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述
一
內蒙古自治區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一個實行少數民族區域自治的地區。在中國共產黨的路線、方針、政策指引下,特別是在黨的民族政策的光輝照耀下,內蒙古自治區成為一個各民族團結和睦的大家庭,有著光榮革命傳統并充滿生機與活力,是中國在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的壯麗事業中正在崛起的一個大有希望的地方。
在半個多世紀以前的舊中國,內蒙古同全國各地—樣,在帝國主義列強、封建王公和國民黨反動派的欺凌壓榨下,大好河山滿目瘡痍,各族人民啼饑號寒,掙扎于水深火熱之中。是偉大的中國共產黨,從它誕生的20世紀20年代起,就關心著內蒙古各族人民的命運,在這里開辟工作,培養干部,播下革命的火種。在中國共產黨和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的領導下,經過艱苦卓絕的斗爭,終于推翻了壓在各族人民頭上的“三座大山”(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于新中國成立之前的民國36年(1947年)5月1日,成立了以蒙古族聚居為基礎的內蒙古自治區。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以后,國家投入大量的資金和物資,在內蒙古進行大規模的開發建設。來自祖國各地的大批工人、知識分子和領導干部,在同內蒙古各族人民創造嶄新生活的斗爭中,結下了手足深情。自治區的各項建設事業熱火朝天,社會進步日新月異,整個內蒙古大地,呈現出一派生機盎然、欣欣向榮的興旺景象。因此,被周恩來總理譽之為“模范自治區”。
中國共產黨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改革開放的春風勁吹內蒙古大地。黨在新時期的路線、方針、政策和一系列改革措施,給廣大城鄉、牧區注入了新的活力,極大地推進了自治區經濟建設和各項事業的迅速發展。不僅勝利地完成了第六和第七個五年計劃,而且在1988年就提前兩年實現了國民生產總值比1980年翻一番的第一步戰略目標;1995年,又提前5年實現了國民生產總值比1980年翻兩番的第二步戰略目標。對外開放也有了新的進展。內蒙古自治區經濟實力已經明顯增強,國民經濟和各項社會事業有了很大發展,社會面貌發生了顯著變化。1998年,全區國內生產總值達1192.29億元,比1947年增長59.2倍;人均國內生產總值5068元,在全國各省、自治區、直轄市的位次從1978年的第18位上升到第16位;財政收入達131.2億元,比1947年增長14.6萬倍。全區工業從無到有,從小到大,陸續興建了一大批重點項目;內蒙古已成為國家重要的能源、原材料基地。1998年,全區工業增加值達399.42億元,比1947年增長344倍。主要工業產品產量大幅度增長,在全國占有重要位置。
在改革開放的進程中,內蒙古經濟和社會的發展邁出更快更大的步伐。自治區黨委和人民政府提出了“九五”計劃時期實行兩個轉變(經濟體制和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實現兩個提高(提高財政收入和城鄉人民生活水平)、完成兩大歷史性任務(初步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和基本實現小康)的總體目標;確定了加快內蒙古經濟發展的五大戰略,即資源轉換、開放帶動、科教興區、人才開發、名牌推進戰略;制定了加快發展農畜產品加工業、能源工業、冶金工業和重型汽車工業四大支柱產業,以及化工、建材、森工三大優勢產業的發展思路。通過這些戰略目標和措施的實施,使內蒙古資源優勢得到進一步發揮,產業結構和資源配置更加合理,逐步形成具有內蒙古特色的國民經濟新格局。
二
在漫長的歷史中,內蒙古地區長期處于封建落后的農牧業自然經濟狀態。19世紀中葉,外國帝國主義勢力侵入中國,也逐漸侵入內蒙古。清王朝喪權辱國,腐敗無能,和帝國主義列強簽訂了許多不平等條約。列強們懷著掠奪資源、傾銷商品的目的,闖進中國(包括內蒙古),辦企業,修鐵路,開礦山。國內一些人士也開始興辦實業。內蒙古地區相繼出現了采金、煤礦、郵電、鐵路、電力、林業等產業工人,以及各種手工業工人和商業職工。隨著中東鐵路和京綏鐵路的修筑通車,大興安嶺林區的擴大采伐,以及許多礦產資源的逐步開發,產業工人隊伍不斷發展壯大起來。但在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三座大山”的壓迫下,內蒙古經濟發展長期落后,工業基礎十分薄弱。內蒙古工人階級一產生,就受到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的殘酷剝削和壓迫,從事繁重的勞動,過著衣不蔽體、食不果腹、居無定處的悲慘生活。
內蒙古工人階級具有光榮的革命傳統,在革命和建設的各個歷史時期,都發揮了重要作用。早在清咸豐九年(1859),赤峰紅花溝金礦采金工人因勞動條件惡劣聚眾抗官,后引發反清起義。在19世紀60年代東北各族人民反清大起義中,白凌阿、彌勒僧格等人領導了內蒙古東部地區的反清起義,參加者包括了漢、蒙、回等民族的勞苦農牧民和大批手工業者、礦工。歷時近10年的東北各族人民大起義雖然最終失敗了,但它不僅沉重打擊了清朝在東北的封建統治,還有力地配合、支援了內地的太平天國等起義斗爭。在民國8年(1919年)“五·四”運動以前的舊中國,內蒙古工人階級為爭取改善勞動和生活條件,進行了一次又一次的反剝削、反壓迫的斗爭。但是,由于沒有先進、科學的思想指導,沒有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沒有各族人民的團結互助和支援,雖然流血犧牲,付出了巨大代價,但大多數都以失敗而告終。他們前仆后繼、堅韌不拔的斗爭精神,永遠值得學習,為后人開展革命運動提供了可資借鑒的寶貴經驗教訓。
民國6年(1917年)俄國十月革命成功,民國8年(1919年)中國爆發了“五·四”運動,民國10年(1921年)7月1日中國共產黨成立。從這個時期起,內蒙古的產業工人逐漸發展壯大起來,中東鐵路、京綏鐵路(兩條鐵路在內蒙古境內各有400公里以上)以及各條戰線的工人,受到馬克思列寧主義思想的熏陶和教育,逐漸由自在階級變為自為階級。尤其是中國共產黨成立后,便在自己的政黨的直接領導下,組建工會,擴大隊伍,聯合各族各界人民結成統一戰線,掀起了反對軍閥、反對國民黨、反對日俄等帝國主義、反對一切反動派的革命斗爭,罷工運動風起云涌,工人階級優秀戰士不斷涌現,推動了革命運動向前發展。盡管革命斗爭艱難曲折,革命浪潮時高時低,但總的發展趨勢是由勝利走向勝利,最終推倒了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三座大山”。民國36年(1947年)5月1日,在王爺廟(今烏蘭浩特市)成立了內蒙古自治政府;民國38年(1949年)9月19日,和平解放綏遠,成立了綏遠省人民政府。翻身解放了的內蒙古各族工人階級和勞動人民,積極支援全國的解放戰爭,終于迎來了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建立。
