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 頁 論偽滿時期日本對東蒙的殖民奴化教育
偽滿時期日本對東蒙地區的殖民奴化教育
程志峰
內容提要：筆者結合歷史資料，對偽滿時期日本帝國主義對東蒙地區實施長達十四年的殖民奴化教育的史實進行了研究，通過分析日本帝國主義在東蒙地區推行殖民奴化教育的主要內容、形式和手段，從現象到本質，深入剖析了日本帝國主義實施殖民奴化教育的險惡目的和罪惡本質，讓世人清醒地認識“殖民教育有功論”、“殖民進步論”等荒謬言論的錯誤和危害，從而正本清源，厘清模糊認識，旗幟鮮明地抵制和揭露日本右翼否定戰爭罪行，國際國內一些人混淆是非，美化殖民統治的言行。號召內蒙古各族人民毋忘受奴役的屈辱歷史，增強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振奮民族精神和國家觀念，肩負起國家和民族教育的重任，努力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
1931年，九一八事變爆發后，日本軍事侵占我國東北和內蒙古東部廣大地區。九一八事變之際的內蒙古東部地區（以下簡稱東蒙），包含的地域范圍具體指哲里木盟、昭烏達盟、卓索圖盟三盟以及呼倫貝爾部、西布特哈部兩部。
1932年3月1日，日本軍國主義操縱成立了偽“滿洲國”。偽滿洲國又將東蒙地區劃分為興安東、南、西、北四個分省。1943年10月1日，成立興安總省，省會王爺廟街，管轄原興安東、南、西、北四省行政區域。直至1945年9月2日，日本帝國主義投降,偽滿洲國垮臺，東蒙人民遭受了日本帝國主義長達十四年的殖民統治。為了實現對偽滿洲國長期的殖民統治，把占領地完全變為入侵者自己的領土，進而達到將東北和東蒙各族人民永遠從中華民族大家庭中分離出去的野心，日本通過其偽滿洲國，一手憑武力，一手靠教育，在對東北和東蒙各族人民實施殘酷的政治壓迫、軍事鎮壓、經濟掠奪的同時，進行了長期的思想文化統治。精心制造了“五族協和”、“一德一心”、“王道樂土”、“大東亞共榮圈”等一系列騙局，不遺余力地實施殖民奴化教育。其險惡目的，就是讓偽滿洲國在政治上必須絕對服從日本的意旨，經濟上必須為日本提供源源不絕的戰爭資源，思想上必須與日本當局和日本人官吏保持一致，文化教育上必須為日本的戰爭目的發揮教化奴役作用。東蒙地區作為蒙古族的主要聚集區，更是日本帝國主義極力推行殖民奴化教育的重點地區。其教育核心是妄圖實行民族分裂政策，挑撥蒙漢民族的關系，制造民族矛盾，從而達到把內蒙古從中國徹底分離出去，讓內蒙古人民為日本的侵略擴張賣命的目的。
一、日本帝國主義在東蒙地區推行殖民奴化教育的主要形式。
（一）采用“文治”手段來籠絡人心，將青少年特別是蒙古族青少年，作為殖民奴化教育的主要對象。日本素有“皇軍之父”之稱的山縣有朋曾說：“要想在戰爭中取勝，必不可少的東西，第一是軍備，第二是教育。” 偽滿成立后，為了實現日本帝國主義“長治久安”的侵略目標，把占領地完全變為入侵者自己的領土，日本殖民當局拋出《對滿蒙方策》，其中指出：“必須徹底普及王道主義、民族協和的建國精神及日滿整合之觀念，傾注日本文化，排擠三民主義和共產主義，彈壓赤化的侵襲①。” 1933年6月，日本政府內閣會議通過了一份極密秘的文件——《滿洲國指導方針綱要》指出：“關于滿洲國民的教化，必須著眼于啟發滿洲國民自覺認識該國同帝國密不可分之關系，培養確保東亞和平之特殊使命的自尊心和五族協和之理想，同時在勞作教育上傾注力量，振興實業教育②”，針對這一殖民奴化教育方針，日偽統治者在東蒙逐步建立起殖民地的學校體系。