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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是人類文明的重要標志之一，是人類發展到一定歷史階段的產物，是人類智慧的結晶。城是歷代王朝為鞏固其政權，在其重要的要塞修筑的城堡。據有關考古資料顯示，至今在內蒙古地區已發現有600多座古城遺址，從新石器時代晚期至明清，各個時期的城址均有，其數量居各省市前列。在這些古城遺址發掘中，出土了大量的實物文物和文獻。這對研究內蒙古地區古代文明史具有非常重大的意義。著名歷史學家翦伯贊先生在《內蒙古訪古》一文中，曾對內蒙古地區的古城遺址，做出這樣的評價：“在民族關系緊張的時期是一個戰場，而在民族關系緩和時期則是一個重要的文化交流的驛站；甚至在戰爭的時期，也不能完全阻止文化的交流。”

研究內蒙古古城，首先要研究與古城有關的地方文獻，因為地方文獻是“記錄有地區知識的一切載體”，是記載和反映該地區歷史形成狀況；思想文化的積淀、傳遞與交流；地理環境和社會環境以及自然科學發展狀況等等的載體。所以，只有研究地方文獻，才能更好地了解和掌握古城在當時社會的政治、軍事、經濟和文化發展中的作用，才能更好地揭示和研究地區文明發展的歷史。本文僅從文獻研究的角度來介紹與內蒙古古城及有關的地方文獻。

一、史前古城遺址及相關文獻

內蒙古史前古城遺址，主要分布在中南部的黃河沿岸及環岱海一帶的山地和赤峰市郊的英金河、陰河流域。最早古城遺址可追溯到距今5000年以前龍山文化的石頭城，當時農業栽培植被有了明顯的增加，分布地區也較為穩定，有著比較發達的古代文化，但只是處于城鎮的萌芽期，還不具備城市的設施和功能，只具有防御野獸的侵襲和軍事防御的作用。這一時期比較著名的古城城址有涼城縣永興鄉老虎山城址、準格爾旗窯溝鄉寨子上城址、小沙灣城址、赤峰三座店城址、上機房營子石城址、尹家店城址等等。對這一時期城址研究的地方文獻也不少，對遼西古城址研究比較早的文獻有日本鳥居龍藏夫婦相繼發表的《考古學上所見遼文化》、《東蒙原始居民》，江上波夫的《滿蒙細石器文化》，水野清一的《滿蒙新石器時代要論》，法國桑志華的《關于天津北疆博物院之古生物學教研事業》和日本濱田耕作等人發表的《赤峰紅山后》一書。但只限于地面調查、采集和征集遺物階段。當時發現了多處新石器時代文化遺址，為日后考古工作提供了有價值的線索。國人最早進入遼西地區進行考古研究的是梁思永先生，其后是佟柱臣先生，佟柱臣先生在抗戰時期進入遼西地區，并對古城文化遺址進行調查和研究，發現了許多新石器時期遺址和遺物，撰寫了多篇論文和報告。如：《熱河先史文化與紅山文化》、《熱河の先史遺址》和《赤峰東八家古城遺址勘察記》等。

建國后到20世紀八十年代末，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對遼西古文化遺址進行多次發掘和調查，并對其考古學文化和年代序列進行了確認。這一時期主要文獻有：《內蒙古敖漢旗興隆洼遺址發掘簡報》，《遼寧北票縣豐下遺址1972年春發掘簡報》，李恭篤的《遼寧凌源縣三官甸子城子山遺址試掘報告》，李恭篤、高美璇的《夏家店下層文化若干問題研究》等等。從文獻內容來看，大多是田野調查報告。從20世紀九十年代開始，隨著文物普查工作全面展開和現代考古技術的應用，在獲得大量科學發掘資料的基礎上，開始對古城遺址進行綜合性研究。發表了一些比較有影響的論著。如徐光冀的《赤峰英金河、陰河流域古城遺址》，王惠德等人的《關于夏家店下層文化古城的幾個問題》、《赤峰郊區孤山子古代遺存調查記》、《陰河中下游石城的調查與研究》、《陰河中下游地區夏家店下層文化石城的性質及特點》，楊虎等人的《夏家店下層文化藥王廟類型城址發現與探索》，郭治中、胡春柏的《內蒙古赤峰市三座店夏家店下層文化石城遺址》，趙愛民等人的《赤峰市紅山夏家店下層文化石城址調查報告》，陳國慶、張全超的《赤峰上機房營子石城址考古發掘與啟示》，朱永剛的《查干木倫河古遺址文化類型及相關問題》等等。這些文獻是在田野調查的基礎上，復原了當時社會歷史面貌，為進一步研究遼西古文化內容、性質、特點，以及遼西古文化在中華文化史中的地位和作用，提供了非常珍貴的資料。

