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 頁 熱河都統人物與都統職權變遷
一
清代，凡形勢要地，派遣八旗兵駐守，“特設將軍、都統、大臣專轄之”[①]，駐防長官負責“鎮守險要，綏和軍民，均齊政刑，修舉武備”[②]，屬于武官。熱河都統設置之初所確定的管轄范圍是：“統領八旗滿、蒙古官兵駐札熱河，專管轄熱河、喀喇河屯等處，兼管熱河道、承德府及所屬州縣、八溝等處理事司員，并轄河屯協副將、綠營員弁，管理喜峰口邊路夷漢臺站，總管圍場”[③]。可見，熱河都統是熱河駐防八旗的長官，其首要職掌亦是軍事，不但統領八旗駐防官兵，還兼轄河屯協與綠營官兵。具體而言，主要涉及軍事鎮守、官兵訓練、考驗操演、整理器械、領放俸餉、挑選月缺、舉行軍政、考核屬員、整飭軍紀等。
除純粹的駐防軍事職能外，熱河都統還要管理駐防旗人。熱河駐防兵丁，每兵“養贍親丁八九口至十數口”，因此，都統所管理地對象，除駐防官兵外，是數目幾倍于駐防官兵的駐防眷屬，管理這些駐防旗人的戶口編查、登記、造冊、上報等，是都統的重要職掌，“熱河八旗閑散人等，年及十八歲，方入丁冊，行知京旗，其未及歲之閑散人等，向不行知京旗”，遇有“襲職”等需確查年歲、親屬信息等情況，“經該旗行查熱河咨報”[④]。熱河駐防八旗各旗佐領內之閑散，每十年一次由都統照例一律均齊，并將均齊丁數照例題報，如遇領催、披甲等缺出，即在所齊旗分內挑補。[⑤]內地各八旗駐防地，均形成“滿城”，以之約束駐防旗人，熱河雖無駐防城池，但駐防旗人日常生活及外出，亦受到管理約束。駐防旗人的刑名案件，亦由熱河都統核辦。貧困孤獨者之養贍、駐防兵丁閑散生計之籌劃，均屬熱河都統之職掌。這些基本的駐防旗人社會管理職能，是熱河都統職權擴展到漢民、盟旗蒙古社會管理領域的重要基礎，是熱河實行駐防都統管理體制的重要原因。
與內地駐防長官不得干預地方事務、邊疆駐防長官“節制”鄰近鎮道有所不同，熱河都統有“兼管”直隸所屬之熱河道、承德府及各州縣的權力，且兼管職權明確，“旗民交涉命盜等案，悉心定議，會總督后銜，分別奏咨辦理；該處文武各員大計、軍政，均實舉劾，亦會總督后銜”，“其專系民人詞訟及錢谷等項，仍循舊制，由地方官經理，不必干預”[⑥]。這種特殊的職權劃分，應是受熱河特殊政治地位的影響，更與熱河距直隸總督駐地遙遠有關，而最為直接的原因，正如清帝上諭所言：是因內地民人租種熱河蒙古地畝，生齒日眾，案件較繁，需員管理。熱河都統設置后，從會同直隸總督審辦旗民交涉命盜案件、辦理文武官員大計軍政開始，逐漸深入參與到熱河地方治理之中。
二
從整體上看，熱河都統職掌的變化可分為兩個階段。其一、服務于清帝時期。這段時間，熱河都統的主要職掌是辦理清帝北巡木蘭秋狝相關各項差務，同時，承審民蒙交涉案件等。其中，審案是較原熱河副都統增加的職掌。若僅從增加的職掌看，熱河都統的職能更加側重于地方治理。但實際上，在熱河設置都統，可以統籌協調各方面事項，加強區域管理，最終得以更好地服務于清帝北巡。其二、清帝停止北巡以后，熱河都統職掌重點轉向熱河地方綜合管理。伴隨政治巡幸活動的基本消失，熱河不再有昔日的輝煌，但是，政治限制的減少，為流移民人提供了活動的條件，移民墾荒，租佃蒙地，私砍木植，偷打牲只，伙同采礦，經商貿易，使民蒙交涉事件激增。作為熱河地方最高綜合性長官，熱河都統不得不把職掌重點放在地方治理上。
