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 頁 從“延安作風”打敗“西安作風”看黨以偉大自我革命 引領偉大社會革命
放眼人類政治文明史，沒有哪一個政黨像中國共產黨一樣，持續(xù)百年堅持不懈抓一件事——黨性黨風黨紀建設。延安13年，黨養(yǎng)成了一種新的風氣——“延安作風”，并用“延安作風”打敗了“西安作風”，成為黨自身建設史上的一座光輝里程碑。值此全黨開展黨紀學習教育之際，重溫那段歷史、獲得啟示思考，為我們學史明理、以史學紀提供了生動教材。
“一席百元”與“一盆雞湯”的天壤之別
1940年抗日戰(zhàn)火正酣之際，愛國華僑陳嘉庚率團回國慰問。一到重慶，就聽說國民政府撥?？?萬元，預訂了重慶所有知名旅館的一、二等房間用于接待，陳嘉庚不禁愕然。面見蔣介石時，繁文縟節(jié)、等級森嚴，讓陳嘉庚感到“蔣介石好象（像）皇帝”。在與國民黨軍政要員接觸中，陳嘉庚也深感他們作風奢靡，后在回憶錄中寫道：“重慶雖在戰(zhàn)時，而奢侈應酬頗熱鬧，每席有至百元者”，并有同行者“自元月間到渝，至三月末與余同寓為止，計六十馀（余）天，無日不被人招宴，常有一日兩次者”。而重慶此時的社會風氣，亦上行下效，“行政官可私設營業(yè)，監(jiān)察院不負責任”；政府辦事機關“各處辦事員多者百余人，少者數十人，月費各以萬計，不知所干何事”；“男長衣馬褂，滿清服制仍存，女則唇紅口丹，旗袍高跟染紅指甲”；“路燈日不禁止，管理乏精神。公共汽客車、人力車污穢不堪入目”。
到延安后，陳嘉庚的感受卻截然不同。他看到毛澤東拿一罐英國煙待客，卻坦言：“我每個月的薪俸有限，不配抽這樣名貴的香煙，這一罐是美國華僑司徒美堂送的?！庇幸淮?，毛澤東一根煙抽過一半時，恰好有客求見，卻舍不得把半截煙丟掉，只是掐了煙頭去見客，回來又把半截煙蒂抽完。毛澤東請陳嘉庚吃飯，就是在窯洞外的露天院子里，將一個陳舊的圓桌面放到方桌上，用4張白紙代替桌布，一陣風吹來，還把“桌布”吹走了。吃的是白菜、咸飯，只是特地上了一盆雞湯。毛澤東笑談：“我沒有錢買雞，這只雞是鄰居老大娘知道我有遠客，送給我的。”陳嘉庚還看到八路軍總司令部官兵伙食一致，人人自己打飯、找座位。一次朱德開飯遲到了，就自己打了飯與戰(zhàn)士們擠在一桌，狼吞虎咽吃了個飽。他又聽說延安干部“貪污五十元者革職，五百元者槍斃”，不禁與國民黨內“污吏盡人都知”形成鮮明對比。
在延安等地數日，陳嘉庚深切感受到優(yōu)良黨風黨紀對政風民風所起到的引領作用：共產黨帶領陜北群眾創(chuàng)設工廠、改良水利、整頓交通、興辦學校，在產業(yè)發(fā)展的帶動下“物產升價”“甚益農業(yè)”，社會風氣也為之一新，“民生安定，工作勤奮，風化誠樸，教育振興，男女有序”。共產黨與國民黨兩黨作風紀律及其所產生影響的霄壤之別，讓陳嘉庚斷定“國民黨蔣政府必敗，延安共產黨必勝”。
“延安作風”與“進京趕考”的承前啟后
