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 頁 政治部類自治區專業志的編纂
- 2003年2月，自治區人民政府辦公廳以內政辦字[2003]38號文件下發《關于開展全區第二屆新方志編纂工作的通知》，就續修志書的指導思想、相關要求、組織領導等提出了明確的要求，從而正式部署了全區續修志書工作。
在專業志中，有些是屬于政治部類專業志。政治一詞，牽涉甚廣，政治的影響力和滲透力又極強，可以滲透到經濟生活和社會生活的各個層面，所以在續修地方志中提出政治部類這一概念，首先是相對而言的，政治類志是相對于自然類志(如地質礦產、地震、氣象、生物等志)、社會類志(如語言、民族、宗教、民俗、人口、人物等志)、文化類志(如文化、文學藝術、文物、教育、體育等志)和經濟類志（如工業、農業、林業、水產畜牧、貿易、交通、郵電等志）等而言的。其次，提出政治類志這一概念，其主要目的在于方便大家從政治這個視角，去把握搜集資料、分析判斷并取材編寫的操作支點和思維方向。這里進行必要的歸類只是修志過程中的一種手段，怎樣去編纂并把志書編纂好才是大家追求的一種目的。顯而易見，在上述的分類中，除自然類志之外，其他類志實際上都包含有或多或少的政治內容，人們不可能也不必要通過定量分析和定性分析去確認這一部專志是政治類志、那一部專志是社會類志或文化類志。那樣的話，就會花很多時間去討論這個事情。當然，政治也具有其固有的內涵。政治是經濟的集中表現，它產生于一定的經濟基礎并為之服務，同時反過來又極大地影響到社會經濟的發展；政治所要處理的關系，包括階級內部和階級之間的關系、民族關系以及國際關系；政治的直接表現是政黨、政府、社會團體、社會勢力乃至個人在國家生活（內政）和國際關系(外交)方面的政策、主張和活動。倘若從這個政治定義去理解，就可以劃出政治類志的大致范圍，應該包括共產黨志、民主黨派志、政府志、政協志、人大志、公安志、檢察志、審判志、司法行政志、軍事志、武警志、外事志、海關志、人事志、勞動和社會保障志、發展計劃和改革志、民政志、人口和計劃生育志以及工會志、共青團志、婦聯志等專業志。此外，還有不少專業志如民族志、宗教志、廣播電視志、新聞出版志、出入境檢驗檢疫志、稅務志、財政志、金融志、城鄉建設志、文化志、教育志、衛生志乃至人物志等亦包含有很多政治方面的內容。所以，所謂政治類志的編纂，實質上也可以說是志書中政治內容的編纂。
由于政治類志的個體情況各有不同，在這里不打算深入去討論它們的篇目與內容的具體設置問題，而是重點討論政治類志編纂的一般原則和基本要求。當然其中也對第一輪修志的經驗教訓作一些探討。
一、與時俱進，存真求實，運用新觀點，編纂新內容，在政治上與黨中央保持一致
編纂政治部類各專業志所要編纂的內容，相對于第一輪修志而言，絕大部分是新內容。編纂新內容，首先要注意運用新觀點(指政治觀點，下同)。運用新觀點修志，這是政治部類各專業志需要特別強調的，因為政治上的觀點、立場，是志書所記述的政治事件、政治現象和政治思想的靈魂。觀點陳舊、不合時宜或不正確，不僅僅是誤導讀者、推倒重來的問題，造成重大社會影響的，還要挽回、彌補損失，負擔政治法律責任。總之，其中的后果是不言而喻的。
那么，什么是新觀點，哪些觀點才是新觀點? 一般地說，新觀點就是改革開放以來一系列新的理論、新的思維、新的論斷。不要把新觀點僅僅理解為那些按時間先后順序或事物發展順序后來出現的觀點，它更主要的是指那些反映和揭示事物與歷史事實的本質的觀點，那些反映和揭示事物發展與歷史發展的內在規律的觀點。一件事、一個事物、一種現象，要看到它的表象并不困難，所用的時間也可能不長，而要看到它的本質、摸清它的發展規律，則需要經過長期耐心的細致觀察、多方求證，需要經過歷史的考驗和實踐的證明，即俗話說的“路遙知馬力，日久見人心”。據此，這里所指的新觀點，是指那些反映事物的本質規律、經過廣大人民群眾和社會實踐證明是正確的、并為廣大人民群眾和社會所認同所接受的觀點。
今天，人們強調和要求運用新觀點來編纂地方志，已經具備了成熟的條件。第一輪新編地方志工作開始之時，就明確了修志的指導思想是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在政治上堅持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所持的觀點要符合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和十二大所確定的路線、方針、政策；以《中共中央關于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和《中共中央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為準繩，努力使社會主義新方志符合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實際結合起來、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總要求。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是經過歷史和實踐證明的、指導中國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普遍真理，早已為廣大人民群眾所接受和認同。在已有1 000多年歷史的地方志編修過程中，運用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立場、觀點來記述事物和歷史，來分析問題和解決問題，就是運用了新觀點。二十世紀九十年代，隨著社會的發展、改革開放的深入，地方志編修工作適應時代發展和人民的要求，其指導思想加上了鄧小平理論。