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 頁 周毅：方志中的“歷史書寫”研究范式——一個方志研究的新取向（二）
后現代史學理論指出由于歷史文本性的限制，我們只能通過文本才能觸知過去，既然任何時期的“歷史”都只能以文本形式呈現，那么“歷史書寫”的研究范式也就可以運用于任何時期歷史書寫產生的“文本”。具體到方志研究，當然也同樣適用。對于近年來興起的從文本角度研究方志文本的歷史書寫、建構過程，李曉方在《縣志編纂與地方社會——明清〈瑞金縣志〉研究》對這一研究取向進行概括和界定：“將地方志作為一種包含著建構成分的‘文本’，并試圖通過對其產生過程的解構，探討由此映射出的社會歷史情狀、權力和觀念。”(第10頁)這與目前中古史研究領域流行的“歷史書寫”研究范式頗有共通之處。二者雖分別是以正史和方志為研究對象，但都將作為研究對象的史料視為一種“文本”，相對于史料本身，則更加重視考察史料“文本”的形成過程，進而“重新解釋史料并建構歷史圖像”(孫正軍《通往史料批判研究之途》《中國史研究動態》2016年第4期)。
可以說，目前此種研究取向觀照下的方志研究，可看作是“歷史書寫”研究范式在方志研究領域的拓展，雖未特別標舉“歷史書寫”的研究范式，但相關研究取徑甚至具體的研究方法在目前的方志研究中都有所體現。比如孫正軍在《魏晉南北朝史研究中的史料批判研究》(《文史哲》2016年第1期)中總結的“歷史書寫”三種具體研究方法的使用，都可以很清楚地在目前的方志書寫研究中找到。
前文提及的劉正剛《“貞女遺芳”與明清廣東仕宦塑造的女性形象》通過梳理明清時期乃至民國各個年代不同版本的《廣東通志》《順德縣志》《龍山鄉志》，發現宋代女子吳妙靜在不同時期各種版本方志中的形象有一個不斷變化、豐富的過程，由一開始僅是出資修橋造福民眾，到明清時代被逐步塑造為節、孝、貞等道德形象，反映明清時期廣東地方官紳通過方志書寫等手段，不斷重塑符合“朝廷之教化”的廣東女性形象，以達到融入黨中央主流文化的目的。“歷史書寫”研究最常用的方法，即通過“比較成書于不同時代的文獻對同一或相關記載的異同”，來分析不同時代社會環境、價值觀念、史家個人意識對“歷史書寫”的影響(孫正軍《魏晉南北朝史研究中的史料批判研究》)。李曉方分析清代瑞金地方人物謝長震從康熙《瑞金縣志》中“義烈”到乾隆《瑞金縣志》中“忠烈”形象的變化，譚必友對比乾隆、道光和光緒三個不同版本《鳳凰廳志》對苗族稱呼的變化，也都是采用這種通過比對不同時代史料文本而考察文本形成過程的方法。
由于中國方志纂修歷史悠久，尤其在明清修志的鼎盛時期，方志纂修呈現出常態化和制度化的特點，同一地區方志在不同時代不斷得以重修，對同一對象的記載，或照搬前志，或根據時代需要不斷修動、疊加，形成豐富的層累的資料，為比較成書于不同時代的文獻對同一或相關記載的異同，提供大量空間。
在區域文化史、社會文化史興起的背景下，近年來，針對方志研究，謝宏維提出要將“地方文獻分析與區域社會史研究有機地結合起來”，具體而言就是“將地方文獻置于具體的社會歷史環境中理解和解讀，探究其形成過程以及由此映射出來的地方社會變遷與文化氛圍”(《文本與權力：清至民國時期江西萬載地方志分析》)，這與孫正軍提到的“歷史書寫”研究范式的第二種具體方法，“分析文獻成書背景，探討政治環境、社會氛圍、文化思潮等對歷史書寫的影響”(孫正軍《魏晉南北朝史研究中的史料批判研究》)，幾乎不謀而合。這種具體方法與美國學者蔡默涵在《歷史的嚴妝——解讀道學陰影下的南宋史學》提出的“文本考古學”也頗有共通之處：首先是將史料看成是歷史性的生成的產物，是“隨著政治與思想的變化，文本隨時代變化不斷經歷變更與操作的動態過程的結果”，探求各個不同時期“政治與思想的變化”，是如何“改變歷史的書寫與架構”，即動態地理解“政治環境、社會氛圍、文化思潮等對歷史書寫的影響”；其次是追本溯源，如同考古學不斷挖掘遺址，經過不同時代疊加的地層，“回向更早的過去”，將“文本上互相聯系的各個敘述分層還原為它們首先是被撰寫，然后是被編排到一起時的編年順序”，即是探討史料文獻作為文本形成時期的社會文化觀念、政治思想和歷史書寫者本身的主觀性。正如《歷史書寫》一書的作者米歇爾·德·塞爾托在書中所言，歷史學家“‘緊跟著’形勢而動，他針對現在闡釋過去”(倪復生譯，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2年，第12頁)，也就是看到歷史學家形成史料所處時代的“現在”的“形勢”必然會對史料中所要呈現的“過去”產生影響。這正是“文本的歷史性”，即探究文本形成時期的社會文化觀念以及文本書寫者本身的時代性對文本形成的影響。類似的還有王明珂在《反思史學與史學反思》中提到的“文本分析”的方法，以語言、文字(或以及圖像、影視)符號所陳述的內容為表相(或社會記憶)，而嘗試探索此表相背后的本相，也就是探求此陳述、表述內容背后的社會情境。“文本的歷史性”“文本分析”及“文本考古學”，與孫正軍提到的方法都存在吻合之處，如前文所提及的學界對影響方志書寫的各種因素進行探討的相關研究，幾乎都可歸入此種方法。
