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 頁 抗日戰爭時期中國共產黨領導文化建設的歷史考察
抗日戰爭是近代以來中國人民反抗外敵侵略持續時間最長、規模最大、犧牲最多的民族解放斗爭，也是近代以來第一次取得完全勝利的民族解放斗爭。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在艱苦卓絕的抗日戰爭中，“社會動員之廣泛，民族覺醒之深刻，戰斗意志之頑強，必勝信念之堅定，都達到了空前的高度”。這與黨領導的文化建設是密不可分的。在偉大抗日戰爭中，在民族危亡的重要關頭，中國共產黨人認識到要贏得抗戰勝利，“離不開文化的動員”。這一時期，黨推動開展了抗戰文化運動，逐步形成了新民主主義文化理論，建設了一支黨領導下的文化軍隊，探索構建具有中國特色的哲學社會科學，確立了面向大眾的革命文藝方針，推動了抗戰教育運動，豐富了人民群眾的精神生活。黨在抗日戰爭時期領導文化建設的實踐探索，為在新的歷史起點上推動文化繁榮、建設文化強國提供了重要啟示。
一、抗日戰爭時期中國共產黨領導文化建設的歷史背景
文化是一定經濟和政治的觀念反映。抗日戰爭時期的復雜經濟政治形勢造就了不同性質的文化，既有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舊文化”，也有腐化無力的資產階級文化，還有具有革命性特征的新民主主義文化。黨在文化建設上既要抵御日本軍國主義的文化殖民，也要反抗國民黨頑固派的文化專制，同時還要推動革命根據地的文化發展。因此堅定抗戰意志，引領抗戰文化方向，建設新民主主義文化，成為當時黨的文化使命。
1.日本軍國主義的文化奴役
在抗日戰爭的戰略相持階段，日本軍國主義對華侵略奉行“總力戰”，在文化領域表現為通過宣揚法西斯主義史觀，美化其侵略行徑，在淪陷區推行文化殖民政策，大力推行奴化教育、進行奴化宣傳，摧殘中國文化，妄圖在文化上征服中華民族。
在理論方面，歪曲中國的歷史，美化其侵略行徑。日本法西斯的一些御用文人以其法西斯史觀歪曲中華民族的歷史，把中華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歷史歪曲為一部外敵入侵史，認為“中國民族生命的悠久，卻是由于外民族交侵之下而有了強韌的綿延力量”。不僅如此，他們進一步捏造中國歷史發展的停滯性，認為中國歷史治亂興衰的循環往復，是不能發展進步的，“在中國社會本身的發展中，沒有從外部而來的作用，就不能夠發展成資本主義的資本”，而日本的侵略會掃除這種歷史的停滯與循環，給中國帶來所謂的進步和光明，妄言“在文化方面，日本指導東亞”，“日本的文化必須越出國境去發展”，恬不知恥地稱對中國的侵略“猶如行霍爾孟之注射”，是給中國“補血”“增長其新的元氣”，百般粉飾其暴行。
在實踐方面，推行法西斯文化，摧殘中華文化。日本侵略者在淪陷區推行文化奴役政策，加緊摧殘中華民族思想文化，掠奪、毀壞中國物質文化遺產，收繳焚毀一切具有愛國思想及有關中國歷史、地理的書籍。在教育上，日偽政府依據奴化方針灌輸反共、媚日、賣國教育，課本內容充斥“中日滿親善”等欺人之談，極力排斥近現代社會科學。英國物理學家班威廉夫婦曾目睹日軍在華北地區的奴化政策，寫道：“新民會在日本顧問指導之下，負責精神上奴化中國人的任務。所用方法的卑劣幾乎令人不能置信。造謠和欺騙，敲詐和勒索，腐敗和爭奪，酷刑和恐怖，毒化，娼妓，邪行，凡是世界上種種最下流的行為都在這種機構里培養出來，專為破壞人民道德，動搖大眾的信念。”日本的行為使中華文化面臨著主體被取代、實體被滅亡、載體被否定的危機。
2.國民黨頑固派的文化專制
抗日戰爭時期，國民黨頑固派繼續執行文化專制政策，推行文化復古主義，打壓進步文化，企圖取消中國共產黨，建立文化獨裁統治。
一是加強文化統制，宣揚文化復古。全面抗戰爆發后，國民黨頑固派為進一步鞏固統治地位，先后發動了一系列文化運動。1933年，國民政府在南昌成立中國文化學會，標榜“復興中華文化”，主張“三民主義為中國文化運動之最高原則，發揚中國固有文化，吸收各國進步文化，創建新中國文化”。1934年，國民政府在上海成立中國文化建設協會，認為“國家興替，民族盛衰，系于文化”，當下文化中落，國運衰頹，“欲完成復興國家民族之大業，所需乎文化之積極的建設者”。雖然看起來國民政府對于中西文化的態度是不偏不倚的，但在事實上仍有著復古保守甚至是倒退的色彩，如開展以恢復“禮義廉恥”等舊倫理道德為目標的新生活運動，大力提倡尊孔，舉行大規模祭孔活動。1943年3月，以蔣介石名義出版的《中國之命運》，盛贊中國古代社會倫理道德，宣揚封建主義和法西斯主義，這是復古論調的集中表現。
