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華民族抗日戰爭的偉大征程中,澳門始終與祖國命運緊密相連。
赤子丹心,共紓國難。在國家危亡的緊要關頭,澳門憑借特殊的地緣與社會環境,不僅成為華南抗戰的重要后方與紐帶,更有柯麟等一批澳門同胞通過持續不斷、形式多樣的救亡運動,書寫下同心抗戰的壯麗篇章。
掀起抗日救亡運動浪潮
九一八事變后,全國抗日救亡運動空前高漲。素有反帝優良傳統的澳門同胞,紛紛投入到抵御外敵入侵的斗爭中,掀起了要求挽救民族危亡的救國浪潮。
不少澳門青年在當地發揮了先鋒作用,他們沖破阻力,以文化協會、婦女協會、讀書會、劇社、音樂社、歌詠團等形式組成愛國團體,用各種方式開展抗日救亡運動。《大眾報》《朝陽日報》等報常以較大篇幅報道澳門青年的抗日救亡活動,成為當地抗日救亡輿論陣地上的一道風景。
大眾歌詠團曾假座清平戲院演唱《義勇軍進行曲》等救亡歌曲,激發起青少年的愛國熱情。不少學校的進步師生也紛紛投入到抗日救亡運動中。1935年,濠江學校轉由共產黨員黃健接辦后,他團結一批青年教師,通過自編抗日教材、教唱抗日歌曲、排演救亡話劇等,向學生灌輸民族氣節、愛國思想,培育了不少抗日救亡的種子。這些愛國同胞和愛國團體匯集起來,形成強大的抗日洪流。
1937年七七事變后,在全國抗戰高潮推動下,澳門同胞抗日救亡運動進入新階段,抗日救亡團體如雨后春筍般競相成立。在澳門工商界和上層人士中成立“澳門各界救災會”,在婦女界成立“婦女慰勞會”“婦女互助社”,在澳門青年、教師、店員、工人中成立了“澳青團”,在澳門學術界、音樂界、體育界、戲劇界聯合組成救災會(即“澳門四界救災會”)。這些組織起來的抗日團體有力地配合和支持了華南地區的抗戰。
在這場抗日救亡運動中,柯麟的身影始終與“守護”緊密相連。1935年,這位曾參與廣州起義的革命志士奉命遷居澳門,以醫生身份為掩護開展地下工作。他在板樟堂街開設診所,不僅為葉挺、葉劍英、李少石等革命同志提供安全的聯絡點,更暗中組織愛國青年培訓。
1937年,柯麟挑選一批愛國青年組建“青年救護團”,赴廣州、中山等地參加戰地救護工作。他主導的鏡湖醫院還成為“戰地救護站”,不僅為游擊隊傷員提供免費治療,還培養大批醫護骨干,讓澳門成為華南抗戰“生命保障線”上的重要一環。
以“傾其所有”的慷慨捐資捐物
戰爭的勝負,離不開物資與人力的支撐。澳門雖小,卻以“傾其所有”的慷慨,為華南抗戰注入關鍵力量。
九一八事變后,“澳門籌賑兵災委員會”成立,領導澳門各界從事捐募工作;抗戰爆發前夕,面對日軍對中國城市的狂轟濫炸,澳門同胞盡力捐輸支持祖國空軍建設。
當時澳葡當局對澳門同胞的籌款救亡活動,通過申請批準的方式作一定限制,還不得出現“抗日”等字眼。但這并不能阻撓澳門同胞的愛國激情,他們沖破重重阻力,從殷實商人到清貧勞工、從街頭鞋童到歌廳舞女,大家不分職業,以表演、體育比賽、義賣、義捐等形式掀起募捐熱潮。
據記載,1937年至1940年間,澳門共開展大小募捐活動100余次。澳門最大的愛國團體“澳門四界救災會”因籌捐工作成效卓著,獲國民黨中央僑委致函贊譽,“同仇敵愾,踴躍捐輸,至足嘉佩”。
尤為動人的是,澳門同胞的支援不僅限于金錢。抗戰初期,不少慰問團前往中山的前山、灣仔等地慰勞當地的抗日將士,向他們贈送食品、藥物,演出抗日文藝節目等。1938年5月,日軍企圖登錄中山洪灣,澳門慰問團冒著敵機空襲危險,攜帶澳門熱心人士捐輸的大批食物、藥品赴前線慰勞,并贈送“衛國衛民”“守土殺敵”兩面錦旗,極大鼓舞了守軍士氣。
珠江三角洲的抗日游擊隊也曾得到不少澳門同胞在藥品等方面的支持。1940年后,由于澳門外圍情勢惡劣,澳葡當局的態度有所改變,澳門大規模的戶外籌款活動被迫停滯。面對惡劣的形勢,澳門同胞轉為小型的戶內籌款,盡力爭取多籌義款,繼續支援抗戰。
加強統一戰線 凝聚抗戰力量