三
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結束了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奴役中國各族人民的歷史,建立起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即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政權。工人階級在國家社會生活中地位的根本變化,使內蒙古工人運動和工會工作進入了一個嶄新的歷史發展時期。
(一)基本完成社會主義改造時期的工會運動
從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到1956年,內蒙古工人階級和各族人民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有步驟地實現了從新民主主義到社會主義的轉變。新中國成立后的前3年,迅速恢復了國民經濟。1953年,開始進行有計劃的經濟建設,同時開展了對生產資料私有制的社會主義改造,到1956年,基本上完成了這項改造工作。在這個歷史階段,內蒙古工會運動朝氣蓬勃,充滿活力,對鞏固新生的人民共和國和執行黨在過渡時期的總路線作出了重要貢獻。
針對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初期面臨的形勢,內蒙古工會運動在自治區黨委和全國總工會的領導下,為鞏固新生的人民共和國和內蒙古自治區,開展了一系列活動:1.通過成立工會迅速把全區職工組織起來,并在職工中進行勞動創造人類歷史、階級斗爭、中國革命的基本問題等一系列政治啟蒙教育和愛國主義、國際主義教育以及以掃盲為主的文化技術教育,提高職工的階級覺悟和文化程度,形成一支堅定擁護新生政權的社會中堅力量。國家于1950年頒布《中華人民共和國工會法》,作為新中國最早頒布的一批法律之一,支持工會運動的開展。工會依法建立起由會員繳納會費與企業撥付工會經費的工會財務體系。2.發動和組織職工盡心竭力恢復國民經濟,并在發展生產的基礎上逐步改善職工生活。各地工會積極組織職工開展了愛國主義勞動競賽,涌現出沈文翰、哈斯楚魯等一大批創造了生產新紀錄和先進經驗的先進人物和先進集體。經過3年的努力,國民經濟得到全面恢復和初步發展。在發展生產的基礎上,工會協同各級政府和企業行政,執行國家制定的各項勞動保護法規,建立新的工資制度,實施全國統一的《勞動保險條例》,創建了一批集體福利事業和文化事業,安置和救濟了大批失業工人,初步改善了職工的物質和文化生活。3.發動和組織職工支持抗美援朝戰爭,參加土地改革和鎮壓反革命運動,進行城市和企業的民主改革,特別是配合各行業取締了林區、煤礦、建筑、搬運等行業的封建把頭制度,增強了工人的翻身感、主人翁感,加強了職工的團結,激勵了職工在政治上擁護新社會、在經濟上為恢復國民經濟發揚主人翁精神的高昂熱情。
全區各級工會動員廣大職工,為完成第一個五年計劃和逐步實現生產資料所有制的社會主義改造而努力。主要的活動是:1.在國家開始有計劃的經濟建設后,1953年召開的中國工會“七大”號召職工群眾為實現過渡時期總路線和第一個五年計劃而斗爭。內蒙古各族職工熱烈響應號召,群眾生產運動以空前的規模開展起來。這期間,工會倡導了群眾性技術革新運動,開展了先進生產者運動,引導勞動競賽向提高技術、改進技術、學習和掌握新技術的方向發展,對于促進第一個五年計劃的超額完成,奠定社會主義工業化的初步基礎,發揮了積極作用。2.發動和組織職工投入對資本主義工商業和手工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各級工會在職工中做了大量的教育和組織工作,配合與協助人民政府進行“五反”(反對行賄,反對偷稅漏稅,反對盜騙國家財產,反對偷工減料,反對盜竊經濟情報)運動,實行工人監督生產等措施,引導資本主義工商業逐步走上社會主義改造的道路。在對手工業進行社會主義改造中,工會也協助人民政府做了許多工作,促進了手工業合作化的進程。3.支持在土地改革中新獲得土地的個體農牧民走互助合作的道路,特別是發動和組織職工生產更多質優價廉的農牧業機具和農牧區用工業品,支援農牧業技術改造,促進個體農牧業向合作化方向發展。4.適應國家開展有計劃經濟建設、全區工人階級隊伍迅速擴大的形勢發展需要,以及為了滿足各族職工群眾要求不斷改善物質與文化生活的愿望,各級工會加強了職工文化技術教育和勞動紀律教育,積極興辦職工文化事業、勞動保險事業和集體福利事業,并重視把工會活動深入到少數民族職工、青工、女工和職工家屬中去。
(二)開始全面建設社會主義時期的工會運動
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以后,中國開始轉入全面的大規模的社會主義建設。在直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前的10年中,內蒙古各級工會在自治區黨委和全國總工會領導下,在動員和組織各族職工增強國家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物質技術基礎方面,以及在戰勝歷時3年的國家嚴重經濟困難方面,都作出了積極貢獻。
在這期間,內蒙古各級工會動員職工響應黨提出的技術革命的號召,掀起了技術革新和技術革命的群眾運動熱潮。廣大職工振奮精神,破除迷信,鉆研技術,經過奮發努力,促進了工業生產的機械化、半機械化和自動化、半自動化水平的提高,解決了許多生產關鍵問題。廣大職工為自治區的生產建設、科學研究以及農牧業機械化的發展,發揮了高度的社會主義積極性和創造精神。適應各族職工學習和提高技術的要求,工會在這時期,建立了較為完整的從掃盲、初等、中等到大專的職工業余教育體系。
由于“大躍進”和“反右傾”的失誤,加上自然災害和原蘇聯撕毀經濟合同,國民經濟在1959~1961年遭遇嚴重困難。為了戰勝困難,促進國民經濟盡可能早日恢復和發展,內蒙古各級工會配合有關方面進行深入細致的教育和組織工作,促使56.7萬名城鎮職工顧全國家整體利益的大局,承受個人的暫時困難,離開企業到農村牧區中加強農牧業生產,從而大大緩解了由于經濟困難給城鎮和企業帶來的沉重壓力。同時工會在這期間著力抓好職工食堂和副食品、代食品的生產以及加強對職工的困難補助,組織職工開展生活互助互濟活動等,幫助職工度過生活上的困難,收到了良好的成效。工會還支持職工群眾開展創造性的技術協作活動,通過技術能手幫助企業解決生產技術問題,促進企業生產發展。1964年以后,全區職工廣泛開展“工業學大慶”活動和“學雷鋒”、“學解放軍”活動,發揚了艱苦奮斗、自力更生的精神,有力地推動了國民經濟的恢復與發展。
