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 頁 大青山抗日游擊根據地干部政策研究
大青山抗日游擊根據地干部政策研究
崔漢苓
內容提要: 大青山抗日根據地作為晉綏抗日根據地的重要組成部分，在華北敵后抗日游擊戰爭，乃至全國抗日戰爭中，均占有重要的戰略地位。在艱苦的游擊戰爭中，如何正確合理的選拔、培養、使用干部則是大青山抗日游擊根據地建立、發展和堅持下來的重要條件之一。因此，大青山抗日游擊根據地干部政策非常值得研究探討。
關 鍵 詞: 大青山 抗日游擊 根據地 干部政策
1937年11月太原失守后，毛澤東在延安黨的活動分子會議上指出：“在華北，以國民黨為主體的正規戰爭已經結束，以共產黨為主體的游擊戰爭進入主要地位。”“目前是處在從片面抗戰到全面抗戰的過渡中①。” 日本侵略軍深入中國內地以后，由于戰線過長，兵力不足，在后方留有廣大的地區。這些地區為中國抗日軍民開展游擊戰爭，不斷消耗敵人，壯大抗日力量提供了發展空間。要在敵后開展并堅持廣泛持久的游擊戰爭，就必須建立鞏固的根據地。八路軍、新四軍根據中共中央和毛澤東的戰略部署，分兵發動群眾，開展獨立自主的敵后抗日游擊戰爭，開辟了許多抗日根據地，建立了抗日民主政權。作為晉綏抗日根據地的重要組成部分，大青山抗日游擊根據地就是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下建立的。
①《毛澤東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88、389頁，毛澤東：《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戰爭的形式和任務》（1937年11月12日）。
一、大青山抗日游擊根據地干部政策的特點
隨著抗日戰爭的發展，中國共產黨認識到，要阻止日軍南下、西進，保衛陜甘寧邊區和大西北，“在平綏路以北沿大青山脈建立游擊根據地甚為重要①” 。1938年6月，八路軍總部和一二〇師遵照中共中央軍委主席毛澤東的指示，組建起大青山抗日游擊支隊，挺近大青山，與當地游擊隊會合，開辟了包括綏中、綏西、綏南、綏東大青山抗日游擊根據地。在頑強抗擊日本侵略者的過程中，大青山抗日游擊根據地創造了極具鮮明地區特點的干部吸收、培養和管理經驗。
（一）結合當地區民族特點，注重地方民族干部吸收培養
大青山地處少數民族地區，致力于培養少數民族干部，發揮民族干部優勢，通過民族干部與本民族群眾的天然聯系，動員少數民族群眾積極加入到抗戰的隊伍中，是黨的干部政策的總要求。毛澤東說過：“要徹底解決民族問題，完全孤立民族反動派，沒有大批從少數民族出身的共產主義干部，是不可能的。”1938年，張聞天在《關于抗日統一戰線與黨的組織問題》中明確要求：“多找少數民族中的開明分子，給以教育，使之成為少數民族工作的干部。”
為了加強蒙古民族工作的領導，中共綏遠省委設立了蒙民部，時任省委書記的白如冰兼任蒙民部長；在蒙古族比較集中的綏西、綏中的地委和縣委也設立了蒙民部；中共土默特旗蒙古工作委員會是集中領導土默川蒙古民族抗日斗爭的黨的領導機構，在動委會中也設立了蒙民工作委員會；在綏察行政辦事處以及綏察行政公署下設蒙政處，作為抗日民主政權的一個部門，專門處理蒙古民族工作事務，在專署和縣的抗日民主政府中也分別設立蒙民部或科，具體開展蒙古族工作。在大青山抗日游擊根據地有許多蒙古族先進分子踴躍加入抗日陣線，成為蒙古民族工作的骨干，還有許多人在各級蒙古民族工作部門擔任領導職務。1940年初還組建了蒙古族抗日游擊隊，先后由李森、高鳳英擔任游擊隊隊長。