孫正軍提到的“歷史書寫”研究范式的第三種具體方法，即所謂的“整體的史料批判研究”，不局限于正史的范圍，而是“以某類史籍，乃至于史籍全部作為考察對象”“不拘泥具體內容，從整體上比較不同時期同一類別的一組文獻的性質、結構等，由此探討文獻形成背后的政治或者文化氛圍”(孫正軍《魏晉南北朝史研究中的史料批判研究》)。具體到方志研究，不同時代、不同地區、不同版本的方志中的人物傳記就可視為“同一類別的一組文獻”。在明清方志的人物傳記中，對傳主的個性化描述并不多見，而更多的是讓渡于符合理學教化標準的各種書寫模式，可以通過對這些書寫模式的具體“性質、結構”進行解讀，分析探討這些模式化的人物傳記背后所對應的社會歷史情境，即“文獻形成背后的政治或者文化氛圍”。如劉正剛、杜云南對方志中女性“言論”模式的探析(劉正剛《明代方志書寫烈女抗暴“言論”模式探析》《暨南學報》2014年第2期。杜云南《明清廣東方志書寫烈女“言論”探析》《中國地方志》2014年第6期)，就是這種具體方法在方志研究中的實際運用。不僅是“言論”模式，方志對女性身份、稱呼、行為的記載都遵照特定的書寫模式(周毅《從康熙六十年〈安慶府志·列女傳〉看地方志女性歷史書寫的模式化》《史學史研究》2017年第3期)。除“列女傳”外，方志中忠節、孝友、鄉賢、隱逸、名宦等其他類型人物的傳記，在理學教化影響下的方志書寫中，同樣都會在一定程度上呈現出符合理學教化標準的模式化、程式化的特點，也就都可以采取這種方法展開具體研究。
近來“歷史書寫”范式得以在方志研究領域展開，在社會文化史的視域中，從文本角度研究方志文本的歷史書寫、建構過程，挖掘方志背后影響方志書寫的諸如理學教化、權力格局、價值觀念等各種影響因素，研究視角新穎多元，觀點結論也都頗具新意。但從歷史書寫的角度審視相關影響因素與方志書寫之間的互動關系，不能僅理解為這些因素對方志書寫的任意涂抹。“歷史”一詞既可指過去發生的事情，也可指對過去發生事情的記錄，已是一種常識。“歷史書寫”同樣可以從廣義和狹義兩個層面理解，方志中對地方社會歷史相關的各種人物、制度、事件的記載可視為狹義層面的“歷史書寫”，但在歷史上具體的時空中，地方社會的客觀歷史亦可視為是一種廣義層面的“歷史書寫”，甚至連理學教化影響下的方志書寫行為本身也可納入這種廣義的“歷史書寫”范疇。如此，方志在一定程度上可視為地方社會歷史整體上的自我歷史書寫。所以，對方志的“歷史書寫”進行研究，就不僅是解析方志文本書寫、建構過程這種狹義的“歷史書寫”，而且需要從廣義的層面對方志這種“地方社會歷史整體上的自我歷史書寫”進行分析解讀，以期更進一步接近廣義的“歷史書寫”，盡可能地再現地方社會歷史真實的現實場景。如此，對方志文本的解析也可以視為重構區域社會史的過程。
從前文相關研究綜述可以看出，目前研究聚焦于方志文本的書寫、建構過程，注重對方志文本中的建構成分進行解讀，對方志書寫所呈現的“歷史事實”則有所忽略，似有過度闡釋之嫌。無論如何，方志書寫畢竟是對地方社會歷史進行記錄的“一方全史”，地方社會歷史文化自身發展的歷史性對方志書寫的限定作用仍然存在。這種歷史性并非完全是方志書寫建構的結果，同樣也無法完全通過方志書寫的建構性來說明。此外，“歷史書寫”的研究范式在方志研究中大有用武之地，孫正軍總結的三種具體研究方法也在目前的方志書寫研究中得到較好的運用，在今后的相關研究中，可進一步拓展深入，如對書寫模式化的解讀亦可運用于方志中其他類型的人物傳記。但也不得不指出，針對“歷史書寫”研究范式的一些不足，我們同樣得有所審視。如“歷史書寫”在理論上是對文本持懷疑態度(孫正軍《魏晉南北朝史研究中的史料批判研究》)，方志前后相沿，其中大量文本都是以前志為基礎而豐富疊加起來的，文本在層累疊加過程中，哪些是因襲照搬前志舊文，哪些是實際歷史事實的客觀記錄，哪些是方志編纂者在當時社會歷史情境下有意識的書寫、建構，必須要加以認真區分，不能為了質疑而質疑，否則反而陷入方法的滯絆。
基金項目
本文系國家社會科學基金一般項目《從明清安慶方志看理學教化與方志書寫研究》(18BZS005)、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重大項目《中國歷史編纂學的歷史、理論與方法》(07JJD770092)的階段性成果。（作者單位：安慶師范大學人文與社會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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