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 頁 社會化、現代化、產業化 ——談方志編纂發展新趨勢
這里方志編纂屬廣義概念。它是指從地情信息到方志文本(含泛文本，如方志影視、光盤等)的整個生產過程。當代中國社會正處在一個偉大變革的時代。從80年代以來，尤其是從全國第二次地方志工作會議召開以來，隨著國家解放思想、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入和中國社會的迅速轉型，方志編纂事業已經發生和將繼續發生前所未有巨大變化。以社會學眼光去審視，這種巨大變化大致可概括為如下三個新趨勢。
一、社會化趨勢
方志編纂作為一種精神生產從來都是社會化的產物。只是由于時代和階級的局限，我國昔時方志編纂事業的社會化程度確實比較低。傳統方志編纂以封建地主階級思想為指導，只為統治階級中的少數人服務，結果嚴重脫離了社會。當年梁啟超在論及舊史書的時代局限性問題時就指出：“舊史中無論何體何家總不離貴族性，其讀客皆限于少數特別階級，或官閥階級，或知識階級。”(《中國歷史研究法·史之改造》)舊史書是如此，舊志書也同樣是如此。時至民國，由于受西學的影響，封建尊君思想被革除，民本思想被確認。稍有中國歷史長識的人都知道，在長達兩千多年的封建社會中，帝王君主享有至高無上的權力和尊嚴。在傳統地方志書中，凡圣旨、皇言、訓典、諭批必冠于卷首，且以大字書寫；凡皇帝名字，必須另起一行高出欄框等等。這些滲透著封建尊君意識的現象不僅在民國地方志書中看不見了，而且彼時方志學界還提出了方志必須平民化的主張。例如，有的學者說：“方志為平民之書”(曹錫?！钝蛾柨h志·例目》)。有的當代方志學者對于傳統方志編纂事業也曾作這樣評說：“雖說修志是中華民族優良的文化傳統，是伴隨著中華民族生生不息永不盡竭的光榮事業，但它一直被局限在士大夫階層之中，圈子很狹小，修的志書也主要是供掌權者使用，志書無法真正深入社會，深入民間”(山東省地方史志辦公室編《方志學基礎教程》第314頁，中華書局2000年版)。從新中國成立以來，尤其是從20世紀80年代以來，應該說新方志編纂事業在為人民服務和為社會主義服務這一文化發展總方針的指引下，在社會化方面已經取得了可喜的成績。其主要表現有這樣幾方面：其一，編纂思想已經由原來的“官本位”逐步轉化為“民本位”，即志書已經由原來為統治階級中的少數人服務擴大到為全社會各階層服務。其二，編纂工作機制已經由原來少數文人操辦的那種封閉型的案頭工作轉化為黨委領導、政府主持、編委會組織實施、專家參與、眾手成志這種開放型的新格局。其三，志書內容已經改變了原來那種“重人文輕經濟”和“重道輕藝”的傾向，全面系統地記載一個地方的自然環境和社會人文狀況，特別重視對經濟建設和社會發展的記述。其四，志書文本已由單一化變為多樣化，既有提高本又有普及本，既有紙型版又有電子版。
方志編纂事業和其他社會事業一樣，“只有那些和社會的要求保持活的聯系 的傾向，才能獲得輝煌的發展。凡是在生活的土壤中不生根的東西，就會是萎靡的、蒼白的，不但不能獲得歷史的意義，而且它的本身，由于社會沒有影響，也將是渺不足道的”(《車爾尼雪夫斯基論文學》上冊第543頁)。從80年代以來，尤其是從90年代后期以來，方志編纂和方志事業社會化問題已經被許多人們所關注。我們在方志編纂社會化方面雖已取得巨大成績，但仍存在著許多有待解決的問題，有待于進一步社會化。“現在的情況是，新志書出版后，基本上是在本地區、本系統內部運行，社會上和外地真正需要志書的人和單位，往往問津無路。即使有些志書進入市場，由于新志書部頭很大，一部縣、市志動輒百數十萬，甚至數百萬字，個人使用起來很不方便，價格又高，非一般人所能承受。這樣的志書雖然資料豐富，很有價值，可以放在圖書館、方志館供專家、學者以及一些因工作需要的同志查閱與研究，但要走進一般干部、群眾家，恐怕就難了。這在一定程度上制約了新編地方志社會效益的發揮。”(王忍之《新編中國優秀地方志簡本叢書·前言》)正有鑒于此，故李鐵映同志曾曾強調指出：“要把志書工作從以往的案頭工作發展成為適應新時代要求的社會服務工作。”