在大量爭取吸收地方民族先進分子加入抗日戰線的同時，大青山抗日游擊根據地的黨政軍機關還非常重視地方民族干部的培養工作。從1939年秋到1942年，八路軍騎兵支隊和游擊隊多次護送蒙古族青年往返于大青山、西北、延安和伊克昭盟等地。成批的蒙古族青年沖破日偽軍的封鎖和引誘，毅然奔赴延安。在動員和選送蒙古族青年的工作中，中共土默特旗蒙古工委的賈力更、奎璧、勇夫和李森作出了重要貢獻。1939年8月29日，第一批大青山抗日游擊根據地的蒙古族青年到達延安，進入陜北公學學習。“這批蒙古族青年均來自土默特旗，共23人，他們是張錄、布赫、云世英、云照光、云曙碧、云治安、云成烈、云祥生、云玲、云林秀、云晨光、榮志忠、巴增秀、李文精、李永年、金玉、李貴茂、朱玉珊、成義、云生格、奇峻山、趙俊峰、張玉慶等。為了照顧這些蒙古族青年，陜北公學將他們單獨編隊進行教學和管理，組成第55隊，又稱蒙古青年隊，王鐸任指導員。大青山抗日游擊根據地黨組織先后動員、組織了9批蒙古族青年到延安學習，加上部分漢族青年，共有100多人。其中蒙古族青年還有云麗雯、云北峰、潮洛蒙、浩帆、趙維新、李振華、達成義、任斌、云曙芬、墨志清、陳浩、銳軍、徐史、黃靜濤、黃靜波、云志厚、 、王淑英、張才旺、成少江、李銀標、李清、陳炳宇、寒峰、云一立、塔拉、李存義等幾十人②。” 他們分別在陜北公學、魯迅藝術學院、延安大學、抗日軍政大學和中央黨校進行學習。1941年延安民族學院成立以后，大部分人到民族學院學習，有的經過短期培訓以后即返回大青山參加抗日斗爭。烏蘭夫、王鐸、劉景平等在延安民族學院為培養民族干部作出了重要貢獻。戰斗在大青山抗日前線的黨組織和抗日民主政府，時刻關心著綏察青年的學習、生活和進步情況。1941年9月，綏察行政公署從本就緊張的經費中拿出一千元送給在延安學習的綏察青年，資助他們的學習。行署主任楊植霖、副主任蘇謙益也致信慰問，向他們介紹大青山抗日斗爭的情況，并熱情勉勵和召喚他們：“你們是國家的棟梁，所以，綏察人民熱望你們努力學習，熱望你們回來工作。”“我們站在大青山的最高峰謹代表綏察敵占區數百萬人民遙祝你們進步，并致以親切的敬禮③！”
大青山抗日游擊根據地在培養蒙古民族干部工作中，除動員、選送蒙古族青到延安學習外，還注重在革命斗爭實踐中選拔和培養民族干部。綏遠淪陷區的共產黨組織、大青山支隊以及動委會、綏察行政公署都積極爭取蒙古族先進分子參加抗日工作。在各級黨政軍組織，尤其是在基層組織中，一大批蒙古族先進分子成長起來，成為大青山抗日游擊戰爭的骨干力量。
（二）結合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注重加強民族政策教育
建立廣泛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是大青山抗日游擊根據地開辟、發展并能夠長期堅持抗日游擊戰爭的基本條件，更是打敗日本侵略者的力量之源。雖然大青山抗日游擊根據地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內容是多方面的，有同國民黨的統一戰線，也有同地方實力派的統一戰線；有在農村的統一戰線，也有在城市的統一戰線；有同知識分子的統一戰線，也有同宗教、會門、社會團體的統一戰線。但在所有的統一戰線工作中最復雜、最艱巨、同時也是最具地方特點的就是與少數民族的統一戰線。
中國共產黨在全國性抗戰爆發后發表的抗日救國十大綱領中就號召：“動員蒙民、回民及其他一切少數民族，在民族自決民族自治的原則下，共同抗日④” 。“現時對國內少數民族的政策，首先和基本的應當是團結抗日⑤” 。
日本帝國主義扶植起來的偽蒙疆政府為了瓦解蒙漢各族人民的抗日力量，打出“復興蒙古”、“抑漢揚蒙”的旗號，挑撥蒙漢民族關系，這在大青山抗日游擊根據地產生了一定的影響。正如張聞天在中共六屆六中全會上《關于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與黨的組織問題》的報告中指出的：“少數民族的重要作用，特別在西北，日本正在挑撥漢族與蒙、回的斗爭，反對中國，破壞中國的國際交通線。國民政府對蒙、回等少數民族沒有一定的方針（抗戰建國綱領上，沒有一條說道）。而它過去對少數民族的大漢族主義，造成了民族間很深的仇恨。”“我們的方針：爭取少數民族，在平等的原則下同少數民族聯合，共同抗日⑥。”
為了適應抗日戰爭形勢的要求，實行全面抗戰路線，建立廣泛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干部的民族政策教育就顯得尤為重要。因此，綏察抗日民主政府不僅把建立廣泛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列入施政綱領，而且還在政權的主要工作中處處體現統一戰線政策，時刻教育所有干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對于抗戰的重要作用。
