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幾年來,廣大修志工作者在實踐中總結出一條寶貴經驗:“邊修志,邊用志。”所謂的“邊修志,邊用志”,是指各級修志部門和修志工作者在修志實踐中,利用已經掌握的歷史、現實資料和取得的修志成果,為各級政府部門和社會各界提供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服務的工作方法。在新編地方志工作取得階段性成果,并逐步向新層次發展的關鍵時刻,有必要從理論上對這一問題進行探索,以使人們對其進一步加深認識,在實踐中得心應手地加以運用,取得更大的修志成果。
“邊修志,邊用志”,為何要用?
“邊修志,邊用志”,是各級修志部門和修志工作者從實踐中總結出來的經驗之談,它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是顯而易見的。為何要用?
一方面,“邊修志,邊用志”是修志規律的客觀要求。任何一種理論,都是實踐經驗的總結;任何一門學問,都要為現實的政治、經濟和文化服務。修志工種并不例外。如果有了完整的修志理論,而不用它來指導社會實踐,那么這種理論就是空中樓閣;整理、編修出來了大量的方志資料和書籍,而不把它推到社會上,那么這些東西再好也沒什么用。因而,修志工作就必須堅持“從實踐中來,到實踐中去”這一基本原理。修志規律告訴我們,盛世盛行修志,修志服務盛世。漢武帝時期、唐太宗時期和清康熙乾隆時期,社會相對進步,為修志創造了條件,而大量涌現的志書也為這些時期的封建統治者留下了天下大治的歷史記載。當前,國家進入了一個政治清明、經濟發展、文化繁榮的歷史新時期,黨中央十分重視修志事業,我們修志工作者為什么不把這一時期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宏偉歷史畫卷加以充分描述和展示,為什么不將厚重的修志成果奉獻給社會、奉獻給廣大人民群眾呢?修好志的同時用好志,既能有力地推動社會歷史進步,又能更好地促進修志事業的前進和發展。
另一方面,“邊修志,邊用志”是修志部門自身職責的客觀要求。眾所周知,“資政、存史、教育”,是志書的基本功能,而這幾個方面實際都是講的“用”。在我們國家,修志基本上是一種政府行為,修志部門也大都隸屬于政府機關。作為修志部門,不僅應當把“修志”作為自身的基本職責和要求,而且也應當把“用志”作為自身的基本職責和要求。只修不用,是不全面、不科學的,也是不符合我國修志工作實際情況的。事實上,改革開放以來,各級修志部門和修志工作都正是這樣做的。“邊修志,邊用志”是一條基本原則,我們一定要把握好,不能有任何偏差。當然,拿修志與用志相比,修志是主要的,起支配作用的,沒有修志就無所謂用志;但用志卻并非被動的,它與修志緊密聯系、相輔相成,能更好地為修志服務。作為修志部門和修志工作者,都要清晰地認識修志與用志的關系,認真負責地履行好自身的基本職責和義務。
同時,“邊修志,邊用志”又是提高修志工作地位,顯現修志工作作為的客觀要求。江澤民主席曾經說過:“修志工作是一項不容易引起重視的重要工作。”這句話,既談到了修志工作的重要性,又談到了修志工作的艱難性,可謂一語中的。仔細琢磨這句話,會有許多感慨和體會,而最為主要的一點就是修志工作必須顯示作為。修志工作不像確定大政方針、振興地方經濟、搞好安全生產和改善人民生活之類的事,容易見到直接效果,引起人們的關注,它的效益更多地體現在未來和長遠。因此,將修志與用志結合起來,提高地位、顯現作為,對于修志部門和修志工作者就顯得非常重要,也成為解決修志工作“不容易引起重視”問題的最好方法。在修志實踐中,不斷地運用所取得的成果,服務領導,服務群眾,服務社會,服務改革開放和經濟建設,不僅是必要的,而且是必須的。
“邊修志,邊用志”,何以為用?