今天，編修第二輪社會主義新方志，再次強調其指導思想是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和鄧小平理論，并與時俱進地加上了“三個代表”重要思想，這就充分體現了新觀點對地方志編修的指導作用。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和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是一脈相承的理論體系，它們中的個體或者整體，都有與時俱進的理論品質。鄧小平理論是當代中國的馬克思主義，鄧小平同志對這一理論的形成和發展作出了歷史性的重大貢獻。他運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研究新情況、解決新問題，回答了什么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這樣重大的歷史課題，創造性地提出了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思路，既繼承了前人，又突破了陳規，表現了開辟社會主義建設新道路的巨大政治勇氣和開拓馬克思主義新境界的理論勇氣。鄧小平理論是在對世界形勢和時代發展進行科學分析的基礎上形成的，因此洋溢著時代的精神。“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在鄧小平理論的基礎上，進一步回答了什么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的問題，創造性地回答了建設什么樣的黨、怎樣建設黨的問題，集中起來就是深化了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認識，揭示了黨領導全國人民建設各項事業的內在規律。“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在改革、發展、穩定、內政、外交、國防、治黨、治國、治軍各個方面，提出了一系列緊密聯系、互相貫通的新思想、新觀點、新論斷，構成了一個系統的科學的理論體系。今天修志，尤其是修政治類志，就是要運用這些科學理論及其所包含的立場、觀點和方法來觀察問題和分析問題，就是要運用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歷次黨代會提出的一系列新思維、新觀點來指導人們編修政治部類各專志。只有用這些新觀點來駕馭新資料，編寫新志稿，才能保證志書在政治上不會迷失方向，在思想上、學術上具有較高的質量。
政治類志的編寫，除了要運用和體現上述新觀點之外，還要關注思想理論界和各科研機構提出的、受到地方政府重視和擁有一定社會影響力的一些新觀點，還要關注直接從事與政治有關的業務工作機關、部門及其領導的一些新觀點。地方志主要是記述地方(一定地域)上的事情和事物的，在政治類志書中運用和體現地方上與政治有關的新觀點是當然和必然的。辯證唯物主義認為，事物是不斷發展變化的，因此在各行各業的改革與發展過程中，不可避免地、不斷地遇到新情況，發現新問題，比如在培育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過程中，內蒙古自治區和全國其他省一樣遇到了各種經濟建設上的問題、扶貧問題、下崗工人問題、腐敗問題，在新的國際國內環境中有民族問題、宗教問題、邊界問題、各種刑事犯罪問題等，而要解決這些問題，就需要有新的思維(思路)、新的觀點、新的辦法來應對。所以政治類志在關注思想理論界和地方政治的新觀點方面，進而在運用和體現這些新觀點方面，還是有很多事情要做的。當然，人們在修志中要運用和體現思想理論界和地方上黨政機關及其部門領導的新觀點，至少要把握以下幾個前提條件：一是與人們修志的指導思想不相違背；二是能夠指導社會實踐活動和業務工作的開展，并具有較大的社會影響或社會效益；三是體現黨和人民的意志，受到政府各部門和老百姓的廣泛認同。
運用新觀點，編纂新內容，必須注意在政治上與黨中央保持一致。編修社會主義新方志，是一項在黨領導下的文化建設工程。第一輪修志以來，“黨委領導、政府主持”的修志格局已經形成，而地方志所記述的各項建設事業也是在黨領導下開展和進行的，黨中央在政治上高屋建瓴、總攬全局，能匯集和吸收各方面的科學理論成果和實踐經驗以指導國家新時期的各項改革，從經濟建設、文化建設到國防、外交事業，從思想道德建設、政治文明建設到民族、宗教事務等，都有專門的機構和人員去研究、去試驗。歷史證明，黨中央是代表國家利益和人民意志的，現在，黨中央更是把“三個代表”重要思想作為立黨之本、執政之基、力量之源。因此，地方志，尤其是政治類志中，任何新觀點的運用和體現，在政治上都要與黨中央保持一致。只有與黨中央保持一致，才能使修志工作、使志書把握住正確的思想理論方向和實踐方向。