由于“左”的思想的危害,內蒙古工人運動和工會工作經歷了曲折的發展過程。主要是1958年在工運領域錯誤地開展對全國總工會主要領導人的批判和以后“工會消亡”風的影響,使工會運動遭受嚴重挫折。尤其是1966年5月~1976年10月的“文化大革命”,使全國及內蒙古自治區各族人民遭到新中國成立后最嚴重的挫折和損失,內蒙古工會運動同樣遭到嚴重的破壞,工會工作完全癱瘓。與此同時,仍有大批職工頂著逆流,克服困難,堅守崗位,努力生產。“文化大革命”對內蒙古工會運動的干擾和破壞,從反面提供了極其深刻的教訓。
四
從1978年12月中國共產黨十一屆三中全會前后開始,黨和國家撥亂反正,總結歷史經驗,開創了改革開放和集中力量進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新時期。內蒙古工會運動在自治區黨委和全國總工會領導下,以鄧小平理論和黨的基本路線為指針,適應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特別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要求,積極探索工會工作的新路子,開拓工會工作新領域,使內蒙古工會運動進入一個新的發展階段。
(一)深入進行工會工作指導思想的撥亂反正
1978年,鄧小平在中國工會九大的致詞,全面地、深刻地闡明了工會的性質、地位、作用和任務,是指導新時期工人運動和工會工作的綱領性文獻。致詞中高度評價了工人階級和工會工作,充分肯定各級工會在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勝利發展中起了重大的作用。致詞要求工會組織用深入群眾的宣傳組織工作促進改革的順利實施;要求工人階級要用最大的努力來掌握現代化的技術知識和管理知識,為實現農業、工業、國防和科學技術的現代化做出優異的貢獻;要求工會教育會員把維護企業的集中領導同實現民主管理結合起來;指出工會要努力保障工人的福利,并對工會自身的建設提出了具體要求。1979年,葉劍英代表中共中央在慶祝建國3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中指出,工會、共青團、婦聯等群眾團體是廣大群眾的重要代表者,一定要積極維護國家和集體的利益,同時一定要堅決維護自己所代表的群眾的利益。1989年下發的《中共中央關于加強和改善黨對工會、共青團、婦聯工作領導的通知》,總結了中國工會和工人運動的歷史和現實經驗;系統、科學地論述了新時期工會的性質、地位和重要作用,指出工會是黨領導的工人階級的群眾組織,是黨聯系群眾的橋梁和紐帶,是國家政權的重要社會支柱;對加強和改善黨對工會的領導、充分發揮工會組織作用的重大問題,作了一系列重要的政策規定。這是各級黨委進一步領導好工會工作的理論和政策依據,是指導各級工會組織搞好自身建設的綱領性文件。
內蒙古自治區各級工會干部通過端正思想路線,認真學習貫徹中共中央和鄧小平的指示,擺脫“左”的思想對工會干部的束縛,實事求是地總結歷史的和新時期的工作經驗,對于社會主義條件下工會的性質、職能、作用等問題日益有了正確的理解并形成共識。1992年,中共十四大確定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目標。1995年,隨著國家《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法》的頒布,全國總工會第十二屆二次執委擴大會議提出:以貫徹《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法》為契機和突破口,帶動工會各項工作,推動自身改革和建設,努力把工會工作提高到一個新水平,在國家的改革、發展、穩定中更好地發揮作用,作為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工會工作的總體思路”。突出強調工會的基本職責是維護,即在維護全國人民總體利益的同時,更好地表達和維護職工的具體利益。這對各級工會組織和工會干部樹立全面、正確的工會工作指導思想,推動新時期工會運動的發展有著重要的意義。
(二)隨著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進程,內蒙古工會運動呈現出不斷開拓進取、蓬勃發展的局面
1.深入開展群眾性經濟技術創新活動,為內蒙古經濟發展做出了新的貢獻。改革開放以后,廣大職工中群眾性生產經濟技術活動蓬勃發展。各級工會深入開展以“雙增雙節”(增產節約、增收節支)為主要內容的社會主義勞動競賽,組織職工立足本職、學先進、比貢獻、創一流、增效益,積極投身合理化建議、發明創造、技術革新、技術協作和安全生產監督等活動,為振興內蒙古經濟建功立業。內蒙古自治區總工會作出《關于團結和動員全區各族職工為完成自治區“九五”計劃實現跨世紀宏偉目標建功立業的決定》,在全區范圍內開展了爭當“九五”英模活動。各級工會圍繞自治區實行“兩個轉變”(經濟體制和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實現“兩個提高”(提高財政收入和城鄉人民生活水平)的目標,動員和引導各族職工積極投身經濟建設主戰場,發揚工人階級主人翁精神,深入開展社會主義勞動競賽等群眾性生產經濟技術活動。僅1995年以后,全區就涌現出一大批先進個人和先進集體。他們的先進思想和事跡,對促進內蒙古經濟發展產生了廣泛的影響。
2.保障職工在企事業單位中的主人翁地位,加強企事業單位的民主管理。1978年,鄧小平在中國工會“九大”的致詞中指出:“我們所有的企業必須毫無例外地實行民主管理,使集中領導和民主管理結合起來。”全國總工會于1981年同中共中央組織部、國家經濟委員會聯合召開會議,制定了《國營工業企業職工代表大會暫行條例》。1988年,國家制定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全民所有制工業企業法》,從法律上確定了國家保障職工的主人翁地位,企業通過職工代表大會和其他形式實行民主管理,并對職代會的職權作出了具體的規定。此后,內蒙古在深化企業改革尤其在轉換經營機制與建立現代企業制度的進程中,各級工會積極探索和拓展各種所有制企業實行職工民主管理或民主參與以及民主監督的有效形式。內蒙古自治區總工會先后制定了《內蒙古自治區現代企業制度試點中工會工作和職工民主管理工作的實施意見》和《關于全心全意依靠職工群眾辦企業的實施意見》,報請自治區黨委、人民政府批轉了《關于在企業改革中依靠職工群眾和加強工會工作的意見》等一系列關于加強企事業民主管理政策和指導性文件,有力地推動了全區民主管理工作的開展,進一步保障了職工的民主權利。截至1998年底,全區85.7%的企事業單位建立了職工代表大會制度,其中有91.6%的單位開展了職代會民主評議領導干部的活動。到1999年8月底,全區有940多個企業實行了廠務公開制度。多數企業執行了業務招待費使用情況向職代會報告的制度。
