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 頁 地方志的地區特色、民族特色、時代特色和行業特色
- 一、地方志的“特色”是個科學概念，是編纂者史識的體現，是志書質量的標尺。
人們常議論一本書有特色或沒有特色。就一般書籍而言，往往指的是寫作問題，偏重于文章的風采，講的是作者的個性。如“郊寒島瘦”、“韓潮蘇海”……而對志書而言，“特色”則是一個科學的概念，指的是客觀事物的特點、個性，是否已被編纂者認識，并且充分地記錄了下來。
辯證唯物主義告訴人們，個性是共性地對稱。共性存在于個性之中，個性表現并豐富共性。一切事物總是既包含共性，又包含個性。認識事物，處理問題，不但要注意其共性，尤其要研究其個性。指導中國革命，毛澤東比共產國際指定的領袖王明、博古高明。因為毛澤東不僅研究革命的共性，尤其深入地研究了中國革命的個性。毛澤東在其1936年12月寫的《中國革命戰爭是革命的戰略問題》中講道：“我們現在是從事戰爭，我們的戰爭是革命的戰爭，我們的革命戰爭是在中國這個半殖民地的半封建的國度里進行的。因此，我們不但要研究一般戰爭的規律，還要研究特殊的革命戰爭的規律，還要研究更加特殊的中國革命戰爭的規律。”毛澤東對中國革命的共性，尤其是中國革命的個性認識把握得好，所以能領導全黨全軍全國人民，奪得了勝利，建立了新中國。
現在人們從事建設，從事的是社會主義建設，是在中國這種特定基礎、特定條件下進行的社會主義建設，鄧小平理論是建設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這里的“特色”，就是說不能照搬教條，要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從中國的實際出發建設社會主義。“特色”——國情的個性。
地方志是一種時空分割開來記述的歷史。它記載的內容有上下時限，有地域范圍。中華民族發展的歷史在各個階段各個地域的反映是大不一樣的，因此地方志記述的歷史也不應是千篇一律，而應是有同有異，特色鮮明的。在一個地方的一定歷史時期內，最重大的事物是什么? 哪些內容最值得入志?這是地方志工作者首先必須回答的問題。而問題回答得怎么樣，能打多少分，就看修志者的才、學、識如何，特別是史識如何。
修志者對地情深刻的認識與把握，是修出有特色的志書的一個大前提，而出版的志書能否具有鮮明的特色，還要受諸多條件的制約。不管你修志的主客觀條件如何，修志過程怎么樣，評論者面對志書，總要看志書的地區特色、時代特色、行業特色反映得怎么樣。是否有特色，是檢驗志書質量高低的一個重要標尺。
二、地方特色是由地理位置、自然條件和歷史發展形成的，志書突出地區特色，有利于從實際出發，進行三個文明建設。
就內蒙古自治區而言，地處邊疆，是中國的北大門，是五個少數民族自治區里面距離北京最近的一個自治區。全區面積118萬平方公里，占全國面積的1/8，與俄羅斯、蒙古國2個國家接壤，與黑龍江、吉林、遼寧、河北、山西、陜西、寧夏、甘肅等8個省相鄰，地跨東北、華北、西北三大區。由于地域遼闊，素有“東林西鐵，南糧北牧，遍地是煤”之美譽。內蒙古自治區還是國家重要的煤、電、肉、糧、絨基地，為國家的經濟建設做出過重要貢獻。怎樣實施內蒙古自治區經濟發展戰略方針，采取怎樣的步驟，還要深入全面地分析研究內蒙古的地情特點，以及相關地區的地情特點，作出科學的抉擇。
內蒙古自治區有12個盟市，101個旗縣（市區），其中，有呼和浩特、包頭、呼倫貝爾、通遼、赤峰、烏蘭察布、鄂爾多斯、巴彥淖爾、烏海等9個市，有興安盟、錫林郭勒盟、阿拉善盟等3個盟。全區東西跨度大，這里有工業城市、有農業地區、牧業地區、半農半牧地區，經濟發展的差異也比較大。把握這些特點，才能充分突出內蒙古自治區的地區特點。
三、民族特色是少數民族地區不可或缺的特色，也是中國民族區域自治政策的成功體現，因而是一個重要的特點。
1947年5月1日，內蒙古自治政府在王爺廟街（今烏蘭浩特市）成立，標志著內蒙古自治區的正式成立，這是全國成立的最早的少數民族自治區。內蒙古自治區有蒙古族400萬人左右，蒙古族是，此外，還有鄂倫春、鄂溫克、莫力達瓦達斡爾3個三少民族，全區共計有49個民族。長期以來，各民族團結一致，艱苦奮斗，奮發向上，共同建設著的美好家園。這就是內蒙古自治區不同于其它兄弟省區的民族特點。在志書中要充分體現這一民族特點，否則的話，這部志書就是一部不完善的志書。