除小學和普通中學外，先后在興安四個分省辦起興安學院、興安醫學院、興安女子國民高等學校、興安陸軍軍官學校、育成學院、王爺廟師道學校、王爺廟警察學校、扎蘭屯國民高等學校、海拉爾國民高等學校、喀喇沁旗王爺府國民高等學校、鄭家屯鐵道學院等，并在原崇正學校的基礎上增設國民優級學校。蒙古族青年是殖民奴化教育的主要對象。1942年5月，協和會青少年團興安北省統監部開辦蒙古青年訓練班，地點設在新京（今長春）的農業青年訓練所。該所最初在海拉爾，是日本蒙古研究學者佐藤富江受海拉爾特務機關長橋本欣五郎之托，在呼倫貝爾地區開展蒙古族青年訓練工作時設立的。該訓練所遷到新京后，又改名為蒙古實務學院，專門招收蒙古族青年，實施一般的培訓和實務教育（農業、建筑）。之后，這個機關成為協和會的外圍組織，承擔了協和會的青年教育工作。第一期蒙古青年訓練班為期5個月，學員共40人，都是從興安北省蒙旗中選拔的蒙古族青年，其中陳巴爾虎旗8人，索倫旗8人，西新巴爾虎旗12人，東新巴爾虎旗11人。訓練科目有公民科、國民道德科、一般常識、情操教練、日語講習、精神講話。開學之前，學員還要進行為期20天的入所訓練。這個青年訓練班，進行實務教育只是個幌子，真正目的是從思想上加強對青年的親日教育，灌輸反共反蘇思想，培養親日分子和特務。訓練的內容有軍事訓練和文化課兩種，軍事訓練課有列隊、跑步、臥倒、持槍、刺殺等，并使用真槍進行訓練；文化課包括產業、法制、街村知識、生理衛生等，及“協和會綱領”和“建國精神要義”。受訓期間，學員全部實行軍事化管理。在這樣的青年訓練所，學員主要以接受奴化思想教育和軍事訓練為主。
（二）普及日本語，是殖民奴化教育的一項主要內容。在學校課程設置上，日語課占絕對優勢。把日語提升為“國語”，實行日語“檢定制度”，即經考試劃定特等、一等、二等、三等四個級別。學生從小學一年級就開始學習日語，特別是中等學校的日語教學時數幾乎占其他課時數的一半以上，而文化課卻大大減少；學生升學或就業，主要看日語成績。有的學校規定，學生在校不能講中國話，一律講日語，誰說一句中國話就罰誰一角錢，強迫學生講日語。除學校教育之外，偽滿還設立了許多日本語學校、日本語講習所，在社會上推行日本語教育。1933年11月，興安東省在布特哈旗小學成立日語講習所，聘請當地的日本憲兵隊翻譯大波多五郎擔任講師，學習期限為6個月。據統計，到1939年4月，興安各省開設了日語講習所3個，職員15人，學員383人，而當時偽滿在各地設立的日本語學校，公立和私立共計150多所。
（三）將忠于天皇，信奉天照大神作為殖民奴化教育的主導思想。1937年，偽滿開始推行所謂的“新學制”。“新學制”的根本特征就是實行奴化教育。要求不論小學、中學、大學都必須崇拜日本天皇和偽滿皇帝，對他們要虔誠；都必須稱頌“日滿親善”、“五族共和”、“王道樂土”、“大東亞共榮”，進行所謂“一心一德”教育；都必須贊頌“大東亞圣戰”，擁護日本的侵略戰爭；學生對偽滿皇帝發布的《即位詔書》、《回鑾訓民詔書》、《時局詔書》等，要倒背如流。學生每日要進行“早禮”，列隊面向東方，遙拜日本天皇和滿洲國皇帝。早自習就是反反復復地背誦《國民訓》。小學當時設有一門“國民科”，它把日本殖民主義的政治和語文、歷史、地理、自然等內容雜揉在一起，用“協和語”（蒙語日語混雜）講課，頌揚日本天皇，宣揚日本的武士道精神。那么，日偽是怎樣灌輸這套思想的呢？據曾在開魯育英街國民優級學校讀書的馬光、董寶田老人回憶，首先在學校每天早晨上課之前，全體師生要集合在操場上恭恭敬敬的向東方遙拜一次，表示敬仰。