3.在深化改革中,加強立法參與和決策參與,依法維護職工權益。在改革不斷深化的過程中,各級工會一方面積極地教育和組織職工群眾理解、參與和支持改革;另一方面針對不同所有制企業勞動關系的變化,工會加強了與政府的聯系,強化了立法參與和決策參與,從“源頭”上加大維護職工合法權益的力度,收到良好的效果。基層工會充分發揮職代會作用,加強對企業改革方案與措施的審議與監督;各級工會領導機關積極參與自治區和盟市、旗縣對有關改革的法律、法規、政策等的制定與修訂。80年代以后,自治區總工會及有關產業工會先后參與了《憲法》、《中華人民共和國工會法》、《企業法》、《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司法》、《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法》、《中華人民共和國教師法》、《婦女權益保障法》等全國性法律草案的討論;參與了勞動立法和養老保險、待業保險、勞動合同制、崗位技能工資制、勞動爭議仲裁等近100部地方性法規、規定和政策性文件的討論、修改工作;主動協調、妥善解決了一些地方和單位出現的某些侵犯職工合法權益的問題。通過這些,為基層工會在改革中維護職工權益創造了有法可依、有章可循的必要條件,工會已成為廣大職工群眾有組織有領導的參政議政的民主渠道。
4.深入實施“送溫暖”、“促進再就業”工程,促進職工隊伍和社會的穩定。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逐步建立,企業深化改革步伐的加快,針對下崗職工人數不斷增多的實際,各級工會組織積極協助各級黨政著力實施“送溫暖”、“促進再就業”工程的建設。通過幫扶困難企業和特困職工,領導干部與困難職工建立聯系戶制度,開展職業介紹和職業培訓等活動,幫助困難職工和下崗職工,同時注意保護老職工、女職工、勞動模范和其他特殊群體的利益。1992年以后,工會倡導和組織的元旦、春節期間“送溫暖”活動,在內蒙古自治區領導的親自參與和帶動下,形成了全區各級黨政領導參加、黨政工和社會各界共同開展“送溫暖”的局面,推動了“送溫暖”工程的深入發展。在協助政府實施“再就業”工程方面,到1998年底,各級工會建立職業介紹機構76個,職業培訓機構130個,勞務輸出機構32個;舉辦培訓班1254期,累計培訓下崗職工73637人次,培訓后被錄用45557人。
5.不斷提高職工隊伍素質,促進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各級工會認真貫徹內蒙古自治區總工會《關于貫徹黨的十四屆六中全會決議的實施意見》,組織各族職工學習鄧小平理論,開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大學習大討論,普及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基本知識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法》等有關法律知識,加強職工隊伍的科學文化技術教育。以職業道德建設為重點,廣泛開展了文明職工、文明班組、文明單位等多種形式的精神文明創建活動和全區職工職業道德先進單位、先進個人評選表彰活動;深入開展了以中國近代史、社會發展史、黨史和工運史為主要內容的愛國主義、集體主義、社會主義和民族團結教育,激發了廣大職工的愛國主義和投身改革建設的熱情,促進了各民族職工的團結。在慶祝內蒙古自治區成立50周年活動期間召開的全區民族團結進步表彰大會上,內蒙古總工會被自治區黨委、政府授予全區民族團結進步先進集體稱號。繼續開展以崗位讀書、崗位成才為重點的讀書自學活動,形成了職工讀書自學和工會辦學、參與管理“三位一體”的職工教育格局。總結選樹和宣傳推廣工人階級在“兩個文明”(社會主義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設中涌現出來的先進典型,用工人階級的先進思想和崇高品德影響全社會。
6.建立勞動關系協調機制,促進了勞動關系的和諧穩定發展。1995年以后,各級工會把推行平等協商和簽訂集體合同制度作為實施工會工作總體思路的重點。內蒙古自治區總工會制定了《關于建立平等協商簽訂集體合同制度的意見》、《工會勞動法律監督暫行辦法》、《關于進一步完善勞動爭議仲裁三方機制的通知》等文件,組織工會干部赴外地學習考察貫徹勞動法、推行平等協商和簽訂集體合同制度的先進經驗;許多地方和單位成立了黨政工共同組成的推行平等協商和簽訂集體合同制度的領導機構,使這項工作取得了很大進展,并帶動了其他工作的開展。
此外,加強基層工會建設,深入開展建設“職工之家”活動;加強勞動保護工作;維護女職工特殊利益;興辦以第三產業為主體的工會企事業;開展工會的國際友好交往活動等,也都取得了新的成就。
(三)加強鄉鎮企業、外商投資企業和私營企業工會工作
隨著對外開放的不斷擴大以及實行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外商投資企業、鄉鎮企業和私營企業在國民經濟中所占的比重逐漸提高,這些企業的職工人數迅速增長。適應這種形勢的發展,從新建企業組建工會著手,逐步加強了新建企業的工會工作。到1998年底,全區組建外商投資企業工會354個,占總數的93%;私營企業工會1004個;鄉鎮(集體)企業工會2319個;鄉鎮(街道)工會1265個,占總數的75%。
五
在內蒙古自治區黨委領導下,民國38年(1949年)3月組成了內蒙古自治區職工會總會籌備小組;同年5月1日,正式建立了內蒙古自治區總工會籌備委員會;到1999年10月,已召開了七屆會員代表大會。內蒙古的工人運動和工會工作,歷經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各個時期,直到新中國成立后參加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進人社會主義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新時期,已經走過了50年的光輝歷程。全區各級工會干部在鄧小平理論和中國共產黨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基本路線的指引下,堅持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在新的實踐基礎上,積極探索有中國特色的工會工作新路子,取得了明顯成績。內蒙古工人運動和工會工作的歷史是輝煌燦爛的。中國共產黨十五大作出了把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全面推向21世紀的偉大戰略部署。回首過去,展望未來,全區工會干部和各族職工充滿信心和希望,要高舉鄧小平理論偉大旗幟,緊密團結在以江澤民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圍,在內蒙古自治區黨委和全國總工會的領導下,繼承和發揚優良傳統,進一步開創內蒙古工人運動和工會工作新局面,為貫徹落實中共十五大提出的各項任務,實現內蒙古自治區跨世紀宏偉目標,做出新的更大的貢獻!
