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 頁 續志補記政治運動如何掌握粗細問題
王復興教授在《中國地方志》2004年第4期發表論文《試論首輪修志資料工作的成績與不足》，其中談不足主要是記述政治運動，并特指“文化大革命”。筆者再三拜讀，并聯系自己的實踐，確覺受益匪淺，于是做出了應該以細為主的結論?，F介紹筆者首輪中的經驗體會，供在續志中補記的同仁參考。
一、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為指導，給“決議”中的結論以佐證的內容，記述宜細
粗細問題爭來爭去，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是后幾場運動是非恩怨后遺癥較多，至今還有不少本來很不錯，為新民主主義革命及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做出過較大貢獻的干部，但錯誤地整治過自己的同志、戰友，不提還自覺有愧，提起來更有揪心之痛……于是在修志時一提“細”字便予忌諱。其實大可不必。“決議”對每次運動做了結論，公諸于世，入志的當是為結論提供佐證的資料。如反右派運動，是嚴重擴大化了，就某個縣、市講，很可能全屬錯劃，為什么會出現這種情況?應該把具體原因寫出來，如果只是“在‘左’的影響下”這類套話，不明白的仍然糊涂，知曉實情的會合卷嘰笑修志人，因為這種寫法不翔實，不是資料，沒有地方特點，是搪塞之詞。那么，到底為什么嚴重擴大化呢?就筆者所在的縣講，是縣委領導按照有關領導者的指示，采取了一些在今天看來簡直擺不到桌面上來的方法，如“領導人引火燒身，只聽不駁，引蛇出洞”；“積極分子主動與可疑分子接近閑扯，取得材料”，還給各單位特別是文教系統劃比例、定指標，劃不夠右派就挨批?！皵[不到桌面上來”那是歷史的經驗教訓，志書是一方之信史，不敢或不肯記上這些，那怎么談“存史、資治、教化”功能?還有錯劃右派的類型，其言論是如何給曲解或肢解的，如何牽強附會上綱的，也應該記述，這也是嚴重擴大化的重要原因。記述這些，與只一句套話相比，是細了，細得有理，細得翔實，給“決議”的結論以佐證，讓世世代代記下這個教訓，便是功能所在。
再如“文化大革命”期間，有些地方經濟并沒到崩潰的邊緣，生產有些發展， “決議”為此做出了精辟的分析。志書記述那十年，就應該把當地干部群眾抵制“左”的思潮和“四人幫”的破壞，而奮力抓生產，改變生產面貌的情況較細地記述。筆者所在的縣就是如此，當時的縣委、縣革委領導人，違心地喊一些“批唯生產力論”的口號，說一些假話，但在改變貧窮落后面貌上奮力干了許多實事，用“爬坡論”統一了干部、群眾的思想，領導人都干到田間、機臺，機井建設取得了驚人的成就，實際為80年代的農業大豐收打下了物質基礎。筆者用2000字記述了這方面的情況，認為這是對“決議”的分析提供的佐證。
二、以進行國情教育為出發點，反映革命傳統、愛國主義精神的內容，記述宜細
志書是國情教育的好教材，在一些政治運動中，革命傳統、愛國主義精神表現得非常明顯突出，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老解放區人民支援全國解放戰爭的群眾運動為例，時在1946年至1949年初，領導一呼百應，參軍參戰和擁軍支前運動熱火朝天，無私奉獻、為公犧牲的事跡村村可見。筆者所在的縣，前后有9次大的參軍高潮，有些村一次就幾十名，有許多感人的場面。還有，為開辟新解放區，一批批干部的南下、北上、東渡(大運河)，有的是上任才一兩天的縣、區委書記，忽然就打起鋪蓋卷兒，告別老小僅幾句話，帶上同志們就走了!到了新區，政治環境、自然條件都是不曾遇到過的困難和危險，那是什么心情?再有，1947年和1949年，數千名民工、民兵，抬著擔架，扛著給養物資、跋涉千里，去支援解放豫北幾座縣城和山西太原的戰役，在槍林彈雨甚至每分鐘幾千發炮彈的戰場上，搶救傷員，運送物資，那是什么勁頭?有的獻出了自己的生命。像這類事跡正待載入史冊，修志倘不細加記述要待到何時?這類反映老區人民革命傳統的資料，如果只用幾句空空的套話概括，或者像報紙上的“一句話新聞”，就寫不出場面，寫不出人的精神，就等于否定了那個時代，抹煞了一地的光榮歷史，不僅是有愧，簡直是過失。
