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 頁 論歷史編纂的通與斷（三）
從“通變”出發(fā)撰寫史書
既然我們明白了通史與斷代史的關(guān)系及其“通變”的道理，那么我們應該怎么做呢？
第一，我們首先應該明白歷史是有靈魂、有精神的，正是精神與靈魂賦予了歷史生命。因此，我們說歷史是活的，不是死的。無論寫通史還是撰斷代史，通變求理是歷史不竭的活力源泉。古代史家如此，當今史家也應如此。
第二，通史“通古今之變”，須依朝代遞興或?qū)v史分成不同時期，逐代逐段梳理考察，然后再會通起來，歸納、總結(jié)古今變化及興衰成敗之理，求得歷史發(fā)展中的某些規(guī)律。通史編纂離不開斷代史研究，因為通史的體系與內(nèi)容框架都是在融貫斷代史研究成果的基礎(chǔ)上構(gòu)建起來的，沒有斷代史在資料、內(nèi)容與學術(shù)等方面的積累，就很難編寫出高水平的通史。通史是斷代史的集成、總結(jié)與升華。
第三，斷代史撰寫，求一代之變，須秉持通史精神與時代精神。一時代有一時代之精神，揭示時代精神主要依靠對這一時代的歷史特征的總結(jié)，然而就某一時代的歷史總結(jié)，須作前后比較，才能有較準確地把握。這就要求史家在寫斷代史時，必須有宏觀的視野，具備通史的訓練與素養(yǎng)，能夠做到由博通而專約，厚積薄發(fā)。其撰寫的斷代史，才能真正達到“承百代之流而會乎當今之變”。
第四，思想、學術(shù)、文化、制度、名物等為歷史學基本內(nèi)涵，這些內(nèi)容多具沿承性而通貫古今。思想意識的進步引導制度、名物等方面的變化。如秦漢至明清，各代均依據(jù)天象規(guī)劃宮城，由于古人對天象的認識不斷進步，宮城布置各代均有變化。如果只看到宮城的變化，而看不到宮城背后制度和思想意識的進步與完善，就很難通古今之變，也無法把握某一朝代的變化。
這就告訴我們，不管是治通史，還是做斷代史研究，思想、學術(shù)、制度等方面的基礎(chǔ)應當具備，這樣才有可能達到“窮變通久”的境界。所謂“考古不考三代以下”“書不讀漢以后”，只能是自己把自己捆綁起來。我曾經(jīng)常聽到一些學者論清朝皇帝“御門聽政”沿承明代，殊不知“聽政于路寢”在漢代就已經(jīng)形成制度了。馮友蘭強調(diào)治清學須通漢學，其實漢學、唐代之學、宋學都必須通，才能弄明白清學，這就又回到郭象那句注言了。
因此，我們可以說通史與斷代史是“通變”的兩種不同的歷史編纂形式，通史會通古今而求變，斷代史承古會今而求變。編纂通史或斷代史，二者要相互觀照，而不能把二者對立起來。應根據(jù)“通變”的要求，把握二者的主次輕重，循道各有張弛，方能編纂出成功的史書。
（作者系中國人民大學歷史學院教授、北京師范大學歷史學院特聘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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