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 頁 周恩來與八一南昌起義
本文作者：石仲泉(中共中央原黨史研究室副主任、研究員)
周恩來既沒有像毛澤東那樣在武昌起義后的長沙新軍中扛過半年槍，也不像朱德那樣是云南講武堂的正規軍校行伍出身，卻成為揭開我們黨獨立領導大規模武裝斗爭序幕——八一南昌起義的主要領導人，是黨領導的人民軍隊的最早創立者之一。這不能不說是黨史和軍史的一大傳奇。怎樣認識周恩來的這段傳奇經歷?怎樣評價他領導八一南昌起義的歷史地位?在紀念周恩來誕辰126周年之際，我想談點個人看法。
一、周恩來臨危受命，領導八一南昌起義
亮相中國政治舞臺的我黨早期革命家人數眾多，其中有曇花一現者，但大多犧牲在敵人的屠刀下。而周恩來自登上中國政治舞臺之初就光彩照人，并有幸始終伴隨革命前行。在他奉黨中央之命回國前，旅歐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對他作了這樣的評語：為人“誠懇溫和，活動能力富足，說話動聽，作文敏捷，對主義有深刻的研究，故能完全無產階級化……本區成立的發啟(起)人，他是其中的一個。曾任本區三屆執行委員，熱心耐苦，成績卓著”。1924年9月，他抵達中國革命的政治中心廣州后，就一直活躍于中國政治舞臺，實際上成為中國共產黨的重要形象代表之一，在許多重大事件和重要場合中都能見到他的身影。
歷史選擇周恩來充任八一南昌起義的主要領導人，至少有這樣幾個重要因素：
——參與平定商團叛亂，顯示出敏銳政治意識和果敢工作能力。周恩來回國后一個月，廣東買辦資產階級的反動武裝——商團，在英帝國主義支持下，陰謀策劃軍事叛亂，推翻國共合作的廣東革命政府。10月10日，周恩來以廣東民族解放協會代表身份發表演說，警告反動商團，號召工、農、兵、學、商團結起來，“打倒帝國主義!打倒南北軍閥!打倒一切反革命派!”商團軍向游行隊伍開槍，死傷群眾100多人。隨后，周恩來等參加孫中山成立平定商團叛亂的革命委員會臨時軍事指揮部，革命軍擊潰商團軍，取得反對帝國主義和買辦資產階級的一次重大勝利。周恩來撰文指出：國民黨必須與革命的左派聯成一氣，實行國民革命，“才能得到革命的工農群眾作革命的基本勢力”。
——就任中共廣東區委委員長和黃埔軍校政治部主任，政治工作才干初露鋒芒。1924年10月，黨中央任命周恩來為重建后的中共廣東區委委員長，所轄工作范圍包括廣東、廣西、廈門、香港等地。一個月后，他又被選任黃埔軍校政治部主任，按照蘇聯創建紅軍經驗健全政治工作制度，制定士兵政治訓練計劃，對學生進行政治教育。他征得孫中山同意，組建大元帥府鐵甲車隊，直屬中共廣東區委領導，是黨領導下的最早的一支革命武裝。黃埔軍校成立兩個教導團，他選派共產黨員擔任教導團下各連黨代表。他指導成立青年軍人聯合會，以黃埔軍校的共產黨員和青年團員為骨干，對青年軍人進行革命思想教育，成為周恩來聯系青年軍人的重要渠道。1925年1月孫中山北上后，廣東軍閥陳炯明擬乘機進犯廣州。廣東革命政府決定東征討伐。黃埔軍校以兩個教導團為基礎組成黃埔校軍約3000人參加東征，周恩來以政治部主任身份負責黃埔校軍政治教育。這是我黨第一次領導軍隊政治工作。周恩來在黃埔軍校不斷加強我黨骨干力量，軍校面貌呈現勃勃生機。