保衛國土是每個中華兒女的神圣職責。日本侵華期間,不少澳門同胞回鄉參戰,馳騁于戰火硝煙的抗日戰場。
當日本侵略者的飛機在中國領空上橫行時,曾參與研制“樂士文”號飛機的機械師吳勢,立即應召從澳門到南京出任中央航委會運輸大隊機械長,夜以繼日搶修飛機。一批熱血澳門青年,如在抗日戰場上血灑長空的蔡志昌、林耀等,紛紛投考航校學好本領,直接駕駛飛機參加戰斗。
抗日戰爭是全民族的戰爭,團結一切可團結的力量,是取得勝利的關鍵。由于地緣關系,澳門同胞大多為珠三角籍人士,尤以中山籍為多。由共產黨員廖錦濤等參與組建的“澳門四界救災會”就聘請了時任國民黨中山縣縣長楊子毅等在兩地具有影響力的社會知名人士任該會的名譽顧問,起到很好的統戰作用。
1938年1月,八路軍駐香港辦事處成立后,以公開合法名義協助中共地方黨組織開展抗日救亡活動,動員和組織大批海外華僑和港澳同胞回國回鄉參加戰地服務。
在中共黨組織的推動和支持下,共產黨員陳少陵等率領的“旅澳中國青年鄉村服務團”和廖錦濤等率領的“澳門四界救災會回鄉服務團”共200多名澳門同胞先后到珠三角、粵中、粵北等地區開展抗日救亡工作。他們中有些到了國民革命軍第四戰區駐粵各部隨軍服務,有些奔赴珠三角各地,在中共黨組織的領導下,深入鄉村開展戰地服務。
柯麟在統戰工作中也扮演了關鍵角色。1941年香港淪陷后,數百名文化界人士與愛國人士被困,周恩來指示開展秘密大營救,鏡湖醫院成為西線營救的關鍵樞紐。柯麟利用澳門商界名流的特別通道繞過敵人盤查,將一批文化界知名人士從澳門送到大后方,無一人被捕。
從救亡運動的“先行者”,到物資支援的“供給者”,再到統一戰線的“黏合劑”,澳門在華南抗戰中以“小地方大擔當”,為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取得最終勝利作出了卓越貢獻。如今,回望這段烽火歲月,濠江兩岸的紅色記憶,仍在激勵著后人銘記歷史、砥礪前行。
(作者:尚黎陽 葉浩豪 郭昉凌)
在中華民族抗日戰爭的偉大征程中,澳門始終與祖國命運緊密相連。
赤子丹心,共紓國難。在國家危亡的緊要關頭,澳門憑借特殊的地緣與社會環境,不僅成為華南抗戰的重要后方與紐帶,更有柯麟等一批澳門同胞通過持續不斷、形式多樣的救亡運動,書寫下同心抗戰的壯麗篇章。
掀起抗日救亡運動浪潮
九一八事變后,全國抗日救亡運動空前高漲。素有反帝優良傳統的澳門同胞,紛紛投入到抵御外敵入侵的斗爭中,掀起了要求挽救民族危亡的救國浪潮。
不少澳門青年在當地發揮了先鋒作用,他們沖破阻力,以文化協會、婦女協會、讀書會、劇社、音樂社、歌詠團等形式組成愛國團體,用各種方式開展抗日救亡運動。《大眾報》《朝陽日報》等報常以較大篇幅報道澳門青年的抗日救亡活動,成為當地抗日救亡輿論陣地上的一道風景。
大眾歌詠團曾假座清平戲院演唱《義勇軍進行曲》等救亡歌曲,激發起青少年的愛國熱情。不少學校的進步師生也紛紛投入到抗日救亡運動中。1935年,濠江學校轉由共產黨員黃健接辦后,他團結一批青年教師,通過自編抗日教材、教唱抗日歌曲、排演救亡話劇等,向學生灌輸民族氣節、愛國思想,培育了不少抗日救亡的種子。這些愛國同胞和愛國團體匯集起來,形成強大的抗日洪流。
1937年七七事變后,在全國抗戰高潮推動下,澳門同胞抗日救亡運動進入新階段,抗日救亡團體如雨后春筍般競相成立。在澳門工商界和上層人士中成立“澳門各界救災會”,在婦女界成立“婦女慰勞會”“婦女互助社”,在澳門青年、教師、店員、工人中成立了“澳青團”,在澳門學術界、音樂界、體育界、戲劇界聯合組成救災會(即“澳門四界救災會”)。這些組織起來的抗日團體有力地配合和支持了華南地區的抗戰。
在這場抗日救亡運動中,柯麟的身影始終與“守護”緊密相連。1935年,這位曾參與廣州起義的革命志士奉命遷居澳門,以醫生身份為掩護開展地下工作。他在板樟堂街開設診所,不僅為葉挺、葉劍英、李少石等革命同志提供安全的聯絡點,更暗中組織愛國青年培訓。