若從具體職掌再加細分，熱河都統的職掌變遷，經歷了分別以辦差、審案、刑錢事件、軍事、新政改革為側重的不同階段，基本上可與不同歷史時期相對應。
嘉慶中后期，即熱河都統初設期，雖然設置都統的直接原因為審辦案件，但實際職掌側重于辦差，為清帝北巡秋狝服務，刑名案件積壓嚴重，此時期也是僅有的出現都統不能勝任、革職、降職情況的時期。此期任職熱河都統者，身份大多較為特殊，多因清帝加恩而被授為熱河都統，熱河都統是部分官員被黜之后迅速再起的捷徑，因此，到任率不高，到任者任期也多較短，過渡性較為明顯。
道光朝初期，是熱河都統職權調整期的第一階段，道光皇帝沒有舉行北巡秋狝，都統職掌調整到以審辦案件為主，涉及地方民蒙交涉案件及圍場管理事件等。此期任職熱河都統者，在職短暫、過渡性明顯的特征仍然存在，同時，更多出身于進士、各類學校生員、并具有豐富文職經歷者，開始被任命為都統，相繼出現數位實干有為者，為都統職掌的進一步調整奠定基礎。
道光七年至二十年，是熱河都統職權調整期的第二階段，經直隸總督奏請，熱河刑錢事件俱歸于都統辦理，熱河都統衙門內部結構相應進行調整，都統在地方治理中的作用進一步加強。在相對穩定的社會環境下，熱河都統以封建社會傳統官僚的刑名、錢谷職掌為核心，治理熱河地方，舉劾文武官員大計、軍政，揀選調補四州縣之缺，已儼然一省之最高長官。
道光朝后期至咸豐初，是熱河社會變革期，承平日久，社會變革悄然發生，人口激增成為嚴重的社會問題；素性淳樸的蒙古人開始起用漢名、學習漢字文藝；民、蒙、旗人關系復雜，“訟獄刁健”；白銀大量外流，銀貴錢賤，清廷和蒙旗財政困難，百姓負擔沉重，生活貧困化；吏治腐敗，將惰兵疲。熱河都統職掌也增加新內容，設局鑄錢，推行鈔法，設立太平社助官捕盜，軍隊裝備鳥槍，辦理洋人事件，辦理熱河行宮及寺廟事宜等，職權不斷擴大。
咸豐六年至光緒二十一年，是熱河社會的動蕩期，社會矛盾激化，匪患、動亂頻發，更多有武職經歷者被授為熱河都統，軍事成為都統職掌的核心。其典型者如謙禧，“前在軍營，轉戰直隸、山東、陜西等省，共打仗五十四次，手殺賊二十六名”，于軍務嫻熟，到任熱河都統后，將建昌、克旗“歷經直隸、熱河官兵圍剿，未能平定”之賊匪，兩月之間，悉數殲除，并督飭地方及蒙古員弁，認真搜捕，“自十一年至十三年，共獲盜犯一百三十八名”[⑦]，在穩定地方社會上發揮重要作用。
光緒二十一年至清亡，是清末礦墾新政時期，邊疆危機加深，動亂之后官民求治，清廷推行移民實邊，加強開發，實干有為者構成熱河都統的主體，在開礦、墾荒、政治改革、興辦學堂等方面有所作為，經過一系列改革之后，熱河基本形成相對獨立的行政區，熱河都統統轄軍務，又“兼管民政，權力亦與各省督撫無異”[⑧]。