“邊修志,邊用志”,這句話外延廣泛、內涵豐富,其要害在于“用”,而用的范圍非常之大。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各地各級的修志部門和廣大修志工作者都在這一方面進行了大量有益的探索和實踐,并且已經收到了明顯的效果。主要表現在以下方面:
利用已有的修志成果,為改革開放和經濟建設提供服務。搞改革,搞開放,建設現代化強國,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離不開國情、社情和地情,而古往今來的各級各類志書,正是國情、社情和地情的最好載體。地方志可以提供比較全面、準確和系統的歷史、現實資料,這些資料對于各地人民政府從實際出發搞好規劃,對于各級領導干部進行科學決策,無疑有著非常重要的價值和意義。《湖北省志·氣候志》編輯室提供的三峽河谷的歷史氣候資料,成為三峽河谷建成全國柑桔生產基地的重要科學依據。安徽省交通廳公路史志編纂室在編寫《安徽古代陸路》過程中,對全省古道、古橋、古渡進行全面調查,發現合(肥)浦(口)公路的部分路段偏離古道,里程、彎道和費用都大為增加;1985年經國務院批準新建312國道合寧段高等級公路時,有關部門即采納了他們的建議,選用古驛道走向的方案,縮短里程30公里,節約投資1.36億元。
利用已有的修志成果,為科學研究和資源開發提供依據。胡喬木同志說過:“地方志的價值,在于它能夠提供科學的資料。”由于地方志是一種官書,所以它記載的內容基本沒有什么人為制造的痕跡。可以這樣認為,在各種書籍中留下的可供研究的資料,無論是自然科學方面的,還是社會科學方面的,志書中最為完整、準確和詳細。對于這筆寶貴的資源和財富,理當進行合理的開采、挖掘和利用。北京天文臺曾經從眾多的古代志書中,摘錄出數百萬字的天文學資料,編輯成《中國天文資料匯編》一書。四川省溫江縣根據志書中“南郭溫泉”的記述,反復論證,打出川西平原第一井,填補了成都平原沒有溫泉的空白。黑龍江省雞東縣領導從縣志中查到大理石礦的資源記載,從而及時決策開采,一躍成為全國的百強縣。
利用已有的修志成果,為防止各類自然災害提供最直接的地情資料。我國地大物博、幅員遼闊,各種自然災害頻繁。在與大自然抗爭中,歷朝歷代的勞動人民積累了豐富而寶貴的經驗,而這些東西絕大部分都在方志書籍中有記載。翻開歷史看,水災、旱災、蝗災、地震、臺風等方面的記述不勝枚舉;當朝政府如何決策,臣民百姓如何抗災賑災,志書中都有詳盡闡述。通過查閱方志資料,既可以從中總結自然災害發生的規律,“未雨綢繆”,防患于未然;又可以借鑒古人的有效措施和成功經驗,減少不必要的損失。淮河水利委員會組織一批專家和工程技術人員,歷經10年時間,編纂完成7卷300多萬字的《淮河志》,應用大量具體、翔實的文獻資料,全面記述淮河的地理狀況、河道變遷、自然災害、治淮方略,以及流域經濟和歷史文化狀況等,不僅存史,而且對淮河的水利建設發揮出重要的借鑒作用。山東省莒縣志辦發現政府制定的新城規劃區,正好坐落在志書中記載的1668年8.6級地震斷裂帶上,當即向上級報告并被政府采納,改變了新城規劃。
利用已有的修志成果,對廣大人民群眾進行愛國主義教育。中華民族的歷史,既是人民群眾戰天斗地、同大自然搏斗的歷史,也是人民群眾反抗階級壓迫和異族侵略的革命斗爭史;特別是一百多年的中國近代史,更是一部活生生的愛國主義教育全書。在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今天,愛國主義情感依然是維系民族自尊心和發展安定團結太好局面的最強大的精神力量。對廣大人民群眾,尤其是廣大青少年進行愛國主義教育不但是非常重要的,而且是非常必要的。在歷朝歷代的大量志書中,愛國主義教育資源最為豐厚。通過學志用志,無疑能夠使人民群眾增強對祖國廣袤土地和秀美山河的眷戀熱愛之情,增強對祖國命運和民族前途的關切憂患之情,從而甘愿為祖國和平、統一和繁榮、富強做出應有的貢獻。湖北省僑辦利用志書年鑒資料,做好僑鄉招商引資工作;從臺灣回神農架定居的馮萬程老先生,購買多本神農架志,贈送給臺灣的親朋好友,介紹大陸變化,為兩岸情感交流架橋。