1937年,柯麟挑選一批愛國青年組建“青年救護團”,赴廣州、中山等地參加戰地救護工作。他主導的鏡湖醫院還成為“戰地救護站”,不僅為游擊隊傷員提供免費治療,還培養大批醫護骨干,讓澳門成為華南抗戰“生命保障線”上的重要一環。
以“傾其所有”的慷慨捐資捐物
戰爭的勝負,離不開物資與人力的支撐。澳門雖小,卻以“傾其所有”的慷慨,為華南抗戰注入關鍵力量。
九一八事變后,“澳門籌賑兵災委員會”成立,領導澳門各界從事捐募工作;抗戰爆發前夕,面對日軍對中國城市的狂轟濫炸,澳門同胞盡力捐輸支持祖國空軍建設。
當時澳葡當局對澳門同胞的籌款救亡活動,通過申請批準的方式作一定限制,還不得出現“抗日”等字眼。但這并不能阻撓澳門同胞的愛國激情,他們沖破重重阻力,從殷實商人到清貧勞工、從街頭鞋童到歌廳舞女,大家不分職業,以表演、體育比賽、義賣、義捐等形式掀起募捐熱潮。
據記載,1937年至1940年間,澳門共開展大小募捐活動100余次。澳門最大的愛國團體“澳門四界救災會”因籌捐工作成效卓著,獲國民黨中央僑委致函贊譽,“同仇敵愾,踴躍捐輸,至足嘉佩”。
尤為動人的是,澳門同胞的支援不僅限于金錢。抗戰初期,不少慰問團前往中山的前山、灣仔等地慰勞當地的抗日將士,向他們贈送食品、藥物,演出抗日文藝節目等。1938年5月,日軍企圖登錄中山洪灣,澳門慰問團冒著敵機空襲危險,攜帶澳門熱心人士捐輸的大批食物、藥品赴前線慰勞,并贈送“衛國衛民”“守土殺敵”兩面錦旗,極大鼓舞了守軍士氣。
珠江三角洲的抗日游擊隊也曾得到不少澳門同胞在藥品等方面的支持。1940年后,由于澳門外圍情勢惡劣,澳葡當局的態度有所改變,澳門大規模的戶外籌款活動被迫停滯。面對惡劣的形勢,澳門同胞轉為小型的戶內籌款,盡力爭取多籌義款,繼續支援抗戰。
加強統一戰線 凝聚抗戰力量
保衛國土是每個中華兒女的神圣職責。日本侵華期間,不少澳門同胞回鄉參戰,馳騁于戰火硝煙的抗日戰場。
當日本侵略者的飛機在中國領空上橫行時,曾參與研制“樂士文”號飛機的機械師吳勢,立即應召從澳門到南京出任中央航委會運輸大隊機械長,夜以繼日搶修飛機。一批熱血澳門青年,如在抗日戰場上血灑長空的蔡志昌、林耀等,紛紛投考航校學好本領,直接駕駛飛機參加戰斗。
抗日戰爭是全民族的戰爭,團結一切可團結的力量,是取得勝利的關鍵。由于地緣關系,澳門同胞大多為珠三角籍人士,尤以中山籍為多。由共產黨員廖錦濤等參與組建的“澳門四界救災會”就聘請了時任國民黨中山縣縣長楊子毅等在兩地具有影響力的社會知名人士任該會的名譽顧問,起到很好的統戰作用。
1938年1月,八路軍駐香港辦事處成立后,以公開合法名義協助中共地方黨組織開展抗日救亡活動,動員和組織大批海外華僑和港澳同胞回國回鄉參加戰地服務。
在中共黨組織的推動和支持下,共產黨員陳少陵等率領的“旅澳中國青年鄉村服務團”和廖錦濤等率領的“澳門四界救災會回鄉服務團”共200多名澳門同胞先后到珠三角、粵中、粵北等地區開展抗日救亡工作。他們中有些到了國民革命軍第四戰區駐粵各部隨軍服務,有些奔赴珠三角各地,在中共黨組織的領導下,深入鄉村開展戰地服務。
柯麟在統戰工作中也扮演了關鍵角色。1941年香港淪陷后,數百名文化界人士與愛國人士被困,周恩來指示開展秘密大營救,鏡湖醫院成為西線營救的關鍵樞紐。柯麟利用澳門商界名流的特別通道繞過敵人盤查,將一批文化界知名人士從澳門送到大后方,無一人被捕。
從救亡運動的“先行者”,到物資支援的“供給者”,再到統一戰線的“黏合劑”,澳門在華南抗戰中以“小地方大擔當”,為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取得最終勝利作出了卓越貢獻。如今,回望這段烽火歲月,濠江兩岸的紅色記憶,仍在激勵著后人銘記歷史、砥礪前行。
(作者:尚黎陽 葉浩豪 郭昉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