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 頁 《軍事志》概述
概述
一
內蒙古自治區位于中華人民共和國北部邊疆，外同俄羅斯、蒙古國接壤，有4200多公里國境線；內與黑龍江、吉林、遼寧、河北、山西、陜西、寧夏、甘肅等省區毗鄰；面積118.3萬平方公里，占全國陸地總面積的八分之一，居住著蒙古、漢、達斡爾、鄂溫克、鄂倫春、回、滿、朝鮮等49個民族；2000年，人口2375.5萬人；首府呼和浩特市。
內蒙古地區總體上屬高原地區，是僅次于青藏高原的中國第二大高原。在內蒙古地區東、中、西部，有大興安嶺、陰山、賀蘭山等山脈綿亙長達2600多公里，形成自治區地貌脊梁。這些山地周圍分布著丘陵、戈壁、草原、沙漠、平原和沼澤。草原廣袤，森林茂密，礦藏豐富。黃河、西遼河、額爾古納河等河流水源充足，流量充沛，呼倫湖、貝爾湖、達來諾爾、黃旗海、岱海、烏梁素海等內陸湖泊星羅棋布，人稱內蒙古自治區東林西鐵，南糧北牧，遍地是煤。滿洲里、二連浩特兩個陸路口岸是中國聯接歐亞大陸進行經濟、文化交流的重要通道。內蒙古自治區地處祖國北部邊疆，對維護國家統一，領土完整和安全穩定有著獨特的意義，其重要的地理位置和優越的自然條件顯示了內蒙古自治區重要的戰略地位。
內蒙古地區歷史悠久，是中華民族發祥地之一。自古以來，內蒙古地區便同內地有著密切的聯系。著名的“大窯文化”、“鄂爾多斯文化”、“扎賚諾爾文化”、“河套文化”，特別是中國北方文化的代表——史前時期六大文化區系之一的“紅山文化”都一再證明內蒙古地區一直是中華民族先人勞動、生息、繁衍的搖籃。長期以來有幾十個古代游牧部族在這里活動，其中維系時間較長，影響較大的有匈奴、東胡、鮮卑、柔然、突厥、契丹、蒙古等諸多民族，對中華民族的發展做出了不同的貢獻。由于內蒙古所處的地位和它在軍事上的重要性，歷史上諸多兵家常常為奪取和控制這一戰略要地而爭戰，統治階級為擴充地盤和勢力，也常常訴諸武力，挑起戰爭，各種軍事組織、各類形式武裝常有激烈復雜的軍事較量。北方游牧民族由于其生活方式、生產方式不同，因此軍事上與農耕民族有許多不同之處。軍政合一，全民皆兵的體制，能騎善射，訓練與牧獵結合，生產用具兼作軍事武器，快速機動，長于奔襲，具有許多優勢。因此，歷史上曾發生過許多凸顯騎兵特點的著名戰事。在內蒙古地區的某些歷史階段雖然戰事頻仍，但從整個歷史發展看，和平時期是主要的，各族人民之間的友好是主要的，社會不斷發展的趨勢是主要的。各族人民群眾都期望和平生活，期望民族團結與發展，長期的民族間的經濟文化交流促進了各民族間的融合，增強了北方民族間的團結。
二
戰國時期，趙、燕、秦三國的勢力進入今內蒙古地區，開始在這里建立郡縣，屯兵駐防并建筑長城。趙武靈王學習游牧民族“胡服騎射”，擊敗、征服了內蒙古地區的林胡、樓煩。秦始皇建立統一的封建王朝之后，在今內蒙古地區設立九原、云中等郡治理。秦從各地發來軍隊、苦役在燕、趙長城的基礎上修建秦長城，并修筑從云陽（今陜西省淳化縣西北）至九原（今烏拉特前旗三頂賬房古城）長達700公里的直道，把這里同秦王朝的統治中心連接起來。秦王朝時期，匈奴重振軍力，建立中國北方民族歷史上第一個政權。漢朝實行“和親”政策，匈奴呼韓邪單于附漢，漢、匈和平友好60余年。東漢滅亡。魏、蜀、吳三國鼎立，今內蒙古地區先后出現烏桓、柔然、突厥等民族，并先后建立柔然國、突厥汗國，與中原王朝形成錯綜復雜的政治、軍事關系，征戰頻繁。在魏晉南北朝300多年的混亂時期，通過戰爭，鮮卑拓跋氏建立北魏政權。為防御柔然國南侵，統治者修筑北魏長城，并在長城內側設立沃野鎮（今磴口縣境）、懷朔鎮（今固陽縣境）、武川鎮（今武川縣境）、撫冥鎮（今四子王旗境）、柔玄鎮（今烏蘭察布盟黃旗海北部）和懷荒鎮（今河北省張北縣境）等6個軍鎮，實行軍事管制的建制。后由于鎮將跋扈，六鎮軍民相繼起義。
