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民國時期的年鑒
辛亥革命前后,東西方各種學說和出版物大量傳入中國,國內新思想活躍,學術活動增多。當時的知識分子紛紛仿效歐美研究社會的方法,調查社會,研究政經人文。年鑒這種新型書籍形式在中華大地上落地生根。
1913年,上海神舟編譯社出版《世界年鑒》。這是由中國人自己編纂出版的第一部具有現代性質的年鑒。該書于1912年7月開始編纂,12月31日出版,初版1萬冊,參加編輯的人員共69人。全書“沿東兩各國世界年鑒之例而作,惟于分類一端,則由同人自運匠心,妥為支配,期得綱舉目張之益,而收檢查便利之功”,“資料由編譯而成者約居十之七,其由直接調查而來者約居十之三”。[6]《世界年鑒》篇首收錄民國大總統袁世凱、副總統黎元洪題詞,國務總理趙秉鈞緒言,以及章太炎、王楫唐跋語,書名由程德全題署。地圖部分收錄各國旗章圖、各國元首寫真、世界新地圖、“中華民國”全圖。全書1300余頁,內容分為歲時類(歷法、天文、時鑒、叢錄)、地輿類(總部、地理、人文、叢錄)、國際類(總部、法制、交涉、叢錄)、政法類(總部、立法、行政、司法、叢錄)、教育類(總部、學校、圖書、叢錄)、軍警類(總部、陸軍、海軍、警務、叢錄)、經濟類(總部、歲入、歲出、金融、貨幣、叢錄)、農林類(總部、農事、農產、叢錄)、工商類(總部、工藝、商業、礦務、叢錄)、交通類(總部、郵政、電信、航業、鐵路、叢錄)、人事類(交際、攝生、家政、游戲、叢錄)、余錄類(民國元年民國大事記、民國元年外國大事記、世界現今偉人事略、民國現今偉人事略、補遺、增訂)12個大類。“大之憲章法典,小之名物象數,近之郡國州縣,遠之歐美非澳,凡一年內政治之陳跡、法制之變更、社會之進化、經濟之現象,靡不包舉無遺。”[7]《世界年鑒》博采國際國內各方面資料,結合國情分類編纂,并通過直接調查完善年鑒內容,在中國年鑒編纂發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為后來綜合年鑒的編纂提供許多有益的啟迪。如果說《新譯世界統計年鑒》是國人翻譯的成果,引進“年鑒”這一書籍概念,那么,《世界年鑒》則是與中國國情相結合的產物,標志著國人對“年鑒”的認識和編纂實踐已經提升到一個新的階段和水平。特別是由時任總統、副總統和國務總理親自題詞或作序,這在中外年鑒發展史上是極其罕見的。
20世紀初,創辦發行的年鑒還有1914年由基督教全國大會中華續行委辦會編制、由上海商務印書館印刷發行的《中華基督教會年鑒》,1916年江蘇教育學會編纂的《江蘇教育學會年鑒》等。
20世紀20年代,中國年鑒事業得到初步發展。年鑒編纂種類多樣,初具規模。從編纂類型上看,既有綜合性年鑒,又有專業性及統計性年鑒;既有國際性年鑒,又有全國性和地方性年鑒。從編纂內容和方法上看,既有翻譯、摘編的內容和實地調查采訪資料,又有地圖、大事記、表格、附錄等多種體裁形式。從編纂主體看,既有外交部、市政府等官方機構,又有商務印書館、銀行周報社、新亞書店等新聞出版單位,還有年鑒是個人主編。特別值得一提的是,許多年鑒的編纂手法在中國年鑒編纂發展史上具有開創意義,如《世界年鑒》彩色地圖的運用,《中國年鑒》總目、細目的設計方法,等等。其中,1924年上海商務印書館編輯發行的《中國年鑒(第一回)》,可謂是第一部由中國人編纂的全面反映中國國情的綜合年鑒。該年鑒卷首附有五表,即“中華民國十二年陰陽歷對照表”“中華民國十三年陰陽歷對照表”“最近二百八十年中東西三歷合表”“五千年間星期檢查表”“中外度量衡比較表”,分土地人口(土地、人口)、政治軍事(憲法、國會、官制、司法、外交、陸軍、海軍)、財政金融(財政、鹽務、貨幣、銀行)、交通水利(鐵路、電政、郵政、航務、航空、治水及筑港)、農工商業(農業、林業、漁牧、礦業、工業、商會、公司、外國貿易、度量衡)、教育宗教(教育、宗教)6大部類,后列20年來中國大事記和附錄。《中國年鑒》的框架結構為民國時期各地編纂綜合年鑒時所經常借鑒。