二是壓制進步文化發展。九一八事變后，日本侵略者繼續蠶食和侵犯華北地區，策動華北事變。在民族危亡的緊急關頭，以一二·九運動為先導，文化界救國運動在全國各地蓬勃發展。1935年12月，上海文化界發出《上海文化界救國運動宣言》，成立上海文化界救國會，開展了一系列抗日救亡民主運動。國民黨當局對此采取了鎮壓手段，制造了震驚中外的“七君子”事件，遭到了愛國人士的極力反對。全面抗戰爆發后，隨著國共合作的實現，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恢復北伐戰爭時期的政治部，下設第三廳主管宣傳文化工作，第三廳的領導權掌握在共產黨領導下的進步力量手中，文化運動得到蓬勃發展。但武漢失守后，國民政府消極抗戰，對進步文化采取了控制措施。1941年2月，國民政府成立中央文化運動委員會，加強文化專制，迫害進步報刊，加強輿論管控，許多宣傳抗日、宣傳進步的報刊被查禁，堅持斗爭的文化人士被迫害，如鄒韜奮被迫出走香港。
三是攻擊污蔑馬克思主義。在抗日戰爭時期，國民黨頑固派重釋孫中山的“三民主義”，提出所謂“力行哲學”，推動“三民主義”儒家化，并在思想上攻擊中國共產黨。1937年2月，國民黨的五屆三中全會雖然接受了共產黨提出的國共兩黨合作抗日的主張，但仍沒有從根本上放棄反共立場。1939年1月，國民黨的五屆五中全會明確制定反共政策，成立“防共委員會”，妄圖借“三民主義”之手消融共產主義。此后，國民黨頑固派的反共理論家編寫了眾多反共論著，如葉青就對“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進行歪曲，認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是根據中國的法則分解馬克思主義，從而消弭了馬克思主義的原有特性，“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化后，一方面所剩無幾，一方面失掉特征，可說面目全非了”，叫囂馬克思主義不適合中國，試圖用“三民主義”統一全國人民思想。
3.中國共產黨的文化覺醒
中國共產黨是一個具有高度文化自覺的政黨。在新文化運動時期，早期共產黨人就指出“創造文化，本是一民族重大的責任，艱難的事業，必須有不斷的努力”。在中國共產黨成立初期，中國共產黨力圖建設無產階級的大眾文化，對封建宗法制度進行深刻批判，認為“要使封建文化之根本消滅，革命的建設的人才之層出不窮，民眾知識之民主化”，非“建設革命文化不可”。在抗日戰爭時期，黨在批判舊文化中，文化意識進一步覺醒，對文化建設的必要性認識更加深刻，認為文化建設對于贏得抗戰勝利具有特殊而重要的作用。
一是文化主體意識的覺醒。在抗戰時期，面對日本侵略者的法西斯史觀，馬克思主義史學家呂振羽先后撰寫的《日本法西斯的中國歷史觀與三民主義的中國革命》《“亞細亞生產方式”和所謂中國社會的“停滯性”問題》等文章、華崗的《評侵略主義的中國歷史觀》集中批駁了日本法西斯文人的暴力史觀。面對國民黨頑固派的文化專制主義，共產黨人針鋒相對，堅持把思想論戰與理論創新相結合，發起“三民主義”論戰，張聞天的《擁護真三民主義反對假三民主義》、王稼祥的《關于三民主義與共產主義》、艾思奇的《關于三民主義的認識》、吳黎平的《葉青的假三民主義就是取消主義》等文章，系統批駁了國民黨反動文人的陳詞濫調，厘清了三民主義與共產主義的內在聯系，闡釋了中國化馬克思主義的合理性及其發展歷程。
不僅如此，在抗日戰爭時期，黨對待馬克思主義的態度實現了從教條主義到具體化、中國化的轉變，對傳統文化經歷了從猛烈抨擊到批判繼承的轉變。這一時期，“我們的黨已經從兩條戰線斗爭中鞏固和壯大起來”。黨深刻認識到，共產黨員“不是空談抽象的共產主義原則的‘圣潔的教徒’”。這突出表現在“中國化”意識的形成上。如胡繩強調，“用現實的中國的具體事實來闡明理論，這應該是所謂‘中國化’的意義的另一面”。嵇文甫對“中國化”作出了深刻探討，指出“所謂‘中國化’，是融化不是拼湊，是化合不是混合，是徹頭徹尾，徹上徹下的，不是割裂補綴的”。艾思奇更是提出了“哲學中國化”的任務。侯外廬、潘梓年等舉起“學術中國化”的旗幟。這些探索和討論，對于提振民族自信心具有積極作用，也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提出提供了歷史語境。
二是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自覺發揚。1938年5月，陜甘寧邊區文化界救亡協會公開指出，“中國文化正如自己民族一樣，是遭逢著曠古未有的大災難”，新的文化建設“不但要‘開來’，而且是要‘繼往’的”。這一時期，中國共產黨人認識到對傳統既不能全面繼承，更不應該全盤否定，“新文化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奇怪的東西，而是過去人類文化的更高的發展”，要以馬克思主義的方法加以批判繼承。在民族危亡之際，中國人民更要發揚傳統愛國主義精神，“應該利用中華民族過去歷史上一切偉大的事跡與人物，宣傳中華民族的偉大，以造成民族自尊心”。這一時期，范文瀾編寫的《大丈夫》收錄民族英雄的愛國事跡，郭沫若創作的歷史劇《棠棣之花》展現聶政姐弟為了國家利益自我犧牲的崇高精神，為凝聚民族精神、激勵抗戰決心發揮了作用。