二十世紀八十年代開始的第一輪修志，在運用和體現新觀點方面是有一些經驗教訓的。八十年代早中期，一些啟動修志比較早的旗縣寫出的部分志稿，也許是思想還不夠解放或者還不敢解放的原因，修志人員記述史實的政治視角還停留在八十年代以前，“左”的色彩比較濃。比如志稿中把正常的商品貿易仍然說成是投機倒把，對動輒以政治運動的方式來組織生產、工作、學習的現象記述仍然用肯定的筆調和口吻。表現在記述手段上，較多地照抄、套用原始資料的文字語句，以為照搬照抄就是忠于事實、忠于歷史，因而不自覺地就把陳舊的、不合時宜的、不正確的觀點帶進了志稿。八十年代中后期，甚至在九十年代，一些專業志志稿由于類似上述的原因也出現上述類似的舊觀點。比如對“大躍進”的記述，對過去工農業建設上的“大會戰”的記述，沒有用新的觀點來駕馭資料和行文。有的段落對工業上“大煉鋼鐵”和農業上“高額豐產”運動的記述，還是采用充滿褒揚贊美的語句，或者整個記述還停留在當時歷史的表象上，沒有反映歷史的本質。這樣記述的結果，在客觀上表現為照搬照抄歷史資料，而在主觀上則造成了沒有運用新觀點的故意，未能調整觀察問題和分析問題的歷史角度，忽略了修志的時代立足點。雖然，“大躍進”年代的那些勞動場面、那些口號和干勁是一種客觀存在，群眾的生產積極性和響應黨的號召的熱情在工農業建設中也形成了一股巨大的勞動力（生產力）資源，但是，這些現象是建立在一種對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的主觀空想基礎上的，是超越科學技術發展水平（生產力發展水平）和違背社會、經濟、歷史發展規律的。在肥皂泡上跳舞，看上去很美，但大家不能只描述那些舞蹈如何色彩繽紛，如何激動人心，還要讓人們知道舞蹈者腳下是肥皂泡。因此，記述“大躍進”運動這類政治歷史現象，首先應該確定用什么觀點去操作，是否用新觀點去操作。觀點決定角度，決定立足點。反之，觀察問題的角度和立足點錯了，所得出的觀點和結論也就錯了。其次要用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方法論來記述。即對“大躍進”的總觀點確定之后，一方面要記述“大躍進”運動的相關過程，另一方面要如實反映“大躍進”導致的危害和負面影響，如“大煉鋼鐵”導致的大量人力、物力的浪費，“高額豐產”運動和“大辦公共食堂”導致的浮夸風泛濫和餓死人現象等。如果志書讀者只看到“大躍進”中生產力大解放、大發展的表象，而看不到“大躍進”的失誤和教訓，那就是違背了歷史的真實，隱藏了事物和歷史現象的本質。
那么，新觀點又來自哪里呢? 如前所述，它來自修志的指導思想，來自對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的學習和研究，來自對黨在新的歷史時期的相關決議、決定和歷次黨代會制定的方針、政策，以及黨史、當代史及其他歷史文獻的學習和研究。比如上面提到的關于“大躍進”運動的新觀點，中共中央《關于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早有記述。此外，1984年12月解放軍出版社出版的《中國共產黨六十年》(郝夢筆、段浩然主編)和1991年8月中共黨史出版社出版的《中國共產黨七十年》(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著、胡繩主編)、1993年6月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出版的《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薄一波著)等權威性著作、文獻，也都有記述和定論。如果缺乏對新觀點的學習和研究，就無法在修志過程中運用好它們，就無法在志稿編寫過程中體現它們。
加強學習和研究，是掌握新觀點，并運用新觀點來編纂好第二輪政治部類專志的前提。第二輪修志，記述的是改革開放以來二三十年的新內容，這二三十年出現的新事物、新情況、新問題很多，從經濟體制改革的不斷深入到政治體制改革的逐步展開，從擴大對外開放到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到建立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的組織實施，從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到九十年代以來的反法輪功斗爭、反腐敗斗爭和打擊車匪路霸、打擊黃賭毒的斗爭，從黨的建設理論的日益豐富到經濟建設的日新月異等等，都要求人們在堅持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的基礎上，在搜集資料和編寫志稿的過程中，有一個從觀點到內容、從內容到觀點的反復研究過程。人們只有通過學習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一系列黨中央文件和重大決策、方針、政策，同時也學習內蒙古自治區黨政部門對各項工作的正確路線、政策，領會、把握好這二三十年來全國政治經濟和內蒙古自治區政治經濟發展的脈絡和方向，才能跳出歷史資料的包圍，運用好新觀點去編纂新的政治類志內容。
二、解放思想、實事求是，既記成績、又記失誤
解放思想、實事求是，既記成績、又記失誤，這也是編寫政治類志的基本要求。首先，地方志是傳之后世的信史，應當客觀地、真實地、全面地記述事物的歷史與現狀，如果謬誤百出，到處有夸大或縮小之詞，那么它的生命就停止了；其次，修志的指導思想是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而這些指導思想的理論精髓就是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地方志只有解放思想、實事求是，既記成績、又記失誤，才能全面客觀地反映歷史，才能反映事物發展變化的真實，反映事物發展變化的客觀規律。政治類志尤其要充分地記述黨領導下各項建設事業的成就、各項工作的成績和國內外政治斗爭、打擊犯罪打擊腐敗斗爭的成功方面，同時也要敢于記述某些工作上的失誤、決策上的失策和探索上的曲折。當然，這是在分清歷史的主流和支流的基礎上進行的。改革開放以來的歷史已經證明，各項建設事業、各項革命工作，成績是主流的。