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方志起源于《越絕書》《吳越春秋》《華陽國志》說
關于方志的起源,還有多家提及《越絕書》《吳越春秋》以及《華陽國志》等。自清人畢沅在乾隆《醴泉縣志·序》中提出“一方之志,始于《越絕》”之說后,后來許多方志學家遂相沿其說。當前方志學界亦有人把它稱為現存之最早方志。
后世言及方志與《越絕書》《吳越春秋》《華陽國志》之間關系者,有以下諸家:
清洪亮吉云:“一方之志,始于《越絕》,后有常璩《華陽國志》。”[17]清廖寅曰:“唐以前方志存者甚少,惟《三輔黃圖》及晉常璩《華陽國志》最古。”[18]近人傅振倫稱:“《越絕》《華陽》二書,皆為方志之類,率述一地偏霸歷史沿革,及其掌故、風土、人物。自古志逸,而此遂為地方志之所自昉。”[19]李泰棻言:“志即史也。故如《吳越春秋》《越絕書》以及未能傳世之百二十國寶書等,皆可稱為方志。然最古以志名書者,首推常璩《華陽國志》。”[20]范文瀾亦認為:“東漢會稽郡人趙曄著《吳越春秋》,又有無名氏著《越絕書》。兩書專記本地典故,開方志之先例。”[21]
當代學者認為,諸家之說,都只說明《越絕書》《吳越春秋》和《華陽國志》,或為方志之始,或乃最古之方志,或系方志所自昉或開方志之先例,并未涉及方志源頭問題,故不能據以將此三書看作方志淵源所自。[22]
六、方志多源說
除方志起源于某部典籍之外,還有方志多源說。這種觀點認為,《周官》《禹貢》和《山海經》都同方志有淵源關系,其中的某些部分均是方志的源頭。至于《越絕書》及《華陽國志》,則已是方志的發端或雛形。[23]元代張鉉在至正《金陵新志·修志本末》中言:“古者九州有志尚矣,《書》存《禹貢》,周記職方,春秋諸侯有國史,漢以來郡國有圖志。”《四庫全書總目》則總結說:“古之地志載方域、山川、風俗、物產而已,其書今不可見。然《禹貢》《周禮·職方氏》,其大較矣。《元和郡縣志》頗涉古跡,蓋用《山海經》例。《太平寰宇記》增以人物,又偶及藝文,于是為州縣志書之濫觴。”各家所言雖側重不盡相同,但是大都關注方志多源。
當代有學者認為,除《周官》《禹貢》和《山海經》外,從有關古籍和另外一些記載來考察,尚可覓得方志的其他一些源頭。《大元大一統志·序》稱:“九州之志,謂之《九丘》,周官小史掌邦國之志,外史掌四方之志,志之由來尚矣。”[24]《九丘》成書甚早,在《左傳》以前,即已流傳,其內容又涉及“九州所有”“土地所生”“風氣所宜”,故亦屬地志之類,而且后世修志者在探索方志淵源時,已語及此書。所以,《九丘》亦可列作方志源頭之一。后世方志同古輿圖也有淵源關系。清人畢沅考證:“《山海經·五藏山經》三十四篇,古者土地之圖。”[25]他又說:“《山海經》有古圖。”[26]此說如確,則古《山海經》也是地圖,至少是以圖為主,文字不過是附圖的說明,后經演變,圖漸亡佚,而存說明,乃成為后來傳世的《山海經》。近人王以中更進而據此認為,《山海經》是中國最古地圖之殘跡,并且斷定今本《山海經》是古《山海經》亡圖而殘存的文字說明,而這類文字說明,又是后世方志的淵源所在。以上論述如果確能成立,則包括《山海經》在內的古輿圖也應是方志的一個源頭。總之,從上述多方面的種種情況看來,方志源頭較多,不僅有《周官》《禹貢》《山海經》,還有《九丘》之書和古輿圖等等。這還只是就已知的情況而言,如果進一步廣泛深入考察,或者還可找到如民間傳說等一類的來源。
持此觀點者進一步認為,任何事物都有發生、發展、成熟的過程。處于萌芽時期的志書同古史書、古地理書、古地圖之間,并不是區分得很清楚,也很難劃分出一條清晰的界線。一方面,在漫長的歷史長河中,方志從萌生之期起,就從其他眾多的相關學科中汲取了大量的營養,按照人們社會實踐的需要,不斷地充實、完善自己,而逐漸演進成現今這種形式的志書。另一方面,其他與方志親緣關系較近的相關學科也按照自身的軌道而繁衍成各自的學科體系,并反過來又為方志學科理論和修志實踐提供營養和借鑒。因此,方志起源的多源性和源遠性是中國方志起源的兩個顯著和基本的特征。[27]