唐王朝在今內蒙古地區設置安北、單于都護府，豐、勝、夏等州。為防御突厥侵擾，在陰山以南，黃河以北一線構筑軍事設施，修東、中、西3座受降城，設置烽堠1800所。
公元10世紀初，世居今老哈河、西拉木倫河流域的契丹族迅速強大起來。契丹民族首領耶律阿保機創立遼王朝。通過不間斷的戰爭，相繼征服統一了中國北部并修建首都上京臨潢府城（今內蒙古巴林左旗林東波羅城），在內蒙古地區先后設烏古敵烈統軍司、西北路招討司、西南路招討司等軍政機構，統轄屬部。金滅遼后，相繼征服和招降草原各部，置東北、西北、西南三路招討司以管轄北方屬部，同時在今內蒙古境內修筑金界壕等軍事設施，加強邊境防衛。
公元12世紀，蒙古民族在漠北興起。蒙古貴族首領鐵木真（即成吉思汗），經過幾十年艱苦征戰，于蒙古國元太祖成吉思汗元年（1206年）統一大漠南北各部落，建立大蒙古國的游牧貴族政權。成吉思汗后裔，又先后攻滅西夏、西遼、金、南宋等政權，建立元朝，結束了混亂割據局面，又一次實現全國大統一。元世祖忽必烈修元上都于灤水北（今正藍旗境內），并于蒙古國中統元年（1260年）即帝位于此，時稱開平府。設立了一些全國性軍事機構。元王朝時期，內蒙古地區還設有四通八達的驛路臺站，用于軍事交通。
明王朝建立后，沿祁連山、陰山、遼西一線，建立若干蒙古衛所，作為邊防基地。15世紀后半葉，成吉思汗后裔達延汗統一大漠南北，將蒙古各部編為6個萬戶，其中察哈爾、永謝布、鄂爾多斯和土默特4個萬戶的領地均在今內蒙古自治區境內。其后，達延汗之孫、土默特首領俺答汗控制內蒙古西部地區。努爾哈赤于后金太祖天命元年（1616年）建立后金，與其子相繼征服了漠南蒙古各部。清軍入關后，蒙古軍隊與滿八旗軍一道征戰，逐步統一了全國。清王朝為加強對蒙古地區的控制，在內蒙古地區推行盟旗制度。清王朝特派欽差大臣或理藩院官員出席定期會盟，審查各旗人丁，檢閱軍容，查驗兵丁武器、盔甲、馬匹。戰時盟長和旗札薩克率所屬兵丁應詔出征。清王朝還在內蒙古西部設立綏遠城將軍，常駐八旗軍鎮懾邊疆。為迅速傳達軍令政令，以及戰時軍需供應，清王朝還設立了從京師（今北京）到內蒙古地區的五路驛站。
清道光二十年（1840年）鴉片戰爭后，帝國主義用炮艦敲開了中國的大門，中國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內蒙古地區也同樣遭到帝國主義列強的欺壓和掠奪。100多年中，飽受帝國主義、封建貴族官僚統治的內蒙古各族人民，為反抗侵略和壓迫，前仆后繼，英勇斗爭。鴉片戰爭爆發后，大批蒙古騎兵奉命調赴京畿駐防備戰，內蒙古科爾沁左翼后旗人僧格林沁以御前大臣銜兼欽差大臣主持天津海防，并親率哲里木、昭烏達兩盟蒙古騎兵及幾千察哈爾蒙古馬隊駐防大沽口。清咸豐九年（1859年）大沽口之戰，蒙古族將士勇猛作戰，使英法侵略軍遭到痛擊。取得近代以來中國在抵御外侮戰爭中少有的一次大勝仗。清光緒二十六年（1900年），蒙古各族人民積極投入武裝反擊洋教侵略的斗爭。東部地區軍民直接以武力抵抗沙俄帝國主義侵略軍。對入侵呼倫貝爾地區的沙俄軍隊，當地清軍和各族人民一道奮勇迎戰，曾三戰三捷。八國聯軍侵占北京后，西侵內蒙古察哈爾地區，受到當地義和團和蒙古族官兵的頑強抵抗。
內蒙古各地民眾武裝在反對帝國主義的同時，還多次爆發了“獨貴龍”、白凌阿等較大規模的武裝起義，反抗清朝和蒙古封建王公的統治。這一時期較大規模反對封建王公，反對民族壓迫的還有嘎達梅林起義，受到蒙古族人民的廣泛支持，后雖遭軍閥鎮壓，但給蒙古民族解放運動留下深遠的影響。