概述
一
內蒙古自治區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一個實行少數民族區域自治的地區。在中國共產黨的路線、方針、政策指引下,特別是在黨的民族政策的光輝照耀下,內蒙古自治區成為一個各民族團結和睦的大家庭,有著光榮革命傳統并充滿生機與活力,是中國在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的壯麗事業中正在崛起的一個大有希望的地方。
在半個多世紀以前的舊中國,內蒙古同全國各地—樣,在帝國主義列強、封建王公和國民黨反動派的欺凌壓榨下,大好河山滿目瘡痍,各族人民啼饑號寒,掙扎于水深火熱之中。是偉大的中國共產黨,從它誕生的20世紀20年代起,就關心著內蒙古各族人民的命運,在這里開辟工作,培養干部,播下革命的火種。在中國共產黨和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的領導下,經過艱苦卓絕的斗爭,終于推翻了壓在各族人民頭上的“三座大山”(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于新中國成立之前的民國36年(1947年)5月1日,成立了以蒙古族聚居為基礎的內蒙古自治區。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以后,國家投入大量的資金和物資,在內蒙古進行大規模的開發建設。來自祖國各地的大批工人、知識分子和領導干部,在同內蒙古各族人民創造嶄新生活的斗爭中,結下了手足深情。自治區的各項建設事業熱火朝天,社會進步日新月異,整個內蒙古大地,呈現出一派生機盎然、欣欣向榮的興旺景象。因此,被周恩來總理譽之為“模范自治區”。
中國共產黨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改革開放的春風勁吹內蒙古大地。黨在新時期的路線、方針、政策和一系列改革措施,給廣大城鄉、牧區注入了新的活力,極大地推進了自治區經濟建設和各項事業的迅速發展。不僅勝利地完成了第六和第七個五年計劃,而且在1988年就提前兩年實現了國民生產總值比1980年翻一番的第一步戰略目標;1995年,又提前5年實現了國民生產總值比1980年翻兩番的第二步戰略目標。對外開放也有了新的進展。內蒙古自治區經濟實力已經明顯增強,國民經濟和各項社會事業有了很大發展,社會面貌發生了顯著變化。1998年,全區國內生產總值達1192.29億元,比1947年增長59.2倍;人均國內生產總值5068元,在全國各省、自治區、直轄市的位次從1978年的第18位上升到第16位;財政收入達131.2億元,比1947年增長14.6萬倍。全區工業從無到有,從小到大,陸續興建了一大批重點項目;內蒙古已成為國家重要的能源、原材料基地。1998年,全區工業增加值達399.42億元,比1947年增長344倍。主要工業產品產量大幅度增長,在全國占有重要位置。
在改革開放的進程中,內蒙古經濟和社會的發展邁出更快更大的步伐。自治區黨委和人民政府提出了“九五”計劃時期實行兩個轉變(經濟體制和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實現兩個提高(提高財政收入和城鄉人民生活水平)、完成兩大歷史性任務(初步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和基本實現小康)的總體目標;確定了加快內蒙古經濟發展的五大戰略,即資源轉換、開放帶動、科教興區、人才開發、名牌推進戰略;制定了加快發展農畜產品加工業、能源工業、冶金工業和重型汽車工業四大支柱產業,以及化工、建材、森工三大優勢產業的發展思路。通過這些戰略目標和措施的實施,使內蒙古資源優勢得到進一步發揮,產業結構和資源配置更加合理,逐步形成具有內蒙古特色的國民經濟新格局。
二
在漫長的歷史中,內蒙古地區長期處于封建落后的農牧業自然經濟狀態。19世紀中葉,外國帝國主義勢力侵入中國,也逐漸侵入內蒙古。清王朝喪權辱國,腐敗無能,和帝國主義列強簽訂了許多不平等條約。列強們懷著掠奪資源、傾銷商品的目的,闖進中國(包括內蒙古),辦企業,修鐵路,開礦山。國內一些人士也開始興辦實業。內蒙古地區相繼出現了采金、煤礦、郵電、鐵路、電力、林業等產業工人,以及各種手工業工人和商業職工。隨著中東鐵路和京綏鐵路的修筑通車,大興安嶺林區的擴大采伐,以及許多礦產資源的逐步開發,產業工人隊伍不斷發展壯大起來。但在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三座大山”的壓迫下,內蒙古經濟發展長期落后,工業基礎十分薄弱。內蒙古工人階級一產生,就受到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的殘酷剝削和壓迫,從事繁重的勞動,過著衣不蔽體、食不果腹、居無定處的悲慘生活。
內蒙古工人階級具有光榮的革命傳統,在革命和建設的各個歷史時期,都發揮了重要作用。早在清咸豐九年(1859),赤峰紅花溝金礦采金工人因勞動條件惡劣聚眾抗官,后引發反清起義。在19世紀60年代東北各族人民反清大起義中,白凌阿、彌勒僧格等人領導了內蒙古東部地區的反清起義,參加者包括了漢、蒙、回等民族的勞苦農牧民和大批手工業者、礦工。歷時近10年的東北各族人民大起義雖然最終失敗了,但它不僅沉重打擊了清朝在東北的封建統治,還有力地配合、支援了內地的太平天國等起義斗爭。在民國8年(1919年)“五·四”運動以前的舊中國,內蒙古工人階級為爭取改善勞動和生活條件,進行了一次又一次的反剝削、反壓迫的斗爭。但是,由于沒有先進、科學的思想指導,沒有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沒有各族人民的團結互助和支援,雖然流血犧牲,付出了巨大代價,但大多數都以失敗而告終。他們前仆后繼、堅韌不拔的斗爭精神,永遠值得學習,為后人開展革命運動提供了可資借鑒的寶貴經驗教訓。
民國6年(1917年)俄國十月革命成功,民國8年(1919年)中國爆發了“五·四”運動,民國10年(1921年)7月1日中國共產黨成立。從這個時期起,內蒙古的產業工人逐漸發展壯大起來,中東鐵路、京綏鐵路(兩條鐵路在內蒙古境內各有400公里以上)以及各條戰線的工人,受到馬克思列寧主義思想的熏陶和教育,逐漸由自在階級變為自為階級。尤其是中國共產黨成立后,便在自己的政黨的直接領導下,組建工會,擴大隊伍,聯合各族各界人民結成統一戰線,掀起了反對軍閥、反對國民黨、反對日俄等帝國主義、反對一切反動派的革命斗爭,罷工運動風起云涌,工人階級優秀戰士不斷涌現,推動了革命運動向前發展。盡管革命斗爭艱難曲折,革命浪潮時高時低,但總的發展趨勢是由勝利走向勝利,最終推倒了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三座大山”。民國36年(1947年)5月1日,在王爺廟(今烏蘭浩特市)成立了內蒙古自治政府;民國38年(1949年)9月19日,和平解放綏遠,成立了綏遠省人民政府。翻身解放了的內蒙古各族工人階級和勞動人民,積極支援全國的解放戰爭,終于迎來了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建立。