三是對文化建設的重要性有了高度自覺的認識。在抗日戰爭時期，毛澤東就指出“文化是不可少的，任何社會沒有文化就建設不起來”。一方面，文化建設是偉大抗戰斗爭的重要組成部分。“長期而又廣大的抗日戰爭，是軍事、政治、經濟、文化各方面犬牙交錯的戰爭”，如太行軍區在作戰中強調，“還要在文化建設上，提高抗戰軍民的自信心、自尊心，尤其是斗爭性與頑強性，并揭穿敵人的奴化欺騙”。抵御奴化政策，堅定抗戰信心，增強勝利底氣，是抗日斗爭的重要一環，也是文化建設的重要內容。另一方面，文化建設是引領文化進步方向的必要之舉。抗戰時期的文化思想異彩紛呈，新理學、新儒學、新心學、戰國策派、“唯生論”與“力行哲學”等圍繞著人生出路與救國道路展開激烈論爭。如何引領文化發展的進步方向，成為中國共產黨領導文化建設的重要課題。這一時期，黨堅持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在推動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的過程中，創立了新民主主義文化理論，引領了文化發展方向。
二、抗日戰爭時期中國共產黨領導文化建設的實踐路徑
抗日戰爭時期，黨逐步確立了中華文化的發展方向，打造了自己的文化隊伍，探索構建具有中國特色的哲學社會科學，形成了面向大眾的文藝方針，發展了抗日文化教育，為抗戰勝利提供了強大的精神力量。
1.高舉新民主主義文化旗幟，確立文化建設的基本方向
抗日戰爭時期，民族危機日益加劇，關于中華文化該何去何從的問題，當時社會上出現不同主張：有的主張固守，堅持中國本位論，提倡文化復古；有的主張革除，堅持西方中心論，提出全盤西化。對此，中國共產黨人在總結歷史經驗的基礎上，提出要建設“中華民族的新文化”，認為“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文化，就是人民大眾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就是新民主主義的文化”，指明了文化建設的發展方向。
民族性是文化建設的主體向度。抗日戰爭時期，民族矛盾是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因而文化建設的核心任務“是反對帝國主義壓迫，主張中華民族的尊嚴和獨立”。堅持民族性，一方面是要發展“革命的民族文化”，堅決革除帝國主義的奴役和壓迫，堅持“抗日第一、反帝、反抗民族壓迫，主張民族獨立與解放，提倡民族的自信心”；另一方面是要辯證對待外來文化，堅持“取其精華，去其糟粕”的文化發展理路，以開放包容的心態吸收外來先進文化，使之與民族特點相結合，不斷鞏固文化主體性。
科學性是文化建設的思維向度。“它是反對一切封建思想和迷信思想，主張實事求是，主張客觀真理，主張理論和實踐一致的。”堅持科學性，一方面是指導思想的科學性，即以共產主義思想為指導。“當作國民文化的方針來說，居于指導地位的是共產主義的思想”。在新民主主義文化建設中堅持共產主義思想指導，這既是跳出“向西方學習”的路徑依賴，改變被動境遇的必然選擇，也是彰顯中華文化自身價值、提升文化眼界的必然要求。另一方面是方法原則的科學性，即對古代文化進行全面清理和評估。“批判地接收中國長期的傳統，繼承那些好的傳統，而拋棄那些壞的傳統”，堅持歷史的辯證法，摒棄傳統文化中不適應時代發展的腐朽因子，優化傳統文化的價值取向，祛除壓制活力的固化因素，還原中華文化的創新本質。
大眾性是文化建設的價值向度。文化建設“應為全民族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農勞苦民眾服務，并逐漸成為他們的文化”。人民群眾的實踐是文化的活的源泉，只有扎根于人民的文化，才能立得住、走得遠。堅持大眾性，一方面就是堅持文化建設為人民服務的根本立場，反映人民現實生活，堅持群眾的歌唱和美術，堅持提高與普及的辯證統一，“陽春白雪”與“下里巴人”相結合，發展人民的文化。另一方面，建立革命文化戰線，用革命文化武裝人民，使人民群眾參與文化建設，實現精神上的獨立自主。
新民主主義文化的提出，標志著黨對文化建設的認識走向成熟，意味著黨以辯證的方式思考和看待傳統與現代，并以融合的方式使異域文化成為本土文化的一部分，從而實現了文化理論的新發展。其中，“民族的”與“科學的”文化態度，著力解決了“舊瓶”與“新酒”的問題，“大眾的”文化，則是主張人民性與階級性的統一，凸顯了文化的價值立場，這也是新民主主義文化的特質所在。
2.打造“文化的軍隊”，為文化建設提供人才支撐