對內蒙古中南部的黃河沿岸及環岱海一帶的山地古城遺址進行研究，是1980年老虎山遺址被發現之后才開始的。其后發表了一些發掘簡報，如：內蒙古社會科學院蒙古史研究所的《內蒙古包頭市阿善遺址發掘簡報》，包頭市文管所的《內蒙古大青山西段新石器時代遺址》，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內蒙古考古隊的《內蒙古敖漢旗興隆洼聚落遺址1992年發掘簡報》，田廣金的《涼城縣老虎山遺址1982-1983年發掘簡報》，內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的《準格爾旗百草塔遺址》，胡曉農的《清水河大沙灣馬路塔遺址調查簡報》，吉發習的《內蒙古托克托縣新石器時代遺址調查》等，通過這些簡報可以了解內蒙古中南部石城遺址的基本概貌和分布特點。在這些簡報的基礎上，考古學者又進行了對比研究，研究城址產生發展的年代、社會背景、文化特征以及城址的性質等。其中比較有名的有田廣金的《內蒙古中南部新石器時代文化特征和年代》、《內蒙古長城地帶石城聚落址及相關諸問題》，魏堅的《準格爾旗寨子塔二里半考古主要收獲》，魏堅、曹建恩的《內蒙古中南部新石器時代石城址初步研究》，劉幻真的《內蒙古包頭威俊新石器時代建筑群址》等。

此外，還有一些全面介紹史前城址的文獻，如邵鳳芝的《試論中國史前城址與文明的誕生》，文中介紹了內蒙古地區五十余座史前城址的基本情況，并闡明史前城址與文明誕生的關系。

通過史前古城遺址的發掘、研究以及與之相關的研究，說明內蒙古地區是史前人類社會從野蠻走向文明的重要活動地帶，是中國最早出現原始農業文明的地區之一，是中華“玉文化”、“龍文化”、“禮儀文化”的發祥地之一，也是“中華文明曙光升起的地方”。

二、 戰國至隋唐時期古城遺址及相關文獻

戰國至隋唐，在北方地區先后居住著東胡、林胡、樓煩、鮮卑、匈奴和突厥等民族。當時，中原王朝為了鞏固其統治，阻止北方民族的侵擾，在北方沿線修筑長城，設立郡、鎮、縣、塞等建置，并在其所在地修筑城池。如：趙國修筑的云中郡、九原城；秦、漢修筑咸陽城、平剛城、成樂城、美稷城、窳渾古城；北魏時期修筑的長川城、懷朔鎮城、武川鎮城、白道城古城；隋、唐時期修筑的勝州城、受降城等等。其中，云中城是有史以來內蒙古地區的第一座封建城市。這一時期的古城研究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1、 單一古城址及相關文物的研究

戰國、秦漢時期的古城研究的文獻有：邵國田的《內蒙古敖漢旗四道灣子燕國“狗澤都”遺址調查》，李興盛的《內蒙古卓資縣三道營古城調查研究》，張郁的《內蒙寧城縣古城址的調查》，陳永志的《和林格爾縣土城子古城考古發掘主要收獲》，馮永謙、姜念思的《寧城縣黑城古城址調查》，李文信的《西漢右北平郡治平剛考——寧城縣黑城村古城址》，吳榮曾《內蒙古呼和浩特塔布禿村漢城遺址調查補記》，鮑桐的《對<水經注·河水>一條注釋的辨析——兼談光祿塞等北方邊塞的方位》等。