——參加兩次東征戰役和平定楊(希閔)、劉(震寰)叛亂的出色表現，贏得社會進步各界贊譽。1925年2月初，周恩來與蔣介石和蘇聯軍事顧問加倫等率黃埔軍校校軍出發東征。他主持政治部制定嚴明紀律，規定不強拉伕役等，深得群眾擁護;制定戰事宣傳計劃，派宣傳隊向群眾宣傳東征意義。革命軍每到一地，群眾自愿幫助運輸、做向導，政治工作效果顯著。這在中國近代軍事史上十分罕見。周恩來在東征軍所到之地發表演說，宣傳革命軍隊為人民打仗的宗旨，動員人民援助革命軍以迅速殲滅敵人。2月中旬，東征軍向淡水城發起進攻，周恩來率政治部人員到前線鼓舞士氣，增強部隊作戰能力，擊退陳炯明軍。2月下旬至3月上旬，東征軍攻克海豐、進駐揭陽，他迅即派遣共產黨員恢復農會、建立農民武裝自衛軍、重建中共黨組織和組建國民黨黨部。3月中旬，黃埔校軍教導1團千余人與陳炯明主力部隊在潮汕激戰，周恩來親赴前線激勵士氣，陳軍敗逃竄贛，東征取得決定性勝利。5月中旬，駐守廣州的滇軍總司令楊希閔、桂軍總司令劉震寰，利用東征軍主力遠在東江之機，密謀武裝叛亂，推翻革命政府。東征軍主力迅即回師，向叛軍發起進攻，周恩來指示鐵甲車隊配合東征軍主力作戰，6月中旬迫使楊希閔、劉震寰兩部繳械，廣州政府再度轉危為安。9月中旬，陳炯明舊部又向廣州進攻，國民政府第二次東征，蔣介石任東征軍總指揮，周恩來任東征軍總政治部主任，被授以少將軍銜。他就職后，抽調共產黨員到政治部，組織160多人的宣傳隊開展各方面宣傳工作。10月，東征軍出發東征，他參與指揮惠州戰役，組織以共產黨員和青年團員為骨干的敢死隊強行登城。東征軍經30小時激戰，攻克陳炯明老巢惠州。11月，東征軍入閩全殲逃敵，第二次東征勝利結束。
——主政東江四個月，開創我黨實際局部執政之先河。1925年11月21日，國民政府任命周恩來為廣東東江各屬行政委員，管轄惠(州)、潮(州)、梅(縣)和海陸豐下屬25縣行政工作。1926年3月16日，他因兼任國民革命軍第1軍黨代表，“事繁責重，不能兼顧”，主動請求免去東江各屬行政委員之職。在主政東江期間，他將東征戰役繳獲的400多支槍發給海陸豐黨組織，充作武裝農民之用;健全工會組織，活躍工人運動，舉辦各種工農運動人員講習所，為東江工農運動培養骨干;提議成立中共潮梅特委，汕頭市以工運為主、各縣以農運為主開展工作，要求各縣市黨團員盡可能取得領導地位，采取團結革命左派、聯系中派、打擊右派的策略，打開工作局面;指導成立國民黨潮梅特別委員會，擴大和鞏固以共產黨員和國民黨左派占主導地位的統一戰線;提出以孫中山建國方略為依據開展各項建設的計劃，強調革新行政，實行民主政治，懲辦貪官污吏，下令撤銷汕頭不法市長和揭陽等六縣反動縣長職務，委任國民黨左派或中派人士為上述各縣縣長;在所屬地區建立革命秩序，統一財政，發展文化教育事業，商討收回多所教會學校的教育權，使汕頭“樹全國收回教育權之先聲”。這近四個月的工作，可以說是周恩來以中共廣東區委領導人身份，在國共合作這一特殊歷史條件下，代表我黨實行的局部執政。這在黨的歷史上是空前的。