1940年的一天，毛澤東要從楊家?guī)X去延河對岸的馬列學院作報告。時值困難時期，學院無車無馬，四五公里路，學院領導只能派干部“陪主席走走”。迎接的同志剛走到一半，就遇到了匆匆趕來的毛澤東，毛澤東搶先問他們：“你們4個風風火火的，要干么子去？”有同志回答：“學院領導派我們來接主席。我們來晚了，很不像話?！泵珴蓶|揚起手來搖了搖，說：“這樣做有點不好，一個人作報告要4個人接，要不得！要不得！”他又環(huán)顧了一下四周，很認真地說：“哦，4個人，轎子呢？你們不是抬轎子來接我呀？下回呀，跟你們領導說，再加4個人，來個八抬大轎，又體面，又威風。要是還有人，再來幾個鳴鑼開道的，派幾個搖旗吶喊的，你們說好不好？”迎接的干部聽完都笑了，毛澤東也笑了，一個勁兒搖手說：“那才不像話嘛，對不對？皇帝出朝，要乘龍車鳳輦；官僚出閣，要坐八抬大轎，前簇后擁，浩浩蕩蕩，擺威風。我們是共產黨人，是講革命的，要革皇帝官僚的命，把舊世界打它個落花流水。我們既要革命，既要和舊的制度決裂，就萬萬不能沾染官僚習氣。我們要養(yǎng)成一種新的風氣，‘延安作風’。我們用‘延安作風’打敗‘西安作風’?！闭勑﹂g，作出了示范、立下了規(guī)矩。
“子帥以正，孰敢不正？”正是在優(yōu)良黨風黨紀的帶動下，當時的延安“一沒有貪官污吏，二沒有土豪劣紳，三沒有賭博，四沒有娼妓，五沒有小老婆，六沒有叫化子，七沒有結黨營私之徒，八沒有萎靡不振之氣，九沒有人吃摩擦飯，十沒有人發(fā)國難財”，社會風氣積極向上，干部群眾心醇氣和，邊區(qū)建設蒸蒸日上。1944年7月，美國外交官謝偉思到達延安6天后，就向美國國務院報告，“當國民黨已喪失了它早期的革命性，并隨著這一喪失而呈現四分五裂的時候，共產黨由于必須繼續(xù)奮斗而保持了其革命性”。
當年的這份報告，沒有引起美國國務院的重視，但歷史卻驗證了謝偉思的慧眼獨具。僅僅幾年后，“保持了其革命性”的中國共產黨就取得了解放戰(zhàn)爭的決定性勝利。面對即將掌握全國政權、建立新中國這一重大歷史轉折，在黨的七屆二中全會上，毛澤東告誡全黨：“如果國家，主要的就是人民解放軍和我們的黨腐化下去，無產階級不能掌握住這個國家政權，那還是有問題的?！睍h結束10天后，毛澤東率領中央機關離開西柏坡，向北平進發(fā)。臨行前，毛澤東說，我們決不當李自成，我們都希望考個好成績。
堅持以偉大自我革命引領偉大社會革命
新中國成立75年，中國共產黨人“趕考”一直在路上。新時代“趕考”路上，“延安作風”歷久彌新。經過不懈努力，黨找到了自我革命這一跳出治亂興衰歷史周期率的第二個答案。“向后看是為了向前看”。從“延安作風”打敗“西安作風”的鮮活歷史中，可以探尋出對黨的自我革命的規(guī)律性認識，這為我們開展好黨紀學習教育，自覺學紀、知紀、明紀、守紀提供了有益助力。
紀律是管黨治黨的“戒尺”，也是黨員干部約束自身行為的標準和遵循。以偉大自我革命引領偉大社會革命，不能減“全面從嚴治黨”力度。一百多年來，我們黨外靠發(fā)展人民民主、接受人民監(jiān)督，內靠全面從嚴治黨、推進自我革命，勇于堅持真理、修正錯誤，勇于刀刃向內、刮骨療毒，保證了黨長盛不衰、不斷發(fā)展壯大。加強紀律建設是全面從嚴治黨的治本之策。延安黃克功案，毛澤東寫信給該案審判長雷經天：“共產黨與紅軍，對于自己的黨員與紅軍成員不能不執(zhí)行比較一般平民更加嚴格的紀律?！绷暯娇倳浿赋?，“當年毛澤東同志等老一輩革命家在延安，住窯洞、吃粗糧、穿布衣，用‘延安作風’打敗了‘西安作風’。全黨同志要把老一輩革命家和共產黨人留下的光榮傳統(tǒng)和優(yōu)良作風傳承好發(fā)揚好，勇于推進黨的自我革命，堅定不移推進全面從嚴治黨”。新征程上，就是要把紀律建設擺在更加突出位置，黨規(guī)制定、黨紀教育、執(zhí)紀監(jiān)督，全過程都要貫徹嚴的要求，既讓鐵紀“長牙”、發(fā)威，又讓干部重視、警醒、知止，使全黨形成遵規(guī)守紀的高度自覺。要通過黨紀學習教育，使廣大黨員干部進一步強化紀律意識，加強自我約束，增強政治定力、紀律定力、道德定力、抵腐定力，始終做到忠誠干凈擔當。