其次在每年的四月份舉行一次紀念“天照大神”的活動，在這一天全校停課，全體師生列隊到東門外“靖國神社”去朝拜，儀式非常嚴肅和隆重，由“神社”的道士高舉紙幡，向東西南北四方朝拜，口中濤濤不絕的念著，這時凡參加的人和學校學生都得低頭默敬，以示祈禱。第三就是請“神”來校，在學校設立“天照大神”室，供奉“天照大神”。在請“神”的那天全校要停課，師生整裝列隊迎接“天照大神”，由“神社”道士手捧“大神”的木牌（木牌上寫著字不讓看），直接送到校長室已準備好的小木屋中，隨后舉行安放儀式。就從這天起，全校師生上學來，腳一踏上學校大門，就要自覺地向校長深深行一個九十度的鞠躬禮，表示孝敬“天照大神”，忠于“天皇陛下”，否則就是違犯校規，輕者要受懲處，重者就是“思想犯”。
（四）對一切文化教育宣傳及出版機構實施絕對控制。偽滿洲國建立后，日本殖民當局加強了對教育權的控制。無論是在1932年3月建立的民政部文教司和1932年7月由“文教司”升格的文教部，還是各級地方教育行政機構，都是在日本侵略者的操縱和控制下建立的。一方面，各級教育行政長官均由日本人指派和安插，利用漢奸執政。另一方面，日本侵略者還直接插手到偽滿各級教育行政機構和學校中。在偽滿各省及其以下的各級教育行政機構包括學校中，雖然正職大都由中國人擔任，但實際權力都被身為副職的日本人所掌握，一切都要聽從日本人的安排。據1933年出版的《滿洲國教育關系職員錄》載，當時，偽文教部中的150名官員中，日本人有70人，占46.7％。而且在總務司、學務司的一些要職中，日本人均占50％以上。如督學室共有督學官3人，其中2人是日本人。各級地方教育行政機構中，也有大量日本人，學校必須錄用一定數量的日系教師。
日本殖民當局不僅牢牢把持著整個教育行政機構，而且強行統一教育法規，建立殖民主義教育的管理秩序。1932年5月，日偽當局以“民政部訓令”發布了《關于改廢教育命令法規之件》，規定：“凡是省發布重要之教育命令或改廢法規時，務須事先請由本部核準后再進行。”又在1933年5月以“文教部訓令”重申：“制定教育法規及重要教育設施，均須事先呈部核準。”7月，偽文教部召開教育廳長會議，布置有關學校恢復事宜，特別強調教育法規的統一。隨后，制定頒發了一系列教育法規、規定，為殖民教育提供法律保障。
嚴密控制出版物。1932年10月公布的《滿洲國出版法》規定，凡是危及滿洲國存在，“惑亂民心”的讀物，一律禁止出版；凡是帶有民族意識或進步的書報一律禁止發行。在學校全面徹底放棄中國傳統教育的教育內容，教室里連一張中國地圖也不許掛，一律采用日本殖民當局編印的新教材。與此相反，宣揚日本軍國主義、殖民主義的報刊、圖書卻泛濫成災。
①“民生部教育司”編《滿洲帝國學事要覽》，1940年9月
②[日]《現代史資料.7.滿洲事變》1964第549頁
二、在東蒙推行殖民奴化教育，是日本殖民當局實施偽滿洲國“建國精神”基本國策的重要手段。
所謂“建國精神”，是指一個國家在建立和發展過程中所表現出來的總體意識和全民族的價值取向。建國精神應該是一個國家的靈魂，更是一個國家賴以生存和發展的精神力量。但是，偽滿洲國是日本炮制的一個殖民政權，根本就不是獨立意義上的主權國家，所以，偽滿洲國的“建國精神”實質就是日本式特有的殖民主義，是偽滿洲國殖民統治理論的核心和基礎，是日本強化思想統治東北和東蒙人民的重要工具。它要達到的最終目的是鞏固日本在東北和東蒙地區的殖民統治，日本需要通過推行殖民奴化教育，將所謂的“建國精神”滲透到淪陷區人民的日常生活中去。