武漢市方志辦與有關部門協辦《孫中山文物圖片展》和《可愛的武漢》展覽4期,先后有20萬人觀看。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志辦利用志書,通過翔實的資料證明新疆自古以來就是中國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反映了民族團結和共同發展進步這一歷史規律;自治區有20個縣市利用志書開展“知我家鄉、愛我家鄉”等愛國主義地情教育活動。
利用已有的修志成果,為發展旅游事業和繁榮文藝創作服務。在各地的志書資料中,大都記載有當地的風土人情和名勝古跡。這些書籍,無意中就成了當地的一張名片;人們可以拿著這張名片,按圖索驥,查找有關資料,進行實地考察。明代的徐霞客在30多年時間,10余萬公里的旅游生涯中,隨身攜帶志書作為導游之用,寫出了60余萬字的名著《徐霞客游記》。成都市通過史料考證,確認鶴鳴山為中國道教之源;利用《彭縣志》資料,重修龍興寺金剛寶座舍利塔,為東南亞最高佛塔。山西省靈石縣志辦挖掘志書資料,協助縣委縣政府將太原王氏后裔、靈石四大望族之一的王氏家族住宅建筑群(先后建于清康熙到嘉慶年問)進行全面開發和修復,建成中國民居藝術館,獲得巨大效益。湖北省英山縣志辦在修志中發現宋代活字印刷術發明者畢昇的墓碑和墓地,之后又相繼發現其子孫的墓碑和墓地,填補中華文明史的一項空白。這一重大發現,引起社會各界和海內外學術界高度重視,縣委、縣政府順勢而為,采取一系列措施擴大成果,使之成為地方經濟發展的難得契機。
以上所談僅僅是近年來廣大修志工作者“邊修志,邊用志”的主要方面,事實上,各地還有許多修志用志的典型例子。有的地方利用志書資料確定某項工程的方位和地址。如,在漢江下游的王甫洲水利樞紐選址定位過程中,湖北省《老河口市志》發揮了重要作用。有的利用志書中記載的資料,解決邊界糾紛,消除各種矛盾。如湖北省黃梅縣小池口輪渡碼頭因權屬問題與江西省九江市發生糾紛,黃梅縣志辦及時出據志書中的有關資料,使問題得到了妥善解決。還有的利用志書資料落實方針政策,平反冤假錯案,解決歷史遺留問題。湖北省大悟縣有關部門根據縣志提供的資料,為部分統戰對象落實政策。可以說,由于志書具有官方特色和權威性、可靠性,因而,其成果體現在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行行業業,其滲透、影響作用是非常巨大的。
“邊修志,邊用志”,如何去用?
“邊修志,邊用志”,是各級各地修志部門和修志工作者的基本工作,這是毋庸置疑的。但是,用志與修志又有所區別,它不同于修志那樣全部由修志部門和修志工作者來完成,而是由修志部門和修志工作者搜集、整理和篩選出資料,提供給各級領導、有關部門和社會各界,通過他們的努力來發揮作用。因此,能否用、如何用、用多少、用在哪里等,都取決于使用人的意志。作為修志部門和修志人員的基本職能,是如何發揮自己的主觀能動性,提供盡可能多、盡可能好、盡可能快和盡可能全面的資料服務,做到了這點,就算是盡到了最大責任。
各級修志部門應當將“邊修志,邊用志”列入工作計劃和日常安排。在制定本部門的年度工作計劃時,全面考慮、統籌安排。不僅僅是做修志工作的計劃和安排,而且應當包括用志工作的計劃和安排。一年之內要為領導、為群眾、為社會各界提供些什么,達到什么樣的效果等,要心中有數。每年都要組織撰寫一些文章,特別是能夠給各個方面以啟示,對領導形成決策具有借鑒、參考作用的文章。要使修志部門從純粹的編書、出書圈子中跳出來,從單純修志的觀念中解脫出來,逐步走到邊修志、邊用志,既重編著成果,又重理論研究成果和用志效果的正確軌道上來。
