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 頁 第二輪修志應突出人的主體地位——兼談以科學發展觀指導志書編纂
胡錦濤總書記在黨的十六屆三中全會上提出，堅持“以人為本，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的科學發展觀。這是中國共產黨以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為指導，從新世紀新階段黨和國家事業發展全局提出的重大戰略思想，是中國共產黨對發展問題的新認識，回應了當代中國重大經濟、政治、社會挑戰，是馬克思主義發展觀的繼承和創新。
科學發展觀的核心是以人為本。以人為本就是以實現人的全面發展為目標，從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出發謀發展、促發展，不斷滿足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物質和文化需要，切實保障人民群眾的經濟、政治、文化利益，讓發展成果惠及全體人民。它告訴我們，人民群眾是歷史的創造者，也是社會發展的受惠者。續志要突出人的主體地位，這既是個理論問題，也是一個實踐問題，需要我們以科學發展觀為指導，以與時俱進的科學態度，在第二輪志書編纂中做艱苦扎實的努力。
本文就此談一點粗淺的看法。
一、確立“以人為本”的記述主線
以什么作為第二輪志書的記述主線呢？說法不一。有人主張以經濟建設為主線，有人主張以改革為主線。
我認為，無論以經濟建設為主線，還是以改革為主線，都存在一種認識上偏差。因為黨在各個不同時期，有不同的工作重點、不同的工作中心。戰爭時期以武裝革命反對武裝的反革命，戰爭是全黨的中心工作；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初期，以穩定社會、鞏固勝利成果，建立社會主義制度為中心；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決定把黨的工作中心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可見，隨著形勢的變化，中心、重點工作也會發生變化。“中心”只是表明它在全局中的地位，表明解決社會主要矛盾的戰略手段。同樣，改革是建設社會主義、實現現代化所選擇的道路，是推動發展的動力。改革作為一項事務，在志書記述中占有重要地位，作為動因則表現為一事物與他事物的關聯。志書是記載自然、政治、經濟、人物、風貌等歷史與現狀，是記述和反映全貌的社會大觀的綜錄。其中任何一個組成部分，任何一項事物，無論其處在何等地位、多么重要，都不可能成為志書的記述主線。記述主線應是貫通全書各個方面的主干，是決定志書記述原則、整體安排、取材方向、記述重點的靈魂。
我認為，第二輪修志必須確立“以人為本”的記述主線。理由是：首先，第一輪社會主義新方志的編纂為第二輪修志提供了成功的經驗。其志書記述的主要內容是，中國共產黨領導全國人民推翻三座大山，建立社會主義制度的偉大歷程。江澤民同志把這段發展史概括為三件大事：“第一，完成了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義革命任務，結束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歷史；第二，消滅了剝削制度和剝削階級，確立了社會主義制度；第三，開創了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逐步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這件事正在做。”中國共產黨人艱苦奮斗，流血犧牲，只有一個目的：讓人民站起來，當家做主人，建立“以每個人的全面而自由發展為基本原則的社會形式”（馬克思語）。
第二輪志書是第一輪志書的承接，所記述的是江澤民同志所說的正在做的第三件大事，即高舉鄧小平理論的偉大旗幟，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堅持改革開放，沿著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前進的偉大歷程。中國共產黨帶領全國人民改革開放，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只有一個目的：讓人民富起來，使每個人全面而自由的發展。