進入20世紀30年代,中國年鑒事業出現一個高潮,有人稱為短暫的“年鑒熱”。1930—1949年,編輯出版百余種年鑒。
民國時期出版的年鑒,有如下幾個特點:
1.數量種類可觀
據《民國時期總書目》統計,民國時期共出版各類年鑒280余種[8]。這在戰事頻繁、經濟凋敝、文化落后的時期,實屬不易。年鑒類型大致齊備,其中尤以地方性和專業性的年鑒為多。但出版年鑒的地區分布并不平衡,最多的屬廣州市,1928年該市出版《廣州衛生年鑒》,1929年出版《廣州統計年鑒》,1932—1933年出版《廣州商業年鑒》,1947年在繼續出版商業年鑒的同時,又出版《廣州商場年鑒》和《廣州工商年鑒》。江西和江蘇等省出現《贛縣年鑒》《無錫年鑒》《無錫縣公安局年鑒》《吳縣工運年鑒》這樣的縣級年鑒。而這一時期,部分省區未見年鑒出版的記載。
2.存續時間普遍較短
這280余種年鑒,80%以上只出版一二回(部),曇花一現,壽命普遍不長,有的兩回之間間隔長達10年以上。堅持連續出版三回以上的為數甚少,僅有《申報年鑒》《中國經濟年鑒》《全國銀行年鑒》《世界年鑒》《國民政府年鑒》《內政年鑒》《財政年鑒》《中國年鑒(英文)》《世界知識年鑒》《江蘇教育會年鑒》《上海市年鑒》《廣西年鑒》《湖南政治年鑒》(后改名為《湖南年鑒》)等,其中,連續出版時間最長的為《申報年鑒》和《中國經濟年鑒》。
3.文獻資料彌足珍貴
民國時期編纂出版的年鑒,盡管存續時間普遍較短,內容篇幅大小不一,編纂質量參差不齊,但保留大量有價值的珍貴史料。當時的各種年鑒,除詳細載錄有關時事資訊外,還通過實地調查采訪,收錄大量采訪冊、調查報告和統計資料,許多年鑒內容大多以調查統計資料為主。特別是部分年鑒連續出版時間相對較長、篇幅相對較大,更為后來的專題研究提供彌足珍貴的逐年可比歷史資料。當時還有一些偽滿洲國和為日本侵略者服務編輯的年鑒,盡管立場、觀點、方法都存在問題,但其中一些反映當時社會現實的資料、圖片及統計數字仍然是十分珍貴的。
二、民國時期的年鑒
辛亥革命前后,東西方各種學說和出版物大量傳入中國,國內新思想活躍,學術活動增多。當時的知識分子紛紛仿效歐美研究社會的方法,調查社會,研究政經人文。年鑒這種新型書籍形式在中華大地上落地生根。
1913年,上海神舟編譯社出版《世界年鑒》。這是由中國人自己編纂出版的第一部具有現代性質的年鑒。該書于1912年7月開始編纂,12月31日出版,初版1萬冊,參加編輯的人員共69人。全書“沿東兩各國世界年鑒之例而作,惟于分類一端,則由同人自運匠心,妥為支配,期得綱舉目張之益,而收檢查便利之功”,“資料由編譯而成者約居十之七,其由直接調查而來者約居十之三”。[6]《世界年鑒》篇首收錄民國大總統袁世凱、副總統黎元洪題詞,國務總理趙秉鈞緒言,以及章太炎、王楫唐跋語,書名由程德全題署。地圖部分收錄各國旗章圖、各國元首寫真、世界新地圖、“中華民國”全圖。全書1300余頁,內容分為歲時類(歷法、天文、時鑒、叢錄)、地輿類(總部、地理、人文、叢錄)、國際類(總部、法制、交涉、叢錄)、政法類(總部、立法、行政、司法、叢錄)、教育類(總部、學校、圖書、叢錄)、軍警類(總部、陸軍、海軍、警務、叢錄)、經濟類(總部、歲入、歲出、金融、貨幣、叢錄)、農林類(總部、農事、農產、叢錄)、工商類(總部、工藝、商業、礦務、叢錄)、交通類(總部、郵政、電信、航業、鐵路、叢錄)、人事類(交際、攝生、家政、游戲、叢錄)、余錄類(民國元年民國大事記、民國元年外國大事記、世界現今偉人事略、民國現今偉人事略、補遺、增訂)12個大類。“大之憲章法典,小之名物象數,近之郡國州縣,遠之歐美非澳,凡一年內政治之陳跡、法制之變更、社會之進化、經濟之現象,靡不包舉無遺。”[7]《世界年鑒》博采國際國內各方面資料,結合國情分類編纂,并通過直接調查完善年鑒內容,在中國年鑒編纂發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為后來綜合年鑒的編纂提供許多有益的啟迪。如果說《新譯世界統計年鑒》是國人翻譯的成果,引進“年鑒”這一書籍概念,那么,《世界年鑒》則是與中國國情相結合的產物,標志著國人對“年鑒”的認識和編纂實踐已經提升到一個新的階段和水平。特別是由時任總統、副總統和國務總理親自題詞或作序,這在中外年鑒發展史上是極其罕見的。