各級修志部門應當根據社情、地情的發展和需要,編寫相關書籍,撰寫調研文章,經常提供有關資料。修志為現實服務,為經濟建設服務,靠的是成果,靠的是多出質量好的志書。有了成果,就會得到領導的重視和支持,得到社會各界的理解和承認。方志工作者要不斷增強為現實服務的意識,不斷開拓為現實服務的領域,變被動服務為主動服務,變滯后服務為超前服務,才能不斷提高自身的社會地位和知名度。要不斷地編寫工作簡報,報道修志動向和成果,提供歷史資料和現實資料。在按計劃編寫好各類志書、年鑒的同時,盡可能多地編寫一些適應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發展需要的資料書籍和工具書。根據需要,適時編寫水災、旱災、蝗災、地震、臺風等有關方面的資料和書籍,為各級領導和有關部門提供抗災救災方面的服務。如湖北省、安徽省志辦在特大洪澇災害發生時,即編纂出大量資料書籍,及時為黨政軍領導指導抗洪搶險斗爭提供服務。
各級修志部門應當配合有關方面,開展豐富多彩的用志活動,既教育人民群眾,又展示自身形象。舉辦修志成果展覽,將修志成果展現在各級領導和人民群眾面前,不僅使社會各方面人士受到感染和教育,同時也使修志部門的成果得到各方面的肯定和認可,提高自身的地位。湖北省地方志辦公室在全國地方志成果展后不久,亦舉辦全省20年修志成果展,影響廣泛,效果明顯。武漢鐵路分局史志辦公室組建企業方志館,并在館內開發志書查閱、網絡查詢、報刊閱覽、圖書借閱等項服務,受到干部職工歡迎;方志館還定期為分局領導提供國內外鐵路信息,便于領導了解鐵路的全面情況,進行重大決策和工作指導。
總之,志書作為“輔治之書”,歷來與政權緊密相關。“資政、存史、教育”,是志書的基本功能,而要發揮這些功能,就必須強調一個“用”字。“邊修志,邊用志”是一個事物的兩個方面,作為各級各地的修志部門和修志人員,不僅要把“修志”作為主要的職責,也應當把“用志”作為重要工作。只有真正做到了“邊修志,邊用志”,修志、用志緊密結合,才能擺正修志部門的位置,顯現修志部門的作為,提高修志工作者的威望,將修志工作深入、持久地開展下去,并不斷取得新的成果。
(摘自《內蒙古史志》2002年第3期)
近幾年來,廣大修志工作者在實踐中總結出一條寶貴經驗:“邊修志,邊用志。”所謂的“邊修志,邊用志”,是指各級修志部門和修志工作者在修志實踐中,利用已經掌握的歷史、現實資料和取得的修志成果,為各級政府部門和社會各界提供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服務的工作方法。在新編地方志工作取得階段性成果,并逐步向新層次發展的關鍵時刻,有必要從理論上對這一問題進行探索,以使人們對其進一步加深認識,在實踐中得心應手地加以運用,取得更大的修志成果。
“邊修志,邊用志”,為何要用?
“邊修志,邊用志”,是各級修志部門和修志工作者從實踐中總結出來的經驗之談,它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是顯而易見的。為何要用?
一方面,“邊修志,邊用志”是修志規律的客觀要求。任何一種理論,都是實踐經驗的總結;任何一門學問,都要為現實的政治、經濟和文化服務。修志工種并不例外。如果有了完整的修志理論,而不用它來指導社會實踐,那么這種理論就是空中樓閣;整理、編修出來了大量的方志資料和書籍,而不把它推到社會上,那么這些東西再好也沒什么用。因而,修志工作就必須堅持“從實踐中來,到實踐中去”這一基本原理。修志規律告訴我們,盛世盛行修志,修志服務盛世。漢武帝時期、唐太宗時期和清康熙乾隆時期,社會相對進步,為修志創造了條件,而大量涌現的志書也為這些時期的封建統治者留下了天下大治的歷史記載。當前,國家進入了一個政治清明、經濟發展、文化繁榮的歷史新時期,黨中央十分重視修志事業,我們修志工作者為什么不把這一時期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宏偉歷史畫卷加以充分描述和展示,為什么不將厚重的修志成果奉獻給社會、奉獻給廣大人民群眾呢?修好志的同時用好志,既能有力地推動社會歷史進步,又能更好地促進修志事業的前進和發展。