三
從民國12年（1923年）下半年開始，中共北方地區黨組織就在蒙古族青年學生中宣傳革命思想，物色、培養干部，李裕智、烏蘭夫等一批蒙古族先進分子先后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和中國共產黨。這批共產黨員有的參加黃埔軍校學習，有的深入各軍事組織開展工作，為內蒙古革命準備了大批干部。為在蒙古民族中廣泛開展革命活動，在國共合作共同支持下，民國14年（1925年）10月，內蒙古人民革命黨在張家口成立，并先后在張家口、昭烏達、綏遠特別區組織成立內蒙古人民革命軍。年底，內蒙古人民革命軍一部和馮玉祥領導的國民軍一起對奉系軍閥作戰，奪取經棚、林西、赤峰等地，同時，又組建內蒙古軍官學校，為開展武裝斗爭培養骨干力量。共產黨員和革命左派在內蒙古人民革命軍中做了許多軍事、政治工作，使這支軍隊在革命戰爭中發揮了重要作用。民國16年（1927年），蔣介石發動“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后，革命軍隊中的許多骨干慘遭屠殺。中共黨員、內蒙古人民革命軍副總指揮李裕智、內蒙古人民革命軍第12團團長席尼喇嘛等也在內蒙古地區相繼遇害。
民國20年（1931年）9月18日，日本侵略者侵占中國東北和內蒙古東部地區，后又不斷向西進犯，侵占內蒙古中西部地區，內蒙古大部地區淪陷。日本侵略者為加強對內蒙古東部地區的軍事統治，扶植甘珠爾扎布、包善一、韓色旺組成內蒙古自治軍。日本關東軍還策劃組建興安軍管區司令部，由巴達瑪喇布坦任司令，后又組建興安陸軍軍官學校。日本駐蒙軍操縱蒙古王公德穆楚克棟魯普（簡稱德王）成立“蒙古軍政府”，并組成以李守信為首的偽蒙古軍。這些所謂的自治組織和軍隊均成為日本侵略者的傀儡和幫兇。
民國20年（1931年）9月，中共內蒙古特委做出廣泛發動和組織開展武裝抗日的決定。在“義勇軍”中開展工作；在赤峰、烏丹一帶組織游擊隊；在綏遠組織“反帝大同盟”；在呼倫貝爾組織“東北民眾救國軍”；在張家口成立“蒙漢抗日同盟軍事委員會”；積極領導群眾武裝抗日。民國22年（1933年），在中國共產黨的推動和影響下，國民黨愛國將領馮玉祥、中共黨員吉鴻昌在張家口建立察哈爾抗日民眾同盟軍，在廣大人民群眾支持下，痛擊日本侵略者，收復多倫等縣，將日軍逐出察境。綏遠蒙古族地方武裝老一團部分官兵，開赴察哈爾前線參加同盟軍對日作戰。民國25年（1936年）2月，百靈廟“蒙政會”保安隊的蒙古族官兵，在云繼先、朱實夫帶領下，在中共西蒙工委烏蘭夫等的關注下毅然舉行軍事暴動。是年，綏遠抗戰爆發，國民黨愛國將領傅作義指揮部隊在紅格爾圖、百靈廟連敗日偽軍的聯合進攻，取得抗戰大捷。中共中央和中華蘇維埃臨時政府及時發出《關于綏遠抗戰的通電》，號召全國人民努力擴大救亡陣線，加強抗日力量，援助綏遠抗戰將士。民國26年（1937年）“七·七”事變爆發后，傅作義又發動和領導包頭、綏西、五原戰役，痛擊日本侵略者。
民國26年（1937年）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洛川會議做出“實行全面抗戰，開展敵后游擊戰爭，建立敵后抗日根據地”的決定。共產黨員楊植霖、劉洪雄、賈力更、高鳳英等人，在歸綏周圍及大青山建立綏蒙民眾抗日開路先鋒隊，發動群眾開展抗日武裝斗爭。民國27年（1938年）8月，李井泉、姚喆、彭德大率領由八路軍120師358旅715團及獨立游擊4支隊組建的八路軍大青山支隊挺進大青山，同蒙綏抗日游擊隊會師，開創大青山抗日游擊根據地。