這就要求地方志尤其是政治部類專志首先要充分地記述在黨領導下的各項建設事業的成就和改革開放的成就，充分體現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另一方面，改革和探索并不是—帆風順的，失誤和曲折是客觀存在的，是前進道路上不可避免的。大家也只有承認這一點，才是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舊地方志中，涉及統治政策或統治者失誤的內容是很少的，偶有在“訓典”或在“前事略”(非本朝事，主要述政治軍事內容)條目中提及地方統治者的失誤。記朝廷和皇帝的失誤是忌諱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一輪修志，一些志稿中對失誤和曲折也很少反映，行文中絕大多數都是那些事業發展歷程上好的方面或純粹業務工作的流水記述，沒有決策失誤，沒有工作失誤，沒有后人要吸取的歷史教訓，甚至“大躍進”、“文化大革命”對事業發展、業務工作開展也毫無影響。難怪有人說一些地方志寫成了宣傳品、功德碑，達不到“資政、教化、存史”的目的。現在有些行業的總結報告與來年計劃，特別是經濟建設方面的報告和計劃，一年比一年形勢好、成就大，一年比一年定的指標高，末了還要強調“我們的目的一定要達到”。如果大家在修志時照搬照抄，使總結報告的內容及其宣傳口號成為歷史事實，用這些口號來代替歷史，那就不能說是實事求是。宣傳鼓動是一回事，歷史事實又是另一回事。前面定的目標后來是否已經達到? 總結報告里的類比項目和數據是否科學? 邏輯性和科學性是否經得起歷史檢驗? 大家要做深入細致的收集資料、調查取證和分析研究工作。經濟發展的規律并不總是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主觀的要求和客觀的結果是有差距的，這種差距在人們能夠容忍的范圍內不會產生什么社會波動，但這種差距一旦形成或積累成為瀑布落差，就會造成社會波動、甚至動亂。東歐巨變中匈牙利的卡達爾政權為什么一下子就跨臺了呢? 據當代史學家研究，除了外部原因之外，主要還是內部原因。早先匈牙利國內的年鑒總是在講國家經濟發展好的方面，處處維護社會主義的優越性，似乎記錄失誤就是給社會主義制度抹黑，結果導致執政黨和決策層判斷失誤，一生勤政清廉的卡達爾到逝世前還未完全弄清楚江山為什么一夜之間就變了顏色!中國在二十世紀七十年代早中期，也是在全國形勢一片大好、從勝利走向勝利的宣傳造勢下，經濟已面臨崩潰的邊緣。志書不是政治宣傳品，而是實事求是的資料書，既然用馬克思主義作為它的指導思想，觀察問題和分析問題就必須用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用一分為二的觀點和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如果只片面地記述成績，不記述一些真正存在的失誤、甚至一些建設事項上的失敗，將不利于執政者和決策者總結經驗教訓，保持清醒的頭腦，不利于地方志發揮“資治、教化、存史”的功能。
根據第一輪修志的經驗教訓，政治類志是極容易寫成宣傳品的。為什么呢?一是容易受“左”的思想影響。思想不解放，就做不到實事求是。“左”的東西歷來很有市場，因為它帶有所謂“革命”的色彩，人們往往會自覺不自覺地接受“左”的影響，錯誤地認為，記述失誤就會給領導抹黑、降低黨的威信、有損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其實對于這個問題，《中共中央關于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已經做了回答：“忽視錯誤、掩蓋錯誤……將導致更多、更大的錯誤。”中國共產黨對待歷史問題的態度，歷來是“堅持真理，修正錯誤”。志書只有不溢美，不諱過，不唯上，不唯書，只唯實(實，就是實事求是、存真求實)，才能體現方志工作者的史德和史識，才能體現它的“資政、教化、存史”價值。二是認識上的片面性或受隱惡揚善的傳統心理的支配。上屆修志有些志稿在記述事業發展記載成績的時候，疏漏了對失誤和事物發展的曲折性的研究，或未認識到“記述失誤與成績一樣，都會對當代及未來產生效益”這個道理。要知道，實事求是地記述成績，能堅定大家走社會主義道路的信念；實事求是地記述失誤，有利于人們防止和克服錯誤，少走彎路，少受損失，同樣也有利于發揮社會主義的優越性，堅定地走社會主義道路。兩者是對立統一的、是殊途同歸的。此外，政治類志應該淡化傳統上為歷史人物樹碑立傳時隱惡揚善的思維，因為地方志不是宣傳品，不是家譜，而是以馬克思主義為其指導思想的科學的資料書。既記述成績，又記述失誤，這才是對黨、對人民、對歷史負責的態度。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以來，內蒙古自治區和全國一些省份一樣查出了不少貪官，大家也要有勇氣記述。當然，志書記述失誤的目的，是為了吸取歷史經驗教訓，有利于革命隊伍的團結，有利于黨領導人民在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上繼續前進。
地方志如何在堅持實事求是的前提下，記述好成績與失誤，是政治類志比較敏感和棘手的問題。