另一方面,“邊修志,邊用志”是修志部門自身職責的客觀要求。眾所周知,“資政、存史、教育”,是志書的基本功能,而這幾個方面實際都是講的“用”。在我們國家,修志基本上是一種政府行為,修志部門也大都隸屬于政府機關。作為修志部門,不僅應當把“修志”作為自身的基本職責和要求,而且也應當把“用志”作為自身的基本職責和要求。只修不用,是不全面、不科學的,也是不符合我國修志工作實際情況的。事實上,改革開放以來,各級修志部門和修志工作都正是這樣做的。“邊修志,邊用志”是一條基本原則,我們一定要把握好,不能有任何偏差。當然,拿修志與用志相比,修志是主要的,起支配作用的,沒有修志就無所謂用志;但用志卻并非被動的,它與修志緊密聯系、相輔相成,能更好地為修志服務。作為修志部門和修志工作者,都要清晰地認識修志與用志的關系,認真負責地履行好自身的基本職責和義務。
同時,“邊修志,邊用志”又是提高修志工作地位,顯現修志工作作為的客觀要求。江澤民主席曾經說過:“修志工作是一項不容易引起重視的重要工作。”這句話,既談到了修志工作的重要性,又談到了修志工作的艱難性,可謂一語中的。仔細琢磨這句話,會有許多感慨和體會,而最為主要的一點就是修志工作必須顯示作為。修志工作不像確定大政方針、振興地方經濟、搞好安全生產和改善人民生活之類的事,容易見到直接效果,引起人們的關注,它的效益更多地體現在未來和長遠。因此,將修志與用志結合起來,提高地位、顯現作為,對于修志部門和修志工作者就顯得非常重要,也成為解決修志工作“不容易引起重視”問題的最好方法。在修志實踐中,不斷地運用所取得的成果,服務領導,服務群眾,服務社會,服務改革開放和經濟建設,不僅是必要的,而且是必須的。
“邊修志,邊用志”,何以為用?
“邊修志,邊用志”,這句話外延廣泛、內涵豐富,其要害在于“用”,而用的范圍非常之大。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各地各級的修志部門和廣大修志工作者都在這一方面進行了大量有益的探索和實踐,并且已經收到了明顯的效果。主要表現在以下方面:
利用已有的修志成果,為改革開放和經濟建設提供服務。搞改革,搞開放,建設現代化強國,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離不開國情、社情和地情,而古往今來的各級各類志書,正是國情、社情和地情的最好載體。地方志可以提供比較全面、準確和系統的歷史、現實資料,這些資料對于各地人民政府從實際出發搞好規劃,對于各級領導干部進行科學決策,無疑有著非常重要的價值和意義。《湖北省志·氣候志》編輯室提供的三峽河谷的歷史氣候資料,成為三峽河谷建成全國柑桔生產基地的重要科學依據。安徽省交通廳公路史志編纂室在編寫《安徽古代陸路》過程中,對全省古道、古橋、古渡進行全面調查,發現合(肥)浦(口)公路的部分路段偏離古道,里程、彎道和費用都大為增加;1985年經國務院批準新建312國道合寧段高等級公路時,有關部門即采納了他們的建議,選用古驛道走向的方案,縮短里程30公里,節約投資1.36億元。
利用已有的修志成果,為科學研究和資源開發提供依據。胡喬木同志說過:“地方志的價值,在于它能夠提供科學的資料。”由于地方志是一種官書,所以它記載的內容基本沒有什么人為制造的痕跡。可以這樣認為,在各種書籍中留下的可供研究的資料,無論是自然科學方面的,還是社會科學方面的,志書中最為完整、準確和詳細。對于這筆寶貴的資源和財富,理當進行合理的開采、挖掘和利用。北京天文臺曾經從眾多的古代志書中,摘錄出數百萬字的天文學資料,編輯成《中國天文資料匯編》一書。四川省溫江縣根據志書中“南郭溫泉”的記述,反復論證,打出川西平原第一井,填補了成都平原沒有溫泉的空白。黑龍江省雞東縣領導從縣志中查到大理石礦的資源記載,從而及時決策開采,一躍成為全國的百強縣。