1932年8月8日，日本齋藤內閣通過了《滿洲國指導方針要綱》（又稱“八八決議”）第九項提出：“滿洲國民的教化，其著眼點應該是使該國國民充分認識滿洲國帝國之不可分的關系”，這里所謂“不可分的關系”，絕非字面意義上的兩國平等關系，在該指導方針中還單列了一項“建國精神”欄，內中強調“由于日軍的活動賦予了掃除弊政的天機”，才有了滿洲國的成立，從而奠定了日本是宗主國的地位，日本關東軍以及日本人在東北理應享有各項特權，從而肯定了日本的“主人”地位；偽滿洲國只能是日本的附屬國和殖民地，而且必須是“精神一體，一德一心，永久不渝”的服從。1936年5月，偽滿洲國出臺《指導蒙古民族的根本方針》，其中第三條指出：“蒙漢兩民族有互不相容的歷史，應通過五族中核的日本人的熱烈指導，逐漸使其整合提攜，促進有色人種的大同團結①。” 這里所謂的“熱烈指導”，使蒙漢兩民族“整合提攜”的方針也只是招牌而已。相反，利用蒙古民族鎮壓漢民族的反滿抗日斗爭則是他們慣用的技倆。比如，1937年，為了對付東北抗日聯軍，日偽當局把偽蒙軍推上戰場，利用蒙古騎兵機動靈活、善于在山林作戰的特點，征調偽蒙軍興安支隊開進三江地區，在日本軍官的率領下，“侵擾了當地漢人的村莊，到處燒殺奸掠，結果嚴重傷害了漢人民心②”。
①[日]塚瀨進：《滿洲國——“民族協和”の實像，第111頁》
②[日]西原征夫：《哈爾濱特務機關》，趙晨譯，群眾出版社
三、在東蒙推行殖民奴化教育，是日本殖民當局以幫助內蒙古實現所謂“自治”“獨立”為幌子
實質是要達到把內蒙古永久地從中國分離出去的目的
偽滿時期，居住在中國東北的蒙古民族約80萬人，占人口總數的百分之二三十左右，而生活空間則占總面積的三分之一以上。特別是東蒙地區與東北形成一體，與外蒙古接壤，與蘇聯近鄰，資源豐富，戰略位置非常重要。在九一八事變前，日本關東軍早就對其垂涎三尺了。為了把內蒙古從中國版圖分離出去，他們就在挑撥蒙漢民族關系、制造民族分裂上大作文章，竭盡其能事。制造九一八事變首魁分子之一的石原莞爾，在1929年9月率領關東軍參謀在所謂的“北滿旅行”途中，向關東軍參謀們宣講了他的《作為國運回轉根本國策的滿蒙問題解決案》，其中稱，“在歷史的關系上與其說滿蒙屬于漢民族，莫若說滿蒙屬于日本民族（更恰當些）①”。 1931年4月，他又向關東軍調查班成員散發了一份他在1927年起草的《關于日本現在和將來的國防》，其中稱，“滿蒙并非是漢民族的領土，毋寧說與我國關系密切.......滿蒙作為滿洲（族）及蒙古人的滿洲，滿洲蒙古人比起漢民族來，毋寧說與大和民族更為接近②”。這就是日本右翼鼓吹的“東北非中國領土論”、“漢民族非東北民族論”、“蒙古族非中華民族論”，直到今天，這些謬論在日本仍有部分市場。基于上述的謬論，日本統治集團在九一八之前，就不遺余力地推行蒙古“自治”“獨立”，讓中國人自己從中國內部進行分裂，既不違反國際規章的精神，又能達到“掩人耳目”的目的。因此，他們一邊瘋狂進行武裝占領，一邊設計“方案”，對東蒙各地積極展開收買和策動工作，這就促使所謂“內蒙古獨立運動”出籠了。早在1926年，日本帝國主義者就曾策動蒙匪巴布扎布搞所謂的“獨立”。九一八事變前，他們又唆使巴布扎布的兩個兒子——甘珠爾扎布和正珠爾扎布，在所謂“繼承亡父遺志”的旗號下，繼續進行秘密活動，策劃所謂“蒙古獨立”。九一八事變時，他們配合日本帝國主義對中國東北進行侵略，在科左后旗和科左中旗成立偽“內蒙古自治軍”。1931年10月13日，甘珠爾扎布拉攏土匪，聚集了500人的武裝隊伍，進攻通遼縣城，結果被張學良東北軍第三旅打敗，“內蒙自治軍”終以失敗而垮臺。