首先，要用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這些科學理論來武裝頭腦去分析問題和解放問題。比如用馬克思主義的“兩分法”去分析一些重大的有影響的歷史事件或歷史人物，就能在志書中比較全面地客觀地記述。兩分法就是一分為二，它揭示事物都有兩面性，從肯定的事物中可以找到否定的東西，從否定的事物中可以尋找出值得肯定的方面，從而使志書的記述更接近于歷史的真實，達到存真求實的目的。人們說要運用鄧小平理論來指導修志，除了用他關于發展與改革、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來武裝頭腦外，還要學習他觀察問題和分析問題、處理問題的方法。鄧小平同志多次談到，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黨的基本經驗和基本精神，就是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在肯定社會主義建設和改革取得巨大成就的前提下，鄧小平同志從不忌諱我們的工作中有失誤。如1987年1月20日他在《加強四項基本原則的教育，堅持改革開放的政策》中談到：“兩年來，一直存在著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思潮，但反對不力，盡管我多次強調要注意這個問題，可是在實際工作中我們黨的領導不力。這是胡耀邦同志的重大失誤。”1989年3月23日他在會見烏干達總統約韋里•穆塞韋尼時再次指出；“我們近十年的發展是很好的。我們的最大失誤是在教育方面，思想政治工作薄弱了，教育發展不夠。最重要的一條是，在經濟得到可喜發展、人民生活水平得到改善的情況下，沒有告訴人民，包括共產黨在內，應該保持艱苦奮斗的傳統。有了這個傳統，我們就能抗住腐敗現象，老干部就能管好他們的子弟。我們經過冷靜考慮，認為這方面的失誤比通貨膨脹等問題更大。”以后的歷史發展已證明，對失誤認識得早，事情發生了處理起來就胸有成竹、臨危不懼。鄧小平同志多次強調要一手抓改革開放，一手抓打擊各種犯罪活動、抓懲治腐敗，兩只手都要硬，這是他對黨的一些工作的失誤作出的正確對策。
其次，要正確處理好解放思想與實事求是之間的辯證統一關系，防止三種錯誤傾向。解放思想，就是要求政治部類專業志客觀地全面地記述發生在內蒙古自治區的重大政治事件的過程和影響。但是，事前得有一個原則、一個立場，這個原則、立場就是既要實事求是，又要服從大局；既要有利于總結經驗教訓，又要有利于團結一致向前看。第一輪修志中，不少同志反映，“文化大革命”對內蒙古自治區各方面的破壞記述得不到位，這個問題是存在的。但解放思想不宜操之過急，總結歷史經驗教訓不是一蹴而就的。對于重大的歷史政治事件的記述，在解放思想的前提下，第一是不能離開“實事求是”這個原則，第二是要服從穩定的和有利于發展這個大局。穩定和發展，是當今世界的主題，也是當今中國的主題。過去人們記述“文化大革命”是如此，現在人們記載其他重大的歷史政治事件也是如此。如寫北京政治風波、反法輪功、反腐敗斗爭及聲討北約轟炸中國駐南聯盟大使館等問題，提法上、立場觀點上要與黨中央保持一致；記其他歷史事件、歷史人物，絕不能違背黨的路線、方針、政策，不能違背四項基本原則及其他牽涉全局的大政方針。這就是服從大局。在此基礎上，對一些有疑義的歷史定論，可以深入研究。解放思想和實事求是，是辯證統一的。解放思想是為了實事求是，只有做到實事求是，思想才能解放，才有敢于堅持真理的勇氣。在處理這個問題時，要防止幾種傾向。第一種是忽視或無視解放思想的必要性、重要性，看不到目前志書中還存在記述成績與失誤的問題。如只記成績，不記失誤或只對失誤輕描淡寫，甚至文過飾非；或者用簡單的時間定性法，某段時間一好皆好，某段時間一壞皆壞；或把成就絕對美化，把失誤絕對丑化，一講到成就褒義詞一大串，華麗詞藻充斥，一講到失誤貶義詞不斷，偏激語言通篇等等。第二種是對解放思想進行誤解和曲解，把解放思想理解為隨心所欲，想怎么寫就怎么寫，夾帶個人感情或個人恩怨；寫成績時老子天下第一，寫失誤時一片黑暗甚至脫離四項基本原則。這些都不利于實事求是原則在地方志中的貫徹，不利于增強志書的科學性。第三種是記述成績和失誤時，孤立地、靜止地看問題。有的同志把實事求是誤解為可以照搬照抄事件發生當時的報刊、總結報告、宣傳材料，把修志變成了圖省事的純客觀抄錄；對第二手資料，未經過自己思考和沉淀，就用別人的語言編纂入志，這是很危險的；或者未把歷史事實放在一個歷史實踐的階段中，聯系前因后果加以完整的考證、分析和判斷，對歷史事實采取靜止的、孤立的方式記述，這也不是實事求是的做法。
再次，要充分占有資料，尤其是第一手資料。調查是獲取第一手資料的主要手段，毛澤東同志說：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調查研究是地方志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前提。在此基礎上，進一步搜集、占有比較詳盡的資料。只有充分地占有全面而不是片面的資料，才能夠恰如其分地記述好成績與失誤。前面所舉的記述“大躍進”的例子就是缺乏“大躍進”的負面后果方面的資料。
最后，要堅持成績與失誤、糾正失誤一起記述。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的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的歷史已經證明，中國的革命和改革、國家的各項建設總是在不斷地總結經驗、糾正錯誤中前進的。記述糾正失誤的做法和結果，就是存真求實。
三、處理好秉筆直書的問題
中國的史學家歷來就有“秉筆直書”的優良傳統，“志屬信史”，人們繼承和發揚這個優良傳統是合乎情理的。有的同志說，地方志提“秉筆直書”不如換個詞叫“存真求實”穩妥些，至少政治色彩不那么濃。當然，并不是各種專志都涉及秉筆直書的問題，比如自然類志等。但政治類志不同，它記述的內容或多或少地會觸及到人們的政治觀點及社會各階層的利益和矛盾。因此也有的同志認為，“秉筆直書”既然容易引發爭論，在今天的中國，剝削階級作為一個階級已經不存在，“秉筆直書”是否還存在確指對象?是否還有必要提倡?
