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 頁 寺廟學塾教育（截至1962年）（一）
一、沿革
內蒙古地區的寺廟學塾教育是隨著黃教（喇嘛教的一個支派）的傳入而出現的一種特殊的教育形式。
16世紀中葉，阿勒坦汗執政時期，中斷200余年的喇嘛教再度傳入蒙古地區，其支派黃教迅速為蒙古貴族和廣大牧民所接受。明萬歷七年（1579），阿勒坦汗在今呼和浩特市建立內蒙古地區第一座黃教寺院甘珠爾廟（即大召），其后又修建席力圖召（延壽寺）、小召（崇福寺）、烏素圖召（慶緣寺）、美岱召等大小召廟10余座。蒙古其他各部也紛紛修建寺廟，如察哈爾部的察干召（白寺）、喀爾喀蒙古的額爾德尼召等等。隨著寺廟的增多，佛事法會頻繁，培訓喇嘛成為當務之急。因此，有部分喇嘛自費或由召廟選派到西藏、青海等地的寺廟學塾學習深造；同時，內蒙古各地的寺廟也開始設置學塾，招收青年喇嘛學習藏經文。1586年，設于哈喇嗔部的譯師學塾組織喇嘛翻譯藏文經典，培養大批翻譯經文的人才。16世紀末，在圖門汗的主持下開始翻譯藏文《甘珠爾經》，至林丹汗執政時，這部108函的佛教百科全書全部譯成蒙古文。
清朝統治者深知喇嘛教在統治蒙古族中的重要性，明確規定“興黃教”為對蒙政策重要內容之一。為大力扶持、鼓勵喇嘛教，統治者給寺廟和喇嘛一定的社會地位：給寺廟劃分一定的土地、牲畜，喇嘛可以免去勞役，受到人們的敬拜。由此，喇嘛教在蒙古地區迅速發展。從17世紀末到18世紀，蒙古地區建筑寺廟已成風尚，盟有盟廟，旗有旗廟，佐（蘇木）有佐廟，王公貴族還有私人家廟。至清末，內蒙古地區形成 “寺廟林立，僧眾遍布”“男三者一人為僧”的局面。據有關資料記載，當時蒙古地區黃教寺廟已達1200余座，喇嘛達10余萬人。錫林郭勒盟有寺廟130余座，喇嘛16000余名；伊克昭盟（今鄂爾多斯市）有寺廟243座；昭烏達盟（今赤峰市）境內，鼎盛時期有大小召廟187座，喇嘛2萬余人；四子王旗有24座寺廟；土默特左、右兩旗有“七大召、八小召、七十二個免名召”之說。隨著寺廟和喇嘛的增多，各地較大的寺廟均紛紛設置學塾，收徒傳授經典。
內蒙古地區具有6個學塾的寺廟只有巴達格爾廟（即今包頭市區東北的五當召）；設5個學塾的有土默特左旗的葛根黑德廟（即廣化寺）；設4個學塾的有呼倫貝爾盟（今呼倫貝爾市）新巴爾虎地區的甘珠爾廟，奈曼旗的蒙楚格廟，科爾沁左翼中旗的莫力廟，庫倫旗的壽因寺，阿魯科爾沁旗的汗蘇漠廟、根丕廟和巴勒楚儒德廟，土默特右旗的霍爾欽胡日雅廟（瑞應廟），烏珠穆沁旗的哈拉嘎廟和莫洛木喇嘛廟，杜爾伯特旗（今四子王旗）的錫喇木倫廟，達爾罕貝勒旗的巴特哈拉噶廟（百靈廟）等10余座；其余大小寺廟，有的設2～3個學塾，有的只設1個學塾，也有的寺廟無學塾。
辛亥革命時期，內蒙古地區有少數喇嘛呼圖格圖（喇嘛的尊號）曾附和外蒙古哲布尊丹巴呼圖格圖的“獨立”活動，但內蒙古地區的喇嘛教主十九世章嘉呼圖格圖率先贊助共和，并勸導內蒙古各寺廟的喇嘛歸順袁世凱政府。袁世凱也深知，要制服蒙古，在籠絡王公貴族的同時，必須利用喇嘛教。因此，于民國元年（1912）8月公布《優待蒙古條例》，明確指出：“蒙古各地呼圖格圖、喇嘛等，原有之封號，概仍其舊。”將十九世章嘉呼圖格圖，從多倫諾爾請到北京，封為“大國師”，并加封“弘濟光明昭因禪化”尊號；對其他有功之喇嘛也一一嘉獎。從民國元年至民國4年（1912—1915），受封為呼圖格圖尊號的喇嘛多達240余人。同時，袁世凱政府又將清代的理藩院改為蒙藏院，下設宗教科，主管“宗教之教育及一切宗教事項”。蔣介石襲用袁世凱地對蒙政策，設隸屬政府的蒙藏委員會，任命十九世章嘉呼圖格圖為委員，并加封“凈覺輔教”名號。繼而設置“蒙旗宣化使公署”，直屬于行政院，任命章嘉呼圖格圖為“蒙旗宣化使”，以宣化蒙民。又于北京設“喇嘛事務所”，掌管包括寺廟教育在內的一切宗教事務。頒布《蒙古喇嘛監督條例》，條例第14條規定：“寺廟應按其財產情形，籌辦學校，培養喇嘛生活上必要之知識和技能。”這個時期，內蒙古地區新建的寺廟雖不多，但由于國民政府采取出資修復寺廟、賜名加封等各種扶持政策，內蒙古的喇嘛教也曾盛極一時，寺廟學塾教育也呈現經久不衰的局面。民國9年（1920），庫倫旗福緣寺為培養喇嘛醫增設曼巴學塾。民國15年（1926），又設卻伊拉學塾，下設12個尋岱（專科班級），并將歷年派往壽因寺學習的110名喇嘛接回，讓他們志愿選擇12個尋岱的一種繼續深造。同年，庫倫旗的興源寺也增設卻伊拉學塾，從壽因寺聘請首席喇嘛講經。