——積極參與北伐準備工作，強化葉挺獨立團的北伐先鋒作用，是這支“鐵軍”的精心培育者。還在主政東江期間，周恩來就指導以原大元帥府鐵甲車隊為基礎組建國民革命軍第4軍獨立團。全團擴充為約2000人，由共產黨員葉挺、周士第分別任團長和參謀長。團設黨支部，連有黨小組。黨支部由廣東區委軍事部直接領導。他親自過問排以上干部任免和重大軍政訓練問題，多次聽取葉挺匯報。1926年5月，葉挺獨立團擔任北伐先鋒，由肇慶、新會出發。途經廣州時，周恩來召集連以上黨員干部講話，說明黨決定獨立團擔任北伐先遣隊的重要意義，號召干部英勇作戰，不怕犧牲，起先鋒模范和骨干作用。在北伐戰爭中，獨立團英勇善戰，屢建卓功，為第4軍贏得“鐵軍”稱號。他在廣州期間，以廣東區委軍事部長身份主持共產黨員參加北伐的準備工作，經常約集國民革命軍中由共產黨員作黨代表的各軍黨組織負責人開會，研究北伐準備工作，貫徹黨的方針政策，努力使我們黨在北伐戰爭中發揮重要作用。
——參與領導并直接指揮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裝起義，將黨領導的工人運動提升到新的階段。北伐軍攻克武昌和國民黨中央政府遷都武漢后，周恩來離開廣東秘密抵滬，任中共中央組織部秘書兼中央軍委委員和中共上海區委軍委書記。1927年2月中旬，蔣介石率領的北伐軍占領杭州。為響應北伐軍，是月下旬，上海區委決定發動第三次武裝起義，成立由陳獨秀、周恩來等參加的特別委員會為起義最高指揮機關;并由周恩來等組成特別軍委，制定起義計劃，組建武裝工人糾察隊，進行秘密軍事訓練，等等。起義的計劃是“罷工后立即暴動，奪取警察局，以糾察隊維持治安，解除直魯軍敗兵的武裝;占領各公共機關，成立市政府，歡迎北伐軍”。3月20日，北伐軍進抵上海近郊龍華，特委于21日發動上海80萬工人總同盟罷工，隨即轉為武裝起義。周恩來擔任起義總指揮，趙世炎任副總指揮。起義工人使用劣質武器裝備，分別在南市、閘北等7個區域與敵作戰，最后的激戰在閘北，由周恩來、趙世炎直接指揮。他們親臨現場，以3000名武裝工人糾察隊為骨干力量，依靠廣大群眾支援，經過30個小時戰斗，于22日下午攻克最后一個據點——北火車站，取得武裝起義的勝利。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裝起義，是中國工人運動的壯舉，為開展城市武裝斗爭作了英勇嘗試。
——積極應對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堅決主張討伐蔣介石。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裝起義勝利后，蔣介石于1927年3月下旬到達上海。這時，他羽翼已豐，不僅竊取勝利果實，而且密謀反共清黨，撕下假革命偽裝，于4月12日收繳工人糾察隊武裝，殺害共產黨人和進步人士。13日，為反抗蔣介石叛變，上海20萬工人罷工。周恩來、趙世炎參與有10多萬人參加的群眾大會，同群眾一起上街游行示威，遭到叛軍殘酷鎮壓。面對驟變形勢，周恩來在多次特別會議上分析北伐各軍對蔣介石的態度后認為，“蔣的力量并不大”，只要武漢政府出兵，有“五萬精兵一月即可削平”蔣介石的勢力。他還指出：四一二事變說明“老蔣只是對我們表面和緩，實際是準備整個打擊，但我們事前太和緩，以致無好好反蔣宣傳”。4月5日發表的汪精衛、陳獨秀聯合聲明“毫無積極意味，此種和緩空氣，如果武漢方面仍繼續下去，各方面損失很大”，“軍事上，武漢方面對于老蔣無積極對付的方策”，“應先解決老蔣然后可以北伐。現在我們應打一電報給武漢提出抗議，要求趕快決定打東南的方策”。