北魏時期的古城研究文獻有：賈洲杰的《白道行》，汪宇平的《呼和浩特市北部地區與“白道”有關的文物古跡》，陳永志的《兩千余年前的盛樂古城》，張殿松、趙軍的《淺析北魏的第一個都城盛樂的選址原則》，唐長孺的《北魏沃野鎮的遷徙》，李興盛、趙杰《武川縣二份子北魏古城調查記》，常謙的《北魏長川古城遺址考略》，魏雋如、張智海的《北魏柔玄鎮地望考述》等。

隋唐時期的古城研究文獻有：仝建平的《唐代三受降城述論》，黃利平《唐天德鎮領三受降城說質疑》，王亞勇的《三受降城修筑時間考》，鮑桐的《受降城與滿夷谷考》、樊文禮的《略論唐代的豐州》，李作智《隋唐勝州城址的發現》，占·達木林斯榮的《唐代松漠府遺址考》等。

這些文獻都是對城址考古調查的記錄，反映了不同城址基本概貌、地理位置、建置沿革以及出土文物等情況。

2、 兩個以上古城研究

如：張郁的《漢朔方郡河外五城》，索秀芬的《內蒙古地區北魏城址》，蘇哲的《內蒙古土默川、大青山的北魏鎮戍遺址》，郭建中、車日格的《黃河包頭段沿岸漢代古城考》，李殿福的《西漢遼西郡水道、郡縣治所初探——兼論奈曼沙巴營子古城為西漢文成縣》，徐龍國的《北方長城沿線地帶秦漢邊城初探》等等，這些文獻分別從時代、區域等方面介紹了城址分布及概況。

3、 古城的政治、軍事、民族關系以及在歷史發展中的作用研究

張景明的《論白道城在歷史上的作用》，趙沛、王寶萍的《西漢居延邊塞休吏制度》，趙永來的《盛樂、代北時期拓跋君主的強化與大人制的演變》，楊芳的《漢代居延塞在抵御匈奴中的作用》，朱鄭勇的《西漢初期北部諸郡邊界略考》，葉偉夫、葉芃的《兩漢以前東北長城附屬軍事建筑考——紅山文化與古代軍事系列防御設施》，李鴻賓的《唐朝三受降城與北部防務問題》等論著。特別是何天明在《北都盛樂與拓跋鮮卑的代政權》中，敘述了盛樂城的再建過程中，拓跋鮮卑統治中心的轉移，生活習俗和社會經濟結構的轉變等。

4、 古城與環境變遷的研究

通過環境的變遷來研究古城發展變化的有：胡智育的《從古代居和黑城的廢棄淺談內陸河下游的環境保護》，姚勤鎮、呂達的《統萬城的歷史演變及其建筑特點探析》，杜海斌《居延二千年歷史環境的變遷》，肖愛玲《西漢城市地理研究》，馮文勇的《鄂爾多斯高原及毗鄰地區歷史城市地理研究》、《鄂爾多斯地區歷史城市的城市平面組合和子城特征》，王乃昂等人的《鄂爾多斯高原古城夯層沙的環境解釋》，侯仁之《從紅柳河上的古城廢墟看毛烏素沙漠的變遷》，翟媛的《從生態地理和經濟地理學看戰國時期城市的繁榮》等論著。這些文獻在結合文物資料和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礎上，認為城市的興廢，不單單是一個城市歷史問題，生態環境也是其重要原因之一。歷史上自然環境的變化導致了城市文明興衰，人類活動造成環境退化。并通過不同歷史時期城市的特征及其發展變化規律的研究，說明研究古城對現代城市化的發展和建設，也具有重要的意義。