甘珠爾扎布和正珠爾扎布兄弟就是日本軍國主義通過殖民奴化教育，培養成為分離內蒙古的代表人物。甘珠爾扎布和正珠爾扎布兄弟14歲和16歲即被日本浪人川島速浪送入日本讀書，先后于東京陸軍士官學校畢業，日本帝國主義著力培養教育甘珠爾扎布和正珠爾扎布兄弟，并讓他們與日本的極右翼團體和軍政要人廣泛接觸，使其成為地地道道的崇日、親日分子，到處宣揚“日蒙親善”、“蒙古獨立”。在《偽滿洲國的統治與內幕――偽滿官員供述》（中央檔案館編2000年7月）中，甘珠爾扎布供述了他在1940年任陸軍興安學校校長時期的情況：“學校教育目的：是要教育出有文化、有軍事能力的軍事干部，來增強偽軍的戰斗力量，使之鎮壓人民，掃蕩一切不利于敵偽的反滿抗日勢力，成為赤誠效忠日帝的人物。”“我任校長期間，積極地執行了教育方針，教育出軍官約三百名，軍士約三百名，充實了偽軍的力量。我并以唯神之道，武士道精神，或成吉思汗的侵略主義、英雄主義思想作為精神教育的內容，使學生不僅變成敵偽忠實奴隸，還養成了他們濃厚的個人英雄主義思想。1942年在學校內設立了“元神廟”，以供“天照大神”，作為學生的精神資料，每日要向這個廟參拜。……我在學校的三年期間，一心一意實行奴化教育，使學生變成半日本人。還受我的影響，許多都成為狹隘民族主義者，這就是我危害人民的嚴重罪行之一。”
①[日]稻葉正夫、小林龍夫等編輯《太平洋戰爭》，朝日新聞社，1963，第86頁
②[日]稻葉正夫、小林龍夫等編輯《太平洋戰爭》，朝日新聞社，1963，第78頁
四、在東蒙推行殖民奴化教育，完全是為日本帝國主義軍事、政治、經濟侵略服務。
日本通過偽滿洲國傀儡政權，在東蒙制定并推行了一條典型的殖民主義教育方針。提出“使王道普及之精神，徐徐灌注于民眾教育及幼年教育之中，則一般人民咸明瞭于我建國之精神，興王道之要義，然后一切新的設施自易推行矣①”。這里所謂“新的設施”，即實行王道教育的具體方針。1934年，溥儀第一次訪日，其后發表《回鑾訓民詔書》，此后，“日滿一德一心”便成為教育方針的中心內容。1937年5月，偽滿洲國公布的《學制要綱》中，正式頒布的教育方針為“遵照建國精神及訪日宣詔的趣旨，以咸使體會日滿一德一心不可分的關系及民族協和的精神，闡明東方道德，尤致意忠孝之大義，......并置重點于國民生活安定上所必需之實學，授與知識技能，養成忠良之國民”。1942年偽滿洲國公布所謂的“國民訓”，要求國民尊奉天照大神，忠誠于皇帝殿下，實踐忠孝仁義及民族協和以完成道義之國家建設，尊重勤勞奉仕，總力實現建國理想即大東亞共榮圈之完成。這一“國民訓”同時也成為偽滿洲國教育方針的中心。對興安省蒙古族教育方針除依據文教部的教育方針外，“特對于蒙古人考慮其人民程度語言及習慣并行合于其實際生活之特殊教育②”。所謂的特殊教育，具體而言就是注重實業教育、勞動教育，振興“民族精神”及“民族協和”，以培養蒙古地區產業開發服務的人才為重點。剖析偽滿洲國提出的上述教育方針內容，雖先后有所不同，但是為日本帝國主義軍事、政治、經濟侵略服務的性質始終是一致的。
一是為鞏固法西斯統治服務。在推行日語教育上，《關于開設青年訓練所之件》中這樣表述：“日語科雖教授日語之初步，然完全使其理解日本，以涵養其依存日本之思想。”可見，日本侵略者推行日本語教育，不僅強制人們學習日語的基礎知識，而且試圖通過學習日語，培養人們的親日思想。在中小學開設把殖民主義政治與語文混在一起的“國民科”；設“建國精神”課，集中宣揚“惟神之道”，鼓吹“八紘一宇”，強迫學生信仰日本迷信的“天照大神”，擁護日本發動地對外擴張的“大東亞圣戰”；教材編寫上，將歷史、地理合并為一科，改稱“地歷”，不僅有意識地打亂科學知識的系統性，而且在“地歷”課本中，極盡歪曲和篡改中華民族的歷史,同時對其發動的侵略戰爭進行掩蓋和美化。