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 頁 講好“大運河”的中國故事（一）
2014年6月，“中國大運河”成功列入《世界遺產名錄》，成為世界上空間跨度最大、歷史最悠久、影響最深遠的運河類遺產項目。近年來，隨著大運河文化帶、大運河國家文化公園等國家項目的提出，大運河遺產的價值與今天的國家經濟、文化、社會發展戰略，乃至國際文化軟實力的構建都有了密切的關聯。
那么，如何從知識體系層面認識和界定“大運河”這一概念？在申報世界遺產期間，遺產專業機構以世界遺產標準為框架，對“中國大運河”突出的普遍價值以及真實性、完整性、符合的標準等方面進行論述，并且獲得了世界遺產委員會的認可。但是，從普及、傳播和分享大運河遺產價值的角度，我們需要再次解讀這個完整、復雜的概念和知識體系，需要跳出世界遺產話語范疇，甚至跳出文化遺產的框架，從更高的層面去認識大運河。
跳出兩個認識局限
從學理的角度認識大運河，需要跳出對于大運河的“歷史還原”和“統一集權”兩個思維和認識局限，并且樹立更包容、更多元、更多層面的大運河敘事體系。
從時間觀上看，應跳出歷史還原主義的思維局限，避免陷入對大運河的“盛世想象”。我們今天談論和解讀大運河，不應該限定于某一特定的歷史時期，如隋初、宋初、元初或明中期、清中期等，而是應該秉持動態的時間觀，以現代的視野去理解和思考這一龐大的歷史產物。
歷史上，大運河主要被稱作漕渠，即使在“運河”二字普遍采用的明清時期，也并未出現“大運河”的稱呼。直到1958年，先是淮陰卷煙廠創造了 “大運河牌”香煙，江蘇省又成立了“江蘇省大運河工程指揮部”，這條水道才第一次擁有了“大運河”的稱號。因此，將大運河作為一種頗為現代的文化記憶產物，有助于我們跳出狹隘地對于所謂歷史真實性的執拗，不去過度強調保持或是“回到”所謂的某個歷史時期，從而可以根據具體的地理背景和社會條件，開展因地制宜且適應當地社會文化和民生需求的大運河保護利用措施。比如，有的學者和相關部門提出的“全面復航”，初衷是重現大運河繁榮時期的盛景。但深入了解大運河最為繁盛的明清時期，我們便會發現，真正的全線、全年貫通是很罕見的，大運河的缺水、淤塞、斷流反而是常態。
從政治觀上看，應避免將大運河過度政治化解讀。比如魏特夫對于中國治水和政治關系的扁平解讀，已經受到學界的廣泛質疑。盡管并沒有直接指涉大運河，但其相關論述，會對從學理層面理解大運河維系國家統一的功能產生誤解。人們容易將以大運河的開鑿和治理為代表的中國古代水利工程完全等同于一種統治者攫取政治權力、維護統治的行為。
跳出古代統治者的簡單思維，從普通人活動的視角去觀察，就會發現大運河的豐富內涵。大運河當然是一套水利統治系統，但更是一個關于“人”的交通、交往、交流體系，是遍布古代華夏大地的個人行走、謀生、游歷體驗的疊合。僅從宋代而言，由于北宋首都汴梁位于運河中樞，運河幾乎成了國家之中所有人員交通往來的首選，蘇軾回四川為父親蘇洵送葬之時，并沒有選擇走當年進京應考的蜀道，而是先沿運河向東南到長江，再從長江溯江而上，就說明了運河在當時的個人跨地域活動中的重要角色。大運河沿線留下的大量個人行走的記錄，比如黃汴的《天下水陸路程》、談遷的《北游錄》等，以及因此產生的以運河沿線風貌為背景的明清小說——《水滸傳》《三言二拍》等，都遠遠超出了“專制”的話語范疇，展示出運河超越政治、融入生活的價值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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