(《在全國地方志獎頒獎大會上的講話》)為了進一步捉高方志編纂工作的社會化程度，我們必須遵循江澤民同志關于“三個代表”的重要指示，以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為出發點和歸宿，繼續在編纂思想社會化、編纂工作機制社會化、志書內容社會化和志書文本社會化諸方面下功夫，以滿足社會各階層讀者的不同需要。在方志編纂社會化方面，我們還任重道遠，還有許多新問題需要我們去研究。有一方志學者也這樣說道：“方志作為一門社會事業應該走社會化之路，解放思想，開拓社會化新思路，還有許多可做的事。”(張桂江著《地方志編纂與續修》第53頁，天馬圖書有限公司2000年版)整個方志事業是如此，方志編纂事業也是如此。
二、現代化趨勢
方志編纂現代化就是指方志編纂從傳統舊方式到當代新方式的轉換過程?，F代化作為中國的一個學術用語始見于20世紀初期。一百多年前康梁領導的維新運動，按其本來意義就是一次推動中國現代化的運動。胡適在30年代就曾指出這一點。他說：“三十年前，主張‘維新’的人，即是當日主張現代化的人。”(《建國問題引論》，見《獨立評論》第77號，1933年)到五四運動前后，中國知識分子開始比較明確地討論中國現代化的道路問題。只是當時的討論大都在中西文化比較層次上兜圈子，很少涉及到經濟和社會發展的根本問題。到了30年代，現代化一詞開始經常出現在報刊上，并成為輿論界的熱門話題。在這種社會背景下，當時梁啟超曾提出史學建設必須現代化的主張。他說：從前那種只供少數“貴族”使用的史書，“在前代或為其所甚需要。非此物以保社會之結合均衡，而吾族或早已潰滅。雖然，此種需要在今日早已過去……今之史家，當常念吾書之讀者與彼遷《記》、光《鑒》之讀者絕不同倫，而矢忠覃精以善為之地焉，其庶可以告無罪于天下也。”(《中國歷史研究法·史之改造》)民國余紹宋在論及重修浙江通志問題時也這樣說道：“身居現代，究非古人，現代科學既昌，安可不采用其方法與精神，而使記述合乎其原則；若仍因循舊格，又焉用此通志為耶!故今茲修志，必以史法為歸，以現代為準，無可訾議。”(《略評舊浙江通志兼述重修意見》)與清代相較，民國時期的方志編纂主要有以這樣幾點變化：其一，在編纂思想上徹底破除了尊君思想，并開始倡導民本思想。例如，方志學者甘鵬云說：“往日修志之于民事殊略：近日修志，應于民事加詳。民主國，民為重也。”(《方志商》)綜觀民國時期所編的志書，普遍增加了勞動就業、社會福利、方言、謠言、民歌、婚姻、喪葬等內容。這些內容都在一定程度上縮短了方志與人民的距離。其二，增大了經濟部類在志書中的比重。民國以前問世的志書皆重人文而輕經濟。經濟部類一般只占總篇幅的寸‘分之一，甚至不及。例如，明代《吳興備志》計設32卷，清代《云中郡志》計設14卷，其中經濟皆僅有一卷。民國期間方志界明確提出：“社會經濟，在今日應為全志之骨干。”(李泰菜《方志學》)因而經濟部類所占的比重明顯增加。一般政區總志其“經濟部類擴大到十分之二，多達十分之三、四。”(劉緯毅著《中國地方志》第130頁，新華出版社1991年版)例如，《察哈爾通志》計設28卷，其中經濟部類就占有11卷。其三，淘汰了封建迷信思想，增加了科學內容。民國以前的志書，對于列女節婦等內容必以相當篇幅予以宣揚，而民國問世的志書多數予以摒棄。即使沒有摒棄，其篇幅也大為縮小。民國以前的志書，一般都設有很不科學的“星次”、“分野”等類目。而民國時期的志書均以現代科學思想為指導，對地理、自然環境、自然資源等內容進行科學記述。其四，志書用語也有所現代化，一般志書行文都摒棄晦澀難懂的文言文，而主張用語大眾化。有的學者在論及志書用語問題時就這樣說道：“編纂用淺顯的文言，唯求詳實明達，加以新式標點，使一般公民皆能閱覽了解。”(《南康縣志·序》，轉引自劉緯毅著《中國地方志》第130頁)
