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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里木盟地區蒙古語方言概況——語源

發布時間:2020-04-10 【字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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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爾沁部為成吉思汗二弟哈布圖哈撒爾及其后裔所屬部落,14世紀在額爾古納河和呼倫湖一帶游牧。15世紀初,其中一部分東遷到大興安嶺以東的嫩江流域,成為兀良哈地較為著名的蒙古部落,北元時成為東部蒙古較強大的獨立勢力。曾與衛拉特部征戰,與達延罕的6萬戶蒙古抗衡,后來形成包括科爾沁部6旗、杜爾伯特部1旗、扎賚特部1旗和郭爾羅斯部2旗,共410旗的社會集團,也成為蒙古語在內蒙古東部地區形成地方口語的社會基礎。科爾沁土語不是在1個部落或1個旗的范圍內形成,而是以超部落或部落聯盟為社會基礎的蒙古社會大分化的產物,又是蒙古社會在科爾沁地方局部統一的產物。

    清代科爾沁各部和內喀爾喀5部由于在后金統一中國的戰爭中的汗馬功勞而成為清王朝的主要依靠力量,保存傳統的地域和王公貴族勢力,也保證蒙古語使用的社會環境。在以后300余年的歷史時期內,通過與清王室的聯姻關系,科爾沁王公貴族優越的社會地位得到鞏固和加強,為蒙古語在科爾沁地方獨立發展提供了有利的社會條件。在科爾沁土語中,反映科爾沁王公貴族的社會活動和王府生活的詞語比比皆是,在科爾沁民歌和地名中也保留這方面的詞語,在老一代人的敘舊言談中同樣有反映舊時貴族等級、官職地位、封建禮教的詞語,在傳統的習俗中也保留著封建等級關系的詞語。這些都是過去的那種社會生活的寫照。

    哲里木盟(今通遼市)的蒙古語口語與其他地方的蒙古語基本一致或大同小異,只是在語音、詞匯方面具有地方特色,因此不成為一種獨立的方言,而是基礎方言里的一種土語,與西部區土語的差異較大些,具有蒙古語在哲里木盟地方變異的特點。

    在過去的社會里,哲里木盟地廣人稀,居住分散,簡單的游牧生活和閉塞的社會生活使語言的擴散和社會交際受到限制,往往以日常生活用語為主,向地區性變異發展。在各旗王爺統治的封建割據環境中,蒙古語口語還具有蒙旗范圍的地方特色。直到如今,我們仍可以聽到庫倫口語和奈曼口語的特點,以及科爾沁左翼中旗和科爾沁左翼后旗口語東部和西部的差異。各旗的口語都有獨特語言成分。

    元代和明代,這里是蒙古人游牧區。后來,北部科爾沁人和內喀爾喀5部人南遷到這里,形成蒙古人在這里的第一次匯集,使蒙古語的環境有所改變。

    清代,許多下嫁公主及隨員和屬民在這里定居繁衍成為科爾沁人,使用蒙古語,還有大批內地農民,被稱為五荒八旗人,在這里落戶生息,經過幾十年與當地蒙古人雜居、來往,使用科爾沁蒙古語,使哲里木盟形成比較廣泛的蒙古語環境。另外,該地的許多漢族人、滿族人和希伯族人也使用蒙古語,因此,這里的蒙古語使用環境大、人口多、口語影響面廣。

    清末至民國初年,哲里木盟肥沃的良田吸引許多外地人前來開荒種地,于是出現又一次人口匯集,形成蒙漢雜居的語言環境,并使語言中出現農業文化的內容。此后,哲里木盟的漢族聚居地逐漸擴大,有的地方成為漢族縣而劃歸其他省,使哲里木盟的純蒙地方縮小,使用蒙古語的地區人口更加密集。到1998年,除通遼市、開魯縣和其它旗的局部地方為漢語使用區之外,各旗縣廣大農村牧區以蘇木、嘎查為集中點,以蒙古屯為單位,形成全盟范圍的純蒙和蒙漢雜居的語言環境。其中科爾沁左翼中旗46個蘇木鄉鎮中蒙古族占多數的蘇木有30個,科爾沁左翼后旗34個蘇木鄉鎮中的26個為蒙古語的環境。扎魯特旗、庫倫旗和奈曼旗許多蘇木鄉鎮主要使用蒙古語。蒙漢雜居的蘇木鄉鎮中也有不少蒙古屯主要使用蒙古語。漢族人占多數的通遼市郊區有3個蘇木和許多蒙古屯使用蒙古語。這些地方的日常用語、一般的社會交際和文化娛樂活動離不了蒙古語。在城鎮和集市也有許多蒙古族居民和流動的蒙民相互間說蒙古話。全盟約有110萬蒙古族人,占全盟人口的40%,其中有80%的人說蒙古話,因此,這里是全國和內蒙古自治區使用蒙古語人口最多的地區。