那么，政治類志的“秉筆直書”是否真的就不存在確指對象了呢？改革開放以來，黃、毒、賭、假、騙、娼、封建迷信、拐賣人口等沉渣泛起，腐敗現象、邪教蠱惑、黑惡勢力等粉墨現世，這些社會丑惡和危害人民群眾生命、財產、利益的現象還存在，這些內容就需要充分地給予揭露，直書其罪惡和危害。另一方面，社會進步的力量、正義的力量也是強大的、無處不在的，打擊犯罪的英雄、抗洪搶險的勇士、廉潔奉公的好官、萬人簽名反邪教的場面以及禁毒大會、反腐展覽，學習王任光、李正海、李向群、任長霞等一系列的活動，不正是值得大家秉筆直書地對象嗎?因此，政治類志編纂中有必要提出“秉筆直書”這個問題。
在今天的社會主義國度里，志書編纂也有了“秉筆直書”的外部條件。在古代，中國的史學家因為秉筆直書而獲罪下獄甚至付出生命代價的屢見不鮮，因為秉筆直書往往與記功司過、彰善癉惡、益治懲亂密切聯系在一起，并提倡一種不徇私情、不阿權貴、秉公為民以及貧賤不能移、富貴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勇敢精神，其政治色彩之強烈，從劉知幾所言的“古來唯聞以直筆見誅，不聞以曲詞獲罪”的事實可見。今天畢竟不是封建社會了，社會政治環境相對寬松，而且志書作者的政治覺悟也提高了。人們既有理由也有條件去秉筆直書，以辨明事件的是非得失、人物的功過毀譽。
在志書的編纂要求中，實事求是、存真求實、秉筆直書既有同一性，也有差異性。實事求是指導一切革命工作、一切學科建設的普遍真理，自從毛澤東同志在1941年《改造我們的學習》一文中賦予實事求是以新的含義以后，它就成為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科學命題。但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普遍真理可以指導而不能代替各門學科的具體理論。志書受“寓觀點于記述之中”的要求限制，不方便在行文中直接論述客觀事物的規律性或直接說明其本質，故此，實事求是原則只宜用于表達對修志工作的普遍要求，只能包括、而不能代替在修志工作中的具體要求。也就是說，在修志的具體編纂中，更適于用存真求實和秉筆直書的要求來左右大家的腦和筆。關于存真求實和秉筆直書，前文已有涉及它們之間的差異；再從內涵和外延看，存真求實的內涵和外延在修志的過程中更大一些。存真求實適用于所有的志書，而秉筆直書多用于史書和政治類志。另一方面，在修志過程中，實事求是、存真求實、秉筆直書三者的內涵又是相容的，目標是一致的，都是要使志書更加能“傳信于天下后世”，使志書保持其原有的生命力。政治類志中，秉筆直書的質量會影響到存真求實的效果，秉筆直書與存真求實的質量也會影響到實事求是的效果。就是說，人們在運用實事求是的原則去編纂政治類志時，是否秉筆直書以及秉筆直書的效果如何，將會直接影響志書的存真求實的程度和水平。同樣存真求實的效果如何，也將直接影響到實事求是的程度和水平。
雖然，政治類志中運用秉筆直書有增強存真求實效果、罰惡揚善等諸多好處，但由于其政治色彩強烈和歷史上長期形成的習慣含義的影響，也可能會給志書造成一些不良后果，上一輪修志個別志書已有過這樣的先例。因此，秉筆直書在志書中的運用，需要注意如下幾個問題：
①觀點正確，立足點必須站在黨和人民的立場，做到如古人所說的“公心若石”，方能“直筆如山”。
②重要的記述對象應取歷史定論，與黨中央保持一致，服從穩定和發展的政治大局。
③資料翔實，邏輯嚴密，態度嚴謹。
④行文和語言掌握好尺度和分寸，做到有理、有利、有節，既敢用，又慎用。
四、注意結合黨和政府在不同時期(年度)的中心任務和重點工作來編纂
《內蒙古自治區志》各專業志，記述的是某一專業(行業)的歷史與現狀，勢必要反映各專志承編單位的工作和業務。由于黨和政府的各項方針、政策、措施、辦法，絕大多數通過承編政治類志的單位來實施和執行，所以政治部類各專業志記述的承編單位的主要工作、業務活動與黨和政府的大政方針是分不開的。從各項重大決策的制定，到其組織實施、督促檢查、善后，從各項關系國計民生的改革，到反腐倡廉、打擊各種違法犯罪活動；從協調不同階層、不同地區的利益關系，到抗洪搶險、倡導精神文明；從擴大就業、宏觀調控，到調動工人、農民、青年、婦女參與改革與發展的積極性等，都與承編政治類志的單位的工作、活動息息相關。還有外事往來、邊界勘測、國防建設、組織人事也都大體如此。因此，各政治類志圍繞著黨和政府在不同時期不同年度的中心任務、重點工作，結合各行業各單位執行這些中心任務、重點工作的內容和相關業務去展開豎寫，是編纂好政治類志的一個關鍵。具體到某一個專業志，就是要注意收集承編單位(廳局、系統)在不同時期執行黨和政府的中心任務的資料，分門別類展開豎寫。如某個時期是解決下崗工人的就業問題，《勞動和社會保障志》等涉及這個中心任務的專志承編單位就要寫好自己的執行情況，還有打擊車匪路霸、反腐斗爭、普法教育等，公檢法司等相關單位就要寫好自己的執行情況。又比如，這一時段，黨在思想建設方面的中心工作是開展保持共產黨員先進性教育活動，則各專業志就可以結合自己單位的開展情況展開豎寫等等。
總之，編纂政治類志，注意結合黨和政府在不同時期的中心任務和重點工作來記述，是寫好政治類志比較穩妥有效的辦法。這就要求大家在搜集資料時，既要抬頭看路(注意選擇相關的資料)，又要埋頭工作；在編纂志稿時，眼光不要只局限在專業(行業)內、系統(單位)內的事業發展情況，而是要將不同時期、不同領域的黨的路線、方針、政策，政府的法規、措施、辦法體現在志書里。使專業(行業)內、系統(單位)內的事業發展、業務工作與不同時期黨的路線、方針、政策，政府的法規、措施、辦法有機地結合起來，在入志資料中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輔而行，相得益彰，既體現黨的領導、政府的作用，又體現行業(行業)、系統(單位)的事業發展，從而達到資料性與政治性的統一。
五、交代歷史進程、政治背景，要求準確性和權威性相一致