抗日戰爭時期，中國共產黨高度重視人才工作。毛澤東指出，“我們要戰勝敵人，首先要依靠手里拿槍的軍隊。但是僅僅有這種軍隊是不夠的，我們還要有文化的軍隊，這是團結自己、戰勝敵人必不可少的一支軍隊”。為打造自己的“文化的軍隊”，黨適時調整知識分子政策，團結文化人，建立文化工作中的統一戰線，組建各種文化團體，聯合一切文化抗戰力量，為文化建設提供了人才支撐。
一是黨高度重視知識分子工作。抗戰時期，中國的知識分子懷抱抗戰救國的學術使命，來到延安。吸收、組織和使用文化人，是黨在文化領域的一項重要任務。為此，黨通過了《大量吸收知識分子》的決定，指出“在長期的和殘酷的民族解放戰爭中，在建立新中國的偉大斗爭中，共產黨必須善于吸收知識分子，才能組織偉大的抗戰力量”。不僅如此，黨主張在生活上關心、政治上幫助文化人。在邊區物資短缺的條件下，黨先后制定頒布了《文化技術干部待遇條例》和《技術人員待遇標準》，對文化人給予生活上的優待。1940年10月，黨發布《關于各抗日根據地文化人與文化團體的指示》，更是強調要糾正黨內輕視、厭惡、猜疑文化人的落后心理，要嚴正、寬大評價文化人的作品，“特別對于新來的及非黨的文化人，應更多地采取同情、誘導、幫助的方式去影響他們進步，使他們接近大眾、接近現實、接近共產黨、尊重革命秩序、服從革命紀律”。黨也注重引導文化人與工農群眾相結合，引導文化人積極投身火熱的斗爭之中，著力培養“新的文化人”。
二是建立廣泛的抗日文化統一戰線。抗日民族文化運動中的統一戰線，是指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以黨的文化工作者為主體力量，以團結聯合進步文化人士，共同反對日本帝國主義、民族投降主義和黑暗復古主義的聯合陣線。全面抗戰爆發后，1938年3月15日，《新中華報》呼吁“確立全國文化界統一戰線”，提議“趕緊召集各地文化界救亡團體代表大會，正式成立全國‘文協’總會”，認為建立文化界的統一戰線有利于形成文化中心，加緊各地文化聯系，可以有系統地參加國際文化活動，推動文化救亡工作。1938年4月28日，毛澤東在魯迅藝術學院的講話中指出，“為了共同抗日在藝術界也需要統一戰線”，強調“藝術上每一派都有自己的階級立場，我們是站在無產階級勞苦大眾方面的，但在統一戰線原則之下，我們并不用馬克思主義來排斥別人”，反對文化關門主義，確立了文化統一戰線的基本原則。
三是領導建立各種文化團體。文化團體是建立文化統一戰線的重要載體。1936年11月，黨在陜北成立了中國文藝協會，這是黨在抗戰時期領導建立的第一個文藝團體。毛澤東在成立大會上指出，“現在我們不但要武的，我們也要文的了，我們要文武雙全”，強調“從文的方面去宣傳教育全國民眾團結抗日”。隨后，人民抗日劇社、西北戰地服務團、陜甘寧邊區文化界救亡協會（包括社會科學研究會、戰歌社、海燕社、音樂界救亡協會、文藝突擊社、詩歌總會、戲劇界抗戰聯合總會等）和部隊藝術團體烽火劇團等相繼成立。這些文化團體扎根邊區進行文藝宣傳，為鼓舞抗戰軍民士氣發揮了重要作用。此外，在國統區和淪陷區，黨也注重加強文化團體建設，要求“各級宣傳部必須經常注意對于文化運動的領導，積極參加各方面的文化運動，爭取對于各種文化團體與機關的影響，特別對于各種文化工作團”。1938年3月27日，在黨的領導下，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在漢口成立，這是黨在國統區開展文化工作的重要組織團體。該協會高舉“抗戰救國”的旗號，要求對內“造成全民族嚴肅的抗戰情緒生活，以求持久的抵抗，爭取最后勝利”，對外“揭露日本的野心與暴行，引起全人類的正義感，以共同制裁侵略者”，主張“必須沿著抗戰到底的國策，把抗敵除暴的決心普遍的打入民間”。隨后該協會在昆明、成都、香港、延安、桂林等地建立了分會，廣泛團結愛國文化人士，積極開展抗日救亡文化活動。這些文化團體在黨的領導下展現出了前所未有的組織力和凝聚力。
3.推動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探索構建具有中國特色的哲學社會科學
抗日戰爭時期，中國共產黨十分注重哲學社會科學工作。毛澤東指出：“人們為著要在社會上得到自由，就要用社會科學了解社會，改造社會，進行社會革命。”黨推動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總結中國革命經驗，批判吸收歷史遺產，組織研究中國歷史與現實，初步探索構建具有中國特色的哲學社會科學。