比如，關于東北的歷史歸屬問題，日本殖民統治者為給其在東北地區建立偽滿傀儡政權制造合法依據，以達到永遠統治東北的目的，處心積慮地在歷史教科書上，用詭辯的伎倆篡改中國歷史，為偽滿洲國制造出了一套假的歷史。偽滿歷史教科書共分三篇，分別為滿洲史、東洋史和西洋史。教材只講“滿洲國”史、日本史,不講中國史，公然把我國東北四省(即日本占領的遼寧、吉林、黑龍江、熱河四省)和東蒙地區從中國領土版圖中分裂出去。在編纂體例上，教科書將東北地方的民族名稱羅列成“歷史”，提出東北從來和長城內就不是一個國家，東北的歷史朝代是：肅慎、扶余、高句麗、遼、金、元、清，后來長驅南下統一中國。用這偽造的歷史把東北與中華民族的五千年輝煌歷史割裂開來。課堂上一張中國地圖也不準掛,更不能看。在書店里也找不到一本中國歷史的書籍。教科書中取消“中國”這個概念,取而代之的是偽滿歷史教科書中充斥的“日滿一體”、“同文同種”、“王道樂土”等一系列亡國奴的內容，妄圖使中國的下一代不知道自己的祖國,忘掉自己是個中國人,永遠做日本統治者的“順民”、“良民”。同時，日本殖民統治者竭力從歷史上、地域上、文化上編造理由，作為宣揚“滿蒙獨立、日滿協和”的“依據”。例如，在國史教科書中說：“我滿洲自古以來即為獨立之國家，與中國常為起伏之勢，絕非中國領土。此次建國，實歷史上之必然性，無絲毫之可疑。”胡說東北地區在歷史上就是單獨開國，并且多次并入中國又分離出來。在歪曲史實，掩蓋真相，纂改歷史的同時，又竭力宣揚日本侵略者在殖民地的所謂功績。在教科書中大肆宣揚“滿洲國是王道樂土”，是“使三千萬民眾享有最大幸福的新國家”，字里行間，日本軍國主義者儼然是東北人民的救世主，根本不提給東北人民帶來的深重苦難。把在中國東北建立傀儡政權這樣的強盜行徑，被美化成了對中國近代化的“援助”，而絲毫不觸及剝奪了他國主權和獨立這一殖民地化的核心。
二是為進行經濟掠奪服務。表現在中等教育方面，特別強調舉辦實業中學，在實業中學中尤以農科者居多。如在偽興安南省陸續建立的蒙古族職業學校有，科爾沁左翼中旗巴彥塔拉農業學校、科爾沁左翼前旗農業學校、科爾沁右翼中旗農業學校、科爾沁左翼后旗產業技術學院，此外，還有職業學校性質的興安女子國民高等學校、育成學院、興安學院、鄭家屯產業技術傳習所和王爺廟蒙民習藝所，等等。興安女子國民高等學校初為興安女學院，建校于通遼縣，是由偽滿洲國興安南警備司令部創辦，后移交給興安南省，主要是為蒙古軍官和官員培養一批有文化、有知識的“賢妻良母”。這些職業性學校的辦學目的，主要是為日本經濟掠奪培養各種具有初步文化水平的“技工”。
三是為擴大侵略戰爭服務。日本殖民當局為了使東北和東蒙成為它永久性的鞏固的殖民地和繼續擴張的基地，專門設置一些教育機構，培訓日偽軍、警、憲人員。設立于1934年的興安陸軍軍官學校，原址設在鄭家屯（吉林省雙遼縣）滿蒙公所。翌年8月1日，遷至興安南省西科前旗王爺廟街（內蒙古烏蘭浩特市），是一所專門為日偽軍隊培植蒙古族軍事骨干的場所。軍校隸屬于滿洲國軍事部，實由日本關東軍控制指揮，是一所綜合性軍事學府。關東軍王爺廟機關長金川耕作大佐任軍校顧問，是全校的太上皇。關東軍佐野少將、服部少將先后任軍校干事（即副校長、顧問的代理人）。軍事顧問為泉鐵翁中佐。軍校校長由蒙古族將軍級軍官擔任，歷任校長依次為興安南警備軍司令官巴特瑪拉布坦少將（兼任）、甘珠爾扎布少將、郭文林中將、烏爾金上將。軍校學生只限蒙古族青年。