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 頁 中國史學通史精神別具民族特色（一）
山西省夏縣司馬溫公祠前的司馬光像 資料圖片
中國傳統(tǒng)史學演進的過程中，按照史書的體裁和內容，可將史書分為通史和斷代史兩類。兩漢時期是中國傳統(tǒng)歷史編纂學的確立時期，以司馬遷《史記》、班固《漢書》、荀悅《漢紀》為代表的紀傳體通史、紀傳體斷代史和編年體斷代史著作都出現(xiàn)在這一時期。由于班、荀斷代史彰顯了“尊漢”宗旨，更適合中國古代王朝更替，因此并駕齊驅，“角力爭先”，代不乏作，通史著述則顯寥寥。直至南朝梁武帝時，命吳均纂輯《通史》，起三皇，訖齊代，出現(xiàn)了明確以“通史”署名的著作。自此，通史之作“源流漸別”。唐德宗年間，杜佑纂成《通典》，敘述上起黃帝下至唐天寶末年的制度沿革變遷，開制度通史的先例。
編年體通史之例，則創(chuàng)始于北宋司馬光。他主編的《資治通鑒》上起周威烈王，下迄五代，是中國古代歷史上第一部編年體通史。南宋紹興年間，鄭樵撰成《通志》，這是繼《史記》后流傳下來的一部紀傳體通史。唐宋時期的通史撰述在歷史編纂學上取得很大成就，章學誠《文史通義·釋通》稱：“史部之通，于斯為極盛也。”元馬端臨仿照杜佑、鄭樵之作，又撰成另一部典制體通史——《文獻通考》，與《通典》《通志》并稱“三通”。明清時期，“續(xù)三通”（《續(xù)通典》《續(xù)通志》《續(xù)文獻通考》）又接續(xù)編纂，中國史學形成了通史撰述的優(yōu)良傳統(tǒng)。劉家和先生有《論通史》一文，其中所論，中國的“通史”撰述源自先秦反實質傾向、具有“變通”思想的通史意識。而西方史學中，實則不以“通”名史，其普世史傳統(tǒng)是一種實質主義。因此，中國通史撰述中貫通古今的學術思想孕育出的通史精神，為中國所獨有，別具民族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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