從第一輪志書記述的求解放、做主人，確立社會主義制度，到第二輪志書所要記述的謀發展、奔小康，逐步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是一脈相承的，貫穿著“人民群眾是歷史的創造者”、貫穿著“發展的根本目的是惠及全體人民”，即“以人為本”的思想。
其二，是由社會發展本質所決定的。志書是記載社會發展歷史和現狀，是通過記述歷史進程中橫斷面資料來表現和反映發展變化的。志書以什么做記述主線，不是人為附加的，事物發展變化的軌跡與人的社會實踐是一致的，歷史的發展是人的社會實踐的結果，正如馬克思和恩格斯所說：“歷史不過是追求著自己目的人的活動而已”。科學發展觀告訴我們：一方面，人類要按客觀的世界的本來面目去認識和改造世界；另一方面，人類還會按自己的利益和需求去認識和改造世界。進而，人們的實踐成為主體與客觀之間雙向對象化的過程，社會發展規律根植于人們的社會實踐之中，社會發展則在人們價值和需求選擇的實踐中去實現。同時，人的實踐形成“認識和遵循客觀規律的過程”和“為滿足需求去實現價值選擇的過程”，即合乎規律與合乎目的兩種變現過程。當人的實踐過程表現為合乎規律又合乎目的，社會發展就前進、上升；當表現為合乎規律不合乎目或合乎目的不合乎規律時，社會發展就會停滯、下降。從而，構成社會發展的軌跡，構成歷史整體上的曲曲折折，歷史階段上的升升降降。這就是志書編纂要認識和把握的主線，并以此進行總體設計、布局謀篇、選取資料、考察辨析、把握重點、進行全方位記述。
其三，是社會發展目的所決定的。科學發展觀提出“以人為本”，要求“把人民的利益作為一切工作的出發點和落腳點，不斷滿足人們多方面的需求，促進人的全面發展。”這就是我們正確認識發展，準確把握記述主線的理論依據。生態發展、政治發展、經濟發展、文化發展等，相對于發展目的，都是手段、辦法、途徑。目的貫穿社會發展各方面、全過程。把人民的利益作為工作出發點，同時把滿足人民需求作為落腳點，便構成一條由始至終的紅線，把社會發展的方方面面，猶如一串珠子一樣串連在一起，這就是志書記述的主干線索。由于對主線認識和把握上的不準確，使我們志書的記述上常常出現偏差。比如，在志書中以很大篇幅記述經濟發展，對產業、行業、結構、產量等進行詳盡記述。這本身沒有錯，但是常常忽略一個更重要的問題，就是經濟發展為根本目的。因為經濟發展只是為社會發展、人的全面發展提供物質基礎，相對人的發展只是手段。孤立地記述經濟，停留在經濟的“增”和“減”的結果上，沒有“充分表現”其“出發點和落腳點”、“惠及和影響”，這本身不符合社會發展的本質和目的，這種記述是表象的，缺乏深層次的研究。再比如，注重社會主體在發展中的作用，這無疑也是對的，但是常常忽視社會發展主體的多層次性。發展主體不是單一的社會主體，還包括群體的主體、個體的主體，“以人為本”的“人”包括一切社會主義事業的勞動者、建設者，社會發展是人民群眾價值追求與價值創造的過程。溫家寶同志說：“城鄉差距、地區差距、居民收入差距在持續擴大，就業和社會保障壓力增加，教育、衛生、文化等社會事業滯后，人口增加，經濟發展同生態環境、自然環境矛盾加劇，經濟增長方式落后，經濟整頓素質不高、競爭力不強等，這些問題必須高度重視而不可回避，必須逐步解決而不可任其發展。”而志書中常常采取回避和視而不見，見而不記的態度，忽略了農民、低收入、城鎮失業人群的需求和利益。一片歌舞升平，沒有失誤、沒有曲折、沒有差別是不符合客觀事實的，也是偏離“以人為本”這條主線的。
因此確立志書“以人為本”的記述主線，是志書突出人的主體地位的根本前提。
二、開拓記述人物的新形式
突出人的主體地位不僅是個理論問題，更是一個實踐問題。在地方志中記述人物是一個很重要的內容，但目前的表現形式比較單一，多是采取立傳、入錄、列表的傳統模式和少量的“以事系人”的辦法，這與續志突出人的主體地位是不相適應的。
我認為，沖破“習慣思維”和“傳統定式”的束縛和限制，以科學發展觀為指導，堅持與時俱進，開拓記述人物的新形式。