    (一)農業生活

    在蒙古族社會里,哲里木盟的蒙古人最早從游牧轉入定居,從事牧業的同時從事農業生產,于是蒙古語中有了農業的內容。19世紀初,遼河兩岸興起農業,大批外地農民開墾荒地,建立村落,原地部分蒙民趕著牛羊奔赴邊遠沙丘地帶游牧,大部分蒙古人則改變了游牧生活,定居于科爾沁草原從事農業。蒙古人聚居于農村,從幾十戶發展到幾百戶的蒙古屯星羅棋布,形成戶連戶,村接村的農村語言環境,蒙古語的交際呈現更活躍的局面,蒙古語的村名、地名多了,鄉間的來往和人們之間的各種關系成為蒙古語口語的內容。

    哲里木盟蒙古人生活方式的改變也給口語增添許多新的內容。由于定居,需要建房,關于房屋的種類、結構和建造的技術、材料等方面的用語自然也產生。由于定居生活,集中和積累許多財物,關于院落、倉房、家具、農具的詞語更加豐富。由于從事農業生產,家禽家畜的飼養、關于五谷雜糧和疏菜瓜果的種植、土地的使用、季節的選擇,收割和加工農業產品等方面的詞語在哲里木盟蒙古語口語中應有盡有,并反映出地方特點。特別是與農業生活有關的衣、食、住、行的詞語,在當地口語中形成和發展,詞匯豐富,詞義比較具體。例如車輛和犁杖的各個部件都有專有名詞,關于種植和收割的過程以及加工制作的手段也有地方口語詳細而生動地描繪和表述。其中大部分詞語產生于民間,還有一部分是漢語借詞。

    哲里木盟的蒙古人很久以來既農又牧,吸收鄰近漢族人的生活方式和生產方式。因此,語匯有多方面的內容。

    (二)風俗習慣

    當地蒙古人在傳統的蒙古語稱謂詞語基礎上增添許多方言的稱呼,基本上與漢語的稱謂對稱,對人們之間關系的遠近、親疏和感情色彩區分得比較詳細,其中借用許多漢語稱謂詞語,例如稱最小的叔叔為“麻麻”,稱舅為“朱朱”,稱姨媽為“楊啊”。此外,稱呼爺爺、奶奶、太爺、太祖母、大爺、大娘、叔叔、嬸娘時一般都用漢語借詞,不用蒙古語的復合稱謂詞語。哲里木盟蒙古屯周圍的山河地形都有專有名稱,村名地名也有歷史典故,并有反映放牧打獵的生活環境和反映蒙古民族豁達豪放心理素質和美感的方言。哲里木盟的蒙古人對土地的熱愛,對風調雨順,五谷豐登的渴望心理形成的許多習俗,滋生許多習俗詞語。有關時令的習俗受到漢族的影響,形成與漢語相對應的習俗詞語。例如,過小年、祭灶、吃粘食,過大年,貼對聯,吃餃子,初五破五、二十五祭田倉、清明節掃祖墳、端午節登高峰等,離不了風調雨順,五谷豐登,充滿農業文化的內容。

    當地蒙古人的各種祭祀活動如祭敖包、祭山神、祭場院、祭奶奶神時用當地口語表達風俗禮儀的祝詞、賀詞,以及各種活動形式的名稱,反映當地方言的特點。

    婚喪嫁娶的活動也在當地口語中得到反映,例如定親的酒宴、娶親的儀式、送親的宴請,新郎新娘的服飾、禮節等都有地方的習俗內容反映在口語里,產生了方言性的語言成分。

    (三)宗教活動

    蒙古人傳統的宗教——薩滿教在科爾沁草原長期流傳,演變為科爾沁“博”,并由此產生許多有關的詞語。關于科爾沁“博”的種類、服飾、道具和各種表演形式的詞語成為民間的口語成分,其中保留一些蒙古語的古代成分。