學制為8年，分少年科、預科、本科三部分，全校共有8個連，總稱生徒隊（即學生隊，是軍校的主體）。附設教導團、軍士候補生隊和輪訓軍官的教育部。從建校至1945年8月的11年間，共畢業9期600余人。1943年8月，偽滿洲國皇帝溥儀親臨西科前旗王爺廟街，到興安陸軍軍官學校視察。翌年初夏，日本天皇陛下的御弟秩父宮到軍校視察兩天。是年秋末，偽滿洲國治安部大臣、陸軍上將于深徵到軍校視察數日。由此可見滿洲國最高當局對這所軍校的重視。王爺廟興安警察學校成立于1937年4月，后改稱興安總省地方興安警察學校，目的是為偽滿洲國培養蒙古族警察人才。該校的校長、主事、學監均由日本人擔任，該校存在的九年時間里，約培養1000名警察。為了適應擴大侵略戰爭的需要，日本殖民當局竭力把教育納入戰爭的軌道。在中等學校普遍增加了為日本軍國主義窮兵黷武準備炮灰的軍訓，“實行強化軍事教育”，強迫廣大師生擁護所謂的“大東亞圣戰”。
①國務院文教部《滿洲國文教年鑒上》，見《偽滿洲國》（17冊），第551頁
②同上，第525頁
五、 深入研究和剖析日本在東蒙地區推行殖民奴化教育的本質，就是要正本清源
旗幟鮮明地抵制和揭露日本右翼否定戰爭罪行，國際國內一些人混淆是非，美化殖民統治的言行
一是要清醒認識“殖民教育有功論”的錯誤。從九一八事變到日本戰敗投降的十四年，日本軍國主義在中國犯下的罪行磬竹難書，不容否認。但一個不容回避的事實是，二戰以后直至現在，日本有些人仍將殖民地教育當作二戰的閃光點大加宣揚。比如，2006年2月4日，時任日本外相麻生太郞在美化日本殖民臺灣教育時，宣稱 “老實說，那時我覺得我們的前輩還是在那里干了些像樣的事。”1985年，日本原建設大臣橋本龍太郎在一次發言中談到自己在偽滿洲國的經歷時，不無感慨地說，“創建新天地，滿洲的教育是我們的光榮。” 1994年8月，時任環境廳長官的櫻井新對記者說。在二戰期間， “不應當只認為日本壞”“那場戰爭使亞洲各國獨立了，教育提高了”。 1995年11月，江藤隆美以總務廳長官的身份進行演講時，列舉了殖民統治時期的教育，并說“日本在殖民時代也做過好事”。對這種“殖民教育有功論”的陳詞濫調，作為一名有良知的中國人，一定要清醒認識其謬誤，堅決予以駁斥。日本在東蒙推行殖民奴化教育，盡管在客觀上培養了一批蒙古族知識人才，促進了內蒙古教育的近代化進程，但其根本目的，是通過推行殖民奴化教育，強行傳播日本的殖民侵略思想——“皇道文化”，對蒙古族人民的民族性和人性進行荼毒、扭曲和戕殺，對中華幾千年文明史實施消滅和倒退，進而改變內蒙古人民的民族意識和國家觀念，使之成為日本皇國的忠良國民。這種殖民奴化教育的險惡目的，只不過是隨著其侵略戰爭的失敗而夭折了。
二是要高度警惕“殖民進步論”的荒謬言論。如果說麻生太郎等人的講話是站在日本極右翼人士的立場上，還不值得奇怪，而曾被日本殖民奴役占領達50多年的臺灣島上，2015年剛當選臺北市長的“政治素人”柯文哲關于日本殖民臺灣的言論就讓人無比震驚了。柯文哲2015年1月20日在接受美國權威雜志《外交政策》專訪時表示，在全球四個華語地區，被殖民的歷史越久，這個地方就越進步。他還同時以殖民史來給華人社會文化排序：“不好意思的講，就文化而言，新加坡比香港好，香港比臺灣好，臺灣比中國大陸好。”柯文哲之流的所謂“被殖民越久越進步”的說法，在中國領土內，絕非是個別人的個別觀點，而是有一定市場的，這種言論對當今世人的迷惑性、欺騙性非常大，是對殖民地廣大人民爭民主、爭自由、爭人權、爭獨立的普世價值的否定、詆毀和損害。如果任這種謬論發展漫延，會導致社會民眾在思想意識上對日本的侵略行為麻木不仁,甚至予以認同，這對中華民族的發展進步害莫大焉！這也正是企圖否定日本殖民侵略歷史的人所樂于看到的結果。對這種嚴重混淆是非、美化殖民歷史的言行，中華民族的每一分子都應格外警惕，堅決予以回擊。