5、其它文獻中涉及的古城研究

如：李學勤在《西漢金文中的咸陽》一文中，通過西漢金文的記載，研究秦都咸陽的發展和演變。黃大宏在《司馬光《〈資治通鑒·唐紀〉考異》一則辨證》一文，通過兩《唐書》之《盧坦傳》、兩《唐書》之《憲宗本紀》等史料，對司馬光《〈資治通鑒·唐紀〉考異》中對受降城被毀的模糊認識進行了辨證研究。李逸友在《和林格爾壁畫墓所反映的東漢定襄郡武成縣城的地望》中，通過和林格爾壁畫墓，研究武成縣城的地理位置。

6、對古城的文化、經濟研究

如：王雪峰《歷史名鎮黑水城的文化價值》和張紅星的《托克托縣云中古城相關問題初探》等論著，張紅星在其文章中，對城市的規模、建筑年代、歷史沿革、代魏與云中城的關系以及兩漢時期云中郡戶口變化進行了研究，并指出云中城是戰國時期內蒙古西部古代城市規模最大城市。

7、通過府、州、都護府的建置與移徙，研究相關的城市

艾沖曾發表多篇文章對北疆研究都護府建置與移徙。此外，還有何天明的《唐代單于大都護府探討》，王北辰的《內蒙古后套平原的幾個歷史地理問題——兼考唐西受降城》，李大龍的《有關唐安北都護府的幾個問題》，李宗俊的《唐代安北單于二都護府再考》，樊文禮的《唐代單于都護府考論》，宋秀英、龍木《唐代單于都護府的幾個問題》，王世麗、王世偉《突厥的叛亂與安北都護府南遷》，А·А·科瓦列夫、Д·額爾德涅巴特爾的《蒙古國南戈壁省西夏長城與漢受降城有關問題的再探討》等。這些學者，都是依據有關文獻和考古資料對唐代北疆都護府遷徙、更名及其所統管的府州進行了研究探討。

三、 遼、金時期古城遺址及相關的研究文獻

遼、金政權都是由北方少數民族建立的，為了不斷鞏固其政權，出于軍事防御和控制的需要，修筑了城市。遼金兩朝對于城市的修筑十分重視，至今為止，考古工作者在內蒙古地區已經發現了幾十座遼金時期的城市遺址。遼金城址不僅數量多，而且，在城址建筑上，也非常具有特色。隨著與內地交往愈來愈密切，在城市的管理方式和建筑上，很大程度上受到漢族文化的影響，其建筑既有本民族的特點，也具有漢族建筑的特點。這一時期古城遺址主要有：遼上京、遼中京、豐州、慶州、懷州、黑水城等等。對這一時期的研究，從文獻內容來看，主要反映在以下幾個方面：

1、對遼上京的研究

遼上京是契丹族在遼西地區建立的都城，是遼王朝的大本營，在當時邊防中，起著戰略后方和軍事協調中心的作用。對于遼上京遺址的研究，主要依據考古資料和相關的文獻進行。清代道光年間，學者張穆在勘查巴林左旗山川水系時，重新發現了遼上京城址，并在其《蒙古游牧記》中加以敘述，20世紀初外國考古學者先后對遼上京進行了考察，1922年，法國天主教神甫閔宣化在參考相關文獻和總結前人的研究成果上，撰寫了《東蒙古遼代舊城探考記》一文，指出“波羅城”就是遼代上京故城。建國后，我國學者主要在以下幾個方面對遼上京進行研究：

（1）地理位置、城市布局的研究。這方面的論著有：張郁的《遼上京城址勘察瑣議》，方志云《遼上京城建筑考》，董新林的《遼上京城址考古發掘和研究新識》，《遼上京城址的發現和研究述論》，徐蘋芳的《中國古代城市考古與古史研究》，葛華廷《遼上京臨潢府所臨之潢水考辨》，李作智的《論遼上京城的形制》和曹建華、金永田主編的《臨潢史跡》等，在這些論著中，都不同程度地研究了遼上京城的朝向、郛郭、形制等問題。

