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 頁 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彰顯黨的歷史主動精神
歷史主動精神是中國共產黨在百余年奮斗歷程中形成的寶貴精神品格，是在認識和把握歷史規律基礎上對時代重任的強烈歷史擔當，以及自覺能動地推動歷史發展的內在力量。在歷史發展的關鍵時期，我們黨總能審時度勢，從國家與民族的根本利益出發，始終掌握事業發展的主動，展現出強大的歷史主動精神。全面抗戰爆發后，中國共產黨順應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歷史趨勢、立足中國人民抗日救亡的迫切愿望，以民族大義為重，提出建立最廣泛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決定促成國共第二次合作，成為全民族抗戰的中流砥柱。
主動擔當歷史使命，推動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形成
歷史主動精神，體現為以強烈的歷史自覺和主動精神擔當歷史使命、抓住歷史機遇、創造歷史偉業。全面抗戰爆發之后，在民族矛盾逐漸超越國內階級矛盾上升為主要矛盾之時，中國共產黨以民族大義為重，主動放下被圍追堵截十年之久的階級仇恨，正確處理民族矛盾和階級矛盾的關系，主動倡導并推動建立起以國共合作為基礎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
最早發起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號召。中國共產黨是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最早的倡導者、最堅定的推動者。1931年9月20日，九一八事變后僅兩天，中國共產黨迅速發表《中國共產黨為日本帝國主義強暴占領東三省事件宣言》，號召全中國民眾組織起來，進行民族戰爭，反抗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1935年8月1日，在日本侵略者制造華北事變、民族危機加深的形勢下，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草擬《中國蘇維埃政府、中國共產黨中央為抗日救國告全體同胞書》（《八一宣言》），第一次系統地提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主張，強調國人當有“‘兄弟鬩墻外御其侮’的真誠覺悟”，停止內戰，一致對外。宣言提出“大中華民族抗日救國大團結萬歲！”的響亮口號，號召“有錢的出錢，有槍的出槍，有糧的出糧，有力的出力，有專門技能的供獻專門技能”，共同支持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同年12月，召開瓦窯堡會議，進一步指出，必須聯合“全中國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組成“最廣泛的反日民族統一戰線”，“開展神圣的民族革命戰爭，驅逐日本帝國主義出中國”。毛澤東同志在會后所作的《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報告，闡明了中國共產黨關于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新政策，系統地說明了黨的政治策略上的諸問題。同時，中國共產黨還積極引導人民群眾包括各種政治勢力朝著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而努力，如專門制定解決民族問題的文件，逐步開展了對長江流域哥老會群眾的爭取工作，團結和發動各階級、階層、政黨和社會團體以及廣大人民群眾加入抗日民族統一戰線。
主導建立以國共合作為基礎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隨著國民黨對日態度的轉變，中國共產黨主動調整和轉變抗日策略，由抗日反蔣轉向逼蔣抗日，進而聯蔣抗日。1936年4月25日，中國共產黨首次明確提出將國民黨視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組成部分；5月5日，中國共產黨發表《停戰議和一致抗日通電》，公開放棄直接反對蔣介石的口號；8月25日，毛澤東同志起草《中國共產黨致中國國民黨書》，呼吁“立即停止內戰，組織全國的抗日統一戰線”，并表明“中國共產黨人隨時準備著同這些國民黨人攜手，組織堅固的民族統一戰線”的鮮明態度。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創造了國共合作的條件，成為扭轉時局的關鍵。1937年2月，中共中央致電國民黨五屆三中全會，提出了停止內戰、集中國力、一致對外等五項要求和停止武力推翻國民黨政府的方針等四項保證，在全國引起了巨大的反響，也得到了國民黨內抗戰派的贊同。由于中國共產黨的積極促進，全國性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初步形成。1937年7月7日，日本挑起盧溝橋事變，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在中國共產黨的多次催促下，9月22日，國民黨中央通訊社發表《中共中央為公布國共合作宣言》；23日，蔣介石發表實際上承認中國共產黨合法地位的談話。中共中央的宣言和蔣介石談話的發表，宣告國共兩黨重新合作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形成。
堅持獨立自主原則，保持黨派和階級的獨立性
歷史主動精神，體現為以高度的自信保持定力、堅持走自己的路、走正確的路。中國共產黨堅持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中的獨立自主原則，保持在思想、政治和組織上的獨立性，能夠完全獨立自主地根據當時的社會發展階段和矛盾變化、民族斗爭的具體情況和特殊條件，制定和調整自己的方針政策，積極爭取抗日戰爭的領導權，擴大和鞏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