四、時代特色是事物矛盾斗爭發展變化階段性的反映，志書突出時代特色有助于探討歷史規律，為發展各項事業服務。
中國的歷史，以1840年鴉片戰爭為標志，開始稱為近代史，以1919年“五四運動為標志，開始稱為現代史，以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為標志，稱為當代史。近代和現代社會的主要矛盾是人民大眾同“帝、官、封”的矛盾，全國人民共同的大事是推翻“三座大山”，進行武裝斗爭為中心的革命。天安門廣場人民英雄紀念碑碑文反映了黨和國家對歷史的劃分，8塊浮雕反映了百年間中國歷史的幾項最重大的事件。地方志是時間空間有限的歷史，一個地方的單部志書不可能反映中華民族歷史的全貌全過程，但是它記載了當地最突出的歷史事件，它就豐富了歷史內容，為深入反映歷史的發展，做出了特有的貢獻。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社會的主要矛盾是什么呢? 黨的“八大”的結論是“先進的社會主義制度同落后的社會生產力之間的矛盾”。黨和全國人民的任務是集中力量解決這個矛盾，使中國“從落后的農業國變為先進的工業國”。毛澤東同志后來認為黨和人民同“走資派”的矛盾是主要矛盾，要在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進行“繼續革命”。以“階級斗爭為綱”，“抓革命、促生產”，工農業也在發展，但運動不斷，政治支配一切，“左”了20年，付出了不小的代價。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工作重點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實行改革開放。編史修志，就要結合黨史、國史，認真研究各地、各行業的情況，記好各地、各行業的突出事件或事例，反映時代的特點。《上海遠洋運輸志》評論稿中設有一篇《“躍進”輪沉沒事故記詳》，是較有價值的志文之一。1963年5月1日，中國派自己制造的第一艘萬噸巨輪“躍進號”載貨首航日本，中途沉沒。當時輪船發出緊急密電：“我輪被擊。”日本接著廣播說是中了魚雷。攻擊商船，意味著對一國宣戰，此事成了世界關注的焦點。周總理親自主持調查，經過潛水作業，證明是觸礁。《記詳》約4 000字，寫了航行及事故經過和國際的反響、調查情況、經驗教訓三部分。點明了用人上片面強調政治上絕對可靠，忽視技術和實際操作能力。開航前調換船員達30％，有的不會用船上的儀器。特別是用一個10多年未上過船的人來取代原來的船長，導致了事故的發生。編者運用專記形式，突破一般志文較為概略的規格，給那個歷史時代保存了一個清晰的“標本”。
現在修志，許多地方、許多單位已經進入籌劃續修階段。第一輪志書的下限，早的在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中期，晚的在九十年代初期，續志記載的內容只是當代史中近十幾二十年的事。中國地方志指導小組常務副組長王忍之2000年7月在全國續志篇目設置理論研討會上說：“這十幾年，以改革開放為標志，中國在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活各個方面都發生了深刻的變化，取得了顯著的、舉世公認的成就。在這個過程中，也出現了一些新的問題，付出了一些沉重的代價。所有這些，都要求我們在新一輪修志中客觀全面地給予記述，給予反映。”這段論述，大家應該將它作為續修志書如何把握時代特點的一個基本參考。
志書在反映時代特色上，曾經出現過一些失誤。一是缺乏歷史主義的觀點，寫過去的都是差的、壞的，現在的全都是好的，沒有一分為二，缺少辯證法；二是把突出時代特色理解為突出當代內容，緊追現狀。志書斷限內三個時代的內容詳略不當，取材向現狀傾斜，呈現一頭沉現象。三是某些事業發展有自己的特定條件和進程，也套用黨史、國史的分期法，不完全符合實際。這些，有待于在續志中采取各種形式予以彌補和糾正。