一是堅持以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為指導，“使中國革命豐富的實際馬克思主義化”。以毛澤東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運用馬克思主義作為觀察中國的“望遠鏡”和“顯微鏡”，剖析中國革命現實，分析中國社會主要矛盾，把握中國革命規律，探索符合中國實際的革命道路，使中國經驗理論化，創立了中國的馬克思主義。這一時期黨形成的新民主主義理論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重大理論成果。不僅如此，在軍事方面，毛澤東運用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立足各種現實條件，寫就了《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和《論持久戰》，極大豐富了馬克思主義軍事理論。在黨的建設領域，黨注重思想建黨，創造了用批評和自我批評解決黨內矛盾的形式；創造性地將馬克思主義黨性學說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修養學說相結合，形成了中國共產黨的黨性修養理論；創造性地運用民主集中制維護黨的團結和集中統一領導，建立了中國化馬克思主義黨建理論。
二是堅持以中國為中心，用馬克思主義來指導中國學術的發展，使“中國各門學術馬列主義科學化”。這一時期，黨在推動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進程中，構建形成了具有鮮明中國風格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史學、經濟學和文學。在哲學方面，特別是中國傳統哲學方面，毛澤東主張“給以歷史的唯物論的批判，將其放在恰當的位置”，激活其中富有生命力的優秀因子。如對待孔子的思想，毛澤東認為“孔子的體系是觀念論”，在孔子思想中找到了唯物辯證法成分。對待墨子思想，毛澤東認為對墨子哲學思想的發掘，就是“在中國找出赫拉克利特來了”。在清算經學方面，范文瀾的《中國經學史的演變》堅持“古為今用”的方針，用馬克思主義重估了傳統經學的價值，毛澤東對此給予高度評價，認為“用馬克思主義清算經學這是頭一次”。在史學方面，范文瀾的《中國通史簡編》是一部在馬克思主義指導下運用階級分析法闡明中國的階級斗爭歷史的開創性通史著作，正如他指出的，“中國共產黨擔負著創造新中國的偉大任務，同時也擔負著中國文化優秀部分的繼承和發揚。中國歷史的研究，正是我們當仁不讓的工作之一”。此外，郭沫若的《青銅時代》和《十批判書》、翦伯贊的《中國史綱》等堅持以唯物史觀研究中國歷史，是馬克思主義新史學的代表作。在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方面，有王亞南的《中國經濟原論》、許滌新的《新民主主義經濟論》、薛暮橋的《中國農村經濟常識》等。這些著作堅持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與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著力闡釋邊區經濟政策，初步形成了比較系統的關于中國經濟問題的理論體系。在文學方面，有周揚主編的《馬克思主義與文藝》、歐陽山組織編寫的《中國新文學史綱》、茅盾的《論如何學習文學的民族形式：在延安各文藝小組會上的演說》等。這些理論作品堅持把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應用于文學創作中，形成了具有中國氣派的馬克思主義文學。
三是組建學術研究機構。為開展有組織的學習與研究，黨領導成立了一大批學術研究機構和團體。1938年5月，馬克思列寧主義學院（簡稱馬列學院）在延安成立，下設編譯部，翻譯出版“馬克思恩格斯叢書”和《列寧選集》，為理論研究提供了文本支撐。1941年7月，馬列學院改組為馬列研究院，后又更名為中央研究院，成為用馬克思主義方法研究中國歷史與現實問題的重要學術機關。此外，各種學術團體也積極成立并開展學術活動，其中影響較大的有延安新哲學會。延安新哲學會以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為研究主旨，以抗戰建國為現實目標，“為著要使理論更有著實際的指導力量，在研究上不但僅僅要綜合眼前抗戰的實際經驗和教訓，而且要接受一切中外最好的理論成果，要發揚中國民族傳統中最優秀的東西”。隨后，延安時事問題研究會、政治經濟學研究會、歷史研究會、民族問題研究會和黨的建設研究會等學術團體紛紛成立，有效整合了學術研究力量。這一時期，黨領導下的哲學社會科學研究呈現一派繁榮景象。
4.倡導文藝工作者與工農民眾相結合的方針，發展面向大眾的文藝
抗日戰爭時期，黨高度重視文藝工作，認為文藝是革命機器的重要組成部分，主張文藝工作者要與人民群眾相結合，指出“給群眾豐裕的精神食糧，還是我們今天的一個嚴重任務”。在此感召下，廣大文藝工作者積極深入群眾生活，吸取創作養分，堅持服務群眾，走出書齋，走向戰地，走向鄉村，采取多種形式，開展宣傳鼓動，激發民眾抗戰熱情。