總體上看，初設期熱河都統角色偏重武職，具有特殊家世背景者占比較高，是在駐防長官職能的基礎上，主要增加審辦案件職掌，但案件辦理效果不理想，清廷因而調整熱河都統人選，使熱河都統群體構成發生重要變化，文職經歷為主、無特殊家世背景者占比迅速上升，并一直保持較高比例。這一變化，使任職熱河都統者的綜合素質普遍提高，為熱河管理體制的調整與優化提供了人力支撐。在時機條件成熟時，熱河民人刑名、錢糧事務自然而然地劃歸于都統核辦。然而，道光朝后期以后，熱河的任官環境發生重要變化，道光皇帝基本放棄了舉行北巡秋狝的打算，熱河逐漸失去了特殊的政治地位，任官熱河再沒有往昔接近皇帝、辦差獲利的好處；清廷財政困難，熱河經濟體量小，經費嚴重匱乏，擔任熱河都統的俸廉和灰色收入較少；熱河地處邊疆，民族雜居，賊匪迭起，號稱難治；清帝北巡帶來的城市繁榮逐漸退去，生活環境艱苦，醫療條件差。除升任、貶黜者外，熱河都統已經實在不是什么美缺，官員多不愿赴任熱河，到任者亦多因循守舊。熱河都統官員群體的總體質量有所下降，進而影響到地方治理，熱河社會動蕩期的形成，以及該時期內某些重大事件的發生，與熱河都統有直接關系。社會動蕩時期，需要武職經驗豐富者來擔任都統，而推行新政時期，則需要勇于開拓、綜合素質較高者，因此，兩個時期分別以武職、文職經歷豐富者占比較高，且任期都相對有所延長，這些均是依據都統職能變化做出的人事調整。熱河都統職能的變化要求都統人選有所變化，而都統人選的改變，又反過來影響都統職掌的具體側重。從歷任熱河都統所辦事務、所上奏折來看，軍事較少，審辦刑名、核查錢糧、勘估查驗工程等，卻頗為可觀。
三
熱河地域范圍之大部分，本屬直隸，熱河道、承德府及所屬州縣，亦本隸于直隸總督。熱河都統的設置改變了這種狀況，旗蒙民人交涉案件歸都統核辦，相應熱河道府州縣等治民機構歸都統兼轄，此后，熱河都統職權不斷擴大，直隸總督在熱河地區的職權不斷縮小。道光七年以前，直隸對某些熱河事務的管轄已經松弛，有直隸主動所為，也有清廷從中干預。例如，道光四年三月，經總督蔣攸铦奏請，“熱河道屬一府六州縣，口北道屬多倫諾爾一廳，距省窎遠”，嗣后“遣軍流犯由道就近審勘，移司核詳”[⑨]。道光六年承德府民人徐學寬習教案，本歸直隸總督審辦，但因承德“距省窎遠”，若“提省審辦”，耽延時間、查拿不便，清廷將該案交熱河都統那清安“就近”審辦[⑩]。這些做法為熱河都統事權增加奠定了基礎。道光七年、八年，熱河刑錢事件俱改歸都統辦理，是經直隸總督那彥成、護督屠之申等人奏請并籌劃實現的，直隸在這種職權調整過程中發揮了關鍵作用，當然，熱河都統在承接這些新職掌方面也付出了努力，以此為基礎，請求將州縣調補權劃歸都統，未獲批準。道光九年，清廷同意了折中方案，將平建朝赤四州縣歸于熱河都統由豐寧、灤平揀選調補。道光十八年以后熱河都統查核行宮寺廟事務，是熱河都統職權向行宮方面的擴展。由于熱河財政在較長時間里嚴重依賴于直隸，因此，在清末地方督撫權力擴大時，直隸總督對熱河地區事務的權限又有所加強，相關事務主要集中于與錢糧相關的方面。礦墾新政時期，清廷從黨中央到地方出現普遍的財政困難，熱河與直隸的財政聯系大為削弱，熱河官制、管理體制在改革中也發生重要變化，熱河都統職掌最終達到較為全面的狀況。
（轉載自：劉文波、張文秀《清代熱河都統人物群體研究》，南開大學出版社，201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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