再以建國后的抗美援朝運動為例，其特色主要是宣傳教育網，當時并沒有先進的宣傳工具和手段，就憑廣大共產黨員和青年團員，縣、區，村干部，還有群眾組織中的積極分子，以及中、小學的師生，人人動手動口，一個包括所有村、戶的宣傳網就形成了。報紙和當時的《時事手冊》等，發了什么消息、通訊、評論，立刻就能家喻戶曉、人人明白，“捐獻飛機大炮，訂立愛國公約，優待烈、軍、工屬”這三大號召是個個響應，付諸行動。這里邊有一套好的工作方法，更有廣大黨、團員、干部的精神在起決定作用，有寶貴的經驗。如果不細記述，只是“高度概括”的空話、套話，那就表述不出當時的形勢，尤其是人的思想境界，也就無所謂“存史、資治、教化”功能。有一次，與位老者談起來，老者稱當時是“唱嗨啦啦啦啦那個時候”，談得興高采烈，語味深重的進行反思，對現在宣傳工作跟不上表示遺憾! (當時流傳的最廣的一支歌叫《全世界人民團結緊》，少者全會唱，老者也多能合，開頭是：“嗨啦啦啦啦，嗨啦啦啦啦”。)
三、具有劃時代意義的運動，記述一定要細
土地改革就是一場具有劃時代意義的群眾運動，它結束了持續兩千年的封建土地所有制，實現了“耕者有其田”。“耕者有其田”本是孫中山早已提出來的目標，但受當時形勢的局限，未能實現。新民主主義革命才得以實現。其后，形勢在變，蔣介石逃到臺灣以后，也認識到必須進行土地改革，否則就不能解放生產力。有一本書叫《臺灣三十年》，是記述舊中國滅亡后三十年中，臺灣政治、經濟、文化各方面的情況，基本上是橫排豎寫的志體，全書共30多萬字，其中記1949年─1953年的土地改革用了7000多字，內容包括：土地改革前的租佃關系；1949年─1950年的“三七五減租”；1951年的公地放領；1953年頒發《耕者有其田法》，這場改革在臺灣被稱“土改三部曲”。蔣介石和國民黨的其他決策人物們，會不會借鑒我們的土改經驗?不敢妄加判斷，書中也未提到，當然他們不會照搬我們的政策和具體方法，但大的步驟有基本一致的地方，這也是事物發展的必然規律吧!在臺灣，土改是一件劃時代意義的大事，是臺灣結束殖民統治之后，經濟振興的起點。在我們這里，土改更是一件特大的事，以后長時期中，人們提起來是“鬧群運那時候”，凡是經歷過的人都清清楚楚，念念不忘，修志怎么能忽而略之?不少志書記述得太簡單，太粗略了，不知是由于認識上的原因，還是方法上的問題，或者資料上確實困難，只用幾百字草草帶過。還不如一個人物小傳。筆者認為：詳細記述土地改革，實在是表現“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這個重要課題的一個方面，如果認識不到做不到這一點，也實在是一個過失。與全國全省相比較，老區的土改與新區不同，抗戰后期的雇佃貧運動——帶有改良性質的群眾運動，是其序幕，是精神上的準備，其中的“二五減租”為主要內容。到1946年開始正式改革，但由于封建土地所有制維持了世世代代，人們的思想一時轉不過彎來，究竟是地主養活農民，還是農民養活地主，這個大問題并不容易解決，運動并不順利，運不起來，動不起來!經過反反復復的工作，教育群眾，發動群眾，對地主才敢斗爭了。但“左”的和右的偏向不斷出現，運動在不斷克服困難和錯誤中前進，到1948年基本結束。新解放區就不同了，時間短，和風細雨，詳情如何，筆者并不了解，但老區的暴風驟雨如何形成的，如何發展又如何結束的，就只記一個村的情況，幾百字也記不下來，這是可以斷定的，記述一個縣，那一定是一篇大文章。
四、重大典型事件記述宜細
