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 頁 解讀中共黨史資料的“語境分析”
解讀中共黨史資料，我們需考慮史料生成的特殊背景。可以說，一切史料都是歷史的產物，都打上了“占主要地位的社會經濟關系的印記，并背負著與這些關系相適應的意識形態的‘包袱’”。因此，只有將史料置于“歷史”和“史學”的雙重語境中，才能理解它的確切含義。
要從特定的“歷史”語境來解讀史料
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的：對黨史人物和事件的評價，“應該放在其所處時代和社會的歷史條件下去分析”。這一點對于我們解讀黨史資料尤為重要。因為當史料以文本或實物的形式流傳下來時，實際上就已離開了它所產生時的“語境”。所以，解讀史料的一項重要工作，就是要從“現在”回到“過去”，重現歷史的“場景”，重構歷史的“話語”。否則，我們領會其“言下之意”尚且困難，更不用說它的“弦外之音”了。這尤其表現在對書信和日記一類史料的解讀中。因為它們往往夾雜著隱語，甚至還有許多暗指和曲筆，有些內容只有接受方才能意會，其隱含之義外人無從知曉。因此解讀這類材料，必須事先深入了解當事人的經歷或習慣，以及通信人之間的關系或交往等背景知識，否則就只能像看天書一樣。
在黨史資料中，上述情況也很突出。比如，1924年9月，中共中央制定一個黨內文件，叫《中國共產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青年團中央關于民校工作合作辦法》。我們若脫離歷史的“語境”，就不知道“民校”所指為何物。其實，當時正處于國共合作時期，“民校”指的就是“國民黨”。因為在中共話語中，“國民黨是C.Y.（青年團）的預備學校，C.Y.是C.P.（共產黨）的預備學校”。所以在革命團體內，它以國民黨為第一級，稱之“民校”；以青年團為第二級，稱之“中學”；以共產黨為第三級，稱之“大學”或“西校”。這一方面是由于黨所處的特殊環境，對文件和稱謂必須“加密”處理；另一方面也因為黨本出身于學校，當時還保留著濃郁的“學生”氣息。
要從特定的“史學”語境來解讀史料
我們知道，“歷史事實從來不會‘純粹地’呈現在我們面前”，它們“通常是通過記錄者的心靈折射出來的”。這如同司法審判時不會原封不動地照錄被審者所說的話，法庭的書記員甚至當場就開始整理口述的內容，使之符合語法結構，并刪去一些在他看來過于粗俗的話。不過在這個環節上，史料尚可大體保留自己的“原生態”。但當法庭總結陳詞時，“書記員”還必須依照現行法律的規定格式，對他的“記錄”作重新加工。這時史料就會因這種“規定格式”，而失去它的“原生態”。
每個時代都有自己的“書記員”，他們都會按既定格式來整理歷史資料。對此，后代史家難免會有所“抱怨”。比如，黃仁宇就曾指出，早期史書會收納天文學和數學的基本知識，但往往強調現在很難站得住腳的主張；史書中對無數貞潔婦女的描述，只會對研究特殊層面的社會歷史學家有意義；史書中的詞匯、參考書目和時間表呈現的是古代中國學者特別形態的有條不紊。對后世史家來說，這些材料只適合參考，不能研讀，甚至有“相當部分的頁數應該撕掉”。
但從語境分析的角度看，這樣的“抱怨”則大可不必。因為任何時代都有其特殊性，有些觀念在當時是很普遍的，但在今天看來卻感到很特殊，這是由于我們已不再具有類似的思想了。因此，我們唯一能做的，就是要重構歷史的“觀念”，并在特定的“史學”語境中，打撈那些已經被他們“格式化”的內容。所以從某種意義上說，歷史學的成功之處，并不在于傾聽前人告訴我們什么，而在于問出他們“不愿意說”的話。否則，我們就只能局限在前人規定的范圍內，做他們希望我們做的事。
然而今之視昔，也猶如后之視今。我們也許沒有意識到，現代的觀念和禁忌，習以為常的見解、乃至世俗的偏見，都會侵入我們的大腦，影響我們的思想，我們并非毫無成見。
要掌握一些必要的“社會常識”
從特定“語境”解讀史料，我們還需掌握一些必要的“社會常識”，否則也難以從中獲得準確信息。比如，一些地名的古今稱謂，這是我們考察黨史人物活動，閱讀中共文件特別是電文時需要掌握的知識。還有一些人物的表字別號，也是必備的知識。因為中共早期人物還較為傳統，常以字號代名，且彼此稱兄道弟，不像后來以“同志”相謂。如果缺乏這方面知識，就無法確知黨史資料中所提到的人和事。
此外，一些社會風俗，我們也要有所了解。比如，舊社會有句俗語：“窮不離卦攤，富不離藥罐，不貧不富，不離當鋪。”因為窮人想富，常花小錢，算算何日發財；富人怕死，常吃補藥，以求延年益壽；而一般人家雖無大錢，但多少也有兩個值錢的物什，所以一時救急便去當鋪，等有錢時再贖回來。這也就是中共黨員在革命年代，常以卦攤、藥店和當鋪作為掩護的一個重要原因。而研究者如果缺乏這些知識，就無法“重現”一些黨史事件的歷史“場景”。
總之，解讀史料，我們要學會“穿越”，習慣于超越時空的往來穿行。正如翦伯贊指出的，“不鉆進史料中去，不能研究歷史；從史料中跑不出來，也不算懂得歷史”。
（作者為周良書，系北京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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