從新中國成立以來，尤其是從20世紀肋年代以來，在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和鄧小平理論指導下，方志編纂事業也和當代中國的各行各業一樣都大講現代化，并在現代化方面取得了可喜成績。其主要表現大致有這樣幾方面：其一，方志編纂指導思想和編纂思想發生根本變化。從新中國成立以來，尤其是從80年代以來，在方志編纂指導思想和編纂思想方面已經摒棄了歷史唯心主義和形而上學思想，牢固確立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和鄧小平理論的指導地位，并從“官本位”逐步轉化為“民本位”。其二，志書內容日益大眾化。經濟建設和社會發展方面的內容明顯增加。其三，普遍以現代科學思想指導各項內容的編纂，即講究科學性，并力求體現客觀事物的發展規律。其四，志書用語一律摒棄文言文，而使用典范的語體文。其四，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已經有越來越多的修志單位把電腦技術引進方志編纂領域。有的新編志書不僅有紙質文本，而且還有方志影視和光盤等。有的地方還建立了以地方志書為核心內容的地情信息庫?！度珖胤街镜诙喂ぷ鲿h工作報告》曾明確指出：“現代化信息手段發展迅猛，要積極探索地方志工作與現代化信息手段接軌的途徑。”李鐵映同志在《全國地方志獎頒獎大會上的講話》中也指出：“要應用現代科技成果修志，除了出志書還可以出光盤，進行電腦聯網等。”其五，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在國家提高與普及相統一方針指引下，已經有越來越多多的修志單位編纂和出版了新志簡本。關于簡本的普及意義恰如王忍之同志所云：“原本與簡本，一繁一簡，各有側重。如果想簡明快捷，就讀簡本；如果想了解更詳細，、更系統的資料，請讀原志。兩者各有千秋，互存互補，互相輝映。由于簡志具有部頭不大、價格適當、信息密集、特色鮮明的優點，它可能會受到廣大讀者的歡迎”，“讓新編地方志走上一幫俺不、群眾的案頭、書架”(《新編中國優秀地方志簡本叢書。序》)。一些先行編纂和出版新志簡本的地方已經證明了這一點。
三、產業化趨勢
廣義的方志編纂可分為方志稿本和方志文本兩個生產領域。方志文本生產領域屬于書籍出版業范疇，很早就走上了自負盈虧的產業化道路。故此方面這里就無須贅言了。我國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長期實行的是單一的計劃經濟體制。在計劃經濟條件下，我們的方志稿本編纂工作當然屬事業性質。所謂事業性含兩個基本特征：一是具有公益性，即為國家創造或改善生產條件，為國民經濟、人民文化生活、增進福利等服務，不以為國家積累資金為直接目的。二是具有服務性，即既有“無償”的含義，也有不以營利為直接目的意思。概括地說，具有公益性和服務性，這就是傳統事業單位的基本特點。我國現有的各級和各類方志機構絕大部分屬事業單位。1985年頒布的《新編地方志工作暫行規定》也作這樣規定：省、市、縣三級政區均應“建立地方志編纂委員會，并設置相應的修志常設機構。常設機構應作廣為事業單位”。如果說事業性仍然是目前各級各類方志編纂機構的主要屬性，那么隨著市場經濟發展的不斷深入，我們各級各類方志編纂機構已經在一定程度上帶有產業性。這種產業性之所以會形成，首先是由全國文化部門和文化單位的屬性嬗變這一大背景所決定的。大家都知道，包括方志在內的文化事業在目前國民經濟的分類中屬于第三產業。把文化部門納入第三產業，實際上就是承認文化事業也能產生一定的經濟效益。目前我們國家對文化事業單位的財政管理分三種類型，一為全額撥款單位，二為差額撥款單位，三為自收自支單位。此種分類管理原則實際上也是以認定某些文化事業單位能產生一定的經濟效益為前提的。隨著國家機構改革的不斷深入，作為全額撥款單位的將會越來越少，作為差額撥款和自收自支單位的將會越來越多。其次，是由文化生產的本身性質所決定的。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其早期著作中就已經將生產這一概念用于文化和精神活動領域。