三
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結束了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奴役中國各族人民的歷史,建立起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即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政權。工人階級在國家社會生活中地位的根本變化,使內蒙古工人運動和工會工作進入了一個嶄新的歷史發展時期。
(一)基本完成社會主義改造時期的工會運動
從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到1956年,內蒙古工人階級和各族人民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有步驟地實現了從新民主主義到社會主義的轉變。新中國成立后的前3年,迅速恢復了國民經濟。1953年,開始進行有計劃的經濟建設,同時開展了對生產資料私有制的社會主義改造,到1956年,基本上完成了這項改造工作。在這個歷史階段,內蒙古工會運動朝氣蓬勃,充滿活力,對鞏固新生的人民共和國和執行黨在過渡時期的總路線作出了重要貢獻。
針對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初期面臨的形勢,內蒙古工會運動在自治區黨委和全國總工會的領導下,為鞏固新生的人民共和國和內蒙古自治區,開展了一系列活動:1.通過成立工會迅速把全區職工組織起來,并在職工中進行勞動創造人類歷史、階級斗爭、中國革命的基本問題等一系列政治啟蒙教育和愛國主義、國際主義教育以及以掃盲為主的文化技術教育,提高職工的階級覺悟和文化程度,形成一支堅定擁護新生政權的社會中堅力量。國家于1950年頒布《中華人民共和國工會法》,作為新中國最早頒布的一批法律之一,支持工會運動的開展。工會依法建立起由會員繳納會費與企業撥付工會經費的工會財務體系。2.發動和組織職工盡心竭力恢復國民經濟,并在發展生產的基礎上逐步改善職工生活。各地工會積極組織職工開展了愛國主義勞動競賽,涌現出沈文翰、哈斯楚魯等一大批創造了生產新紀錄和先進經驗的先進人物和先進集體。經過3年的努力,國民經濟得到全面恢復和初步發展。在發展生產的基礎上,工會協同各級政府和企業行政,執行國家制定的各項勞動保護法規,建立新的工資制度,實施全國統一的《勞動保險條例》,創建了一批集體福利事業和文化事業,安置和救濟了大批失業工人,初步改善了職工的物質和文化生活。3.發動和組織職工支持抗美援朝戰爭,參加土地改革和鎮壓反革命運動,進行城市和企業的民主改革,特別是配合各行業取締了林區、煤礦、建筑、搬運等行業的封建把頭制度,增強了工人的翻身感、主人翁感,加強了職工的團結,激勵了職工在政治上擁護新社會、在經濟上為恢復國民經濟發揚主人翁精神的高昂熱情。
全區各級工會動員廣大職工,為完成第一個五年計劃和逐步實現生產資料所有制的社會主義改造而努力。主要的活動是:1.在國家開始有計劃的經濟建設后,1953年召開的中國工會“七大”號召職工群眾為實現過渡時期總路線和第一個五年計劃而斗爭。內蒙古各族職工熱烈響應號召,群眾生產運動以空前的規模開展起來。這期間,工會倡導了群眾性技術革新運動,開展了先進生產者運動,引導勞動競賽向提高技術、改進技術、學習和掌握新技術的方向發展,對于促進第一個五年計劃的超額完成,奠定社會主義工業化的初步基礎,發揮了積極作用。2.發動和組織職工投入對資本主義工商業和手工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各級工會在職工中做了大量的教育和組織工作,配合與協助人民政府進行“五反”(反對行賄,反對偷稅漏稅,反對盜騙國家財產,反對偷工減料,反對盜竊經濟情報)運動,實行工人監督生產等措施,引導資本主義工商業逐步走上社會主義改造的道路。在對手工業進行社會主義改造中,工會也協助人民政府做了許多工作,促進了手工業合作化的進程。3.支持在土地改革中新獲得土地的個體農牧民走互助合作的道路,特別是發動和組織職工生產更多質優價廉的農牧業機具和農牧區用工業品,支援農牧業技術改造,促進個體農牧業向合作化方向發展。4.適應國家開展有計劃經濟建設、全區工人階級隊伍迅速擴大的形勢發展需要,以及為了滿足各族職工群眾要求不斷改善物質與文化生活的愿望,各級工會加強了職工文化技術教育和勞動紀律教育,積極興辦職工文化事業、勞動保險事業和集體福利事業,并重視把工會活動深入到少數民族職工、青工、女工和職工家屬中去。
(二)開始全面建設社會主義時期的工會運動
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以后,中國開始轉入全面的大規模的社會主義建設。在直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前的10年中,內蒙古各級工會在自治區黨委和全國總工會領導下,在動員和組織各族職工增強國家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物質技術基礎方面,以及在戰勝歷時3年的國家嚴重經濟困難方面,都作出了積極貢獻。
在這期間,內蒙古各級工會動員職工響應黨提出的技術革命的號召,掀起了技術革新和技術革命的群眾運動熱潮。廣大職工振奮精神,破除迷信,鉆研技術,經過奮發努力,促進了工業生產的機械化、半機械化和自動化、半自動化水平的提高,解決了許多生產關鍵問題。廣大職工為自治區的生產建設、科學研究以及農牧業機械化的發展,發揮了高度的社會主義積極性和創造精神。適應各族職工學習和提高技術的要求,工會在這時期,建立了較為完整的從掃盲、初等、中等到大專的職工業余教育體系。
由于“大躍進”和“反右傾”的失誤,加上自然災害和原蘇聯撕毀經濟合同,國民經濟在1959~1961年遭遇嚴重困難。為了戰勝困難,促進國民經濟盡可能早日恢復和發展,內蒙古各級工會配合有關方面進行深入細致的教育和組織工作,促使56.7萬名城鎮職工顧全國家整體利益的大局,承受個人的暫時困難,離開企業到農村牧區中加強農牧業生產,從而大大緩解了由于經濟困難給城鎮和企業帶來的沉重壓力。同時工會在這期間著力抓好職工食堂和副食品、代食品的生產以及加強對職工的困難補助,組織職工開展生活互助互濟活動等,幫助職工度過生活上的困難,收到了良好的成效。工會還支持職工群眾開展創造性的技術協作活動,通過技術能手幫助企業解決生產技術問題,促進企業生產發展。1964年以后,全區職工廣泛開展“工業學大慶”活動和“學雷鋒”、“學解放軍”活動,發揚了艱苦奮斗、自力更生的精神,有力地推動了國民經濟的恢復與發展。