綜上所述，從1924年大革命蓬勃高漲到1927年大革命走向失敗的三年間，周恩來一直處于革命發展的旋渦中，代表中國共產黨活躍于政治前臺。這期間，盡管有不少中國共產黨人都在從事武裝活動，但像周恩來這樣直接受黨派遣在國共合作的高層進行軍事工作的，卻不多見。他既是黃埔軍校政治部主任，又是兩次東征中我們黨在軍隊中的最高黨代表;他既參與軍事指揮，又主政東江，實際代表黨在這里局部執政四個月;他既參與廣東區委領導，又征得孫中山同意創建了我們黨領導的第一支革命武裝——以原大元帥府鐵甲車隊為基礎組建的國民革命軍第4軍葉挺獨立團;他既參與北伐軍出師的各種準備，不斷加強北伐軍的政治宣傳工作，又轉身到上海參與領導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裝起義，充當起義總指揮;他既與蔣介石、汪精衛、何應欽等國民黨軍政要人合作共事，又在他們叛變革命后主張堅決反擊。他是黨的五大代表，雖沒參加大會，但仍當選為中央委員，隨后被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并在1927年5月下旬任中央軍人部(軍事部)長、中央政治局常委。7月12日，中央政治局會議根據共產國際指示決定改組中央領導機構，成立由張國燾、周恩來、李維漢、張太雷、李立三組成的臨時中央常委會主持全黨工作。
7月15日，武漢汪精衛政府叛變革命，宣布同共產黨決裂，從而宣告大革命的失敗。這時，中共臨時中央常委會會議決定，在南昌舉行武裝起義，周恩來為中共前敵委員會書記。歷史選擇周恩來臨危受命，擔當如此重任，與他的上述經歷密切相關。他在革命過程中積累的武裝斗爭經驗與他對革命大勢的深邃思考和鮮明的政治態度，使他成為南昌起義主要領導人的不二人選。
二、八一南昌起義首戰告捷，南下進軍異常艱辛
中共臨時中央常委會會議決定在南昌舉行武裝起義，是因為我們黨能夠控制的軍事武裝力量，在“東征討蔣”名義下，均已從武漢調至九江地區。這些部隊是：賀龍率領的國民革命軍第20軍，葉挺率領的第11軍第24師，還有第4軍第25師在葉挺獨立團基礎上整編的兩個團(第73、第75團)等;在南昌還有朱德原領導的第3軍軍官教導團和南昌市公安局保安隊等。這是起義的基本骨干力量。
1927年7月下旬，汪精衛和他倚仗的第二方面軍總指揮張發奎感到賀龍、葉挺的部隊“不穩定”，企圖以開會之名將兩人召至廬山解除兵權。第4軍參謀長葉劍英知情后趕赴九江，與賀龍、葉挺商量對策，決定將部隊開到南昌附近待機行事。
(一)周恩來趕赴南昌主持中央前委會議，否定張國燾錯誤主張，毅然決定發動八一起義。由于寧漢合流，我黨一些負責人先后抵達九江。7月20日，李立三、葉挺、聶榮臻等在談話會上提出：在軍事上趕快集中南昌，運動賀龍所率第20軍與我們一起，“在南昌暴動解決三、六、九軍在南昌之武裝。在政治上反對武漢、南京兩政府，建立新的政府來號召”。這個意見轉告中央后，得到同意。7月24日(或25日)，周恩來在臨時中央常委會會議上發言，要求中央從速決定南昌起義的名義、政綱和策略，切實計劃發動湘、鄂、贛和廣東東江一帶工農勢力，并要求共產國際經由汕頭迅速接濟軍火物資。會議最后決定以國民黨革命委員會名義在南昌舉行武裝起義，確定起義后部隊行動方向：立即南下，占領廣東，取得海口，求得共產國際的援助，再舉行第二次北伐。