除了日常的政策教育學習外，根據地的黨政軍機關還非常注重在具體行政工作和游擊戰爭中結合真人實例進行宣傳教育。例如游擊隊的蒙古族領導人高鳳英同志，就經常以自己革命的親身經歷向戰士們講述蒙漢各族人民的共同命運，宣傳共產黨的民族平等政策，揭露日本帝國主義的“滿蒙政策”和種種欺騙宣傳，指出日寇扶植“蒙疆政府”就是要吞并內蒙古，分裂中國，蒙漢人民只有團結一致，共同抗日，才能實現共同的解放。
經過不遺余力的政策宣傳和實際戰斗工作中的現身說法，使根據地的“群眾不僅從政府的政策法令中體驗到政府是人民的政府，而且在政府的工作人員中也深深地感到政權是在自己掌握之中⑦” ，使蒙漢干部提高了認識，增強了團結，鞏固了根據地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
（三）結合游擊戰爭特點，注重工作過程中學習和提高
由于敵后游擊戰爭的特殊性，“在綏遠由區政府到行署，每個行政機關就是個游擊單位，一個小游擊隊⑧。” 因此大青山敵后抗日根據地抗日政權不但有發動群眾性游擊戰爭的任務，而且政府的行動工作必須與游擊戰爭結合起來。各級政府的工作一般都是在游擊行動中進行，布置工作，檢查工作，傳達命令，甚至開會也在游擊活動的條件下進行，這就是所謂人到哪里政府也到哪里的馬背政權，不管是什么工作，都是在游擊行動中解決的。
結合游擊戰爭的特點，大青山抗日游擊根據地堅持把“干部教育第一”落到實處，嚴格貫徹執行黨中央干部教育的方針,即實行抗戰教育；學用一致；理論與實際相結合；克服主觀主義、教條主義的極端惡劣的毛病。即使是在1941年根據地最為困難的時期,還成立了大青山干部教導大隊,姚喆親自兼任教導大隊大隊長，對根據地部隊和地方基層干部進行訓練。“從1941年春到1942年10月教導大隊共訓練了三、四批基層干部，共六、七百人，這些同志陸續補充到根據地黨政軍各方面，帶領群眾堅持抗日斗爭⑨” 。1942年3月，為了提高干部的素質，結合高度游擊戰爭的特點，綏察行政公署對大青山游擊區擔任行政工作的同志下發了《綏察行政公署關于干部學習的指示》。指示中規定了干部的學習制度和學習內容，并根據干部的文化、政治等水平的不同程度將學習內容分為軍事、政治、常識課和文化課四項。軍事學習中強調“每個干部必須具備一般的軍事知識（主要關于游擊活動方面的），類如行軍、宿營、偵查、警戒、應付圍攻、襲擊、遭遇等措置軍事活動”除了基本的軍事知識和軍事技術外，為了適應游擊戰爭的環境，還特別加強了騎兵技術的學習；政治學習主要涉及綏察行政公署實施綱領、法令、條例及陜甘寧邊區、晉察冀邊區施政綱領，學習新民主主義論、中國革命運動史等；常識課學習包括中國地理、外國地理以及自然常識等；文化課主要針對文化水平低的干部進行。
僅1941年5月到1942年5月的一年中，綏察行政公署就提拔了大量優秀的各級行政干部。“綏中區由助理員、工作員、科員提為區長和科長的7人，綏西區6人，綏南區9人。共提拔區長、區副、科長22人。由行署秘書、專署科長、視察員提為縣長者，綏中2人，綏西1人，綏南2人，共5人。提升專署科長者，綏中1人。由行署民政科長靳崇智同志提任綏西副專員（由延安晉西北派來增加干部數未計入）⑩。” 為了培訓干部，1942年6月，從游擊隊、區政府工作人員中調20名干部，由行署開辦培訓班，培訓2個月后，分配任副區長、科員和游擊隊指導員。為健全財政制度，改進經濟上的收支混亂現象，行署還專門開辦會計訓練班，每次20天到1個月，前后共23人參加了培訓（綏西一次9人，綏中兩次9人，綏南一次5人），并在游擊活動中訓練。培訓后的人員，按實際需要分別派到區、縣、專屬擔任財務會計。
在極其復雜艱苦的環境中，抗日根據地的干部從游擊戰爭的實踐中學習游擊戰爭，建立游擊政權，堅持游擊戰爭，干部隊伍在不斷地實踐和學習中迅速成長和成熟起來。他們中大部分人勇敢大膽，會打游擊，有獨立堅持工作的能力和艱苦奮斗的精神，有豐富的敵占區對敵斗爭和行政工作經驗。
（四）結合敵后抗戰特點，注重干部的審查和反腐工作
