將來必然會出現的新的經濟工作。他注重對經濟工作的長遠規劃，認為“我們在經濟工作中有了很大的成績，但這還只是開始”，強調“中國靠我們來建設，我們必須努力學習”。毛澤東明確要求黨員干部必須學習新民主主義經濟的全部內容和新的經濟工作。他號召“要大力學做經濟工作”，“在兩三年內學會做經濟工作，要首長負責，親自動手，克服困難”。對此，毛澤東提出諸多具體要求。
（一）必須明確經濟工作的范圍
學會全部農村經濟工作，才能實現“糧食和工業品全部或大部自種自造自給并有盈余”。從抗日根據地實際情況看，既要學會農業、工業建設，又要學會貿易、金融和財政工作。毛澤東指出：“我們必須使農業、工業、貿易三方面都比現在有更大的成績。”在土地問題上，毛澤東明確指出，新民主主義主要經濟特征是土地革命，“在沒有進行土地改革的中國其他地區，仍然是封建土地所有制下的分散的個體小農經濟，農民被土地束縛著，沒有自由，彼此很少往來，過著愚昧落后的生活”，他主張“耕者有其田”，改革封建土地所有制，使農民從封建土地關系中解放出來，從而為實現由農業國變為工業國的轉變奠基。在工業上，不僅要實現工業品大部分自給，還“要求扶助民間工業，給予民間工業以借貸資本、購買原料和推銷產品的便利”“改善工人生活，救濟失業工人，并使工人組織起來，以利于發展工業生產”。在貿易、金融和財政工作上，毛澤東認為：“貿易、金融、財政是組織全部生活的重要環節，離了它們，或對它們采取了錯誤方針，全部經濟生活就會停滯。”其中，貨幣政策“應該和發展農工商業的基本方針相適合，而不是相違背”。中國共產黨今后還要“掌握大的鐵路、工廠、銀行”，掌握大銀行才能控制經濟命脈。可見，毛澤東意識到只有準確把握抗日根據地經濟工作范圍，才能全面做好經濟工作，為革命與戰爭事業提供物質保障，更好滿足人民群眾需要。
（二）堅持“公私兼顧”，領會私人資本主義經濟兩重性
對待新民主主義經濟，必須“公私兼顧”，領會私人資本主義經濟兼有“聯合”和“斗爭”兩重性。新民主主義經濟既存在公營經濟和合作社經濟，又存在私人資本主義經濟和勞動人民個體經濟。為實現抗日根據地經濟發展，毛澤東多次強調公私兩種經濟的重要性，提出“不發展人民經濟和公營經濟，我們就只有束手待斃”，“只有實事求是地發展公營和民營的經濟，才能保障財政的供給”。1944年12月，毛澤東指出，“如果我們努力地發展了公私經濟，我們就能支持不論時間多久的戰爭，而使精力不至于枯竭”，而且強調務必使全體軍民透徹認識這一點。因此，為實現戰時經濟發展，做經濟工作就必須學會大力發展公營和私營經濟。毛澤東明確要求將政治與經濟區別開來，“不要把反對黨內資本主義思想的斗爭，錯誤地移到社會經濟方面，去反對資本主義的經濟成分”。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抗日根據地，資本主義經濟不是封建經濟，不會阻礙生產力發展，“資本主義的廣大發展在新民主主義政權下是無害有益的”。于是，毛澤東提出，應注意調節勞資矛盾，“在勞動政策方面，是適當地改善工人生活和不妨礙資本主義經濟正當發展的兩重性的政策”。顯而易見，學會做經濟工作，不僅要公私兼顧，而且要正確對待私人資本主義經濟，以促進抗日根據地經濟發展為目標，將民族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納入統一戰線。
（三）把握新的經濟工作與重點方向
毛澤東多次強調，要準確把握轉移到城市后將面臨的新的經濟工作及其重點方向。1944年，他已開始關注和考慮城市工作問題，提出“我們要在根據地內學習好如何管理大城市的工商業和交通機關，否則到了那時將無所措手足”，必須“要有精神上的準備，學會做經濟工作，學會做城市工作”，唯有如此，“將來從城市趕跑敵人，我們也會做新的經濟工作了”。建成新民主主義國家既需要發達的農業，又需要完善的工業建設以及與此相適應的交通、貿易、金融等事業。因而，毛澤東明確指示，黨員干部必須兩三年內學會全部經濟工作和準備新的經濟工作。他認為“中國社會的進步將主要依靠工業的發展”，而且“要中國的民族獨立有鞏固的保障，就必需工業化。我們共產黨是要努力于中國的工業化”。毛澤東進一步闡釋了做好經濟工作的標準與指導方法，批評了一些錯誤傾向。1945年初，他將黨政軍工作人員是否學會經濟工作的標準確定為軍民生活是否改善，農業、工業、貿易是否上漲。學會做經濟工作，不止完成新民主主義經濟目標，還須克服官僚主義、命令主義等錯誤傾向，糾正“不知用全力幫助群眾發展生產”“只注重片面地以少數經濟機關組織少數人從事生產”等錯誤觀點，落實發展生產的政策，實現“耕三余一”的目標。因此，做經濟工作一定要有長遠眼光，既要從總結實際經驗出發，也要為將來的經濟建設做好思想和實際準備。