一是確立文藝與大眾相結合的方針。抗日戰爭時期，大批文藝工作者從淪陷區或大后方來到黨領導下的抗日根據地。“從亭子間到革命根據地，不但是經歷了兩種地區，而且是經歷了兩個歷史時代”。在黨領導下的人民當家作主的根據地，人民群眾的文藝需求是與外界不一樣的。對此，文藝“為什么人”的問題，是擺在文藝工作者面前的根本性問題。革命文藝，本質上是人民大眾的藝術。是否與工農相結合，是判斷革命與否的重要標準，“愿意并且實行和工農結合的，是革命的，否則就是不革命的，或者是反革命的”。堅持文藝與大眾相結合，首先是要破除資產階級思想，轉變為無產階級思想。其次是要密切聯系工農群眾，向工農兵學習，將對大眾的政治情感轉化為審美情趣，站在人民的立場上描寫人民，對人民的缺點不能冷眼旁觀，要積極引導，鼓舞人民前進。最后是堅持文藝為大眾服務方向，“藝術的新舊，基本上決定于其能否為群眾的利益服務，能否為群眾的戰爭、生產、教育等服務”。在這一方針指導下，許多文藝工作者在“文章下鄉，文章入伍”的感召下，深入基層，深入群眾，在火熱的斗爭中汲取養分，實現了情感上的變化，成為黨的文藝工作者。
二是汲取群眾智慧，創造高質量文藝作品。在黨確立文藝大眾化方向之后，各根據地的文藝工作者紛紛深入群眾，汲取創作靈感，創造了一批膾炙人口、影響深遠的高質量文藝作品。如在戲劇話劇方面，文藝工作者貼近群眾生活，汲取民間藝術元素，創作了諸如《把眼光放遠一點》《同志，你走錯了路》等作品。傳統戲曲的改造也取得重大成就，如《逼上梁山》《三打祝家莊》等，毛澤東高度評價，并在給編導者的信中指出，“歷史是人民創造的，但在舊戲舞臺上（在一切離開人民的舊文學舊藝術上）人民卻成了渣滓，由老爺太太少爺小姐們統治著舞臺，這種歷史的顛倒，現在由你們再顛倒過來，恢復了歷史的面目，從此舊劇開了新生面”。在小說方面，趙樹理的《小二黑結婚》和《李有才板話》，描繪了中國農民在現代革命中的痛苦、艱辛并快樂和期待的心靈史，成為根據地文學的一面旗幟。在音樂方面，黨領導下的各根據地發起新秧歌運動，充分吸收民歌和地方戲的曲調，涌現出《兄妹開荒》《夫妻識字》《白毛女》等作品，開啟了中國新歌劇創作的先河。在美術方面，各根據地的木刻、版畫和漫畫成為抗戰文藝的“輕騎兵”。
三是密切聯系群眾，開展戰地文藝服務。廣大文藝工作者堅持普及與提高相統一，成立各種文藝社團，為前線和民眾提供文藝服務。在根據地，黨著重文藝普及工作，指出“由于過去許多根據地的文藝運動都曾不適當地強調提高，故在執行這兩項工作或其他任何工作中，目前的方針都應該特別著重普及方面”。文藝工作者編輯出版一大批通俗讀物，如柳湜的《街頭講話》，許立群的《中國史話》；推廣通俗書報，出版通俗文藝刊物，如《文藝戰線》《大眾文藝》等，不斷提高人民覺悟。在國統區，黨把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政治部第三廳建設成黨領導下的統一戰線機構，靈活巧妙地開展文化工作。在黨的領導下，第三廳先后組建了十個抗敵演劇隊和四個抗敵宣傳隊，分赴各個戰區的前線，加強了戰地文化服務。在抗敵演劇隊的成立大會上，周恩來鼓勵全體隊員：“宣傳方法和形式要合民眾的口味。你們要入鄉隨俗，老百姓才能喜聞樂見，才能收到宣傳的預期效果。”抗敵演劇隊表演的當時流行街頭劇《放下你的鞭子》《三江好》《最后一計》，合稱為“好一計鞭子”，深受群眾歡迎。此外，廣大文藝工作者組建各種團體，深入前線和敵后，開展抗日公演，對受傷士兵進行慰問演出，動員抗日救亡，激勵抗戰斗志。
5.發展抗日的文化教育，增強人民的民族自尊心、自信心
抗日戰爭時期，黨認識到“偉大的抗戰必須有偉大的抗戰教育運動與之相配合”。發展抗戰教育是黨領導文化建設的基礎性工作。全面抗戰爆發后，黨通過的《抗日救國十大綱領》提出要實行以抗戰救國為目標的新制度、新課程，初步形成了較為完整的教育體系，培養了一大批文化新人，極大增強了人民抗戰到底的決心和信心。
一是完善干部教育體系。抗日戰爭時期，為完成抗戰建國的中心任務，黨需要素質良好的干部。黨提出了“干部教育第一”的原則，建立了較為完善的干部教育體系，包括教育內容體系和教育機構體系。在教育內容方面，理論教育要求黨員干部系統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基本原理，在此基礎上加強黨的思想路線教育，并加強中外歷史的教育。政治教育既有時事教育，要求黨員干部必須閱讀并討論黨報《解放》的重要論文和時事述評；也有政策教育，將黨中央關于策略的指示，中央領導同志的講演、報告和論文，以及黨報等作為政策教育材料。文化教育根據黨員干部的不同文化水平分層次進行，注重唯物辯證法知識和讀寫常識，以及科學知識的提升。業務教育包括調查研究、政策執行、經驗總結、業務知識實踐和科學知識應用等內容。在教育機構方面，黨根據教育對象、教學內容和培養目標不同，在延安創辦了中共中央黨校、中國人民抗日軍政大學、馬列學院、澤東青年干部學校等30多所干部學校，為開展干部教育提供了堅實保障。在教育制度體系方面，就指導制度而言，黨將各級宣傳部作為學習運動的指導機構，專門建立了顧問團制、相關負責同志作報告制度；就保障制度而言，中央制定了一系列保障制度體系，如經費保障、教材保障和學習時間的保障制度；就檢查制度而言，自1939年5月至1940年5月，中共中央干部教育部先后對延安在職干部學習進行三次大檢查，形成了關于學習檢查制度的一整套方案，規范干部教育的開展。