    蒙古人普遍信奉佛教,1949年以前,哲里木盟有191所寺廟,約有三分之一的蒙古族成年男子集中于寺廟,念藏經、說蒙古語。因此廟會和喇嘛的活動成為當地蒙古語交際的中心,人們的言論中增加經文的內容,人名和地名中也保留經文的詞語。

    (四)文化生活

    哲里木盟的蒙古語方言民歌和民間故事出自民間的口語,在民間自編自唱和流傳中得到錘煉,變得更加豐富多彩、幽默生動,是當地蒙古語口語的精華。

    具有哲里木盟地方特點的300余名拉胡說書藝人遍及廣大農村牧區,受到人們的歡迎,他們是當地蒙古語言藝術家,即興編唱歷史傳說和好來寶,口若懸河,有時連續說唱十天半月。許多人寧可不看電視,專聽拉胡說書,可見拉胡說書所用的蒙古語方言的巨大含量和藝術魅力。

    (五)語言習慣

    哲里木盟各旗口語中都有一些土話和方言詞,與當地的生活習慣和表達感情相聯系,分別與書面語的詞形成等義詞關系,當地人的語言習慣與文字語言有所不同,人們對廣播或官方的書面語感到生疏。

    哲里木盟的蒙古人很早就與漢族人來往密切,吸收漢族文化和許多漢語借詞,同時學會漢語,其口語受漢語影響較大,特別是在哲里木盟的喀喇沁人漢語程度高,口語中有漢語卷舌音和許多漢語借詞。他們之中蒙漢兼通的喀喇沁先生們曾在哲里木盟各地傳播漢語文化,翻譯大量的漢語古書演義,編成藝文傳播民間,使民間口語中漢語成分更為豐富,甚至連蒙古族的人名和地名有許多都是漢語詞。

    城鎮和漢蒙雜居區主要使用漢語,因此,大部分人蒙漢兼通。其中知識分子和干部,特別是年輕人在社會交際中習慣于使用漢語。這種情況導致蒙古語口語產生混合語現象。生活中出現的許多新生事物來不及形成蒙語詞語,通過這些人的言語使漢語詞直接進入蒙古語口語。言談的語句中關于公歷、星期、機關、職務的名稱一般用漢語代替,甚至一些漢語動詞也以蒙古語的形態進入語句中,形成不規范的言語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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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里木盟地區蒙古語方言概況——語源

發布時間:2020-04-10 來源:《哲里木盟志(下卷)》        【字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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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爾沁部為成吉思汗二弟哈布圖哈撒爾及其后裔所屬部落,14世紀在額爾古納河和呼倫湖一帶游牧。15世紀初,其中一部分東遷到大興安嶺以東的嫩江流域,成為兀良哈地較為著名的蒙古部落,北元時成為東部蒙古較強大的獨立勢力。曾與衛拉特部征戰,與達延罕的6萬戶蒙古抗衡,后來形成包括科爾沁部6旗、杜爾伯特部1旗、扎賚特部1旗和郭爾羅斯部2旗,共410旗的社會集團,也成為蒙古語在內蒙古東部地區形成地方口語的社會基礎。科爾沁土語不是在1個部落或1個旗的范圍內形成,而是以超部落或部落聯盟為社會基礎的蒙古社會大分化的產物,又是蒙古社會在科爾沁地方局部統一的產物。

    清代科爾沁各部和內喀爾喀5部由于在后金統一中國的戰爭中的汗馬功勞而成為清王朝的主要依靠力量,保存傳統的地域和王公貴族勢力,也保證蒙古語使用的社會環境。在以后300余年的歷史時期內,通過與清王室的聯姻關系,科爾沁王公貴族優越的社會地位得到鞏固和加強,為蒙古語在科爾沁地方獨立發展提供了有利的社會條件。在科爾沁土語中,反映科爾沁王公貴族的社會活動和王府生活的詞語比比皆是,在科爾沁民歌和地名中也保留這方面的詞語,在老一代人的敘舊言談中同樣有反映舊時貴族等級、官職地位、封建禮教的詞語,在傳統的習俗中也保留著封建等級關系的詞語。這些都是過去的那種社會生活的寫照。

    哲里木盟(今通遼市)的蒙古語口語與其他地方的蒙古語基本一致或大同小異,只是在語音、詞匯方面具有地方特色,因此不成為一種獨立的方言,而是基礎方言里的一種土語,與西部區土語的差異較大些,具有蒙古語在哲里木盟地方變異的特點。