三是日本在東蒙實施殖民奴化教育的罪惡任何時候都不容否定。臺灣一位學者這樣比喻道，“別的殖民者是要你的東西，日本殖民者不光要你的東西，還要你的人心。”日本殖民當局在東蒙地區推行殖民奴化教育，就是試圖將蒙古族的歷史與中華民族的歷史文化一刀兩斷，使蒙古族青少年忘卻中華民族，泯滅國家觀念，使他們只知有大日本帝國，而不知有祖國。針對蒙古族青少年，在灌輸奴化思想的同時，特別要降低文化知識教育，即強調所謂“實業教育”、“勞動教育”，防止“偏知”教育等等，其險惡用心是為了降低中華民族的文化知識，泯滅蒙古族是中華民族一分子的歷史認知，使蒙古族青少年兒童在奴化思想的毒害下，成為只具備“普通知識技能”的、供其驅使的勞動后備軍；最終目的是“訓育忠良之國民”，就是要泯滅蒙古族青少年的民族意識與革命思想，使之既無反抗思想，更無反抗能力，養成奴隸性格，安于被統治地位，永遠成為日本侵略者的“順民”，并俯首貼耳地為其侵略效力的亡國奴。比如，把日語的教授與普及視為灌輸“日本精神”、親日思想的重要手段,以使蒙古族青少年通過學習語言,在心理上、習慣上與日本民族接近,思想意識上對日本的侵略予以認同，最終達到割裂蒙古族與漢族以及其他民族的關系，進而將蒙古族從中華民族的大家庭分離出去的目的，這一險惡目的，是客觀存在，任何時候、任何方式都是無法掩蓋的。日本一些人或其他什么人，不管鼓吹“殖民教育有功論”，還是宣揚“殖民進步論”，企圖掩蓋歷史真相，美化侵略戰爭，臆想重溫軍國主義美夢的險惡目的，也是客觀存在的，是每個中國人都要格外警惕的。要說“有功”，殖民奴化教育最大的功績就是促進中華民族更加團結，更早的認清日本侵華的目的，從而促進了中華民族的覺醒；如果說“進步”，就是中華民族在與日本侵略者爭民主、爭自由、爭人權、爭獨立的偉大斗爭中，鳳凰涅磐，浴火重生，從此走向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
東蒙地區十四年蒙受日本殖民奴化教育的歷史告訴我們，一個國家和民族的教育不發達、不進步，這個國家就要衰敗；一個國家和民族沒有文化，那么，這個國家一定要滅亡，民族也將不存在。德國前總統魏茨澤克曾說過：“閉眼不看過去的人，對現在和未來都是盲目的。不想把人性的行為銘刻在心的人，就很容易再次陷入那種危險的境地”。如今的我們，只有正視這段被侵略、被奴役的屈辱歷史，在未來的道路上勇往直前、自強不息，進一步增強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振奮民族精神和國家觀念，肩負起國家和民族教育的重任，努力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
(作者單位:中共通遼市委史志辦公室)
參考書目：
1.《東北淪陷時期殖民地形態研究》（高曉燕主編，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2.《東北淪陷十四年教育史料（第一輯）》（武強主編，吉林教育出版社）
3.《東蒙泣血——偽滿興安省始末》（中共黨史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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