五、方志起源于《越絕書》《吳越春秋》《華陽國志》說
關于方志的起源,還有多家提及《越絕書》《吳越春秋》以及《華陽國志》等。自清人畢沅在乾隆《醴泉縣志·序》中提出“一方之志,始于《越絕》”之說后,后來許多方志學家遂相沿其說。當前方志學界亦有人把它稱為現存之最早方志。
后世言及方志與《越絕書》《吳越春秋》《華陽國志》之間關系者,有以下諸家:
清洪亮吉云:“一方之志,始于《越絕》,后有常璩《華陽國志》。”[17]清廖寅曰:“唐以前方志存者甚少,惟《三輔黃圖》及晉常璩《華陽國志》最古。”[18]近人傅振倫稱:“《越絕》《華陽》二書,皆為方志之類,率述一地偏霸歷史沿革,及其掌故、風土、人物。自古志逸,而此遂為地方志之所自昉。”[19]李泰棻言:“志即史也。故如《吳越春秋》《越絕書》以及未能傳世之百二十國寶書等,皆可稱為方志。然最古以志名書者,首推常璩《華陽國志》。”[20]范文瀾亦認為:“東漢會稽郡人趙曄著《吳越春秋》,又有無名氏著《越絕書》。兩書專記本地典故,開方志之先例。”[21]
當代學者認為,諸家之說,都只說明《越絕書》《吳越春秋》和《華陽國志》,或為方志之始,或乃最古之方志,或系方志所自昉或開方志之先例,并未涉及方志源頭問題,故不能據以將此三書看作方志淵源所自。[22]
六、方志多源說
除方志起源于某部典籍之外,還有方志多源說。這種觀點認為,《周官》《禹貢》和《山海經》都同方志有淵源關系,其中的某些部分均是方志的源頭。至于《越絕書》及《華陽國志》,則已是方志的發端或雛形。[23]元代張鉉在至正《金陵新志·修志本末》中言:“古者九州有志尚矣,《書》存《禹貢》,周記職方,春秋諸侯有國史,漢以來郡國有圖志。”《四庫全書總目》則總結說:“古之地志載方域、山川、風俗、物產而已,其書今不可見。然《禹貢》《周禮·職方氏》,其大較矣。《元和郡縣志》頗涉古跡,蓋用《山海經》例。《太平寰宇記》增以人物,又偶及藝文,于是為州縣志書之濫觴。”各家所言雖側重不盡相同,但是大都關注方志多源。
當代有學者認為,除《周官》《禹貢》和《山海經》外,從有關古籍和另外一些記載來考察,尚可覓得方志的其他一些源頭。《大元大一統志·序》稱:“九州之志,謂之《九丘》,周官小史掌邦國之志,外史掌四方之志,志之由來尚矣。”[24]《九丘》成書甚早,在《左傳》以前,即已流傳,其內容又涉及“九州所有”“土地所生”“風氣所宜”,故亦屬地志之類,而且后世修志者在探索方志淵源時,已語及此書。所以,《九丘》亦可列作方志源頭之一。后世方志同古輿圖也有淵源關系。清人畢沅考證:“《山海經·五藏山經》三十四篇,古者土地之圖。”[25]他又說:“《山海經》有古圖。”[26]此說如確,則古《山海經》也是地圖,至少是以圖為主,文字不過是附圖的說明,后經演變,圖漸亡佚,而存說明,乃成為后來傳世的《山海經》。近人王以中更進而據此認為,《山海經》是中國最古地圖之殘跡,并且斷定今本《山海經》是古《山海經》亡圖而殘存的文字說明,而這類文字說明,又是后世方志的淵源所在。以上論述如果確能成立,則包括《山海經》在內的古輿圖也應是方志的一個源頭。總之,從上述多方面的種種情況看來,方志源頭較多,不僅有《周官》《禹貢》《山海經》,還有《九丘》之書和古輿圖等等。這還只是就已知的情況而言,如果進一步廣泛深入考察,或者還可找到如民間傳說等一類的來源。
持此觀點者進一步認為,任何事物都有發生、發展、成熟的過程。處于萌芽時期的志書同古史書、古地理書、古地圖之間,并不是區分得很清楚,也很難劃分出一條清晰的界線。一方面,在漫長的歷史長河中,方志從萌生之期起,就從其他眾多的相關學科中汲取了大量的營養,按照人們社會實踐的需要,不斷地充實、完善自己,而逐漸演進成現今這種形式的志書。另一方面,其他與方志親緣關系較近的相關學科也按照自身的軌道而繁衍成各自的學科體系,并反過來又為方志學科理論和修志實踐提供營養和借鑒。因此,方志起源的多源性和源遠性是中國方志起源的兩個顯著和基本的特征。[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