后根據大青山地區的地理環境和對敵斗爭需要，大青山部隊由步兵改編為騎兵。民國28年（1939年）夏，部隊數量達1500余人，戰馬1400余匹。在敵強我弱、形勢復雜、環境艱苦的情況下，廣大指戰員緊緊依靠廣大人民群眾，運用毛澤東游擊戰爭的戰略戰術，堅持大青山游擊戰爭，粉碎了日偽軍的頻繁“掃蕩”，擊退了國民黨頑固派的多次進攻，鞏固和發展了大青山抗日游擊根據地。許多官兵為堅持大青山抗日斗爭獻出寶貴的生命。大青山抗日根據地的建立，牽制了日本侵略軍和偽蒙軍的大批兵力，打亂了日軍在綏遠地區的侵略部署，支援了晉西北和陜甘寧邊區的抗日斗爭，為全國抗戰勝利做出了應有的貢獻。民國31年（1942年）秋，日本侵略軍對大青山進行大掃蕩，大青山騎兵支隊主力轉移至山西雁北地區，10月，晉綏軍區決定將大青山騎兵支隊與晉綏雁北軍分區合并，成立塞北軍分區，統一領導綏遠和山西雁北地區的抗日斗爭。為加強對伊克昭盟抗日斗爭的領導，中共中央在三邊成立中共綏蒙工委，派遣八路軍警備騎兵團開赴伊克昭腹地桃力民，建立中共河套特委和桃力民工委，發動組織民眾抗日救國團體。此間，在中共中央關懷下，蒙旗混成旅不斷得到發展，國民政府軍政部先后將該旅改編、擴編為蒙旗獨立旅、新編陸軍第三師，白海風、紀松齡、烏蘭夫曾參加該部領導工作，帶領這支蒙古族武裝在伊克昭盟積極開展抗日斗爭。在內蒙古東部地區，呼倫貝爾人民緊密配合東北抗日聯軍三進呼倫貝爾，給日軍以沉重打擊。日本侵略者為剿滅熱河的抗日斗爭力量，割斷人民群眾與八路軍的聯系，采取集家并村的野蠻做法，并對承平寧地區進行反復“掃蕩”。為打開偽滿洲國的大門，由八路軍宋時輪、鄧華領導的抗日支隊以冀東為依托，開創了寧城、赤峰、喀喇沁右旗等熱南抗日游擊區。
民國34年（1945年），中國共產黨第七次代表大會制定了“放手發動群眾，壯大人民力量，在黨的領導下打敗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國人民，建立一個新民主主義的中國”政策。在中共七大精神鼓舞下，內蒙古各族軍民對日本侵略者展開全面進攻。7月，塞北軍分區改為綏蒙軍區，姚喆任司令員，高克林任政治委員。8月，蘇聯紅軍與蒙古人民共和國騎兵從中蘇、中蒙邊界分4路向日軍發動進攻，八路軍總部下令全線總反攻。綏蒙軍區部隊配合八路軍主力，迅速解放集寧、豐鎮、涼城、武川等縣。同時向盤踞在內蒙古東部地區的日軍發動猛攻。蘇蒙聯軍迅速攻克滿洲里、海拉爾、牙克石、突泉、王爺廟（今烏蘭浩特），占領林西、烏丹、通遼、赤峰、博克圖、扎蘭屯及多倫、康保、化德、商都等地，解放錫林郭勒、察哈爾、昭烏達、哲里木和呼倫貝爾廣大地區，迎來了抗日戰爭的勝利。
抗日戰爭勝利后，國民黨在美帝國主義支持下發動內戰。八路軍駐內蒙古地區各部隊，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同廣大人民群眾一道展開了對國民黨的自衛戰爭。民國34年（1945年）10月，在聶榮臻、賀龍等指揮下，綏蒙軍區部隊配合晉察冀、晉綏軍區部隊主力組織綏遠戰役，沿平綏鐵路向西進攻，到民國35年（1946年）初，同八路軍在集寧、豐鎮一帶的部隊一起擊敗傅作義、閻錫山等國民黨軍隊向綏蒙解放區發動的進攻。