7月26日，周恩來由陳賡陪同趕到九江，向正在討論有關起義問題的李立三等傳達中共中央關于舉行南昌起義的具體決定。針對討論中發生的是否把沒收大地主土地列入政綱的爭論，他提出“應該以土地革命為主要的口號”，統一了大家認識。隨后，組織起義隊伍向南昌進發，他交代聶榮臻將在馬回嶺的第4軍第25師拉到南昌參加起義。次日，周恩來秘密到達國民黨控制下的南昌。根據中共中央決定，在江西大旅社主持成立由周恩來、李立三、惲代英、彭湃組成的中共前敵委員會，負責指揮前敵一切事宜。會議決定在7月30日晚舉行起義。第二天，他前往賀龍處，告以中共中央關于南昌起義的決定和行動計劃。賀龍表示：我完全聽共產黨的話，要我怎樣干就怎樣干。
正當起義準備工作緊張進行時，7月30日晨，中央代表張國燾來到南昌，在前委緊急會議上提出：起義應該征得張發奎同意，否則不可動;并說這是共產國際代表的意見。前委成員一致反對這一主張。周恩來堅決表示：“國際代表及中央給我的任務是叫我來主持這個運動，現在給你的命令又如此，我不能負責了，我即刻回漢口去吧!”次日晨，再開會，張國燾不再堅持。前委決定，8月1日舉行起義。31日夜，起義軍發現一個副營長跑到敵軍指揮部告密，前委決定起義提前兩小時。
8月1日凌晨，在以周恩來為首的前委領導下，賀龍、葉挺、朱德、劉伯承等率領我黨直接掌握和影響下的軍隊兩萬余人，舉行武裝起義。經過四個多小時激戰，起義軍全殲守敵3000余人，占領南昌全城。起義軍按照中央事先決定，仍用國民黨革命委員會旗號，于上午9時在原江西省政府召開有中國共產黨人和國民黨左派人士參加的聯席會議，由葉挺報告起義經過，成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推舉宋慶齡、鄧演達、何香凝(3人未到南昌)、賀龍、周恩來等25人為委員;并以宋慶齡等人名義發表《中央委員宣言》，指出蔣介石、汪精衛背叛革命，毀棄聯俄、聯共、扶助農工三大政策，已成為孫中山事業的罪人;號召一切革命者團結一致，繼承孫中山的遺志，繼續為反對帝國主義與實行解決土地問題奮斗。
8月2日，聶榮臻、周士第率領在馬回嶺起義的第4軍第25師兩個團3000人趕到南昌。這是一支戰斗力很強的部隊。周恩來見到他們后高興地說：“行動很成功!我原來沒想到這樣順利，把二十五師大部分都拉出來了。”蔡廷鍇(非共產黨人)部第11軍第10師也臨時參加起義。這樣，起義軍最多時兵力達到20500人。起義部隊沿用國民革命軍第二方面軍番號，下轄第9、第11、第20軍共3個軍。革命委員會任命賀龍為國民革命軍第二方面軍代總指揮兼第20軍軍長，葉挺為代前敵總指揮兼代第11軍軍長，朱德為第9軍副軍長，郭沫若為總政治部主任，吳玉章為革命委員會秘書長。