二是改進學校教育。黨在各根據地針對文化教育起點低的特點，興辦了許多中小學，吸收適齡少年兒童入學。以陜甘寧邊區小學為例，1937年春，邊區成立之前，僅有小學320所，學生5600名，到1940年2月，小學增加到902所，學生增加到26911名。各根據地中學和中等師范學校的性質是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中學教育和干部準備教育。在教育方針上堅持教育內容與抗戰、生產勞動相結合，提出“應注重生產勞動，如每周規定一定時間令學生種瓜種菜等，以增加抗戰物力，以養成兒童、青年的勞動習性”，將生產勞動作為學校教育的政治課程。有的學校成立生產委員會，負責組織學生的生產勞動。在高等教育和職業教育方面，黨在各根據地籌辦陜北公學、中國女子大學、延安大學、魯迅藝術學院、中國醫科大學、太行工業學校、白求恩衛生學校等，以民族精神培育新一代，學校教育事業取得長足發展。
三是推進社會教育。社會教育是文化大眾化的重要內容。在舊社會，廣大人民處于饑餓和死亡線上，很少能夠接受教育，文化水平很低，科學知識更是異常缺乏。就陜甘寧邊區來說，“在一百五十萬人口的陜甘寧邊區內，還有一百多萬文盲，兩千個巫神，迷信思想還在影響廣大的群眾”。發展社會教育是實現廣大工農群眾徹底解放的重要條件。隨著各根據地的創建發展，社會教育先是以群眾大會或宣傳品的形式開展，后逐步發展出冬學、識字組、夜校、半日校和長年民校等組織化、經常化的形式。在內容上，包括抗戰動員、政治宣傳、識字和文化知識等。社會教育組織方式靈活，學習內容通俗易懂，群眾參與熱情高漲。1941年，邊區有識字組1973處，人數12259人；夜校505處，人數7907人；半日校393處，人數5990人；冬學659處，人數20915人。通過社會教育，掃除了文盲，提高了根據地人民的文化程度和覺悟程度。
三、抗日戰爭時期中國共產黨領導文化建設的經驗啟示
抗日戰爭時期，黨在馬克思主義指導下，牢牢掌握文化領導權，堅守中華文化立場，建設自己的“文化的軍隊”，堅持文化大眾化方向，探索構建具有中國特色的哲學社會科學。這些經驗對于黨在新時代新征程上更好地擔負起新的文化使命具有重要啟示意義。
一是堅持馬克思主義的根本指導地位，始終掌握黨的文化領導權。指導思想決定著文化建設的根本性質和發展方向，是文化建設的靈魂。在抗日戰爭時期，多元文化思想并存，擾亂人心，動搖軍心，阻礙抗戰勝利。對此，毛澤東指出，“沒有共產主義的思想方法，就不能正確地指導我們現在的社會革命的民主階段”。黨確立了馬克思主義在文化建設中的指導地位，并將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明晰了新民主主義文化發展方向。當前，“兩個大局”交互激蕩，文化多元化，思想多樣化傾向愈加明顯，馬克思主義“過時論”、相對主義、功利主義、虛無主義和享樂主義思潮不斷侵蝕黨領導的文化陣地，意識形態領域斗爭更加激烈。對此，更是要確立馬克思主義的根本指導地位，“馬克思主義是我們立黨立國、興黨興國的根本指導思想”。堅持以習近平文化思想為引領，旗幟鮮明反對和抵制“虛無論”“自卑論”“中立論”等各種錯誤觀點，全面鞏固黨的文化領導權。
二是堅守中華文化立場，實現精神上的獨立自主。文化建設不是在一片虛無的廢墟之上進行，而是在傳統文化基礎上的開新。中華文化是黨領導文化建設的根脈。抗日戰爭時期，國內對待傳統文化有著不同立場，有的主張復古，有的主張西化。對此，中國共產黨鮮明地指出，“中國共產黨人是我們民族一切文化、思想、道德的最優秀傳統的繼承者，把這一切優秀傳統看成和自己血肉相連的東西，而且將繼續加以發揚光大”。黨始終將“民族的”作為文化建設的重要標識，在馬克思主義指導下，清理傳統文化中的封建因素，同時汲取外來文化的有益因素，擺脫了思想上的外部依賴，實現對中華文化的賡續發展。當前，在以中國式現代化推動強國建設、民族復興偉業的新征程上，中華文化的價值和作用更加凸顯，中華文化是“中國式”的文化根基，“中華文化是我們提高國家文化軟實力最深厚的源泉”，對此，更是要堅持“兩個結合”的根本要求，不斷推進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推動中華文化的生命更新和現代轉型，造就新的文化生命體。
