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 頁 遵義會議上那些關鍵的贊成票
1935年，是中國共產黨的轉折之年。這年的1月7日，中央紅軍占領了黔北重鎮遵義城，控制了重慶和貴陽之間的交通要道，在遵義得到了短暫休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義召開擴大會議，集中解決當時具有決定意義的軍事和組織問題。會議確立了毛澤東同志在黨中央和紅軍的領導地位。
一
長征途中，國民黨當局安排重兵對紅軍進行圍追堵截。在戰斗慘烈的湘江戰役后，中央紅軍和中央機關人員從長征出發時的8.6萬余人銳減至3萬余人，這次慘敗幾乎使紅軍瀕于絕境。其實，在長征前，許多干部就對中央主要領導人在軍事上的做法逐漸產生懷疑和不滿。彭德懷就曾批評李德給紅軍造成不應有損失，是典型的“崽賣爺田心不痛”。
長征初期，紅軍作戰不斷失利，在不到50天的時間里減員人數高達5萬余人。殘酷的現實使懷疑、焦慮和不滿情緒在湘江戰役之后達到頂點。湘江戰役的巨大損失證明了“左”傾教條主義路線巨大危害。在干部中，醞釀著要求糾正錯誤、改變領導的意見。當時，毛澤東由于患病身體尚未恢復，大部分時間躺在擔架上行軍。王稼祥由于在第四次反“圍剿”中負重傷，也只能靠擔架行軍。
王稼祥后來回憶說：“一路上，毛澤東同志同我談論了一些國家和黨的問題，以馬列主義的普遍真理和中國革命實踐相結合的道理來教導我，從而促使我能夠向毛澤東同志商談召開遵義會議的意見，也更加堅定了我擁護毛澤東同志的決心。”張聞天也說：“長征出發后，我同毛澤東、王稼祥二位同志住一起。毛澤東同志開始對我們解釋反五次‘圍剿’中央過去在軍事領導上的錯誤，我很快地接受了他的意見，并且在政治局內開始了反對李德、博古的斗爭，一直到遵義會議。”
但是，在遵義會議召開前夕，中央領導層的力量對比遠非后人想象的那樣明朗。盡管湘江戰役后，博古、李德的指揮權威受到嚴重質疑，猴場會議已經開始把最高“三人團”的軍事指揮權收回，由政治局集體領導，排除了李德的軍事指揮，但要摒棄“左”傾軍事指揮，仍然面臨著巨大政治風險。
二
1月15日晚，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的參會人員進入位于遵義城子尹路96號的“柏公館”。在“柏公館”主樓二樓一間面積大約為20多平方米的小客廳里，中央召開了政治局擴大會議。1月的遵義，寒氣刺骨。小客廳里，一盆炭火忽明忽暗，映照著與會人員的臉龐。
會上，博古首先作關于反對第五次“圍剿”的總結報告。他過分強調客觀困難，不承認主要是由于他和李德壓制正確意見，在軍事指揮上犯了嚴重錯誤而造成的，試圖為自己辯護和開脫。接著，周恩來就軍事問題作副報告，指出第五次反“圍剿”失敗的主要原因是軍事領導的戰略戰術的錯誤，并主動承擔責任，誠懇地作了自我批評，同時批評了博古和李德。
李德坐在會議室的門邊，通過伍修權的翻譯來了解他人的講話內容。此前的黎平會議后，李德看到會議決定的譯文后大發雷霆。周恩來批評了李德，并因此與李德的關系“逐漸疏遠”。雖然黎平會議促使“三人團”進一步分化，但在遵義會議上被周恩來批評的時候，李德內心還是很復雜。他明白，“三人團”成員之一的周恩來，已“公開地倒向毛澤東”。
張聞天作反對“左”傾軍事錯誤的報告，比較系統地批評了博古、李德在軍事指揮上的錯誤。這讓李德更加氣餒，因為張聞天也站在了毛澤東的一邊，沒有聽從他此前的勸告：“這里的事情還是要依靠從莫斯科回來的同志。”
接著，毛澤東作了長篇發言，對博古、李德在軍事指揮上的錯誤進行了切中要害的分析和批評，并闡釋了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戰術問題和以后在軍事上應該采取的方針。毛澤東的發言極具說服力，獲得多數與會同志的支持。在毛澤東講話之后，張聞天表態：“我同意毛澤東的意見，他對問題的分析是有道理的，可以說言之成理，順理成章。”周恩來也表態：“我完全同意毛澤東對中央所犯錯誤的批評”，同時請求中央：毛澤東同志“應回到紅軍的領導崗位上來”。
王稼祥在警衛員的攙扶下，忍著腹部劇痛，從躺椅上坐起來發言。他批評博古、李德的錯誤，旗幟鮮明地支持毛澤東的正確意見。在發言的最后，王稼祥說：“李德同志不適宜再領導軍事了，應該撤銷他軍事上的指揮權，毛澤東同志應該參與軍事指揮。”對此，毛澤東后來談道：王稼祥“是教條主義中第一個站出來支持我的。遵義會議上他投了關鍵的一票”。這“關鍵的一票”，在歷史的重要關頭起了關鍵性作用。
朱德、劉少奇等多數與會同志相繼發言，不同意博古的總結報告，同意毛澤東、張聞天、王稼祥提出的綱領和意見。朱德在發言中就有針對性地說：“有什么本錢，就打什么仗，沒有本錢，打什么洋仗？”最后，他還十分生氣地說：“如果繼續這樣的領導，我們就不能再跟著走下去！”
三
遵義會議連續開了3天，也進行了3天的激烈討論，其間也有持續不斷的爭論，最終通過表決，作出挽救了黨、挽救了紅軍、挽救了中國革命的偉大抉擇。會議決定：改組了中央領導機構，選舉毛澤東為中央政治局常委；常委中再進行適當的分工；取消在長征前成立的“三人團”，仍由最高軍事首長朱德、周恩來為軍事指揮者，而周恩來是黨內委托地對于指揮軍事上下最后決心的負責者。
遵義會議上的那些贊成票，彰顯了中國共產黨人堅持真理、修正錯誤的精神，開啟了黨獨立自主解決中國革命實際問題的新階段，昭示了“全黨同志像一個人一樣團結在中央的周圍，為黨中央的總路線奮斗到底”的決心和信心。
遵義會議在黨和紅軍的歷史上是一個生死攸關的轉折點。周恩來后來回憶說：“遵義會議一傳達，就得到全黨全軍的歡呼。”張聞天后來在《從福建事變到遵義會議》中寫道：“沒有遵義會議，紅軍在李德、博古領導下會被打散，黨中央的領導及大批干部會遭受嚴重的損失。”博古也承認：“因有遵義會議，毛主席挽救了黨，挽救了軍隊。”劉伯承也在《回顧長征》中說：“遵義會議的精神傳達到部隊中，全軍振奮，好像撥開重霧，看見了陽光，一切疑慮不滿的情緒一掃而光。”
今天，當我們回望1935年1月那驚心動魄的3天時，遵義老城“柏公館”里那盞煤油燈、那盆炭火，仿佛還在閃耀著信仰的光輝。那90多年前為堅持真理而投出的贊成票，照亮了中國革命前行的道路……
（作者：朱仁印 龔昌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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