中國共產黨對于在內蒙古地區建立蒙古民族武裝給予極大關注。民國34年（1945年），毛澤東在《論聯合政府》中指出，“必須幫助各少數民族的廣大人民群眾，包括……成立維護群眾利益的少數民族自己的軍隊。”日本投降后，中共中央書記處、晉察冀黨中央局多次指示內蒙古地區組織蒙古民族自己的武裝。日本投降后，中共內蒙古地區黨的領導分別在中共東北局、西滿分局、晉綏分局、晉察冀黨中央局、冀察熱遼分局幫助支持下，在原抗日游擊隊、反日起義革命武裝的基礎上，通過收編改造盟、旗保安隊和起義的偽軍部隊，同時動員大批農牧民和青年學生參軍，組建了一支以（占部隊人數90%以上），能征善戰的新式蒙古族騎兵部隊。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這支蒙古族騎兵部隊不斷成長壯大，為解放內蒙古和支援全國解放戰爭的勝利，為剿匪肅特、保衛內蒙古民族自治運動作出了重要貢獻。
民國35年（1946年）4月3日，內蒙古自治運動統一會議（即“四·三”會議）正式舉行。內蒙古地區蒙古民族武裝部隊統一整編為內蒙古人民自衛軍，烏蘭夫任司令員。中共選派八路軍干部參與內蒙古人民自衛軍的領導工作，并從東北軍政大學培訓一批蒙古族革命青年，組成新的骨干力量。在國民黨軍隊向內蒙古地區發動進攻時，內蒙古人民自衛軍為保衛內蒙古解放區同國民黨軍隊英勇作戰。11月至翌年5月，內蒙古人民自衛軍騎兵第1、2師配合遼吉軍區部隊解放舍伯吐、通遼等西遼河以北哲里木廣大地區，涌現出好特老等著名戰斗英雄和功臣。
民國36年（1947年）7月，解放戰爭轉入戰略進攻，內蒙古人民自衛軍和解放軍綏蒙軍區部隊積極參加同國民黨軍隊作戰和保衛解放區、清剿匪幫的斗爭。卓索圖盟縱隊和騎兵第4師，在昭烏達盟地區剿滅叛匪，保衛了冀察熱遼解放區后方根據地和東北與華北解放區的交通聯系。民國37年（1948年）1月，內蒙古人民自衛軍改編為內蒙古人民解放軍，烏蘭夫任司令員兼政治委員。年初，內蒙古地區各部隊進行整軍運動。各部隊普遍開展訴苦坦白和“四整一評”（整思想、整作風、整斗志、整歷史，評成分劃階級）運動，進一步批判軍閥主義思想，肅清封建反動思想影響，同時綏蒙軍區部隊開展查階級、查思想、查工作的“三查”運動。經過整訓，部隊更為純潔，內部團結得到增強，指戰員的革命熱情更為高漲，戰斗力得到提高。同時，大量翻身農牧民加入部隊，使部隊增加了新的血液。內蒙古人民解放軍騎兵部隊從同年7月起，奉命配合主力圍困長春、沈陽；9月，騎兵第1、2師參加遼沈戰役，圓滿完成任務，受到上級表彰。戰斗英雄邰喜德在參加解放四平等地的戰斗中，英勇殺敵，連續立功，充分表現了人民解放軍一往無前，敢打敢拼的英雄氣概。騎兵第11、16師在錫察地區一面深入開展清剿斗爭，一面協同華北第3兵團舉行察綏戰役，牽制傅作義部隊出關；12月，隨華北第3兵團參加平津戰役，勝利完成所擔負的戰斗任務。民國38年（1949年）5月，中國人民解放軍內蒙古騎兵部隊全殲胡圖林嘎和達布蘇呼喇嘛等股匪。
民國38年（1949年）9月19日，在人民解放軍取得遼沈、平津、淮海三大戰役勝利和強大的政治攻勢下，經中國共產黨耐心工作，國民黨西北軍政副長官兼國民黨綏遠省政府主席董其武等39人致電毛澤東主席、朱德總司令及華北軍區聶榮臻司令員、薄一波政治委員，宣布脫離國民黨反動集團，率部起義。
四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后，隨著行政區劃和國防任務的變化，內蒙古軍區部隊的機構和編制多次調整。民國38年（1949年）5月10日，綏蒙軍區和第8軍合編為綏遠省軍區，屬華北軍區建制，姚喆任司令員、高克林任政治委員。5月13日，內蒙古人民解放軍所轄5個騎兵師改稱中國人民解放軍，成立內蒙古軍區，屬東北軍區建制，烏蘭夫任司令員兼政治委員。1950年1月，內蒙古軍區轉隸華北軍區建制。1952年7月，內蒙古軍區、綏遠省軍區合并為綏蒙軍區，9月，改稱蒙綏軍區，屬華北軍區建制。轄錫林郭勒、察哈爾、昭烏達、哲里木、興安、呼倫貝爾、陜壩、集寧、烏蘭察布、伊克昭軍分區和騎兵第5師。1954年3月，蒙綏軍區改稱內蒙古軍區，烏蘭夫任司令員兼政治委員。1955年4月，內蒙古軍區歸國防部直接領導，行使大軍區權限。