(二)周恩來率起義軍南走東線，兩勝敵軍，主力入潮汕。8月3日至7日，起義軍按照中央先前決定陸續撤離南昌，時有兩條路線：一是西線，沿贛江南行，經樟樹、吉安、贛州，取道韶關，直下廣東。這是條比較富庶的大道，但多為敵軍重兵駐扎地區，勢必會腹背受敵。二是東線，這是周恩來等所主張的，即走贛東，取道撫州、宜黃、廣昌，南下廣東東江地區，占領汕頭海口。這條路多為山地，敵軍薄弱，且東江為周恩來曾主政之地，農民運動發達，有較好群眾基礎。前委贊同走東線。5日，周恩來向中央報告南昌起義情況和撤離路徑后，與中央的聯系就中斷了。南下征程路漫漫，對起義軍是個考驗。僅僅行軍一天，蔡廷鍇部第10師脫離大部隊折往浙江，拉走近1/4兵力。起義軍走山路，每人負重很多，給養困難，饑病交加，部隊減員嚴重，軍行三天，實力損耗近1/3。7日起，部隊到達撫州，改變軍需辦法，部隊得到短暫休整。12日，起義軍進抵宜黃，陳毅趕上隊伍，周恩來分配他擔任第25師主力團73團指導員，笑著對他說：“派你干的工作太小了，你不要嫌小。”陳毅爽快回答：“什么小不小哩!你叫我當連指導員也干，只要拿武裝我就干。”
8月下旬，起義軍南下瑞金，遭遇敵軍，接連兩仗皆勝。第一仗在瑞金北壬田市，第20軍與敵錢大鈞部和增援的黃紹竑部交火，戰斗持續到次日清晨，錢大鈞部被擊潰，起義軍進占瑞金，取得首仗之勝。接著，主動進攻防守會昌的敵軍主力，由第25師、第24師擔任主攻，打了一場惡戰，錢大鈞部傷亡、被俘、逃散達6000人，只余下3000人退走。起義軍贏得這場大勝仗也付出不小代價，傷亡千人，占全軍人數不小比重。9月5日，起義軍先頭部隊到達長汀，周恩來向黨中央報告說：瑞金會昌兩役，我軍傷亡官兵，約近千數，子彈消耗亦多。“經此兩戰，我雖勝敵，但兵員與子彈之缺乏，實成為入潮梅后必生之最大困難。”“請電知國際能于外埠裝好貨物，一俟汕頭攻下，在十日內即能運至汕頭方好。”“望電知粵省委號召東江潮汕工農響應一切，以鞏固工農政權及其武裝。”他召開前委會議，討論攻取東江計劃。會議決定以主力取潮汕，留一部分兵力于三河壩監視梅縣之敵。
起義軍在長汀稍事休整后，沿汀江經上杭進入廣東，9月19日占領位于汀江、梅江、梅潭河匯成韓江合流處的三河壩。按照長汀會議決定，起義軍在此分兵：周恩來、賀龍、葉挺、劉伯承等率主力直下潮汕;朱德率第11軍第25師等部留守三河壩，以監視尾追的錢大鈞部，掩護全軍側背。分兵無疑削弱了起義軍的戰斗力，但潮汕敵軍聞風撤離了。周恩來同前委大多數人一起又回到他離別了一年多的汕頭。
9月25日，起義軍進駐汕頭，發布安民告示，成立市政府和東江工農討逆軍總指揮部，遍貼“實行土地革命，耕者有其田”標語。26日，召開萬人大會，周恩來發表講演，號召人民起來奮斗，爭取自身的解放。
(三)扼守三河壩部，在朱德、陳毅領導下進行“贛南三整”，與毛澤東會師，成為堅持井岡山斗爭的重要主力。三河壩分兵后，朱德率以葉挺獨立團為骨干的第11軍第25師和第9軍教育團共約4000人在這個重要交通樞紐進行堅守。9月底，錢大鈞部兩萬多人到達三河壩。兩軍隔江對峙，于10月1日戰斗打響。由于敵眾我寡，為保存革命力量，經過三晝夜血戰，在殲滅敵軍1000多人后，朱德率部撤出陣地，2500多名指戰員突圍出來，準備前往潮汕與起義軍主力會合。在途中獲悉潮汕失敗消息，部隊官兵的思想有很大波動。