嚴肅黨內政治生活、凈化黨內政治生態(tài)，是我們黨實現自我凈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重要途徑。以偉大自我革命引領偉大社會革命，不能壞“山清水秀”政風。延安時期，不管是民主人士還是西方記者，來到延安對共產黨人的印象普遍都是衣著樸素、吃住簡單，作風民主、風清氣正，黨的高級干部“樸實穩(wěn)重”“厚重溫文”，黨員干部之間清清爽爽、團結一心，帶動著整個延安“在街上絕對沒有看見過一個面帶煙容而頹唐的人”。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把嚴肅黨內政治生活、凈化黨內政治生態(tài)擺在更加突出的位置來抓，大力整治形式主義、官僚主義、享樂主義和奢靡之風，堅決反對特權思想和特權現象，嚴肅查處黨員干部違紀違法問題，堅定不移懲治腐敗，不斷扎緊制度籠子，政治生態(tài)煥然一新，黨風政風軍風民風為之一振。新征程上，要堅持激濁和揚清并舉，嚴明政治紀律和政治規(guī)矩，嚴肅黨內政治生活，破“潛規(guī)則”，立“明規(guī)矩”，推動形成清清爽爽的同志關系、規(guī)規(guī)矩矩的上下級關系，以政治生態(tài)的“山清水秀”，促使廣大黨員干部心往一處想、勁往一處使，在黨的旗幟下團結成“一塊堅硬的鋼鐵”。
黨的根基在人民、血脈在人民、力量在人民。以偉大自我革命引領偉大社會革命，不能忘“人民的勤務員”身份。延安時期，全黨上下“只見公仆不見官”。曾長期在陜甘工作的習仲勛就說，“我自己是一個共產黨員，是一個普通的為人民辦事的勤務員”。人民的勤務員，就是一刻也不脫離群眾，一切從人民的利益出發(fā)。1939年，黨中央批準籌建中央醫(yī)院。最初，醫(yī)院定名為“中央干部醫(yī)院”，毛澤東聽后不太同意，說：“叫‘干部醫(yī)院’，那老百姓有病看不看呢？還是叫‘中央醫(yī)院’好，面向延安和邊區(qū)黨政軍民，為群眾服務?！绷暯娇倳浿赋觯骸拔覀凕h之所以能夠取得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帶領人民建立了新中國，原因有很多條，其中重要一條是我們黨始終保持同人民群眾的血肉聯(lián)系，最終‘用延安作風打敗西安作風’?！睆膶毸降介L安街，中國共產黨人所處的環(huán)境變了，但老一輩革命家與新時代人民領袖對黨員的身份定位永遠不變。2013年11月3日，湖南十八洞村，苗族大媽石拔三沒認出前來看望自己的是習近平總書記。她客氣地問：“怎么稱呼您？”總書記微笑著作自我介紹：“我是人民的勤務員?！毙抡鞒躺?，脫離群眾的危險還在?！八奢d舟，亦可覆舟”。古代封建王朝敗國喪家、國民黨反動統(tǒng)治敗走臺灣、社會主義蘇聯(lián)亡黨亡國，哪一個不是因為失去了人民的擁護和支持，中國共產黨人必須警鐘長鳴！
（作者為路軍，系中共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第七研究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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