從20世紀50年代起，部隊適應形勢變化和國家建設的需要，在深入開展剿匪、整軍、肅反運動的同時，進行社會主義時期黨的路線、方針、政策和戰備教育及正規劃訓練。解放戰爭后期，內蒙古地區匪患嚴重，內蒙古地區部隊在完成解放戰爭重要任務后，即以大量兵力，連續幾年開展大規模的剿匪斗爭。1950年，朝鮮戰爭爆發后，內蒙古軍區、綏遠省軍區積極響應“抗美援朝，保家衛國”的號召，組織部隊赴朝作戰，出色完成任務。為加強黨對人民武裝的領導，1953年3月，內蒙古自治區人民武裝委員會成立，各盟、旗（縣）也相繼成立本級人民武裝委員會，大抓民兵建設，民兵工作得到進一步加強。按照黨中央軍委和毛澤東主席關于“開展正規訓練迅速提高人民解放軍現代作戰能力”的指示，1953年起，內蒙古軍區部隊貫徹“以全面戰斗訓練為中心，以干部訓練為重點的方針”，掀起練兵熱潮；1964年，推廣“郭興福教學法”，開展正規統一的訓練和空前規模的群眾練兵和大比武活動，部隊素質明顯提高，戰備工作進一步落實。1958年，內蒙古軍區部分騎兵部隊奉命參加平息西藏叛亂戰斗，受到總參謀部、總政治部通報表揚。
1960年，軍委擴大會議后，部隊掀起學習毛澤東著作熱潮，廣泛開展創造四好連隊（政治思想好、三八作風好、軍事訓練好、生活管理好），爭當五好戰士（政治思想好、軍事技術好、三八作風好、完成任務好、鍛煉身體好）活動。這期間，由于受極“左”思想的影響，內蒙古軍區機關、部隊曾發生反“右派”擴大化、批判“教條主義”、“資產階級軍事路線”和“右傾機會主義”等錯誤運動，盲目貫徹林彪“突出政治”的做法，嚴重影響了部隊全面建設。期間，為加強戰備，炮兵部隊相繼進駐包頭；公廟子、畢克齊、赤峰軍用飛機場陸續啟用；北京軍區某軍工區、武漢軍區建筑工程某部、工程兵某部、基建工程兵某部及鐵道兵某部和某守備部隊先后到內蒙古地區進行國防施工或駐防。
1966年“文化大革命”開始后，內蒙古軍區機關和步兵學校、衛生學校等單位相繼開展“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許多干部外出“大串連”。在“踢開黨委鬧革命”口號下，成立了名目繁多的“造反”組織。由于受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揪軍內一小撮”口號的煽動，內蒙古軍區許多領導被揪斗、游街、掛牌，軍區、軍分區、人民武裝部大部分被沖擊。在“極左”思想指導下，機關部隊設立了許多“專案組”、“審干組”、“清查組”等，捕風捉影，隨意株連，先后制造了“烏蘭夫反黨叛國集團”、“內蒙古二月逆流”、挖“新內人黨”等冤案，烏蘭夫、孔飛、廷懋、塔拉、鮑蔭扎布、黃厚、王良太、劉昌、張德貴等軍區領導和一大批軍隊干部，特別是許多蒙古、鄂溫克、達斡爾等少數民族干部被打成“三反分子”、“民族分裂分子”、“新內人黨分子”，遭到關押、批斗，有的甚至被迫害致死。駐軍部隊在“文化大革命”“左”的思想影響下，部隊建設亦深受其害。