20世紀初,創辦發行的年鑒還有1914年由基督教全國大會中華續行委辦會編制、由上海商務印書館印刷發行的《中華基督教會年鑒》,1916年江蘇教育學會編纂的《江蘇教育學會年鑒》等。
20世紀20年代,中國年鑒事業得到初步發展。年鑒編纂種類多樣,初具規模。從編纂類型上看,既有綜合性年鑒,又有專業性及統計性年鑒;既有國際性年鑒,又有全國性和地方性年鑒。從編纂內容和方法上看,既有翻譯、摘編的內容和實地調查采訪資料,又有地圖、大事記、表格、附錄等多種體裁形式。從編纂主體看,既有外交部、市政府等官方機構,又有商務印書館、銀行周報社、新亞書店等新聞出版單位,還有年鑒是個人主編。特別值得一提的是,許多年鑒的編纂手法在中國年鑒編纂發展史上具有開創意義,如《世界年鑒》彩色地圖的運用,《中國年鑒》總目、細目的設計方法,等等。其中,1924年上海商務印書館編輯發行的《中國年鑒(第一回)》,可謂是第一部由中國人編纂的全面反映中國國情的綜合年鑒。該年鑒卷首附有五表,即“中華民國十二年陰陽歷對照表”“中華民國十三年陰陽歷對照表”“最近二百八十年中東西三歷合表”“五千年間星期檢查表”“中外度量衡比較表”,分土地人口(土地、人口)、政治軍事(憲法、國會、官制、司法、外交、陸軍、海軍)、財政金融(財政、鹽務、貨幣、銀行)、交通水利(鐵路、電政、郵政、航務、航空、治水及筑港)、農工商業(農業、林業、漁牧、礦業、工業、商會、公司、外國貿易、度量衡)、教育宗教(教育、宗教)6大部類,后列20年來中國大事記和附錄。《中國年鑒》的框架結構為民國時期各地編纂綜合年鑒時所經常借鑒。
進入20世紀30年代,中國年鑒事業出現一個高潮,有人稱為短暫的“年鑒熱”。1930—1949年,編輯出版百余種年鑒。
民國時期出版的年鑒,有如下幾個特點:
1.數量種類可觀
據《民國時期總書目》統計,民國時期共出版各類年鑒280余種[8]。這在戰事頻繁、經濟凋敝、文化落后的時期,實屬不易。年鑒類型大致齊備,其中尤以地方性和專業性的年鑒為多。但出版年鑒的地區分布并不平衡,最多的屬廣州市,1928年該市出版《廣州衛生年鑒》,1929年出版《廣州統計年鑒》,1932—1933年出版《廣州商業年鑒》,1947年在繼續出版商業年鑒的同時,又出版《廣州商場年鑒》和《廣州工商年鑒》。江西和江蘇等省出現《贛縣年鑒》《無錫年鑒》《無錫縣公安局年鑒》《吳縣工運年鑒》這樣的縣級年鑒。而這一時期,部分省區未見年鑒出版的記載。
2.存續時間普遍較短
這280余種年鑒,80%以上只出版一二回(部),曇花一現,壽命普遍不長,有的兩回之間間隔長達10年以上。堅持連續出版三回以上的為數甚少,僅有《申報年鑒》《中國經濟年鑒》《全國銀行年鑒》《世界年鑒》《國民政府年鑒》《內政年鑒》《財政年鑒》《中國年鑒(英文)》《世界知識年鑒》《江蘇教育會年鑒》《上海市年鑒》《廣西年鑒》《湖南政治年鑒》(后改名為《湖南年鑒》)等,其中,連續出版時間最長的為《申報年鑒》和《中國經濟年鑒》。
3.文獻資料彌足珍貴
民國時期編纂出版的年鑒,盡管存續時間普遍較短,內容篇幅大小不一,編纂質量參差不齊,但保留大量有價值的珍貴史料。當時的各種年鑒,除詳細載錄有關時事資訊外,還通過實地調查采訪,收錄大量采訪冊、調查報告和統計資料,許多年鑒內容大多以調查統計資料為主。特別是部分年鑒連續出版時間相對較長、篇幅相對較大,更為后來的專題研究提供彌足珍貴的逐年可比歷史資料。當時還有一些偽滿洲國和為日本侵略者服務編輯的年鑒,盡管立場、觀點、方法都存在問題,但其中一些反映當時社會現實的資料、圖片及統計數字仍然是十分珍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