三是重視知識分子的獨特作用，建設黨的文化隊伍。知識分子在文化建設中有著重要的作用。他們是文化思想的生產者、人文精神的守護者，同時也是文化果實的傳播者。抗日戰爭時期，黨領導的根據地大多處于文化的邊緣地帶，急需吸收大量知識分子。但這些知識分子的階級屬性和思想觀念與黨和人民的需要還有一定差距，為此黨十分注重對知識分子的改造，強調知識分子要了解中國具體實際，同時要轉變思想情感，正確看待人民群眾，“把自己的思想感情來一個變化，來一番改造。沒有這個變化，沒有這個改造，什么事情都是做不好的，都是格格不入的”。知識分子通過改造，成為黨領導下的革命文化軍隊，為抗戰文化建設作出了重大貢獻。當前，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強國，人才是第一資源，要尊重知識分子的創造，深入實施人才強國戰略，營造有利于潛心研究和創作的社會環境，鼓勵理論創新，激發廣大知識分子投身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熱情，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文化隊伍。
四是堅持文化大眾化方向，不斷豐富人民的精神世界。人民群眾是文化建設的創造者，也是文化成果的享有者。抗日戰爭時期，黨領導文化建設就確立了為人民服務的文化方向，主張文化發展要扎根人民現實生活之中，指出“要把運輸文化食糧看得比運輸被服彈藥還重要”，推動抗戰文化向人民民主文化發展。在黨的號召下，廣大文化人深入田野，走向群眾，創作了許多扎根生活、立足人民的文藝作品，極大地鼓舞了人民群眾的抗戰斗志。當前，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強國，推動文化繁榮，必須堅持人民至上，把滿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作為出發點和落腳點，因為“人類社會與動物界的最大區別就是人是有精神需求的，人民對精神文化生活的需求時時刻刻都存在”。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深入發展和高水平對外開放格局的持續推進，人民對于文化的要求更高了，黨的文化建設要跟上時代發展，把握人民需求，正確處理社會效益與市場效益的關系，堅持為人民服務、為社會主義服務的根本方向，堅持思想精深、藝術精湛、制作精良相統一，把最好的精神食糧奉獻給人民。
五是構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學科體系、學術體系、話語體系，建構中國自主的知識體系。哲學社會科學是一個國家的文化品格、理論思維、學術素養和主體意識的鮮明表現，是綜合國力與國際競爭力的重要體現。在抗日戰爭時期，黨領導下的知識分子群體發出“學術救國”的號召，推動了新啟蒙運動和學術中國化運動的發展，逐步掌握了馬克思主義學術話語權，初步探索構建具有中國特色的哲學社會科學體系。當今中國正經歷著廣泛而深刻的社會變革，特別是中國式現代化的深入推進，一些新知識、新經驗和新信息層出不窮，需要建構與之相適應的自主知識體系。“我們的哲學社會科學有沒有中國特色，歸根到底要看有沒有主體性、原創性。”這需要堅持馬克思主義指導，立足中國，借鑒國外，堅持本來、外來和未來相貫通，傳統與現代、本土與全球、一體與多元相融通，構建具有自身特質的學科體系、學術體系、話語體系。只有如此，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才能真正屹立于世界學術之林。
總之，黨在抗日戰爭時期的文化建設是在復雜國際國內環境之下展開的。黨堅持以先進的思想理論為指導，初步勾勒了新民主主義文化建設的基本框架，引領了先進文化的發展，凝聚起了偉大抗戰精神，為抗日戰爭的勝利作出了重要貢獻。置身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更要不斷深化對社會主義文化建設規律的認識。繼承和發揚黨領導文化建設的優勢，堅定不移堅持黨對文化工作的全面領導，是應對風險挑戰、加快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強國的根本保障和必由之路。
（作者為何娟，系華東師范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講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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