例如，不要片面定調“生不立傳”。我國清代史學評論家章學城在《文史通義·傳記》中主張傳分兩體，他說：“包舉一生而為之傳，《史》、《漢》列傳體也。隨舉一事而為之傳，《左傳》傳經體也。”可見，傳分兩類，一類為列傳體，表現人物一生；一類是傳經體，表現人物一事。片面規定“生不立傳”，在世人物無論其如何卓越、無論其有何貢獻，均不可入傳，這對充分展示一地人物是不利的。第二輪修志時限不過二十幾年（有的還更短），“入傳”人物寥寥無幾已成“個別”，而許多在改革開放、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過程中各行各業涌現出來的杰出人物，由于其健在而不可“入傳”，只能“以事系人”，只能在敘事中連帶提及。用“生不立傳”的戒條加以限制，對于突擊人的主體地位是不利的，應該在“包舉一生”之傳和“以事系人”之敘以外，探求更多的新的記述形式。
一要打破“生不立傳”之說，實行一傳兩體。入傳人物不以“生”、“死”為論，以入傳標準為依據，主要看其對社會歷史發展所起的作用及其影響，這個作用是雙向的，包括推進社會發展，也包括阻礙社會發展。統稱人物傳，入傳人物的記述可分兩類：其一，對已故人物可采取“列傳體”，包舉一生之行狀；其二，對在世人物可采取“傳經體”，記述其一事（或多事）。這樣，人物傳中記述的人物會豐富多彩，反映更加廣闊的社會面，記述更多種類型的人物。入傳人物的記述也相應地采取新的記述方法，改變所謂“人物簡介”，一個一個單擺，簡單化地介紹，甚至成為一篇一篇互不聯系的、又無區別的鑒定評語的狀況。對入傳人物的記述，無論故人傳還是生人傳，都應堅持三條原則：一是真實可信。以實事求是的態度，不溢美、不隱惡，不能人為拔高，要反映其本來面目，是特定歷史條件下的客觀記述。二是生動感人。入傳人物要廣泛，行文要多彩。應多方面、多類型，反映廣闊的社會面，反映“行行出狀元”；同時，人物記述應增加文采，把愛憎褒貶寓于記述之中，有時也可以直評直抒，務求淋漓盡致，以增加生動感人的力度。三是反映歷史。歷史是人的活動，記述人物是提供反映歷史的資料，決不能就人寫人，就事寫事。因此，要注重在重大事件中表現人物，在重大場面中表現人物。同時，要抓住人物的主要方面、主要貢獻、主要作用加以記述，防止面面俱到。說道底，記述人物就是在記述“歷史”，不是為“故人”定論，也不是為“生人”歌功。
二要打破“傳、錄、表”的模式，改革只有表現個體人物的傳表形式，設立表現群體的“人才志（篇）”。
突出人的主體地位，不能只體現在寫好人物傳、編好人物表上，更應該體現在記好一地人民大眾，特別是一地人才的狀況。因為，人物雖然是一地之英，一地之杰，但也只是記述一地之個體資料，難以全面系統地表現一方之人才。設立“人才志（篇）”，可以將人物（點）與人才（面）結合起來，反映群體現狀，反映人才發展，反映一地人才的全面活動，從而全面反映歷史和現狀。例如，《黑河地區志》已進行可貴的嘗試，初步形成人口、人才、人物的記人系列。方志屆劉柏修等人主張把記人分成三個層次：整體人口、群體人才、個體人物，主張把人口、人才、人物綜合起來記述。這些意見十分可貴。但是，我不贊同將人口納入記人系列。因為“人口”和“人才”不是同一層面上的概念，人口是指一地人之全體，其整體狀況不能納入“人才志（篇）”中，不是“人才”記述的內容。我認為，“人才志（篇）”應分成以下三個層次：一是人才成長環境，包括人才制度、體制、政策、培養、選拔、交流、引進、使用等。二是人才群體狀況，包括人才分類、人才結構、人才特征、人才作用、人才盛衰等。三是典型人物個體資料，可以“傳、錄、表”等形式分別加以記述。
三要打破“以事系人”的局限，擴大人物記載的范圍，充實人物記述的內容，增加志中人物數量。
以事系人的辦法存在重事不重人，連帶記述難以展開、難以充分展現人物個性風貌和突出事跡的弊端。方志屆梁濱久曾撰文推薦幾種記述人物的新形式，我認為很好，值得一薦。
梁文介紹：一種形式是：在某些分志中，專設章節介紹人物。例如，湖北省《公安縣志》設專節“公安派主要作家”，記述了以袁宗道、袁宏道、袁中道三兄弟為領袖的反復古、主張新的文學流派的主要作家。江蘇《高郵縣志》在“文化篇”下設專節，記述乾嘉學派代表人物、清代經學第一通儒及高郵王氏父子的生平和學術成就。
另一種形式是，在有關篇章后附記人物。例如，廣西《桂平縣志》，在公安司法篇后附記“調解先進工作者事跡”，記述一位街道調解委員會主任的先進事跡。湖北《南漳縣志》，在第二十卷后附史料二則，其一記述抗戰時期縣長蔣元，其二記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夕縣長劉仲武；在第二十三卷后附浦田烈士英雄事跡。
再有一種形式是，在全書附錄中記述人物。例如，山西《襄汾縣志·附錄》中，專題記述革命老人——梅姐的事跡。
結合梁文上述薦介，我認為可否在“以事系人”之外，增加下列記述形式：
1．設立人才篇（或志），分人才環境、人才群體、人物傳、人物表。