    在過去的社會里,哲里木盟地廣人稀,居住分散,簡單的游牧生活和閉塞的社會生活使語言的擴散和社會交際受到限制,往往以日常生活用語為主,向地區性變異發展。在各旗王爺統治的封建割據環境中,蒙古語口語還具有蒙旗范圍的地方特色。直到如今,我們仍可以聽到庫倫口語和奈曼口語的特點,以及科爾沁左翼中旗和科爾沁左翼后旗口語東部和西部的差異。各旗的口語都有獨特語言成分。

    元代和明代,這里是蒙古人游牧區。后來,北部科爾沁人和內喀爾喀5部人南遷到這里,形成蒙古人在這里的第一次匯集,使蒙古語的環境有所改變。

    清代,許多下嫁公主及隨員和屬民在這里定居繁衍成為科爾沁人,使用蒙古語,還有大批內地農民,被稱為五荒八旗人,在這里落戶生息,經過幾十年與當地蒙古人雜居、來往,使用科爾沁蒙古語,使哲里木盟形成比較廣泛的蒙古語環境。另外,該地的許多漢族人、滿族人和希伯族人也使用蒙古語,因此,這里的蒙古語使用環境大、人口多、口語影響面廣。

    清末至民國初年,哲里木盟肥沃的良田吸引許多外地人前來開荒種地,于是出現又一次人口匯集,形成蒙漢雜居的語言環境,并使語言中出現農業文化的內容。此后,哲里木盟的漢族聚居地逐漸擴大,有的地方成為漢族縣而劃歸其他省,使哲里木盟的純蒙地方縮小,使用蒙古語的地區人口更加密集。到1998年,除通遼市、開魯縣和其它旗的局部地方為漢語使用區之外,各旗縣廣大農村牧區以蘇木、嘎查為集中點,以蒙古屯為單位,形成全盟范圍的純蒙和蒙漢雜居的語言環境。其中科爾沁左翼中旗46個蘇木鄉鎮中蒙古族占多數的蘇木有30個,科爾沁左翼后旗34個蘇木鄉鎮中的26個為蒙古語的環境。扎魯特旗、庫倫旗和奈曼旗許多蘇木鄉鎮主要使用蒙古語。蒙漢雜居的蘇木鄉鎮中也有不少蒙古屯主要使用蒙古語。漢族人占多數的通遼市郊區有3個蘇木和許多蒙古屯使用蒙古語。這些地方的日常用語、一般的社會交際和文化娛樂活動離不了蒙古語。在城鎮和集市也有許多蒙古族居民和流動的蒙民相互間說蒙古話。全盟約有110萬蒙古族人,占全盟人口的40%,其中有80%的人說蒙古話,因此,這里是全國和內蒙古自治區使用蒙古語人口最多的地區。

    (一)農業生活

    在蒙古族社會里,哲里木盟的蒙古人最早從游牧轉入定居,從事牧業的同時從事農業生產,于是蒙古語中有了農業的內容。19世紀初,遼河兩岸興起農業,大批外地農民開墾荒地,建立村落,原地部分蒙民趕著牛羊奔赴邊遠沙丘地帶游牧,大部分蒙古人則改變了游牧生活,定居于科爾沁草原從事農業。蒙古人聚居于農村,從幾十戶發展到幾百戶的蒙古屯星羅棋布,形成戶連戶,村接村的農村語言環境,蒙古語的交際呈現更活躍的局面,蒙古語的村名、地名多了,鄉間的來往和人們之間的各種關系成為蒙古語口語的內容。

    哲里木盟蒙古人生活方式的改變也給口語增添許多新的內容。由于定居,需要建房,關于房屋的種類、結構和建造的技術、材料等方面的用語自然也產生。由于定居生活,集中和積累許多財物,關于院落、倉房、家具、農具的詞語更加豐富。由于從事農業生產,家禽家畜的飼養、關于五谷雜糧和疏菜瓜果的種植、土地的使用、季節的選擇,收割和加工農業產品等方面的詞語在哲里木盟蒙古語口語中應有盡有,并反映出地方特點。特別是與農業生活有關的衣、食、住、行的詞語,在當地口語中形成和發展,詞匯豐富,詞義比較具體。例如車輛和犁杖的各個部件都有專有名詞,關于種植和收割的過程以及加工制作的手段也有地方口語詳細而生動地描繪和表述。其中大部分詞語產生于民間,還有一部分是漢語借詞。