“文化大革命”期間，內蒙古地區部隊的政治教育，總體上貫徹了“以階級斗爭為綱”的指導思想，把“階級斗爭為綱”和“路線斗爭”作為主要內容，“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并且開展“革命大批判”，不僅搞亂了機關部隊思想，而且使同志之間、上下級之間互相戒備，人人自危，嚴重破壞了軍內民主和團結。在學習毛澤東著作中，由于林彪大肆鼓吹“一句頂一萬句”、背語錄和“活學活用，立竿見影”的所謂學習方針的影響，導致了嚴重的簡單化、庸俗化，使形式主義、實用主義盛行，現代迷信思想泛濫。由于林彪鼓吹“政治可以沖擊一切”，大批“單純軍事觀點”，許多干部不敢抓軍事訓練，戰士不敢學軍事技術，部隊軍事素質出現倒退。但由于中國共產黨軍隊建設思想的長期影響，政治教育中的許多符合中國人民解放軍優良傳統與內蒙古地區部隊實際的內容和做法，仍然得到了堅持。形勢戰備教育、加強軍隊組織性紀律性教育、愛國主義和革命英雄主義教育，以及扎根邊疆，保衛邊疆等教育，較普遍地得到開展和落實，保證了中國共產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在當時極其混亂的情況下，內蒙古地區部隊仍然保持了高度穩定與集中統一，保證了以邊防執勤為中心的各項任務的完成。
1967年開始，內蒙古軍區部分官兵奉命執行“三支兩軍”（支左、支工、支農，軍管、軍訓）任務。5月，根據中共中央、黨中央軍委命令，內蒙古軍區改為省級軍區，滕海清任代司令員，吳濤任政治委員，劃歸北京軍區領導。1969年8月，內蒙古軍區奉命將呼倫貝爾、哲里木、昭烏達軍分區和所屬部隊分別移交黑龍江、吉林、遼寧省軍區；阿拉善左旗、阿拉善右旗人民武裝部劃歸寧夏軍區；額濟納旗人民武裝部劃歸甘肅省軍區；達來庫布邊防站移交蘭州軍區。12月19日，中共中央決定對內蒙古實行分區全面軍管，建立前線指揮部。1971年5月，北京軍區副司令員尤太忠兼任內蒙古軍區司令員。這期間，中蘇邊境形勢緊張，蘇軍破壞邊界現狀，武裝挑釁不斷升級，邊防總站、邊防站改編為戰斗體制，并結合當地形、任務在邊境沿線派駐邊防哨所。按照“要準備打仗”和“深挖洞，廣積糧，不稱霸”的方針，全區部隊和自治區各族人民深入開展戰備教育，城鎮大規模構筑人防工程，積極開展人民防空工作。“珍寶島事件”后，按照戰爭打起來要組建地方部隊的要求，全區經過調整，加強武裝基干團建設。軍事訓練突出以打敵坦克為主的“三打三防”（打坦克、打飛機、打空降，防原子、防化學、防細菌）訓練和冬季野營拉練。民兵訓練向多科目發展，突出戰法、技法訓練。1975年，參加“三支兩軍”人員全部撤回部隊。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內蒙古地區黨政機構癱瘓，社會混亂的情況下，人民解放軍奉命執行“三支兩軍”任務，對制止武斗和混亂局面，維護社會秩序，生活秩序，工作秩序起到了積極作用。但由于受“左”的影響，也給軍隊建設及軍政、軍民關系帶來許多不良后果。
1976年10月，粉碎王洪文、張春橋、江青、姚文元“四人幫”反革命集團。內蒙古軍區部隊認真撥亂反正，積極做好平反冤假錯案和落實政策工作，深入開展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教育，并多次召開軍政軍民座談會，認真進行自我批評，廣泛開展擁政愛民活動，努力做消除隔閡的工作，增強了軍民團結，保持了部隊穩定。
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人民解放軍建設進入一個新的歷史時期。內蒙古自治區的中國人民解放軍各部隊以鄧小平新時期軍隊建設思想為指導，圍繞國家建設大局，朝著現代化、正規劃革命軍隊的總目標，努力加強部隊全面建設。