（2）古城興建的歷史背景、規劃思想及時代意義的研究。有田廣林的《遼朝上京的營建及其劃時代意義》、李冬楠的《遼代都城研究中的幾個問題》、馬鳳磊、青白音的《遼上京城的興建、布局及相關問題研究》、陳剛的《遼上京興建的歷史背景及其都城規劃思想》、賈鴻恩的《北朝大遼國京都與城鎮的營建在北方民族發展史上的重要作用》等論著，這些論著從契丹族發展過程、社會環境以及遼上京的地理位置等方面，論述了遼上京興建的歷史背景、規劃思想、時代意義以及在北方民族發展史上的重要作用。

2、對遼、金時期多個城市進行的研究

有王德忠的《論遼朝五京的城市功能》，諸葛凈的《論遼之京城體系》等，都是從社會背景和五京所處的地理位置，以及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論述了五京不同的功能，以及與遼王朝政治體制和社會經濟發展進程的緊密關系。

畢顯忠的《內蒙古東南部遼代城址分類舉例》，項春松的《內蒙古赤峰地區遼代中小城鎮的發現與研究》，王禹浪的《東北遼代古城研究匯編》，韓茂莉的《遼代西拉木倫河流域聚落分布與環境選擇》以及臺灣學者王明蓀的《論內蒙古遼代之古城》等，都是從地域性出發，來研究遼代古城的分布特點，以及城址概貌。

賈洲杰的《內蒙古林東北山坡遼代遺址的性質問題》、《遼金元時代內蒙古地區的城市和城市經濟》，李逸友的《遼代城市和民用建筑》，項春松的《遼國城鎮聚落形態研究》，朱士光的《有關遼王朝歷史、文化、都城問題之管見》，劉慶柱的《古代城都研究的重要性與遼上京在中國古都的地位》，賈鴻恩的《北朝大遼國京都與城鎮的營建在北方民族發展史上的重要作用》、吳敬的《遼金都城防御特點地對比研究》等論著，則是從城址的性質、社會經濟生活、社會影響、歷史作用以及軍事特點等方面對城址進行了研究。

3、城市制度的研究

遼、金時期的城市制度是非常有特點的，它既繼承了漢、唐制度，又具有本民族的特色。與之相關的研究文獻有：李逸友的《遼代城郭營建制度初探》，王睿的《遼代都城制度研究》，楊寬的《中國古代都城制度史研究》和郝紅暖、吳宏岐的《遼、西夏、金都城建設對中原制度的模仿與創新——兼論唐、宋都城制度對少數民族都城之影響途徑》等。

4、陵墓和佛塔的研究

陵墓和佛塔是遼代城市建筑中的重要組成部分，因而，在遼代城址研究中，陵墓、佛塔以及出土的文物也是其重要的研究內容之一。涉及這方面的研究文獻很多，如：何天明的《佛教與遼上京的南、北塔》，清格勒的《遼慶州白塔塔身嵌飾的兩件紀年銘文銅鏡》，張漢君的《遼慶州釋迦佛舍利塔營造歷史及其建筑構制》，李文智、張松柏的《慶州白塔與遼代佛教藝術》，德新等人的《內蒙古巴林右旗慶州白塔發現遼代佛教文物》，邱瑞中的《遼慶州白塔佛教文物安置規矩與建塔緣起考》，計連成的《遼慶州釋迦佛舍利塔》，烏力吉德力根的《內蒙古巴林右旗遼慶州釋迦佛舍利塔發現釋迦佛坐像》，田廣林、崔振嵐的《赤峰地區遼陵述論》，王鵬瑞的《遼慶陵四季山水壁畫及其美術史意義》等。