利用已有的修志成果,為防止各類自然災害提供最直接的地情資料。我國地大物博、幅員遼闊,各種自然災害頻繁。在與大自然抗爭中,歷朝歷代的勞動人民積累了豐富而寶貴的經驗,而這些東西絕大部分都在方志書籍中有記載。翻開歷史看,水災、旱災、蝗災、地震、臺風等方面的記述不勝枚舉;當朝政府如何決策,臣民百姓如何抗災賑災,志書中都有詳盡闡述。通過查閱方志資料,既可以從中總結自然災害發生的規律,“未雨綢繆”,防患于未然;又可以借鑒古人的有效措施和成功經驗,減少不必要的損失。淮河水利委員會組織一批專家和工程技術人員,歷經10年時間,編纂完成7卷300多萬字的《淮河志》,應用大量具體、翔實的文獻資料,全面記述淮河的地理狀況、河道變遷、自然災害、治淮方略,以及流域經濟和歷史文化狀況等,不僅存史,而且對淮河的水利建設發揮出重要的借鑒作用。山東省莒縣志辦發現政府制定的新城規劃區,正好坐落在志書中記載的1668年8.6級地震斷裂帶上,當即向上級報告并被政府采納,改變了新城規劃。
利用已有的修志成果,對廣大人民群眾進行愛國主義教育。中華民族的歷史,既是人民群眾戰天斗地、同大自然搏斗的歷史,也是人民群眾反抗階級壓迫和異族侵略的革命斗爭史;特別是一百多年的中國近代史,更是一部活生生的愛國主義教育全書。在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今天,愛國主義情感依然是維系民族自尊心和發展安定團結太好局面的最強大的精神力量。對廣大人民群眾,尤其是廣大青少年進行愛國主義教育不但是非常重要的,而且是非常必要的。在歷朝歷代的大量志書中,愛國主義教育資源最為豐厚。通過學志用志,無疑能夠使人民群眾增強對祖國廣袤土地和秀美山河的眷戀熱愛之情,增強對祖國命運和民族前途的關切憂患之情,從而甘愿為祖國和平、統一和繁榮、富強做出應有的貢獻。湖北省僑辦利用志書年鑒資料,做好僑鄉招商引資工作;從臺灣回神農架定居的馮萬程老先生,購買多本神農架志,贈送給臺灣的親朋好友,介紹大陸變化,為兩岸情感交流架橋。武漢市方志辦與有關部門協辦《孫中山文物圖片展》和《可愛的武漢》展覽4期,先后有20萬人觀看。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志辦利用志書,通過翔實的資料證明新疆自古以來就是中國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反映了民族團結和共同發展進步這一歷史規律;自治區有20個縣市利用志書開展“知我家鄉、愛我家鄉”等愛國主義地情教育活動。
利用已有的修志成果,為發展旅游事業和繁榮文藝創作服務。在各地的志書資料中,大都記載有當地的風土人情和名勝古跡。這些書籍,無意中就成了當地的一張名片;人們可以拿著這張名片,按圖索驥,查找有關資料,進行實地考察。明代的徐霞客在30多年時間,10余萬公里的旅游生涯中,隨身攜帶志書作為導游之用,寫出了60余萬字的名著《徐霞客游記》。成都市通過史料考證,確認鶴鳴山為中國道教之源;利用《彭縣志》資料,重修龍興寺金剛寶座舍利塔,為東南亞最高佛塔。山西省靈石縣志辦挖掘志書資料,協助縣委縣政府將太原王氏后裔、靈石四大望族之一的王氏家族住宅建筑群(先后建于清康熙到嘉慶年問)進行全面開發和修復,建成中國民居藝術館,獲得巨大效益。湖北省英山縣志辦在修志中發現宋代活字印刷術發明者畢昇的墓碑和墓地,之后又相繼發現其子孫的墓碑和墓地,填補中華文明史的一項空白。這一重大發現,引起社會各界和海內外學術界高度重視,縣委、縣政府順勢而為,采取一系列措施擴大成果,使之成為地方經濟發展的難得契機。
以上所談僅僅是近年來廣大修志工作者“邊修志,邊用志”的主要方面,事實上,各地還有許多修志用志的典型例子。有的地方利用志書資料確定某項工程的方位和地址。如,在漢江下游的王甫洲水利樞紐選址定位過程中,湖北省《老河口市志》發揮了重要作用。有的利用志書中記載的資料,解決邊界糾紛,消除各種矛盾。如湖北省黃梅縣小池口輪渡碼頭因權屬問題與江西省九江市發生糾紛,黃梅縣志辦及時出據志書中的有關資料,使問題得到了妥善解決。還有的利用志書資料落實方針政策,平反冤假錯案,解決歷史遺留問題。湖北省大悟縣有關部門根據縣志提供的資料,為部分統戰對象落實政策。可以說,由于志書具有官方特色和權威性、可靠性,因而,其成果體現在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行行業業,其滲透、影響作用是非常巨大的。
“邊修志,邊用志”,如何去用?