五、行業特色是各行各業面目的寫照和興衰起伏的脈搏，由社會分工所決定并受時代和地域的影響，突出行業特色可使志書更好地發揮致用功能
第一輪修志除了部門志之外，絕大多數志書記載一個行業都只是記其專業情況，而不記載各行各業共有的事物：黨委、工會、計劃生育、幼兒園、食堂等。例如《測繪志》它要記的是各種測量、地圖繪制、測繪教育、測繪管理等專門業務，如果這個測繪單位計劃生育工作做得很好，事跡突出，值得入志，但只能納入當地的《計劃生育志》，而不能寫在自身的《測繪志》中。現在續修，這一規定有所變化，如工會工作對某行業發展起到重要作用，記入專業志中也是應該的。但以專業情況為記述重點，則是不會改變的。
志書要有行業特色，除了堅持專業性原則之外，在該記的各種專業事物中還要分析比較，把握主體，抓住重點，突出強項，不要面面俱到、平均用力。
志書要突出行業特色，還應選取行業、事業發展史上特別有研究價值和存史意義的事例加以記載。
志書突出行業特色，在經濟部類要著重記述經濟效益及其變化。如果志書既記錄改革的做法，又記錄改革前的弊端及改革帶來的好處，那就很有存史價值。
志書突出行業特色，還可以適當記述某些技術情況。如傳統的手工技藝，讀來讀來就會讓人覺得頗具特色。
六、突出特色要注意的幾個問題
1．制定志書篇目時，要給特色內容作出適宜的安排
例如《南昌市志》設《八一起義》卷，分四章來記述這一重大歷史事件。初稿篇目按常規辦法只能編排為一個節，用幾百字來記述，顯然不能展現特色。
特色內容有的需要在篇目設置時升級提檔，獨立出來，有的又不適宜用這種辦法來處理。例如《紹興市志》的篇目與一般市縣志篇目幾乎沒有差別，但紹興“歷史悠久、文化燦爛、人才輩出、經濟發達”的地情特點仍然能鮮明地體現出來。
篇目設計時考慮突出地情特點，除了升級設篇（志、卷）、章、節之外，還有設“專記”（“記詳”、“紀略”）、設“外編”等做法。《寧波市志》除了430萬字的三冊正志之外，還編纂出版了150萬字的第四冊——《寧波市志•外編》。該冊分為5輯：第一輯選錄了主要的善本稀本舊志12部，第二輯選錄了10類碑記315篇，第三輯選錄晉、宋、元、明、清、民國名人要作51篇，第四輯精選吟詠名山勝水、古跡為主的詩詞231篇、竹枝詞9首和民國時期中學校歌8首，第五輯為各縣姓氏和宗譜目錄1 156部（種）。這個《外編》輯錄了大量的富有價值的一次文獻，因而充分體現了寧波“文獻之邦”之地情特色、歷史特點。
2．特色內容，必須從詳記載
當代修志，講得最多、做得也過分的是“詳今略古”、“詳近略遠”，志書中表現得很突出的是詳政績略失誤、詳工作略社情。有位修志者在刊物上發表文章說：地情重點所在、特色所在、規律所在、價值所在，便是志書記載詳之所在。這個提法比較有道理，地情的特色，往往也是地情的重點。過去進行建設不是從各地的實際出發，總是搞全國“一刀切”。講“以糧為綱”時，稀世奇珍的敦煌月牙泉也拿去澆周圍的幾十畝地，世界最大的藝術寶庫莫高窟也不會開發利用，敦煌人捧著金飯碗過窮日子。是改革開放讓敦煌人開辦、發展旅游業，帶動了當地經濟文化的全面騰飛。敦煌的志書反映了這一地情特點，也就反映了地情的重點；敦煌以后的執政者認識了地情的特點，也就能把握住工作的重點。《紹興市志》對歷史（指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內容的記載占全書43％，對文化內容的記載占全書31．5％。閱讀《紹興市志》的一個章、節，就能感受到紹興“歷史悠久、文化燦爛”的氣息來。例如它的《城鄉建設卷》記載城市演變，由越王勾踐囑越大夫范蠡按照“立國樹都”主旨筑城寫起，一直寫到1955、2010年的近、遠期規劃為止。“蠡城”的選址和規劃，是中國古代城市規劃史上的一個杰作，后來隋開皇間、南宋紹興間及明清間，根據不同時期生產、生活、交通、防火、防御的需要，不斷進行修茸和新建，但千百年來城址未變，水城格局依舊。1982年紹興被列為歷史文化名城后，紹興古城的重大歷史價值被重新認識，按照新的性質進行城市建設，在保護中發展，在發展中保護，建起了新的城鎮體系。又如《水利卷》，記述了有史以來人們筑堤拒咸蓄淡，修閘堰蓄泄調節，使荒服之域，漸成魚米之鄉。最先禹以疏導之法治水，嗣后馬臻、賀循、戴琥、湯紹恩、劉光復等發揚光大，漢會稽太守創鑒湖，在當時的蓄水工程中成為世界之最。這些輝煌史實，市志一一作了記載。按版面統計，《紹興市志》記載歷史的比重，在經濟部類中就達到了四分之一，政治部類三分之一強，社會部類接近二分之一，文化部類和人物卷則高達三分之二。志書這樣取材，所以讀者才能得出紹興確實“歷史悠久”的印象。