5、遼中京、祖州、黑城等城址的研究

遼中京是遼代五京之一，建于遼王朝鼎盛時期，是遼代中、晚期政治文化中心。對于遼中京遺址的研究，也同遼上京一樣，法國的閔宣化和日本鳥居龍藏夫婦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都對其進行過調查研究。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內蒙古文物工作隊的李逸友、張郁等人，也對其進行了調查，并發表《內蒙古寧城縣（遼代）古城址調查》等論著。20世紀90年代后，我國多位學者對其進行研究，發表論著多篇。主要有：李義、胡廷榮的《遼中京大定府別稱白霫考略》，王宏北、樹林娜的《遼代中京大定府述略》，譚其驤的《遼后期遷都中京考實》等。

遼祖州是大遼皇族契丹人的發祥地，也是遼太祖耶律阿保機及其先人的埋葬地。在遼祖州內城的西部區，有一座建在高臺上的神奇石房子。對于這個石房子的用途，給后人留下了無窮想象。因此，學者對遼祖州的研究，大多集中在祖州遺址和石房子用途上。主要文獻有：占·達木林斯榮《遼祖州遺址考疑》、《遼祖州考》，金永田《遼祖州“軍”號及附近部分山名考》，陸思賢、李迪的《遼代祖州“石房子”考》，還有陳永志、葛華廷、王襄平、張松柏、馮雷等人對“石房子”的考證和研究。

黑城是西夏王朝的都城，是西夏政治、經濟、文化的中心，在西夏歷史上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20世紀初，俄國科茲洛夫和英國斯坦因在黑城發掘出大量的西夏文獻，并將文獻運往國外。新中國成立后，我國政府重新對黑城遺址進行了發掘，出土了大量文物和文獻，并每年舉行有關黑城研究的國際研討會，對這些文物和文獻進行研究，使黑城文物和文獻的研究日益深入，逐漸形成了一門專門學科“黑城學”。“黑城學”研究文獻非常之多，涉及的內容也非常之廣。主要有：（1）考古發現及文物的研究。有郭治中、李逸友的《內蒙古黑城考古發掘紀要》，石坤的《斯坦因喀拉浩特遺址所發掘諸廢墟及其出土文物對應關系研究》等。（2）古城興廢的年代及其歷史文化、經濟等方面的研究。有楊滿忠的《黑水古城及其歷史文化特點》，陳炳應、梁松濤的《黑水城廢棄的時間及原因新探》。（3）出土文獻的研究。有陳瑞青《開創黑水城宋代文獻研究的新局面》，張玉珍《從黑城出土文書看元代貨幣制度》等等。

對遼代豐州城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城址、天德軍和萬部華嚴經塔上。在曹峰的《遼代“豐州”芻議》一文中，利用相關文獻對其城址進行了考證。李逸友的《<遼史>豐州天德軍條證誤》，樊文禮的《遼代的豐州、天德軍和西南面招討司》、《遼天德軍地理位置考》等論著，是通過豐州、天德軍和西南面招討司之間的關系，來研究天德軍及天德軍的地理位置。李逸友的《呼和浩特市萬部華嚴經塔的金代碑銘》，巴圖爾·阿拉木斯的《契丹古塔之謎》和朱希元的《內蒙古呼和浩特市的兩座塔》等論著，是利用歷史文獻對萬部華嚴經塔及其金代碑銘進行研究。巴圖爾的《萬部華嚴經塔》，張漢君的《遼代萬部華嚴經塔磚構斗栱——兼探遼代仿木磚構斗栱構制的時代特征》、《遼萬部華嚴經塔建筑構造及結構規制初探》，是從建筑構造、建筑藝術等方面對萬部華嚴經塔進行研究。

還有一些對其它城址進行研究的文獻。如郝維彬的《遼代龍化州調查記》，韓仁信、青格勒的《遼懷州城址出土窖藏陶器》，苗潤華、張松柏的《遼懷州磴磴山寺廟遺址調查》，特木爾《金代舊桓州城址考略》等等。

此外，還有一些以時代為限，對內蒙古城址進行綜述的文獻。如：王明蓀《東北內蒙地區金代之政區及其城市發展》，林秀貞《東北地區金代城市的類型》、李健才《東北地區金代古城的調查研究》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