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 頁 抗戰時期中國共產黨在大后方的黨性教育
重視黨性教育是中國共產黨的優良傳統。抗日戰爭是中華民族由衰敗轉向復興的重大轉折點，抗戰期間以重慶為中心的大后方地區，中國共產黨始終將強化黨性教育作為一項特殊的任務，通過組織開展理論性、集中性、實踐性和示范性的黨性教育活動，使廣大黨員干部經受住了各種風險考驗，成為堅不可摧的戰斗堡壘。在此過程中，探索出了一條在特殊環境下開展黨性教育的有效路徑。
中國共產黨在抗戰大后方開展黨性教育刻不容緩。中國共產黨大后方的工作既有機遇又面臨挑戰。一方面，黨可以借此開展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工作，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共同抗日；另一方面，國民黨對共產黨的政策時有變化，甚至進行打壓和破壞。特別是抗戰進入相持階段以后，日本將主要兵力用于打擊在敵后戰場由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八路軍和新四軍，同時，對國民黨政府展開了以政治誘降為主的策略。在此背景下，國民黨內部的投降、分裂、倒退傾向日益凸顯。為適應抗戰形勢，1938年3月，《中共中央關于大量發展黨員的決議》要求各級黨組織“大量的十百倍的發展黨員”。大后方各級黨組織積極響應黨中央號召，吸收了大量工農分子和知識青年加入革命隊伍。新黨員的加入為黨組織注入了活力，但同時也帶來一些問題。由于入黨時間短，缺乏系統的黨性教育和革命鍛煉，部分黨員干部在思想、政治上不夠成熟，存在思想波動、動機不純等問題。面對上述新情況和新問題，加強大后方黨員干部的黨性教育，提升其政治素質、斗爭能力和戰略眼光，就成為中國共產黨在抗戰時期面臨的一項緊迫且重要的任務。
中國共產黨切實推進在抗戰大后方開展黨性教育。面對重重困難與挑戰，中國共產黨為切實加強大后方黨員干部教育工作，于1940年10月專門頒發了《中央宣傳部關于大后方黨的干部教育的指示》，要求大后方各級黨組織運用靈活多樣的策略，扎實做好此項工作。這些策略方法涵蓋了宣傳教育、組織建設、干部培訓、整風運動、領導示范等多個方面。首先，充分利用黨報黨刊開展理論化的黨性教育。《新華日報》和《群眾》周刊是當時中國共產黨在國統區的重要宣傳陣地。《新華日報》注重時事和政策宣傳，通過及時報道國內外抗戰形勢、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以及國統區的抗日活動，為黨員干部提供了豐富的信息源，增強了他們的政治敏銳性和責任感。《群眾》周刊則側重于思想理論的宣傳，系統闡述馬列主義基礎知識和黨的路線方針政策，幫助黨員從理論高度理解抗日戰爭的正義性和勝利的必然性，進一步提升他們的黨性修養和理論水平。其次，通過嚴格的組織生活進行常態化的黨性教育。中共中央南方局將每周四定為“黨日”，每逢這一天，相關支部的黨員都要到紅巖村參加集中學習，接受教育。此外，還通過舉辦黨員干部訓練班、開展整風運動等方式，組織集中性的黨性教育。整風運動同樣是大后方黨員干部開展黨性教育的重要方式。在整風運動過程中，通過邊學習、邊討論、邊對照檢查以及開展批評和自我批評的辦法，幫助大家發現自身不足，及時進行整改，著重解決黨內存在的思想問題。再次，通過實際工作中的各種危險事故和突發事件的應對，對黨員干部進行實踐性的黨性教育。最后，領導干部還經常以自身的模范行為，為廣大黨員開展示范性的黨性教育。周恩來就結合自己的革命歷程，親筆撰寫了著名的《我的修養要則》。通過上述多種策略與方法，中國共產黨在抗戰大后方成功推進了黨性教育，增強了黨組織的凝聚力和戰斗力。
中國共產黨在抗戰大后方開展的黨性教育富有成效。抗戰時期，針對大后方黨員干部的黨性教育，內容既全面又富有特色，不僅涵蓋了組織紀律的夯實，還深入到時事形勢的解析。同時，教育過程中特別注重堅定革命信心、培育革命氣節和傳授革命方法等多方面內容的融入，使得黨性教育更具針對性和實效性，極大地提升了大后方黨員干部的黨性修養。首先，鑒于國統區斗爭環境的極端殘酷性，大后方對黨員干部的組織紀律教育尤其是保密教育，給予了高度重視。通過組織黨員深入學習相關保密文件，深刻認識保密工作的重要性，并及時總結因保密疏忽而遭受的損失，引以為鑒，警醒全體黨員。其次，為了讓黨員干部始終保持對大局的清晰認識，大后方各級黨組織對形勢政策教育也極為重視。通過定期舉辦訓練班，邀請領導干部作專題報告，全面深入地分析國內外形勢，系統闡述黨的政策和策略。周恩來鼓勵堅守在重慶的共產黨員，向他們深情講述廣州陳鐵軍、周文雍等烈士的英勇事跡，號召大家向烈士學習，在任何情況下都要保持共產黨員的革命氣節。為貫徹黨中央“隱蔽精干，長期埋伏，積蓄力量，以待時機”的方針，南方局創造性地提出了“三勤三化”的要求。勤學、勤業、勤交友的“三勤”，要求黨員不斷提升自己、融入社會、擴大影響；而職業化、社會化、合法化的“三化”則讓黨員能夠以更加隱蔽的方式開展斗爭，積蓄力量。“三勤三化”工作方法的實施，不僅幫助大后方的黨員干部更好地隱蔽自己，還為黨的工作提供了有力的支持和保障。通過這種方式，中國共產黨在工人、農民、青年、婦女等社會各界中培養了一大批骨干力量，宣傳了自身的主張，擴大了中國共產黨的影響力。
【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項目“抗戰時期中國共產黨大后方黨員干部黨性教育研究”（24BDJ029）階段性成果】
（作者為郭亮、顧靜，分別系重慶市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研究中心西南大學分中心、西南大學中共黨史黨建研究院研究員；重慶市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研究中心西南大學分中心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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