積極發揮抗日戰爭中流砥柱作用。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旗幟下，雖然國共兩黨合作抗戰，但由于國共兩黨存在著階級屬性、政治目標、軍事觀念等各方面的差異，因而在抗戰路線和戰略、戰役指導上也有質的區別。這種情況下，如何處理統一戰線中的統一與獨立、團結與斗爭的關系，就成為極為重要的問題。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形成的第二次國共合作，是雙方各自擁有政權和軍隊、且不存在統一的組織形式和協商一致的共同綱領的合作，具有廣泛民族性和曲折復雜性，既表明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有共同的民族敵人，也暴露了其中存在著復雜的階級矛盾。1937年8月22日至25日，洛川會議召開，正式確定了全面全民族抗戰路線。會議通過了《中共中央關于目前形勢與黨的任務的決定》，科學地預見到抗日戰爭的艱苦性和持久性，“共產黨員及其所領導的民眾和武裝力量，應該最積極地站在斗爭的最前線，應該使自己成為全國抗戰的核心”。黨中央吸取歷史的經驗教訓，從抗戰初期就提出必須反對階級投降主義，在統一戰線中堅持獨立自主原則，即既統一又獨立。這樣做的目的，就是力爭中國共產黨對抗日戰爭的領導權。這是把抗戰引向勝利的中心一環。中國共產黨代表全中國人民的意志，勇敢戰斗在抗日戰爭最前線，領導和推動了偉大的抗日戰爭。無論何時，中國共產黨抗日的旗幟始終是最鮮明的，抗日的態度始終是最堅決的，抗日的行動始終是最積極的。中國共產黨人勇擔民族救亡重任、支撐起中華民族救亡圖存希望的主動作為，使我們黨不僅能夠廣泛充分地調動起一切積極因素投入抗日洪流，還能夠持續加強組織建設，大量培養干部和發展黨員，主動開展群眾工作，不斷發展壯大，成為全民族團結抗戰的中流砥柱。
堅持中國的事情中國人民自己作主。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黨的擴大的六屆六中全會在延安召開，全會正確分析抗日戰爭的形勢，進一步鞏固了毛澤東同志在全黨的指導地位。毛澤東同志在會上強調，“保存黨派和階級的獨立性，保存統一戰線中的獨立自主”，同時明確“我們的方針是統一戰線中的獨立自主，既統一，又獨立”。全會指出，為了不斷鞏固和擴大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中國共產黨必須堅持統一戰線中的獨立自主原則，反對統一戰線問題上的關門主義和投降主義。1943年5月26日，中共中央召開政治局會議，一致通過《中共中央關于共產國際執委會主席團提議解散共產國際的決定》，指出：“中國共產黨在革命斗爭中曾經獲得共產國際許多幫助，但是，很久以來，中國共產黨人即已能夠完全獨立地根據自己民族的具體情況和特殊條件，決定自己的政治方針、政策和行動。”1943年6月10日，共產國際正式解散，中國共產黨開始根據中國自身的實際情況獨立制定政策和戰略。中國共產黨堅持實事求是、獨立自主，正確借鑒蘇聯經驗、理性對待共產國際指示，根據中國革命的規律解決中國革命的問題，使我們黨日益走向成熟，更加堅強有力地擔負起引領民族前進的重任。
及時調整斗爭策略，成為奪取抗戰勝利的決定性力量
歷史主動精神，體現為不畏強敵、不懼風險、敢于斗爭、敢于勝利的革命風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內部充滿著矛盾和不穩定因素，中國共產黨時刻保持高度清醒，在形勢變化的關鍵時刻及時調整斗爭策略，團結一切最廣泛力量，調動所有積極因素，不僅維持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存在和全民族共同抗日的局面，引領著斗爭方向，還在抗日戰爭烽火中不斷發展壯大，成為奪取抗戰勝利的決定性力量。
靈活運用斗爭與團結、攻與守的辯證法。中國共產黨在統一戰線中善用辯證法，巧妙處理各種復雜矛盾。毛澤東同志強調“聯合一切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社會階層，同他們建立統一戰線，但對他們中間存在著的投降敵人和反共反人民的動搖性反動性方面，又應按其不同程度，同他們作各種不同形式的斗爭”。因為“在抗日統一戰線時期中，斗爭是團結的手段，團結是斗爭的目的。以斗爭求團結則團結存，以退讓求團結則團結亡”。中國共產黨積極同國民黨蓄意宣揚的“共產主義不適合中國國情”等反共謬論展開論戰，對各種假三民主義進行批判和揭露，把三民主義與共產主義的關系闡釋清楚，同一切真誠的三民主義者長期合作。針對國民黨頑固派制造的皖南事變，中國共產黨始終以抗戰大局為重，及時提出在政治上采取攻勢、在軍事上采取守勢、堅決擊退國民黨頑固派第二次反共高潮的方針。中國共產黨始終堅持抗戰、團結、進步，積極維護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贏得了國內外各方面的同情和支持。
創造性形成一系列斗爭策略原則。在具體的斗爭過程中，中國共產黨深刻地總結同國民黨頑固派斗爭的經驗，形成了一系列豐富的斗爭策略，確保黨在復雜的斗爭環境中能夠靈活地處理統一戰線中出現的各種問題。比如，1939年5月，毛澤東同志在延安八路軍留守兵團軍事會議上指出：“我們鞏固陜甘寧邊區，有一個方針、兩條原則，一個方針就是‘一步不讓’，兩條原則就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和‘人若犯我，我必犯人’。”1939年12月，毛澤東同志在《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中首次提出反對頑固勢力的“有理、有利、有節”原則。1940年3月，毛澤東同志在《目前抗日統一戰線中的策略問題》中提出“必須采取發展進步勢力、爭取中間勢力、反對頑固勢力的策略”。這些無不體現了中國共產黨在斗爭過程中正確認識斗爭規律、科學總結斗爭經驗、及時調整斗爭策略的歷史主動精神。中國共產黨根據斗爭形勢的不斷變化，制定了一整套人民戰爭的戰略戰術，開展了卓有成效的群眾性游擊戰爭，在戰爭過程中，中國共產黨因地制宜地進行戰爭技術改良與升級，靈活運用“破襲戰”“圍困戰”“地雷戰”“地道戰”“麻雀戰”等多種戰術戰法，化劣勢為優勢，化被動為主動，最終奪取了抗日戰爭的偉大勝利。
【本文系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點項目“新安全格局視域下意識形態安全研究”（批準號：24AKS023）的階段性成果】
（作者為劉曉哲、苗青，分別系山西省社會科學院副院長、二級研究員，山西大學馬克思主義哲學研究所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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