大青山抗日游擊根據地由于一直處于高度的敵后游擊活動中，“一方面培養了干部的獨立作戰能力，但是另一方面也產生了個別分子貪污腐化的行為，而且斗爭環境尖銳復雜，敵人從各方面進行逼降誘降的活動，因此，一方面產生了考驗了鍛煉了一部分勇敢善戰的堅韌不拔的干部，一方面也出現了個別動搖逃跑、無恥叛變的分子。同時由于抗日政府統一戰線政策的關系，因此，一方面吸收了一些真正的抗日堅決的各黨派的人才，一方面不免有些壞分子混入?。” 由于這些原因，對于干部的了解、審查和甄別就成為抗日根據地干部使用和管理的重中之重，1942年，綏察行政公署頒布了《綏察行政公署關于了解審查干部的指示》，明確規定了干部的了解審查工作的相關要求，指出“必須從每一干部之社會關系、經濟背景、歷史上現任工作上考察其質量與能力。分別淘汰一些不稱職分子，懲罰糾正一些犯錯誤貪污腐化分子。及時提拔升任一些真正抗日堅決、有歷史有工作能力的優秀干部。”同時對于不同程度的問題分別給予不同的處理，例如“有政治問題之內奸、叛徒，應分別予以肅清；對于過去雖犯錯誤而現在工作積極，且執行政府各種法令政策之干部，則加緊其教育。”
1941年11月2日，綏察行政公署頒布了《綏察行政公署懲治貪污暫行條例》，條例針對根據地所有干部，即“綏察地區的機關、部隊、群眾團體，辦理公營企業及社會公益事務人員”，對貪污懲治的標準做了具體規定。條例的頒布對于根據地干部的管理起到了極大地作用，作為敵后抗日根據地，干部成分相對較為復雜，且又由歷史和社會原因的影響，部分干部對于如何廉潔奉公，服務人民，并不是特別明確。以至于“有個別貪污腐化、脫離群眾、不斷違犯群眾紀律的戰士或工作人員，每易受敵人的誘惑?。” 甚至“由于貪污腐化走向了投降道路的?。” 因此，明確的懲治貪污條例的頒布，既給部分思想不端正，自律不嚴的干部敲響了警鐘，又對甄別干部優劣，挖出蛀蟲，純潔革命隊伍提供了紀律保障。
①《大青山抗日游擊根據地資料選編（歷史檔案部分）》，內蒙古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4頁，《毛澤東致朱德、彭德懷、賀龍、肖克、關向應電——關于建立大青山游擊根據地指示》（1938年5月14日）。
②《內蒙古自治區志——中國共產黨志》，內蒙古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68頁。
③《大青山抗日游擊根據地資料選編（歷史檔案部分）》，內蒙古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52頁，《楊植霖、蘇謙益給綏察旅延同學的一封信》（1941年9月15日）。
④《中國共產黨與少數民族人民的解放斗爭》，中共黨史出版社1999年版，第157頁。
⑤《民族問題文獻匯編》（1921.7—1949.9）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682頁。
⑥《張聞天選集》（三），中共黨史出版社1993年版，第321頁。
⑦《大青山抗日游擊根據地資料選編（歷史檔案部分）》，內蒙古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03頁，《綏察行政公署關于一九四〇年一月至一九四二年八月民政工作的報告》（1942年10月至11月）。
⑧《大青山抗日游擊根據地資料選編（歷史檔案部分）》，內蒙古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05頁，《綏察行政公署關于一九四一年四月至一九四二年十二月游擊隊工作的總結提綱》。
⑨《土默特史料》第十四集，1984年印行， 第140—143頁，《大青山抗日根據地的干部學校》。
⑩《大青山抗日游擊根據地資料選編（歷史檔案部分）》，內蒙古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33頁，《綏察行政公署關于綏遠行政干部問題總結提綱》（1943年1月）。
?《大青山抗日游擊根據地檔案史料選編》，內蒙古自治區檔案館，第262—265頁，《綏察行政公署關于了解審查干部的指示》（1942年）。