交代歷史進程、政治背景，要求準確性和權威性相一致，要求與黨和政府的文件、口徑相一致，或采用學科上、學術上廣泛認同的觀點。這個也可以說是編修地方志尤其是政治類志的一般要求。比如對1989年5、6月間在北京發生并波及全國的政治事件，在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常有作者在志稿中仍稱之為“反革命暴亂”。的確，這是事發當時黨中央的定性和媒體中的用語，但經過一段時間的歷史沉淀之后，在后來黨中央的相關文件中，“反革命暴亂”或“政治暴亂”又改稱為“政治風波”，各地方黨政部門和主要相關媒體亦隨之改稱“政治風波”，這就是黨和政府對這一事件的統一口徑，也是學術上廣泛認同的觀點。地方志在記述中涉及到這類政治背景，就要與黨和政府的說法、觀點相一致。還有一些歷史進程及政治背景，可能黨和政府并未作出很具體的界定或定性，但依據相關的文件、文獻資料進行研究，并對社會實踐進行考察，也可得出結論。這時候就需要大家注意學術界、理論界的普遍結論，并且自己要有一定的研究精神，通過深入鉆研，把事情的來龍去脈摸清楚、搞準確。近十年來，志稿中常常出現對界定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階段和歷史進程的模糊認識，有些志稿在一些段落、一些事件的行文開頭經常用到“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后，計劃經濟轉入市場經濟”、“1979年，國家實行開放政策，計劃經濟進入市場經濟”或“1983年，隨著國家經濟體制改革的不斷深入，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過渡”，諸如此類的背景資料。這樣的背景資料，交代政治歷史進程讓人覺得似是而非，不夠準確，具有較大的隨意性。
大家知道，1979年11月26日，鄧小平在會見美國友人時曾明確談到了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問題，他說：“說市場經濟只存在于資本主義社會，這肯定是不正確的。社會主義為什么不可以搞市場經濟!這個不能說是資本主義。我們以計劃經濟為主，也結合市場經濟。”但是，這樣的論斷，只初步提出了市場經濟問題，全黨形成共識的，仍是“計劃經濟為主”。至于市場經濟的問題，當時缺乏研究和實踐經驗，尤其是在認識上全黨和黨中央尚未形成共識。接下來幾年時間，影響和左右執政黨決策的高層理論界對“在中國這塊土地應當建立什么形式的社會主義經濟問題”展開了激烈爭論。1979～1980年，中國社科院財經所所長劉明夫、國務院經濟體制改革辦公室《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的初步意見》文件起草人薛暮橋等人主張“應當明確地認識到，我們的社會主義經濟是社會主義的商品經濟”；“我國現階段的社會主義經濟，是生產資料公有制占優勢，多種經濟成分并存的商品經濟”。1982年8月，在中共十二大報告的起草過程中，胡喬木組織并批轉了參加十二大報告起草工作的王忍之、袁木等五人給他的一封信，信中提出：“在我國，盡管還存在著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但是絕不能把我們的經濟概括為商品經濟。如果做這樣的概括，那就會把社會主義條件下人們之間共同占有、聯合勞動關系，說成是商品等價交換的關系；就會認定支配我們的經濟活動的，主要是價值規律，而不是社會主義的基本經濟規律和有計劃發展規律。這樣就勢必模糊有計劃發展的社會主義經濟和無政府狀態的資本主義經濟之間的界限，模糊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本質區別。”同時，媒體也刊發了大量批判商品經濟觀點的文章，其中紅旗出版社出版的《計劃經濟與市場調節文集》（第一輯）前言中指出：“經濟體制改革的中心問題是堅持貫徹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的原則”，對“否定、懷疑或者至少會導致削弱社會主義計劃經濟的觀點”，不能“漠然處之”。這樣一來，薛暮橋、劉國光等商品經濟論者分別在相關會議上不得不作檢討。1982年9月上旬，中共十二大報告把“計劃經濟為主體，市場調節為補充”定為中國經濟改革的目標。可見，到1982年，商品經濟的提法并未得到黨中央文件的認可，更不用說市場經濟了。1984年夏秋之間，經過黨中央主要領導和權威經濟學家們的充分醞釀，反復磋商，終于在1984年10月20日召開的中共十二屆三中全會上通過了《中共中央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決定》的第四部分“建立自覺運用價值規律的計劃體制，發展社會主義商品經濟”中指出：“改革計劃體制，首先要突破把計劃經濟同商品經濟對立起來的傳統觀念，明確認識社會主義計劃經濟必須自覺依據和運用價值規律，是在公有制基礎上的有計劃的商品經濟。”此時黨中央確定了社會主義經濟改革的目標模式是“在公有制基礎上的有計劃的商品經濟”。商品經濟這一概念得到黨中央的認可，是國家經濟體制改革中從計劃經濟走向市場經濟體制的一個突破口。但商品經濟并不等于市場經濟。市場經濟要求，要有效地配置資源，就必須有一個完整的市場體系。它不僅包括商品市場，而且還需要包括資本、勞動力、土地等要素市場。眾所周知，中國資本市場在八十年代末才剛籌建和起步，直至今天還不成熟。在當時，其他市場如技術市場、信息市場、勞動力市場、房地產市場的發育甚為微弱，可以說是付諸闕如。而商品市場中的農產品市場、工業消費品市場和生產資料市場則是在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初逐步放開的。到1987年10月下旬中共“十三大”召開時，中共領導層就不再提計劃經濟為主了，而是說計劃和市場的作用范圍都是覆蓋全社會的，國家調節市場，市場引導企業。有的經濟學家認為，干脆就叫做市場經濟，因為“商品經濟”是同“自然經濟”相對立的一種經濟形式，“市場經濟”則是同“命令經濟”或“統制經濟”相對的概念，“市場經濟”通過市場機制配置資源，“命令經濟”通過行政命令配置資源；更因為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實質，是用以市場經濟為基礎的資源配置方式取代以行政命令為主的資源配置方式。1988年中國經濟過熱和1989年的北京政治風波發生后，反對市場取向改革的一方認為是經濟改革出了毛病，本來應該采取計劃取向的，卻搞了市場取向。是市場取向改革導致了重復建設、通貨膨脹和貪污、諸侯經濟等諸多問題。由此，關于計劃與市場的爭論再起風云，特別是1989年6月北京發生政治風波后，對計劃和市場的不同看法變成了“姓資”、“姓社”的問題，爭論直到1992年春鄧小平南方講話之后才有著落；1992年10月份，中共十四大最終明確了“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