    哲里木盟的蒙古人很久以來既農又牧,吸收鄰近漢族人的生活方式和生產方式。因此,語匯有多方面的內容。

    (二)風俗習慣

    當地蒙古人在傳統的蒙古語稱謂詞語基礎上增添許多方言的稱呼,基本上與漢語的稱謂對稱,對人們之間關系的遠近、親疏和感情色彩區分得比較詳細,其中借用許多漢語稱謂詞語,例如稱最小的叔叔為“麻麻”,稱舅為“朱朱”,稱姨媽為“楊啊”。此外,稱呼爺爺、奶奶、太爺、太祖母、大爺、大娘、叔叔、嬸娘時一般都用漢語借詞,不用蒙古語的復合稱謂詞語。哲里木盟蒙古屯周圍的山河地形都有專有名稱,村名地名也有歷史典故,并有反映放牧打獵的生活環境和反映蒙古民族豁達豪放心理素質和美感的方言。哲里木盟的蒙古人對土地的熱愛,對風調雨順,五谷豐登的渴望心理形成的許多習俗,滋生許多習俗詞語。有關時令的習俗受到漢族的影響,形成與漢語相對應的習俗詞語。例如,過小年、祭灶、吃粘食,過大年,貼對聯,吃餃子,初五破五、二十五祭田倉、清明節掃祖墳、端午節登高峰等,離不了風調雨順,五谷豐登,充滿農業文化的內容。

    當地蒙古人的各種祭祀活動如祭敖包、祭山神、祭場院、祭奶奶神時用當地口語表達風俗禮儀的祝詞、賀詞,以及各種活動形式的名稱,反映當地方言的特點。

    婚喪嫁娶的活動也在當地口語中得到反映,例如定親的酒宴、娶親的儀式、送親的宴請,新郎新娘的服飾、禮節等都有地方的習俗內容反映在口語里,產生了方言性的語言成分。

    (三)宗教活動

    蒙古人傳統的宗教——薩滿教在科爾沁草原長期流傳,演變為科爾沁“博”,并由此產生許多有關的詞語。關于科爾沁“博”的種類、服飾、道具和各種表演形式的詞語成為民間的口語成分,其中保留一些蒙古語的古代成分。

    蒙古人普遍信奉佛教,1949年以前,哲里木盟有191所寺廟,約有三分之一的蒙古族成年男子集中于寺廟,念藏經、說蒙古語。因此廟會和喇嘛的活動成為當地蒙古語交際的中心,人們的言論中增加經文的內容,人名和地名中也保留經文的詞語。

    (四)文化生活

    哲里木盟的蒙古語方言民歌和民間故事出自民間的口語,在民間自編自唱和流傳中得到錘煉,變得更加豐富多彩、幽默生動,是當地蒙古語口語的精華。

    具有哲里木盟地方特點的300余名拉胡說書藝人遍及廣大農村牧區,受到人們的歡迎,他們是當地蒙古語言藝術家,即興編唱歷史傳說和好來寶,口若懸河,有時連續說唱十天半月。許多人寧可不看電視,專聽拉胡說書,可見拉胡說書所用的蒙古語方言的巨大含量和藝術魅力。

    (五)語言習慣

    哲里木盟各旗口語中都有一些土話和方言詞,與當地的生活習慣和表達感情相聯系,分別與書面語的詞形成等義詞關系,當地人的語言習慣與文字語言有所不同,人們對廣播或官方的書面語感到生疏。

    哲里木盟的蒙古人很早就與漢族人來往密切,吸收漢族文化和許多漢語借詞,同時學會漢語,其口語受漢語影響較大,特別是在哲里木盟的喀喇沁人漢語程度高,口語中有漢語卷舌音和許多漢語借詞。他們之中蒙漢兼通的喀喇沁先生們曾在哲里木盟各地傳播漢語文化,翻譯大量的漢語古書演義,編成藝文傳播民間,使民間口語中漢語成分更為豐富,甚至連蒙古族的人名和地名有許多都是漢語詞。

    城鎮和漢蒙雜居區主要使用漢語,因此,大部分人蒙漢兼通。其中知識分子和干部,特別是年輕人在社會交際中習慣于使用漢語。這種情況導致蒙古語口語產生混合語現象。生活中出現的許多新生事物來不及形成蒙語詞語,通過這些人的言語使漢語詞直接進入蒙古語口語。言談的語句中關于公歷、星期、機關、職務的名稱一般用漢語代替,甚至一些漢語動詞也以蒙古語的形態進入語句中,形成不規范的言語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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