朱德在粵贛邊的茂芝對起義軍說：我是共產黨員，有責任把起義的革命種子保留下來，有信心把這支革命隊伍帶出敵人的包圍圈。這個講話對穩定軍心、凝聚部隊起了巨大作用。他率部轉戰粵閩贛邊界，到達安遠、大余、崇義，進行著名的“贛南三整”，即在安遠天心圩進行思想整頓，加強政治教育，振奮革命精神，扭轉部隊混亂渙散局面;在大余開展組織整編，將僅存的七八百人，改編成縱隊，整頓黨團組織，成立黨支部，發展新黨員，將黨團員分到連隊，使軍隊置于黨的領導之下;在崇義上堡開展軍事整訓，包括整肅紀律，規定募款和繳獲物資全部歸公，加強軍事訓練，改變作戰形式，學會打游擊戰。經過“贛南三整”，八一起義軍余部經受住了極端困難條件的考驗，官兵精神面貌煥然一新。它與毛澤東領導的秋收起義軍的“三灣改編”在時間上相近，在做法上類似，其指導思想和建軍宗旨基本一致。“贛南三整”彰顯的理想信念偉大力量，根植于深深依靠人民群眾的厚土之中，成為我黨政治建軍的重要基本原則。這也為不久之后八一起義軍余部與毛澤東的秋收起義隊伍會師井岡山，成為堅持井岡山斗爭的重要主力，奠定了思想基礎。
(四)起義軍對敵軍悄然集結潮汕周圍失察，寡不敵眾，湯坑失敗。在起義軍主力到達潮汕后，敵軍重兵也在向潮汕地區集結。起義軍急于籌餉，對周圍嚴重敵情疏于了解。當敵軍進犯潮汕時，起義軍才匆忙迎敵。起義軍兵力只有6000余人，不及當面敵軍的1/3。起義軍主力部隊在揭陽地區與敵軍展開短兵相接的白刃戰，鏖戰三晝夜，撤出戰斗。潮州、汕頭無險可守，駐守部隊先后撤離，集中于湯坑(今豐順縣城)一帶，整個戰局急轉直下。
9月底以來，周恩來身染重病，隨前委機關撤離汕頭，于10月3日到達普寧流沙。賀龍、葉挺也率揭陽前線部隊撤至這里。起義軍領導成員二三十人在此召開緊急會議。郭沫若回憶寫道：“主要是恩來作報告，他是在發著瘧疾的，臉色顯得碧青。他首先把打了敗仗的原因，簡單地檢討了一下”，“接著又說道大體上已經決定了的善后的辦法——武裝人員盡可能收集整頓，向海陸豐撤退，今后要作長期的革命斗爭。這工作已經做得略有頭緒了。非武裝人員愿留的留，不愿留的就地分散。已經物色了好些當地的農會會友做向導，分別向海口撤退，再分頭赴香港或上海”。流沙會議決定不再使用國民黨革命委員會名義，實行土地革命。
會后，部隊向海陸豐道上的云落前進。周恩來高燒到40度，由擔架抬著，走在轉移隊伍后面。他對勸他離開部隊的同志說：“我的病不要緊，能支撐得住。我不能脫離部隊，準備到海陸豐去，扯起蘇維埃的旗幟來!”部隊離開流沙后，走山路被陳濟棠的主力第11師攔腰切斷。周恩來與賀龍、葉挺指揮起義軍還擊，但因戰士們連續作戰太疲勞，部隊被打散，一部突圍進入海陸豐地區，同當地農軍會合，組建為工農革命軍。發著高燒的周恩來，同主力部隊失散后，由葉挺、聶榮臻等幾個人守在身邊。他神志不清時還在喊：“沖啊!沖啊!”10月上中旬，中共汕頭市委常委楊石魂(周恩來主政東江時負責黨的工運工作)將他們轉移到陸豐金廂鎮的甲子港，乘小船出海。聶榮臻回憶道：“那條船，實在太小，真是一葉扁舟。我們四個人——恩來、葉挺、我和楊石魂，再加上船工，把小船擠得滿滿的。我們把恩來安排在艙里躺下，艙里再也擠不下第二個人。我們三人和那位船工只好擠在艙面上。船太小，艙面沒多少地方，風浪又大，小船搖晃得厲害，站不穩，甚至也坐不穩。我就用繩子把身體拴到桅桿上，以免被晃到海里去。這段行程相當艱難，在茫茫大海中顛簸搏斗了兩天一夜，好不容易才到了香港。到香港后，楊石魂同志同省委取得了聯系，把恩來同志安置下來治病，以后他就走了。”