堅持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保持人民軍隊的性質，深入批判林彪、江青兩個反革命集團妄圖否定黨對軍隊絕對領導的陰謀，深入進行四項基本原則（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堅持無產階級專政即人民民主專政、堅持共產黨的領導、堅持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教育和黨的基本路線、基本理論教育，批判資產階級自由化，部隊思想和政治建設不斷加強，各級領導班子和全體指戰員，學習鄧小平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和新時期軍隊建設思想，堅持黨指揮槍的原則，在政治上、思想上同黨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各部隊認真學習1985年黨中央軍委擴大會議精神，深刻領會轉變軍隊建設指導思想，走有中國特色的精兵之路的重大意義和中共中央對戰爭與和平問題的新判斷，自覺擁護和實行軍隊建設指導思想的戰略性轉變；為把軍隊搞精干，減少數量，提高質量，按照黨中央軍委關于裁軍百萬的部署，認真組織精簡整編工作，并在此基礎上把教育訓練提高到戰略地位。
20世紀80年代后，內蒙古地區各部隊全面落實黨中央軍委江澤民主席關于“政治合格、軍事過硬、作風優良、紀律嚴明、保障有力”的總要求，軍隊在質量建設上又有新的提高。認真貫徹落實《軍隊基層建設綱要》，堅持不懈地做好抓基層，打基礎工作，基層建設得到明顯改善；堅持以戰斗力為標準，全面改革軍事訓練。以軍事訓練和邊防執勤為中心，著眼打贏高技術條件下局部戰爭的需要，廣泛開展科技練兵，部隊科學文化素質得到明顯提高，戰斗力得到明顯增強；1990年9月，黨中央軍委主席江澤民視察內蒙古軍區，并題寫“睦鄰友好、強邊固防”和“熱愛邊疆、安心邊疆、保衛邊疆、建設邊疆”的重要題詞。按照江澤民主席指示，進一步在部隊中深入開展“四邊思想”教育，不斷完善以軍隊為主的軍隊、武裝警察與民兵相結合的聯防體制，管邊控邊能力進一步增強；民兵建設貫徹“服從國家經濟建設大局，適應國防建設需要”的指導思想和“減少數量，提高質量，抓好重點，打好基礎”的基本方針，全區各級黨委、人民政府和各級軍事部門加強對民兵、預備役工作的領導，民兵工作得到進一步加強；不斷完善民兵、預備役相結合制度，有計劃有重點地抓好后備力量建設，為戰時兵員動員打下良好基礎。
內蒙古地區部隊還自覺樹立服從和服務于國家經濟建設大局的思想，積極參加內蒙古自治區經濟建設，廣泛開展擁政愛民，軍民共建社會主義精神文明活動，積極參加搶險救災工作，采取各種有力措施密切軍民關系，進一步鞏固了內蒙古自治區軍政軍民團結和民族團結的大好局面，涌現出“愛民模范”前德門、“模范團長”李國安等一大批先進模范人物，大大推動了全區部隊群眾性學先進創先進的熱潮，有力地促進了部隊革命化、現代化、正規劃建設。
長期以來，內蒙古軍區部隊以及駐軍廣大官兵，牢記黨和人民重托，自覺發揚愛國主義、艱苦奮斗和無私奉獻精神，時刻保持高度警惕，為保衛和建設邊疆作出了積極貢獻。內蒙古自治區以其重要的地理位置、優越的自然環境和雄厚的人力、物力資源而具有十分重要的戰略地位。在加快西部改革開放步伐的新形勢下，不僅內蒙古自治區需要穩定的社會秩序，而且邊疆的安寧對保衛和支持祖國現代化建設具有重大的現實意義。內蒙古軍區和駐內蒙古自治區各部隊將進一步加強軍隊全面建設，在建設邊疆、保衛邊疆、維護社會穩定的斗爭中做出更大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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