人們強調志書突出地情特色，不是追求志書的閱讀效果（客觀上會產生效果），而是志書發揮致用功能的需要。國家確定一個城市的性質，是充分研究這個城市的地理、歷史情況并考慮全國建設的布局才宣布的，一旦宣布，就要求按照這個性質去從事建設。志書安排應有的篇幅，充分載錄地方的地理、歷史特點，才能有效地資治致用。有的地方，國家可能沒有指出要按什么性質去建設，但地方志也要鮮明地突出特點，充分地記述重點，才能發揮其作用。這方面陜西省的《安康縣志》為人們提供了一個范例。安康的地貌是“三山夾兩川”，歷史上水患頻仍，近580年間毀滅性的洪災就有10次。《安康縣志》從這個縣情特點出發，將在一般縣志中屬于二級或三級篇目的《自然災害》提升為一級篇目，以較大的篇幅，重點地記載了古今水災及防汛情況。除文字敘述而外，還設了歷次洪水概況表、特大洪水發生時間及間隔年限表、安康站1952年的洪水流量及最高水位表、12次洪災損失表等，多角度地反映情況。特別是對1983年特大洪災，記載最為詳悉。對關鍵性一天的水情及抗災情況，更是按小時來進行記述。同時還繪有暴雨移動情況圖、洪峰匯流示意圖、洪水決堤毀城情況圖，此外還附有照片多張，為后人進行研究保存了較詳備的資料。不難設想，今后安康再遇到重大洪汛要尋找借鑒時，再翻閱這些章節定會倍感它的可貴。國內外的專家學者要考察和研究洪災和防汛問題，對《安康縣志》資料的翔實，也會比較滿意的。
3．志書要有特色，應該記載典型事件、事例及某些細節
典型是一般的代表，它能深刻地反映一般。在當代史上，中國“左”了20年，內蒙古自治區也不例外。有關志書應該具體翔實地記錄這些事件的背景、基本經過和后果，以及必要的一些細節，這樣就能深化黨史、國史的內容，使人們對于什么是“大躍進”印象更為深刻。在改革開放時代，國家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也付出了不小的代價，有許多值得歡欣鼓舞的事情，也有許多痛苦的過程。政治體制和經濟體制改革中一些成功的或失敗的典型事例都應該選擇入志。這樣的事例記下來，就為經濟體制改革保存了一個具有時代特點的標本，是很有歷史研究價值的。
一些事情，算不上典型事件或典型事例，只是一些佚聞趣事，甚至只是一個細節，但它也有時代氣息，志書也應適當記錄。選用佚事入志，使人感受當年的氣氛，也能增添志書的時代特色。
4．志書要體現特色，要重視寫人
是否有杰出人物出現，往往是一個地方特點的反映和一項事業、一個行業興衰起伏的標志。紹興的地方四大特點中，“文化燦爛、人才輩出”兩大特點就直接涉及人和指的就是人。紹興在一個時代里，既產生了魯迅又產生蔡元培，既有馬寅初又有范文瀾。它的市志能分列出哲學、政治、經濟、教育、歷史、文學藝術、語言文字等諸多學科，一一介紹當地歷代的名家及其學術思想。紹興籍的中國科學院和工程院院士就達37人之眾。《紹興市志》人物卷的篇幅就占了全書的10．1％，它不用這樣大的篇幅來記載人物，就不能反映它是“名士之鄉”、“文化之邦”。
讀《湖南省志•軍事志•概述》時，看到一個注記：人民解放軍1965年前授銜，元帥、大將共20名，湖南籍9名；上將57名，湖南籍19名；中將177名，湖南籍45名；1989年黨中央軍委確定的軍事家33名，湖南籍14名。從這組數字看，在現代史上，湖南可以說是戰將之邦、儒將之鄉。志書中如能設法將這些人物在軍事領域中的事跡和表現記載下來，無疑會極大豐富志書的內容，并使志書倍增光彩。
就一項事業、一個行業來說，英模輩出，風云際會，也是事業興旺發達的表征。
5．志書要鮮明展示特色，需要各種體裁充分運用，各擅其長