六、毛澤東“必須學會做經濟工作”思想的現實啟示
在毛澤東“必須學會做經濟工作”思想的指導下，邊區黨政軍民全面統一思想，動員全部力量，開展減租減息、大生產、勞動互助、評選勞動英雄模范等運動，成效顯著。當前中國的財政經濟基礎已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與當時邊區極端困難時期不可同日而語，然而，毛澤東在抗戰時期闡釋的“必須學會做經濟工作”思想始終具有很強的啟示意義。
（一）正確認識和把握當前我國經濟發展環境
毛澤東以“適合于我們所處的環境”為出發點，糾正了當時黨內輕經濟、重軍事的片面觀點，使廣大黨員干部群眾正確認識到經濟工作對鞏固抗日根據地的極端重要性，調動了邊區群眾發展生產積極性，為根據地戰勝困難奠定了思想基礎，體現了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進入新時代，我國經濟發展內外環境發生深刻變化，同樣必須正確認識和應對當前經濟發展面臨問題。2024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指出：“當前外部環境變化帶來的不利影響加深，我國經濟運行仍面臨不少困難和挑戰，主要是國內需求不足，部分企業生產經營困難，群眾就業增收面臨壓力，風險隱患仍然較多。”同時應看到，我國經濟支撐條件和基本趨勢沒有變，即基礎穩、優勢多、韌性強、潛能大、長期向好。習近平闡釋當前經濟發展五個重大問題，包括正確認識、把握實現共同富裕的戰略目標和實踐途徑，資本的特性和行為規律，初期產品供給保障，防范化解重大風險和碳達峰碳中和。因此，制定經濟政策應基于上述面臨的重大問題，提出切實可行方案，尤其是要自覺用黨中央對當前形勢的科學研判統一思想、意志、行動，既把握大勢、堅定信心，又正視困難、保持清醒。只有從不斷變化的實際情況出發，才能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
（二）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的精神內核永不過時
為克服抗日根據地經濟困難和爭取抗戰勝利，毛澤東提出自力更生并依靠全體軍民的創造力，開展大生產運動，陜甘寧邊區實現了糧食、生活用品和辦公用品的自給。這不僅使邊區的生活狀況得到改善，壯大了根據地的經濟基礎，而且為抗戰勝利奠定了物質基礎。獨立自主、自力更生成為毛澤東思想活的靈魂。在領導革命、建設、改革的實踐中，中國共產黨始終獨立自主開拓前進道路，堅定走自己的路的信心和決心，成為黨和人民事業不斷走向勝利的根本保證。習近平多次提出，推進中國式現代化，必須堅持獨立自主、自立自強。為此，習近平強調，“堅持把國家和民族發展放在自己力量的基點上，堅持把我國發展進步的命運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同時“依靠全體人民的辛勤勞動和創新創造發展壯大自己，通過激發內生動力與和平利用外部資源相結合的方式來實現國家發展”。為應對全球經濟不確定性，黨中央提出構建新發展格局，相繼出臺《關于加快建設全國統一大市場的意見》及系列配套措施。習近平指出，“建設全國統一大市場，不僅是構建新發展格局、推動高質量發展的需要，而且是贏得國際競爭主動權的需要”，并要求“必須把全國統一大市場建設好，增強我們從容應對風險挑戰的底氣”。因此，必須堅持獨立自主、自立自強、自力更生，把中國發展進步的命運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才能有效應對各種風浪考驗。
（三）通過新型合作化推進農業現代化