“邊修志,邊用志”,是各級各地修志部門和修志工作者的基本工作,這是毋庸置疑的。但是,用志與修志又有所區別,它不同于修志那樣全部由修志部門和修志工作者來完成,而是由修志部門和修志工作者搜集、整理和篩選出資料,提供給各級領導、有關部門和社會各界,通過他們的努力來發揮作用。因此,能否用、如何用、用多少、用在哪里等,都取決于使用人的意志。作為修志部門和修志人員的基本職能,是如何發揮自己的主觀能動性,提供盡可能多、盡可能好、盡可能快和盡可能全面的資料服務,做到了這點,就算是盡到了最大責任。
各級修志部門應當將“邊修志,邊用志”列入工作計劃和日常安排。在制定本部門的年度工作計劃時,全面考慮、統籌安排。不僅僅是做修志工作的計劃和安排,而且應當包括用志工作的計劃和安排。一年之內要為領導、為群眾、為社會各界提供些什么,達到什么樣的效果等,要心中有數。每年都要組織撰寫一些文章,特別是能夠給各個方面以啟示,對領導形成決策具有借鑒、參考作用的文章。要使修志部門從純粹的編書、出書圈子中跳出來,從單純修志的觀念中解脫出來,逐步走到邊修志、邊用志,既重編著成果,又重理論研究成果和用志效果的正確軌道上來。
各級修志部門應當根據社情、地情的發展和需要,編寫相關書籍,撰寫調研文章,經常提供有關資料。修志為現實服務,為經濟建設服務,靠的是成果,靠的是多出質量好的志書。有了成果,就會得到領導的重視和支持,得到社會各界的理解和承認。方志工作者要不斷增強為現實服務的意識,不斷開拓為現實服務的領域,變被動服務為主動服務,變滯后服務為超前服務,才能不斷提高自身的社會地位和知名度。要不斷地編寫工作簡報,報道修志動向和成果,提供歷史資料和現實資料。在按計劃編寫好各類志書、年鑒的同時,盡可能多地編寫一些適應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發展需要的資料書籍和工具書。根據需要,適時編寫水災、旱災、蝗災、地震、臺風等有關方面的資料和書籍,為各級領導和有關部門提供抗災救災方面的服務。如湖北省、安徽省志辦在特大洪澇災害發生時,即編纂出大量資料書籍,及時為黨政軍領導指導抗洪搶險斗爭提供服務。
各級修志部門應當配合有關方面,開展豐富多彩的用志活動,既教育人民群眾,又展示自身形象。舉辦修志成果展覽,將修志成果展現在各級領導和人民群眾面前,不僅使社會各方面人士受到感染和教育,同時也使修志部門的成果得到各方面的肯定和認可,提高自身的地位。湖北省地方志辦公室在全國地方志成果展后不久,亦舉辦全省20年修志成果展,影響廣泛,效果明顯。武漢鐵路分局史志辦公室組建企業方志館,并在館內開發志書查閱、網絡查詢、報刊閱覽、圖書借閱等項服務,受到干部職工歡迎;方志館還定期為分局領導提供國內外鐵路信息,便于領導了解鐵路的全面情況,進行重大決策和工作指導。
總之,志書作為“輔治之書”,歷來與政權緊密相關。“資政、存史、教育”,是志書的基本功能,而要發揮這些功能,就必須強調一個“用”字。“邊修志,邊用志”是一個事物的兩個方面,作為各級各地的修志部門和修志人員,不僅要把“修志”作為主要的職責,也應當把“用志”作為重要工作。只有真正做到了“邊修志,邊用志”,修志、用志緊密結合,才能擺正修志部門的位置,顯現修志部門的作為,提高修志工作者的威望,將修志工作深入、持久地開展下去,并不斷取得新的成果。
(摘自《內蒙古史志》2002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