由于“左”的思想的危害,內蒙古工人運動和工會工作經歷了曲折的發展過程。主要是1958年在工運領域錯誤地開展對全國總工會主要領導人的批判和以后“工會消亡”風的影響,使工會運動遭受嚴重挫折。尤其是1966年5月~1976年10月的“文化大革命”,使全國及內蒙古自治區各族人民遭到新中國成立后最嚴重的挫折和損失,內蒙古工會運動同樣遭到嚴重的破壞,工會工作完全癱瘓。與此同時,仍有大批職工頂著逆流,克服困難,堅守崗位,努力生產。“文化大革命”對內蒙古工會運動的干擾和破壞,從反面提供了極其深刻的教訓。
四
從1978年12月中國共產黨十一屆三中全會前后開始,黨和國家撥亂反正,總結歷史經驗,開創了改革開放和集中力量進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新時期。內蒙古工會運動在自治區黨委和全國總工會領導下,以鄧小平理論和黨的基本路線為指針,適應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特別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要求,積極探索工會工作的新路子,開拓工會工作新領域,使內蒙古工會運動進入一個新的發展階段。
(一)深入進行工會工作指導思想的撥亂反正
1978年,鄧小平在中國工會九大的致詞,全面地、深刻地闡明了工會的性質、地位、作用和任務,是指導新時期工人運動和工會工作的綱領性文獻。致詞中高度評價了工人階級和工會工作,充分肯定各級工會在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勝利發展中起了重大的作用。致詞要求工會組織用深入群眾的宣傳組織工作促進改革的順利實施;要求工人階級要用最大的努力來掌握現代化的技術知識和管理知識,為實現農業、工業、國防和科學技術的現代化做出優異的貢獻;要求工會教育會員把維護企業的集中領導同實現民主管理結合起來;指出工會要努力保障工人的福利,并對工會自身的建設提出了具體要求。1979年,葉劍英代表中共中央在慶祝建國3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中指出,工會、共青團、婦聯等群眾團體是廣大群眾的重要代表者,一定要積極維護國家和集體的利益,同時一定要堅決維護自己所代表的群眾的利益。1989年下發的《中共中央關于加強和改善黨對工會、共青團、婦聯工作領導的通知》,總結了中國工會和工人運動的歷史和現實經驗;系統、科學地論述了新時期工會的性質、地位和重要作用,指出工會是黨領導的工人階級的群眾組織,是黨聯系群眾的橋梁和紐帶,是國家政權的重要社會支柱;對加強和改善黨對工會的領導、充分發揮工會組織作用的重大問題,作了一系列重要的政策規定。這是各級黨委進一步領導好工會工作的理論和政策依據,是指導各級工會組織搞好自身建設的綱領性文件。
內蒙古自治區各級工會干部通過端正思想路線,認真學習貫徹中共中央和鄧小平的指示,擺脫“左”的思想對工會干部的束縛,實事求是地總結歷史的和新時期的工作經驗,對于社會主義條件下工會的性質、職能、作用等問題日益有了正確的理解并形成共識。1992年,中共十四大確定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目標。1995年,隨著國家《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法》的頒布,全國總工會第十二屆二次執委擴大會議提出:以貫徹《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法》為契機和突破口,帶動工會各項工作,推動自身改革和建設,努力把工會工作提高到一個新水平,在國家的改革、發展、穩定中更好地發揮作用,作為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工會工作的總體思路”。突出強調工會的基本職責是維護,即在維護全國人民總體利益的同時,更好地表達和維護職工的具體利益。這對各級工會組織和工會干部樹立全面、正確的工會工作指導思想,推動新時期工會運動的發展有著重要的意義。
(二)隨著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進程,內蒙古工會運動呈現出不斷開拓進取、蓬勃發展的局面
1.深入開展群眾性經濟技術創新活動,為內蒙古經濟發展做出了新的貢獻。改革開放以后,廣大職工中群眾性生產經濟技術活動蓬勃發展。各級工會深入開展以“雙增雙節”(增產節約、增收節支)為主要內容的社會主義勞動競賽,組織職工立足本職、學先進、比貢獻、創一流、增效益,積極投身合理化建議、發明創造、技術革新、技術協作和安全生產監督等活動,為振興內蒙古經濟建功立業。內蒙古自治區總工會作出《關于團結和動員全區各族職工為完成自治區“九五”計劃實現跨世紀宏偉目標建功立業的決定》,在全區范圍內開展了爭當“九五”英模活動。各級工會圍繞自治區實行“兩個轉變”(經濟體制和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實現“兩個提高”(提高財政收入和城鄉人民生活水平)的目標,動員和引導各族職工積極投身經濟建設主戰場,發揚工人階級主人翁精神,深入開展社會主義勞動競賽等群眾性生產經濟技術活動。僅1995年以后,全區就涌現出一大批先進個人和先進集體。他們的先進思想和事跡,對促進內蒙古經濟發展產生了廣泛的影響。
2.保障職工在企事業單位中的主人翁地位,加強企事業單位的民主管理。1978年,鄧小平在中國工會“九大”的致詞中指出:“我們所有的企業必須毫無例外地實行民主管理,使集中領導和民主管理結合起來。”全國總工會于1981年同中共中央組織部、國家經濟委員會聯合召開會議,制定了《國營工業企業職工代表大會暫行條例》。1988年,國家制定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全民所有制工業企業法》,從法律上確定了國家保障職工的主人翁地位,企業通過職工代表大會和其他形式實行民主管理,并對職代會的職權作出了具體的規定。此后,內蒙古在深化企業改革尤其在轉換經營機制與建立現代企業制度的進程中,各級工會積極探索和拓展各種所有制企業實行職工民主管理或民主參與以及民主監督的有效形式。內蒙古自治區總工會先后制定了《內蒙古自治區現代企業制度試點中工會工作和職工民主管理工作的實施意見》和《關于全心全意依靠職工群眾辦企業的實施意見》,報請自治區黨委、人民政府批轉了《關于在企業改革中依靠職工群眾和加強工會工作的意見》等一系列關于加強企事業民主管理政策和指導性文件,有力地推動了全區民主管理工作的開展,進一步保障了職工的民主權利。截至1998年底,全區85.7%的企事業單位建立了職工代表大會制度,其中有91.6%的單位開展了職代會民主評議領導干部的活動。到1999年8月底,全區有940多個企業實行了廠務公開制度。多數企業執行了業務招待費使用情況向職代會報告的制度。