1931年“九·一八”事變后，日本侵略者侵占中國東北，把發展喇嘛教視為政治滲透、籠絡人心、強化其殖民統治的靈丹妙藥，認為“整修喇嘛教是治理蒙古之要務”。為此，在其統治機構中設置專管喇嘛教的各種組織，成立隸屬偽滿洲國國務院的“滿洲帝國喇嘛教宗團”，由蒙古活佛任團長，日本喇嘛任副團長并直接控制當地喇嘛教的一切事務。在內蒙古中部淪陷區，偽蒙疆政府興蒙委員會設立“蒙古佛教復興會”，下設喇嘛印務處，掌管當地喇嘛教。
1944年，呼倫貝爾盟牧業四旗有喇嘛2645人。1945年，牧業四旗的蒙古族小學生有1471名，學生數遠少于喇嘛數。據偽滿洲國蒙政部1936年的統計，東蒙地區蒙旗喇嘛廟總數為662座，喇嘛28985人。日本侵略者在整頓、扶持蒙旗原有寺廟學塾的基礎上，又重新制定專門的教育制度，規定每個旗都要在基礎好的寺廟建一所喇嘛學校，因而蒙旗喇嘛學校明顯增多。據有關資料統計，1942年，錫林郭勒盟的16個旗各有1所喇嘛學校，全盟共有16所，教員總數30余人。各校教師人數不等，最多的15人，最少的只有1人。16所學校共有喇嘛學生501人，其中在校學生數最多的有80余人，最少的只有10余人。偽興安北省公署于1938年在呼倫貝爾地區新巴爾虎旗、陳巴爾虎旗的7座召廟，各建立1所曼巴日倉學校（喇嘛醫學校），同時在海拉爾市（今海拉爾區）成立蒙古喇嘛醫學研究所，直接管轄并指導上述7所曼巴日倉學校的一切教學工作。
1941年，日偽當局還決定，每年從二年制喇嘛學校畢業生中選拔15～19歲的學生20名，送到新京（今長春）蒙古事務學院喇嘛學生部公費學習，學習期限一年。日本侵略者還制定喇嘛留日制度，一方面限制蒙古喇嘛到西藏、青海等地寺廟學習深造，另一方面又鼓勵喇嘛留學日本，以造就親日的“喇嘛中之指導者”。1934年，當局派遣第一批6名喇嘛學生到日本高野山興亞密教學院留學。1940年，偽蒙疆政府從巴彥塔拉盟地區選派10名青年喇嘛赴日本學習。1940年，蒙旗各寺廟的青年喇嘛100余人到日本各僧院和佛教學院留學。1941年，在日本延歷寺喇嘛訓教場、智恩院喇嘛訓育場及高野山興亞密教學院學習的蒙旗喇嘛學生有42人。這些喇嘛學生學成回國后，大都成為各寺廟的掌權者和喇嘛學校的教師。
1942年，在德穆楚克棟魯普“興蒙”辦學的號召下，四子王旗王府主持建立了希拉穆仁廟學、都呼莫廟學、滿都拉廟學和哈布其拉廟學，共有學生150余人，學習內容有《蒙古字母》《圣諭廣訓》等，希拉穆仁廟學的學習內容除上述課程外，還教學生學習制造粗紡毛織品技術。滿都拉廟學、哈布其拉廟學、都呼莫廟學于1945年秋停辦。1949年5月5日，四子王旗和平解放。1950年，在希拉穆仁廟重新建立廟學，學生有四五十名，全部是青少年沙畢喇嘛。除了學習藏經和參加廟內勞動外，學生還學習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初期公辦學校的一些課程。1953年，喇嘛學生轉入當地的蒙古族小學讀書，廟學解散。
16世紀末，出現于內蒙古地區的喇嘛教育，雖然以鞏固封建統治為目的，尤其是淪陷時期的喇嘛學校，為日本的殖民統治培養少數叛國者，但喇嘛學塾及喇嘛學校在特殊的歷史時期，客觀上為沒有條件接受教育的蒙古族牧民子弟提供學習文化知識的機會，在保存和繼承民族傳統文化及培養蒙古族翻譯人才、著作家、教育家和醫學人才等方面也發揮積極作用。據當時統計，牧區蒙古族文盲占蒙古族人口總數的50%，而農區漢族文盲為當地人口總數的95%以上。1952年，開展掃除文盲工作時，四子王旗有蒙古族4000余人，其中喇嘛767人，這些喇嘛成了掃除文盲工作的骨干或教師，旗掃盲辦公室專職干部薩木騰就是一位還俗的喇嘛。阿魯科爾沁旗六世楊松活佛吉木彥，蒙文、藏文造詣很深，后被選為內蒙古自治區人大代表。
巴林右旗闡化寺的葛根喇嘛嘎拉僧普日布扎木蘇，從1939年起行醫于旗內外，為各族人民診治疾病。1947年，他募集資金建立旗蒙醫診所；1950年，診療所擴大為蒙醫、中醫、西醫結合的巴林右旗中心聯合診所。1962年，建立巴林右旗蒙醫研究所，嘎拉僧被任命為所長。
最著名的喇嘛醫是鄂爾多斯的沙拉布朋斯克，他歷任伊克昭盟展旦召大喇嘛，呼和浩特席力圖召主事喇嘛，他的醫術高明，自籌資金分別在伊克昭盟、呼和浩特市建立蒙醫診所，后被推選為內蒙古自治區第一、二、三屆人大代表，內蒙古自治區蒙醫學會理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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