?《大青山抗日游擊根據地資料選編（歷史檔案部分）》，內蒙古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56頁，《綏察行政公署為粉碎敵人的“治安強化運動給各級政府地方武裝的指示信》（1941年9月）。
?同上
二、大青山抗日游擊根據地干部政策存在的問題和不足
大青山抗日游擊根據地雖然實行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干部政策，但是由于斗爭經驗、自然條件及大的政治環境的影響，不可避免的存在一些問題和不足。
（一）缺乏經驗，部分政策制定不夠合理
大青山抗日游擊根據地黨政軍機關制定的各項干部政策，雖然大部分都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但是也不可否認，由于初期經驗欠缺，對實際情況缺乏深刻的分析，加上特殊的敵后游擊環境和惡略的自然條件制約，導致有些干部管理辦法和條例不夠實際，實施困難或無法實施。例如：“在政權組織機構的設置上搬套根據地的做法，也不切實際地規定了一套處、科等機構，尤其是要求鄉政權的統一形式，更違背了政權工作上的‘隱蔽政策①’” 。
（二）條件制約，“三三制”政策未能充分執行
“三三制”原則作為統一戰線政策的基本表現形式，從制度上為黨外人士進入政權并占有一定比例提供了保障。對進一步鞏固和擴大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爭取和團結各階級、階層、黨派和團體參與抗戰，最終奪取抗日戰爭的徹底勝利，具有重要的歷史意義。但是作為敵后抗日游擊根據地，大青山抗日游擊根據地卻很難完全執行這一政策。據1941年1月的統計，“行署10個干部中，共產黨員6（人），國民黨員2（人），進步人士2（人）。綏中專署7個干部中，共產黨員5（人），進步分子2（人）。綏西專署6個干部中，共產黨員5（人），進步分子1（人）。綏南專署4個干部中，共產黨員2（人），進步分子2（人）。9個縣長中9個共產黨員。綏中武川縣區長、副區長5人中共產黨員4（人），進步分子1（人），10個工作員、助理員中7個進步分子，3個中間分子。陶林縣3個區長、副區長中共產黨員3（人），12個工作人員，共產黨員5（人），非中共人士6（人）。綏南9個區長中，共產黨員9（人），綏南5個區長、副區長共產黨員4（人），非中共人士1（人） ②③。” 導致這種情況的原因，主要是由于大青山抗日游擊根據地所在的綏察地區基本上是敵占區，區以上的抗日民主政府都處于高度游擊活動狀態，很多有心抗日的人士，很難完全做到舍家棄產隨抗日政府去打游擊。因此抗日民主政權區以上的干部大多數是共產黨員。這是客觀條件不具備所致，不易苛求。
（三）整風左傾，產生消極破壞作用
1943年3月到1944年7月，中共塞北區工委和塞北軍分區開展了偏關整風，成為1942年開始的全黨整風的一部分。偏關整風是對大青山抗日游擊根據地和雁北地區黨的干部進行的一次馬克思主義思想教育運動。偏關整風前期收到了很好的效果。但是，在偏關整風的后期卻出現了問題，受康生“搶救失足者”及“左”的思想干擾與影響，偏關整風的“搶救運動”在審干過程中錯誤地進行了“反特”斗爭，通過嚴重的逼供信，制造了許多冤假錯案，使很多干部蒙受了政治打擊，背負了沉重的精神負擔，對革命隊伍的內部團結產生了不良影響。而且偏關整風后期還從抗戰前線抽調了大批的干部參加“搶救”，許多同志的問題又得不到及時的甄別，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抗日游擊戰爭的深入開展。
①《大青山抗日斗爭史》（新版），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35頁。
②此處數據前后矛盾，疑為原文筆誤。
③《大青山抗日游擊根據地資料選編（歷史檔案部分）》，內蒙古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10頁，《綏察行政公署關于綏遠行政干部問題總結提綱》（1943年1月）。
三、大青山抗日游擊根據地干部政策對當今干部政策的啟示
風沙已止，硝煙四散，當我們再次打開那些塵封的歷史，去翻看、去回顧大青山抗日游擊根據地的干部政策時，我們不難發現，雖然時過境遷，但那些已經泛黃書頁上的鏗鏘文字所飽含的深意，有很多值得今天的我們去學習和借鑒。