志書有述、記、志、傳、圖、表、錄七種體裁。“概述”在扼要敘述各地或各行業基本情況后，應該介紹地方特點或行業特點。有的志書的概述主要就是用來介紹特點，這種寫法，得到了方志界的普遍認可。“大事記”記歷年大事，其中應包括有地方特色、行業特色、時代特色的典型事件或事例。同時還可設“專記”（包括“紀略”、“紀詳”等）來記載一些有特色的人、事、物。“志”是志書的“主艙”，必須留出足夠的噸位來裝載具有特色的內容，有特色有特點的內容往往也是重點內容，志書必載的基本內容。“傳”就是記人，前面已講過，此不重述。
“圖”包括地圖和照片、白描圖和統計圖等。用地圖來記錄和說明一定區域內的情況，具有直觀性、一覽性、抽象性、合成性、比例與可測量性、幾何相似性、地理對應性等七大優越性，這是其他體裁或手段不可能同時具備的。
照片，是事物形象的客觀如實的記錄，典型的照片可以成為時代的標記，具有深刻的紀念意義和巨大的認識功能。例如那張三四十年代拍的一個男嬰坐在被炸后的廢墟中張口哭喊的照片，就很能揭露日本帝國主義的野蠻罪行和申張中國人民對侵略者的憤怒的抗議。現在的農耕社會在向工業化、現代化轉變。一個縣城或市鎮，三五年間，原來的面貌就看不見了。二十世紀八十年代華北農村還能看到頭上扎毛巾，身穿黑布棉襖的老頭，現在幾乎見不到這種穿著打扮的人了。社會學家主張把社會變化寫下來，照下來。認為一兩百年后，這對子孫后代的作用非常大。1995年8月17日李鐵映同志在地方志指導小組會議上指出：“‘像’的信息量比‘字’的信息量要大得多。要把歷史性的鏡頭保存下來。”入志的人物照片，不僅要有正面人物的，也要有反面人物的。還應有歷史性建筑、典型生產工具和地方特色生活用品的照片，還應有各類地貌的照片。一個地方是一馬平川，還是七溝八梁，照片上一眼就看出來了。現在志書刊載的照片不少，但是選得不當，價值不高，官氣十足，應該加以改變。有些事物，在不能獲得，或者不一定要用照片的情況下，也可繪圖入志。如東北、華北一些縣志將各種店鋪的幌子和百姓的服飾繪成白描圖，并將民間納福迎祥的圖樣印在志書上，這也能反映地方風情和時代特色，具有存史意義。
統計圖，是統計資料的圖形展示，能將社會和經濟現象的數量方面情況，包括規模、水平、構成、關系、動態、分布等，直觀地展示給受眾。由于它使抽象的數值圖形化，觀后能給人留下鮮明的印象。《恭城縣志》率先探索使用統計圖來反映縣內人口的分布和民族構成、工業構成，糧食生產的起伏，商業構成的年代變化，具有地方特點和時代特點。《恭城縣志》工業篇初稿首先記述機械電器業（全區下發的統計報表上第一項是此行業，其實此行業在恭城工業中只是曇花一現，占的比重很小）。編繪工業構成統計圖后看出，礦業是恭城工業的大頭，其次是食品、森工等。統計圖鮮明展示了恭城工業的特點，而且提示編者從地情出發，把礦業調到工業篇的前頭，作重點記述。
“表”具有直觀性、一覽性和合成性的優點。
“錄”能使一些重要的資料保持其原始面貌入志，這對于展示地方特點和時代特點，其意義已是不言而喻的。
志書突出特點，寫出特色，除了注意上述幾個問題之外，更重要的是：修志者一定要堅持黨的思想路線——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實事求是誰都不能反對，但在“左”了20年之后，不解放思想就做不到實事求是，與時俱進。有的省區在總結修志經驗教訓時指出：“雖然首屆修志提出‘述而不作’、‘求實存真’的要求，但事實上在史料的運用和取舍中，存在著缺乏足夠的勇氣全面客觀地正視歷史的情況。歷史真實性的缺失是本屆修志的一大局限性所在。”留心的讀者不難發現，地方志的記述與黨史、國史的記述有著明顯的差別。一部志書歷史的真實性尚是殘缺的，一些關系重大的是非功過問題都回避了，突出時代特點又從何談起? 時代特點寫不好，地方特點、行業特點也難以完全寫得好，因為它們是相互關聯著的。因此，在探討突出志書時代特色、地方特色的方法時，一定不要離開堅持實事求是的修志指導思想，貫徹“存真求實”修志方針的根本性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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