2．在相關篇（或分志）中，設專章（或節）記述人物，如在“衛生”篇設“名醫”、在“教育”篇設“名師”、在“個體和經營”篇設“私營企業家”等。
3．在相關篇章后附記人物，如在“公安”篇后附記公安英雄，在“文化”篇后附記有影響的文化流派代表人物等。
4．在全志后附專題專記，如一地之特殊人才群體，具有影響的家族人物，一地人才盛衰調查、考證、辨析等。
5．在附錄中記述人物，將不適合人物傳的人物，以附錄（雜記、史料、補記等）形式展開記述。如一些負面人物、有爭議人物、不在斷限期內卻需要記述的人物等。
6．在概述（序）中記述人物，如人才發展史、人才特征、人才現象、人才概況等。
7．在大事記中記述人物。
8．運用照片記述人物。
上述一些人物記述形式還有待研究，更有待實踐。形式是內容的載體，運用多種體裁、開拓多種記述形式，全方位記述人物，是突出人的主體地位的需要，也是保證。
三、記述人物要點面結合、統籌兼顧
志書的編寫要求點面結合、宏微具備，因此必須統籌兼顧。既要有個體資料，反映微觀情況；也要有綜合情況，反映宏觀情況。從而反映一地或一業歷史發展和總貌。但是，以往的人物記述明顯地違背了這一編寫要求，傳、錄、表一個個單列，不見一地總貌，不見盛衰發展，也不見現狀，這種狀況應該改變。人物記述從總體上也應遵循點面結合、宏微具備、統籌兼顧的原則。
統籌兼顧不是不分主次、面面俱到，而是要精心統籌，做到點面兼顧、主次兼顧、宏微兼顧，融為一體。針對人物記述中容易出現缺欠，我覺得應注重兼顧以下幾個方面：
一是兼顧人才個體與人才群體，改變重個體輕群體的狀況。個體是群體中的佼佼者，是人民大眾中的代表人物，當然應該充分記述。但同時也應采取適當的形式和體裁，充分記述一地人才群體，包括人才結構、人才分布、人才特征、人才流動、人才環境、人才政策、人才待遇、人才使用、人才作用等等。個體與群體結合，才能全面展現一地人才的歷史活動。
二是入傳人物與入志人物，改變重入傳輕入志的狀況。重視入傳人物的記述當然是對的，但同時要兼顧那些不能入傳的設專節、專記、附后又別于“以事系人”的人物的記述。例如，章后專節的“名師”、“名醫”、“體育人才”、“能工巧匠”等，對于深化專業、事業內容具有重要作用。
三是兼顧本籍人物與客籍人物，改變重本輕客的狀況。應該看到本地行政轄區的發展，離不開本籍人物，也離不開客籍人才的貢獻。只要是對本地經濟社會發展做出杰出成績的人物，無論其本籍還是客籍應一視同仁，這其中包括那些曾在本地區工作過、做出過重要貢獻調離本地的人物，也包括不屬于此地行政管轄卻駐在本地的一些機構、單位中的優秀人物。
四是兼顧正面人物與反面人物，改變重正輕反的狀況。首先，不能把正反簡單的理解為褒貶，重要的是記述他們的“作用”，包括起到推動和阻礙兩個方面作用的人物。其次，正面、反面之分，也不能簡單地再用“革命”與“反革命” 的標準去區分。例如，有人為任一方，好大喜功，寅吃卯糧，盲目建設，破壞資源；有人當官做老爺，亂拍板，瞎指揮，造成嚴重決策失誤；有的人工作失職，造成嚴重人民生命財產重大損失；有的人為了自己的發展不惜以犧牲他人利益為代價，為今后的發展不惜以犧牲后人利益為代價等等。這些人不應該籠統稱為反面人物，但他們對社會發展的負面影響不可不記。如同記述成功和失誤一樣，都是社會發展過程中的客觀存在，是進程的組成部分，必然都是志書所要記述的重要內容。
五是兼顧“大人物”與“小人物”，改變重大輕小的狀況。將對歷史發展做出重大貢獻的“大人物”，在人物志中濃墨重彩是完全正確的，也是必須的。但是，僅此是不夠的、不全面的。廣大人民群眾是各行各業的主力軍，是一切人才、人物產生的基礎和源頭。例如，有些老教師一生奉獻給學生；有些老公安一輩子與犯罪分子拼死斗爭，從黑發青年到白頭老翁；有的居民委干部從小姑娘到老太太，做得盡是瑣碎的家長里短等等，這些“小人物”不應該標榜史冊嗎？而這些社會發展的主力軍，在志書中少見其事、不見其名。這需要修志工作者認真研究，打開思路，探尋新的表現形式。
綜上所述，以科學發展觀為指導，堅持與時俱進，確立以人為本的記述主線，是突出人的主體地位的根本前提； 開拓人物記述的新形式，才能為突出人的主體地位提供有力的保證；點面結合，宏微具備，統籌兼顧，全面記述人物，才能為突出人的主體地位提供更廣闊的空間。
摘自《內蒙古史志》2005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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