（一）任人唯賢，選人以賢德為首
大青山抗日游擊根據地之所以能夠在當時那樣艱險的環境下建立、發展和堅持下來，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在中國共產黨的正確的領導下，任用了一大批以國家和民族利益為先，不顧個人生死安危的優秀黨政軍干部。為掩護革命青年奔赴延安英勇犧牲的賈力更、為革命事業拋家舍業的王經雨、面對嚴刑拷打就寧死不屈的張二禿、與敵遭遇戰斗到最后一刻的毛漢榮……這些人不分地區、不分民族、不分性別、不分政黨，都有一個共同的特點，那就是他們都擁有救民于危難的“賢”和舍生取義的“德”。雖然不同的歷史時期，賦予了“賢”和“德”有不同的社會內涵，但是“賢”和“德”卻一直都是衡量一個干部的重要標準。
（二）兼顧全局，取士以愛民為先
“不謀全局者，不足謀一域；不謀萬世者，不足謀一時。”在大青山抗日游擊根據地建立之時就擔負著阻止日軍南下、西進，保衛陜甘寧邊區和大西北的艱巨使命。大青山的一舉一動牽動的不僅僅是綏察一地，而是與全國的抗日形勢息息相關。同時，由于日偽的挑撥離間和歷史上大漢族主義的遺毒，蒙漢民族間還存在民族矛盾。在種種的困難和挑戰面前，根據地選用的黨政軍干部如果沒有兼顧全局的斗爭眼光和平等愛民的博大胸懷，是絕難擔當起歷史賦予的重任。縱觀古今中外，無論何時何地，得民心者的天下，民心所向即為天下所望，中國共產黨之所以能夠取得最終的勝利，堅持群眾路線絕對是重中之重。特別是在內蒙古這樣的少數民族地區，堅持群眾路線的同時更要堅持民族平等。因此，以平等愛民之心胸對待各族百姓，以兼顧全局之眼光建設發展民族地區，是選拔少數民族地區干部的重要先決條件。
（三）知人善任，配位以能適為標
在民族地區，同時也是經濟文化相對落后地區，如何任用適合的人從事最適合的工作，是大青山抗日游擊根據地干部政策的一大亮點。首先，大青山抗日游擊根據地注重蒙古民族干部的培養和使用，通過蒙古民族干部與本民族群眾的天然聯系，充分調動蒙古民族抗日積極性，最大限度地發揮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積極作用。其次，大青山抗日游擊根據地一直秉行“不怕不會干，就怕不肯學”的干部培養方式，注重在斗爭實踐中培養干部，并把培養出來的干部放在適合的崗位上。即使在干部極度缺乏的時期，也盡量避免盲目任用干部，對于能力上有所欠缺的干部在條件允許的情況下，加強針對性的培養，使之不但敢擔當還要能擔當。“敢擔當”和 “能擔當”是任何一個時代都需要兼顧的干部配位鐵律。
（四）嚴格風紀，評定以實績為準
大青山抗日游擊根據地從創建到抗戰勝利八年間，培養了大量優秀的各級黨政軍干部。在殘酷的戰爭環境中，一就是一，二就是二，來不得半點虛假。在那個特殊的歷史時期，各級黨政軍干部要想取得一定的成績，不是動動嘴皮，耍耍筆桿就可以的，那是需要切實地深入群眾，發動群眾；真刀真槍地面對敵人，打擊敵人；一點一滴地積累經驗，斗爭實踐。正是因為如此，大青山抗日游擊根據地各級優秀的黨政軍干部取得的成績也是實實在在的。在取得工作成績的同時，干部風紀是一定要與工作成績緊密結合在一起的，通過對干部的審查甄別，反腐教育等多種方式不斷加強干部風紀建設，大青山抗日游擊根據地逐步建立起了一支能力過硬，風紀過硬的干部隊伍。如果沒有良好的干部風紀，大青山抗日游擊根據地是絕不可能在群眾中站穩腳跟，更不可能取得最終的勝利。評定一個好干部的標準不僅僅是他做出了多大的工作成績，更重要的是要看他是否具有正確地價值取向，是否具有拒腐防變的堅定立場，是否具有為國為民的道德情操。有能力固然重要，但要看這種能力是為誰服務的，如果是為國家安定，百姓富強，那就是國之棟梁，民之福音；如果是為了一己私利，中飽私囊，那就成了國之蛀蟲，民之毒藥。因此只有成績與風紀相結合才是評定一個干部工作實績的最終準則。
（作者單位：中共包頭市委員會黨史辦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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