3.在深化改革中,加強立法參與和決策參與,依法維護職工權益。在改革不斷深化的過程中,各級工會一方面積極地教育和組織職工群眾理解、參與和支持改革;另一方面針對不同所有制企業勞動關系的變化,工會加強了與政府的聯系,強化了立法參與和決策參與,從“源頭”上加大維護職工合法權益的力度,收到良好的效果。基層工會充分發揮職代會作用,加強對企業改革方案與措施的審議與監督;各級工會領導機關積極參與自治區和盟市、旗縣對有關改革的法律、法規、政策等的制定與修訂。80年代以后,自治區總工會及有關產業工會先后參與了《憲法》、《中華人民共和國工會法》、《企業法》、《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司法》、《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法》、《中華人民共和國教師法》、《婦女權益保障法》等全國性法律草案的討論;參與了勞動立法和養老保險、待業保險、勞動合同制、崗位技能工資制、勞動爭議仲裁等近100部地方性法規、規定和政策性文件的討論、修改工作;主動協調、妥善解決了一些地方和單位出現的某些侵犯職工合法權益的問題。通過這些,為基層工會在改革中維護職工權益創造了有法可依、有章可循的必要條件,工會已成為廣大職工群眾有組織有領導的參政議政的民主渠道。
4.深入實施“送溫暖”、“促進再就業”工程,促進職工隊伍和社會的穩定。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逐步建立,企業深化改革步伐的加快,針對下崗職工人數不斷增多的實際,各級工會組織積極協助各級黨政著力實施“送溫暖”、“促進再就業”工程的建設。通過幫扶困難企業和特困職工,領導干部與困難職工建立聯系戶制度,開展職業介紹和職業培訓等活動,幫助困難職工和下崗職工,同時注意保護老職工、女職工、勞動模范和其他特殊群體的利益。1992年以后,工會倡導和組織的元旦、春節期間“送溫暖”活動,在內蒙古自治區領導的親自參與和帶動下,形成了全區各級黨政領導參加、黨政工和社會各界共同開展“送溫暖”的局面,推動了“送溫暖”工程的深入發展。在協助政府實施“再就業”工程方面,到1998年底,各級工會建立職業介紹機構76個,職業培訓機構130個,勞務輸出機構32個;舉辦培訓班1254期,累計培訓下崗職工73637人次,培訓后被錄用45557人。
5.不斷提高職工隊伍素質,促進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各級工會認真貫徹內蒙古自治區總工會《關于貫徹黨的十四屆六中全會決議的實施意見》,組織各族職工學習鄧小平理論,開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大學習大討論,普及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基本知識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法》等有關法律知識,加強職工隊伍的科學文化技術教育。以職業道德建設為重點,廣泛開展了文明職工、文明班組、文明單位等多種形式的精神文明創建活動和全區職工職業道德先進單位、先進個人評選表彰活動;深入開展了以中國近代史、社會發展史、黨史和工運史為主要內容的愛國主義、集體主義、社會主義和民族團結教育,激發了廣大職工的愛國主義和投身改革建設的熱情,促進了各民族職工的團結。在慶祝內蒙古自治區成立50周年活動期間召開的全區民族團結進步表彰大會上,內蒙古總工會被自治區黨委、政府授予全區民族團結進步先進集體稱號。繼續開展以崗位讀書、崗位成才為重點的讀書自學活動,形成了職工讀書自學和工會辦學、參與管理“三位一體”的職工教育格局。總結選樹和宣傳推廣工人階級在“兩個文明”(社會主義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設中涌現出來的先進典型,用工人階級的先進思想和崇高品德影響全社會。
6.建立勞動關系協調機制,促進了勞動關系的和諧穩定發展。1995年以后,各級工會把推行平等協商和簽訂集體合同制度作為實施工會工作總體思路的重點。內蒙古自治區總工會制定了《關于建立平等協商簽訂集體合同制度的意見》、《工會勞動法律監督暫行辦法》、《關于進一步完善勞動爭議仲裁三方機制的通知》等文件,組織工會干部赴外地學習考察貫徹勞動法、推行平等協商和簽訂集體合同制度的先進經驗;許多地方和單位成立了黨政工共同組成的推行平等協商和簽訂集體合同制度的領導機構,使這項工作取得了很大進展,并帶動了其他工作的開展。
此外,加強基層工會建設,深入開展建設“職工之家”活動;加強勞動保護工作;維護女職工特殊利益;興辦以第三產業為主體的工會企事業;開展工會的國際友好交往活動等,也都取得了新的成就。
(三)加強鄉鎮企業、外商投資企業和私營企業工會工作
隨著對外開放的不斷擴大以及實行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外商投資企業、鄉鎮企業和私營企業在國民經濟中所占的比重逐漸提高,這些企業的職工人數迅速增長。適應這種形勢的發展,從新建企業組建工會著手,逐步加強了新建企業的工會工作。到1998年底,全區組建外商投資企業工會354個,占總數的93%;私營企業工會1004個;鄉鎮(集體)企業工會2319個;鄉鎮(街道)工會1265個,占總數的75%。
五
在內蒙古自治區黨委領導下,民國38年(1949年)3月組成了內蒙古自治區職工會總會籌備小組;同年5月1日,正式建立了內蒙古自治區總工會籌備委員會;到1999年10月,已召開了七屆會員代表大會。內蒙古的工人運動和工會工作,歷經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各個時期,直到新中國成立后參加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進人社會主義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新時期,已經走過了50年的光輝歷程。全區各級工會干部在鄧小平理論和中國共產黨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基本路線的指引下,堅持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在新的實踐基礎上,積極探索有中國特色的工會工作新路子,取得了明顯成績。內蒙古工人運動和工會工作的歷史是輝煌燦爛的。中國共產黨十五大作出了把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全面推向21世紀的偉大戰略部署。回首過去,展望未來,全區工會干部和各族職工充滿信心和希望,要高舉鄧小平理論偉大旗幟,緊密團結在以江澤民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圍,在內蒙古自治區黨委和全國總工會的領導下,繼承和發揚優良傳統,進一步開創內蒙古工人運動和工會工作新局面,為貫徹落實中共十五大提出的各項任務,實現內蒙古自治區跨世紀宏偉目標,做出新的更大的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