例如，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就寫道：“宗教、家庭、國家、法律、道德、科學、藝術等等，都不過是生產的一些特殊的方式，并且受生產的普遍規律的支配。”(《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21頁)經驗常識也告訴人們，當代文化生產也具有一般物質生產的基本特征，即同樣存在著生產、交換、分配和消費四個基本環節。它既講投入，又講產出：既講社會效益，又講經濟效益，既要實現實物和價值補償，又要實現價值增值。第三，目前一般文化事業單位雖然不以營利為主要目的，但盈利問題并非無關緊要。因為經濟上的盈虧總是要制約著文化生產和事業本身的生存和發展。尤其是那些已經處于差額撥款和自收自支境地的文化事業單位，實際上也已經把盈利作為自己的主要目的。環視中華大地，許多文化部門和單位在實際上也已經完全是自主經營、自負盈虧、自我發展的文化企業。就目前方志系統來說，也已經出現了一些自主經營、自負盈虧、自我發展的單位，如方志出版社、鄭州方志書社等。
1992年開始的市場經濟大潮觸動所有中國人，也觸動方志編纂界。方志編纂機構舉辦經濟實體，方志工作者下海經商，方志刊物轉向刊登社會趣味文章等等。就目前我國方志事業的總體而言，我們一方面應該承認其主要屬性仍為事業性，但另一方面也應該看到作為次要屬性的產業性已經客觀地存在著，而且隨著國家改革開放和市場經濟發展的不斷深入，這種產業性還將會越來越明顯地凸現出來。有些志界同仁早在80年代末就發現了方志編纂事業將逐漸產業化的發展趨勢，所以彼時就有人撰文曰：“為開創方志工作的新局面，我們不妨提出‘以企養志’的大膽設想。”(詳見鄭玉民《以企養志搞活方志工作》，載鄭正西、周永光編《中國地方志爭鳴》，黃山書社1988年版)如果說這種設想在當時還僅是一種符合歷史發展趨勢的推測，那么時至今日，在有些地區的有些單位已經把這種推測逐步變成了現實。例如，山東省地方史志辦公室領導同志在總結近年工作經驗問題時就這樣寫道：“面對現狀，我們以鄧小平理論為指導，審時度勢，積極地倡導解放思想，更新觀念，轉變作風，走自我規劃、自我設計、自我發展的新路子……為拓寬舞臺，又陸續建立了山東大方實業公司、山東史志編印服務中心、山東年鑒廣告信息中心等服務經營型實體”(張守富《實施戰略戰術兩個三部曲，穩步跨入二十一世紀》，《中國地方志》1999年第1期)。在現階段，我們的方志編纂工作應該遵循既背靠政府又面向市場這一基本原則。只有背靠政府，我們方志編纂工作才可能把社會效益放在第一位；也只有既背靠政府又面向市場，我們方志編纂工作才可能贏得社會效益與經濟效益的有機統一。也就是說，由于種種原因，在現階段我們還不能把整個方志編纂工作推向市場，完全走自負盈虧的產業化道路。
綜上所述可知，我們的方志編纂工作已經出現了社會化、現代化和產業化趨勢。隨著我國市場經濟的不斷發展和文化機構改革的不斷深入，方志編纂工作的社會化、現代化和產業化程度必將會逐步提高。這里之所以如此斷言，主要基于這樣一個理由：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文化建設的一個顯著特征就是社會主義的文化精神同市場經濟的運作機制相統一，即既要發揮市場經濟的優勢實現經濟和整個物質文明的高度發展，又要體現社會主義的優勢實現高度的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從科學意義上說，這種統一就是要實現經濟與文化的一體化及其協調發展。在這種社會背景下，包括方志編纂在內的文化事業要不要面社會、面向市場、要不要走產業化道路?答案是肯定的。近十多年來，我們雖然在方志編纂社會化、現代化和產業化方面已經邁出了新的步伐，但仍然前程曲折、任重道遠，還需要我們去努力探索和開拓創新，以永葆方志編纂事業的勃勃生機。
摘自《內蒙古史志》2004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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