綜上所述，地方志對國家經濟屬性或經濟改革的發展變化階段在“步入市場經濟發展階段”問題上的界定，以1992年為起點較為準確。至于說從計劃經濟向完善的市場經濟過渡，則還需要一個長期的、艱難的過程。1979～1992年，可以說是一個打破計劃經濟鐵板一塊的過程，而對于市場經濟問題，人們在理論上未形成共識，在實踐中也未占主導地位，是一個計劃與市場之間思考和徘徊的過程，其中的“商品經濟”提法階段，充其量也只是現代意義上市場經濟的萌芽和培育的階段。直到現在，尚不能說建立了比較完善的市場經濟體系，因為現代企業制度還沒有真正地、完全地建立起來，全國統一的、開放的市場尚未形成，地方保護主義對經濟的影響也還在轉變之中，等等。因此，在建成完善的市場經濟體系之前仍可以說是過渡階段。而把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作為中國市場經濟的發展階段，提出“1979年，我國從計劃經濟步入市場經濟”的觀點，是為時過早的。
六、記述重大歷史事件、政治歷史人物，要處理好黨和政府的歷史定論與入志資料的關系
志書是用資料來說話的，其行文特點就是寓觀點于資料記述之中，因此，入志資料的選擇，選擇資料的思維過程，往往反映修志者的政治態度和政治觀點。政治類志記述重大歷史事件、政治歷史人物，要注意把握的第一個問題是歷史定論問題。修志是在“黨委領導、政府主持”下編修的“官書”，它所要把握的歷史定論，也就是黨和政府對每一個重大歷史事件、政治歷史人物的定論。在社會主義國度里，黨和政府的立場、觀點、態度和人民的意志是一致的，是體現和反映歷史事實的本質的。也就是說，要根據黨和政府的歷史定論去選擇記述重大歷史事件和政治歷史人物入志資料，與反映歷史事實的本質、體現人民的意志是不矛盾的。比如反法輪功斗爭這一重大歷史事件，就要按照黨和政府的立場、觀點、態度去選取入志資料，代表廣大人民的意志加以記述；又比如記述陳希同這一類政治歷史人物，就直接采用黨和政府的定論，并據此去選擇入志資料。一般地說，這樣做了，也就基本反映了歷史事實的真實本質。當然，如前所述，對于一些還沒有歷史定論的歷史事件和政治歷史人物，就需要大家廣泛地搜集資料并深入研究與考證，最后選擇能夠反映事物本質的資料入志。
七、注意突出執政黨的領導地位和作用，適當集中記述黨組及其活動
政治類志的顯著特點之一就是政治性強。一方面，政治類志涉及的許多政務活動、政治事件與執政黨在各時期的中心任務、重大決策密不可分。另一方面，執政黨的路線、方針、政策也影響和滲透到社會各個領域。可見，政治類志要突出執政黨的領導地位和作用，是中國國情決定的。
其次，編纂地方志的工作，是在黨委領導、政府主持下開展的，它既是歷史上舊方志編修體制(官修)的一種繼承和發展，又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社會主義文化事業和精神文明建設的一個組成部分。因此，政治類志突出黨的領導地位和作用，是歷史的必然，也是對“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的改革開放”這一正確論斷的體現。
再次，編纂地方志突出黨的領導地位和作用，也是地方志的編纂目的和功能決定的。執政黨就是執政者，地方黨委就相當古代的“治郡國者”，“治郡國者以志為鑒”。地方志作為“官書”、“政書”具有很高的權威性、歷史性和穩定性。地方志客觀地記述地方自然和社會的各方面，將為執政黨的“資治、教化”起到服務作用。
政治類志突出黨的領導地位和作用，可以圍繞執行黨在某一時期的大政方針、重大決定這樣的軸心去展開豎寫，也可以在記述自身事業發展、業務活動的同時，注意體現執政黨的路線、方針、政策。如前所述，黨在各個政治領域都有它的方針、政策，志書要注意反映這些方針、政策，可以結合到政治類志的各個記述要素去寫好。比如在民族志、宗教志、人事志、外事志、工會志、共青團志、婦聯志的相關篇章中就要求分別寫到黨的民族政策、宗教政策、知識分子政策、外事工作方針、工會工作方針、青年工作方針、婦女工作方針等。加之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之后，有關黨建的活動和內容日益豐富，也需要在志書中加以反映。
八、處理好重復交叉和評審會意見
黨委、政府、人大、政協四大班子都是決策和執行大政方針的機構，在決策、實施、審議、協商過程中有許多大政方針的名稱和內容是相同的，如第一輪《內蒙古自治區志•政府志》在“內蒙古自治區人民政府”篇里有各屆人民政府的“施政紀略”，其中的許多政務活動名稱和內容都是相同的，這就要求人們在具體編纂的時候各專業志要多聯系、多溝通，要按各自的職能及其業務活動、從各自事業發展的內涵去寫。各政治類志涉及內容相同的政務活動，首先應從觀點乃至提法上取得一致，因為這是同在黨和政府主持下編纂的同一部《內蒙古自治區志》，其次要根據各單位實施業務的不同角度記述、減少重復。為此，除了靠平時彼此多聯系、協商之外，還可以在開評審會的時候再協商和共同研究，以達到記述時觀點上協調一致，業務上各有側重，突出各自的工作重點和志書特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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