抗戰時期，毛澤東主張通過勞動互助將群眾“組織起來”發展生產，其中建立各類合作社是組織起來的重要形式。由此，加強了對敵經濟斗爭，促進了邊區生產事業的發展，支援了抗戰供給，也改善了群眾生活，增加了群眾收入。習近平繼承發展了毛澤東合作化思想。在梁家河任大隊書記和福建工作期間，習近平帶領農民探索共同富裕之路，深入研究農民新型合作化道路問題并進行理論探索，鮮明指出中國要走組織化的農村發展路子。2020年9月，習近平強調“繼續辦好供銷合作社”，“成為黨和政府密切聯系農民群眾的橋梁紐帶，努力為推進鄉村振興貢獻力量，開創我國供銷合作事業新局面”。2022年12月，習近平在中央農村工作會議上提出：“要發展適度規模經營，支持發展家庭農場、農民合作社等新型經營主體，加快健全農業社會化服務體系，把小農戶服務好、帶動好。”進入新時代，農民新型合作化及農業合作社組織化和市場化，是推進農業現代化的重要手段。可見，習近平總書記關于中國農村“要走組織化的市場化發展路子”重要思想，不僅是對毛澤東合作化思想的繼承和發展，也為解決分散的農民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的生存發展難題、在推進農業現代化進程中堅持解放和發展生產力、改善農業生產方式和維護農民根本利益，提供了明確方案和理論指導。
（四）堅持把節約資源貫穿于經濟發展全過程、各領域
毛澤東明確要求做經濟工作必須堅持兼顧發展生產與節約。中國共產黨始終提倡發展與節約并重，由此才能戰勝千難萬險，不斷在磨難中成長、奮起。當前，高增長背后是粗放型發展帶來的巨大代價，亟須轉變以犧牲資源、環境為代價的經濟增長方式。2021年，習近平提出：“要實施全面節約戰略，推進各領域節約行動。”重點在生產領域開展資源全面節約、集約、循環利用，在消費領域增強全民節約意識，廣泛開展創建綠色機關、綠色家庭、綠色社區、綠色出行等行動。2022年9月，習近平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員會第二十七次會議上指出，“堅持把節約資源貫穿于經濟社會發展全過程、各領域”，“提高能源、水、糧食、土地、礦產、原材料等資源利用效率”。可見，要大力推進高質量發展，必須堅持節約與發展生產并重，堅決貫徹節約資源和保護環境的基本國策，把發展生產與節約資源結合起來，促進經濟發展方式根本轉變。
（五）不斷加強學習以增強干部推動高質量發展本領
毛澤東認為，很多干部會面臨“本領恐慌”，因此必須加強學習，把握抗日根據地經濟工作的全部內容以及即將出現的新的經濟工作，包括要學會“公私兼顧”。近年來，國家大力推進新產業、新業態、新商業發展，“三新”經濟增加值在國內生產總值中比重不斷攀升。另外，民營經濟是新時代高質量發展的重要基礎，也是推動我國經濟高質量發展的重要力量。因而，促進民營經濟持續快速健康發展是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黨和國家的重要戰略部署。為此，領導干部應不斷學習、增強本領。黨的十九大報告提出“全面增強執政本領”的要求，領導干部要增強“八種本領”，其中，增強學習本領位于第一位。在黨的二十大上，習近平強調要增強干部推動高質量發展本領、服務群眾本領、防范化解風險本領。2023年2月，習近平指出，“推進中國式現代化，是一項前無古人的開創性事業，必然會遇到各種可以預料和難以預料的風險挑戰、艱難險阻甚至驚濤駭浪”，必須“增強斗爭本領”，提升能力，“在復雜嚴峻的斗爭中經風雨、見世面、壯筋骨、長才干”。同年5月，習近平強調，“增強推動高質量發展、服務群眾、防范化解風險本領，加強斗爭精神和斗爭本領養成”“及時填知識空白、補素質短板、強能力弱項，不斷提高專業化水平”。習近平還指出：“如果不抓緊加油充電，不主動學習適應，自以為是，盲目自大，就干不好工作，有時還會鑄成不可挽回的錯誤。”顯然，面對新形勢和新情況，領導干部的本領和能力高低決定高質量發展能否順利推進，關乎黨中央戰略部署能否有效推進，必須不斷提升黨員干部推動高質量發展的能力。
（作者：萬立明，同濟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 李魏洋，同濟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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