大的運動中都有重大事件，如果歸門別類很容易，而且又不是某縣（市）獨有，帶有共性。地方志強調個性，要有地方特色，但并不是屬于共性的資料一概不記。“世界上沒有絕對相同的兩片樹葉”，這是講個性的普遍性。但是，世界上也沒有絕對不相同的兩棵樹，這是講共性寓于個性之中。志書用的資料，共性資料和個性資料有互相補充又互相印證的作用，個性是共性的基礎，共性是個性的背景。倘若因為屬各縣都有的現象而都舍去不記，豈不又否認了共性?同一棵樹上的樹葉絕沒完全相同的，各縣都有的事也不會完全相同。拿“文化大革命”中的“憶苦”來說，開始自“四清”運動，全國、全省各縣(市)都有這種事，而且很普遍，農村、機關、學校、工廠、商店都這么搞過，而且有的一而再，再而三，經常搞。筆者所在的縣，1970年有人有所“創造”，搞“憶苦大游行”，要全村數百名貧下中農家庭的老小都化了裝，男的光臂赤腳，女的破衣爛衫(如果找不到就用破布臨時綴縫)，披頭散發，灰垢滿面，拖兒帶女，拿著一根棗木棍，在“導演”的指令下，結隊沿街嚎啕大哭，哪有真哭的?大多是手捂著臉“哼哼”， “撲哧”笑的確不少，但必須是偷笑!都喊著“誓死保衛”和“堅決打倒”一類的口號。當時挨斗被專政的各種人物，都跪在街側，向領袖像和游行的人頻頻頓
首，呼著“請罪”之詞?！皩а荨毕铝嗣?，叫“痛打落水狗”，哪都忍心?小孩子肯做惡作劇的游戲，“打狗”一棍哈哈大笑，大人卻都眉頭緊皺，棗木棍不得不舉將起來，形似狠狠落下，實是隔靴搔癢。事后，“導演”受到公社領導的批評，這是搞形式主義，玩弄群眾。像這樣的事，雖然特殊，但很有典型性。志書并非軼聞奇事集，專記特殊事，關鍵是看其是否典型，典型的內涵是得有普遍意義，典型事件是與之同類的事件的基礎，與之同類的事件又是典型事件的背景。這件事的典型意義在于：1、人民群眾不滿這種舉動，不擁護“文化大革命”，不肯真打那些專政對象；2、“時勢造英雄”，就有那么一批“風云人物”，專門投機，撈取政治資本，推波助瀾，用群眾運動去運動群眾。記述這樣的資料，也是對“決議”中徹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的一個具體證明。
“文化大革命”中，“位卑未敢忘憂國”的大有人在。筆者所在的縣，就有兩個人上書毛澤東主席，一老一少，尤其是那個少的，先后六次上書，其中兩次是萬言長卷，有理有據地為劉少奇鳴冤，駁斥《文匯報》等攻擊、誣蔑劉的一系列文章，對“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提出異議，希望毛主席和劉主席、周總理等領袖們團結起來，領導建設好我們的國家。他上書從沒匿本人姓名住址，被判重刑(20年)后仍坦誠地表示他那種質樸的心腸。筆者在修志中用數千字記他二人上書這件事，為什么?這是很有價值的典型。直言上書，確有危險，上書人也知道，就全國來說，人并不多，但他們的心聲卻代表了大多數人民!他們的行動佐證了人民是歷史的主人這條真理?？v有這場大的劫難，但決定歷史轍印的還是駕馭歷史車輪的人民，人民不允許歷史倒退。用濃墨重彩記述他們是理所當然的，完全符合馬克思主義和毛澤東思想。
五、以世世代代安定團結、同心協力搞建設為出發點，在涉及人的是非恩怨問題上，記述宜粗
失誤性的政治運動，和運動本身不屬失誤，但在具體問題的處理上有不當之處，總有是非非地對立面，在恩怨問題上有一些后遺癥。運動中，一方是運動的領導者或積極分子，另一方則是挨整地對象，錯整了，甄別平反了，或者雙方已經取得諒解了，但思想上的包袱雙方都難免存在。這種情況的記述不宜過細，不宜以事系人。
完全可以肯定是正確的運動，記述其過程，涉及矛盾雙方，也不宜輕意點名道姓，如土地改革“某某村斗了地主某某某，是運動的第一炮?！辈粌H不該寫出其姓名，只寫姓加上××也不妥，只寫“斗爭了一戶地主，打響了第一炮”就行了。還有除奸反特以及建國后的鎮反、三反五反、肅反，都有一批人被除、反、鎮、肅，有的屬錯整，其后予以平反了，不論是正確的還是錯誤的，都不宜直書其名或姓，要避免后人亂猜測、“對號入座”。整人情況的情節寫得不宜細，不能寫成故事。“文化大革命”中的武斗、刑訊逼供，應該寫出概況和惡果，但不宜點出當事人的派性組織名稱和個人姓名。當然，屬于罪惡的反革命集團人物得另當別論。
摘自《內蒙古史志》2005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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