震驚中外的南昌起義就這樣悲壯地失敗了。
周恩來在香港九龍養病后，于11月上旬乘船到達上海出席中共中央臨時政治局擴大會議。會議由瞿秋白主持，通過了由共產國際代表羅米納茲起草的《中國現狀與共產黨的任務決議案》。決議對中國革命形勢作出不正確分析，要求各地舉行城市暴動，形成“左”傾盲動錯誤。會議還通過決議，在組織上對以周恩來為書記的南昌起義前敵委員會全體成員予以警告處分。同時，增選周恩來為臨時中央政治局委員、常務委員。
三、八一南昌起義歷史地位新探
“文化大革命”時，紅衛兵曾要求廢除“八一”為建軍節，把湘贛邊界秋收起義開始的9月9日改為建軍節紀念日。其根據是：八一南昌起義是城市中心論的產物，沒有實行土地革命和建立革命根據地，有嚴重錯誤;只有毛澤東領導的秋收起義才代表了正確路線，因而應為人民軍隊的建軍節。言之鑿鑿，呼聲高漲，一般人難以表態，最后是毛澤東本人予以制止。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后，全面撥亂反正，批判極左思潮，對黨的許多歷史問題給予了科學說法。1981年第二個歷史決議和2021年第三個歷史決議對八一南昌起義的功績作了肯定。中央黨史研究室出版的《中國共產黨歷史》多卷本、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出版的《中國共產黨的一百年》等著作，也都對此給予了充分的歷史敘述。但是，不少人包括黨史研究工作者一直有個心結未能解開：怎樣看待八一南昌起義的“城市中心論”，怎樣從理論上給予八一南昌起義更為科學全面的歷史定位。這里，談談個人的一點想法，求教于黨史同仁。
(一)應將歷史評價和歷史教訓加以區別，不能完全以事后成敗來裁剪、解讀歷史事件。穿越時間隧道，看看97年前的那段歷史。經歷了“四一二”和“七一五”兩個反對共產黨的嚴重事變，轟轟烈烈的大革命失敗了。當時的中國共產黨人除極少數領導者和參加過辛亥革命轉而信仰共產主義的追隨者如林伯渠、吳玉章等年長些外，各級領導干部，上至中央政治局委員，下至基層黨員，多數是二三十歲的青年人。那時周恩來也才29歲，不滿“而立”之年。面對國民黨反動派大屠殺，凡是站在歷史正確和人間正義一邊、要繼續革命的同志，都怒不可遏、義憤填膺，滿腔熱血在胸中燃燒，第一反應就是要進行武裝反抗，以武裝的革命去反對武裝的反革命。至于是走俄國十月革命的城市武裝暴動道路，還是走農村包圍城市道路，思想上根本沒有一個先驗的認知模式。在黨創立時認定俄國十月革命道路后，對于走什么樣的革命道路便再沒有深化的認識。是城市武裝暴動，還是走農村包圍城市道路，是在城市武裝暴動失敗后才始而提出的。當時并不存在“二選一”方案。如果有，可以指責它是選擇了錯誤道路;沒有這個前提，對它苛責就不合適了。對歷史事件的評價，不能按照后來的認識來要求(那屬于總結歷史的經驗教訓)，而應當根據它是否對推進歷史發展作出貢獻來考量。因此，我們不能簡單地用后來提出的是什么樣的革命道路這個觀念去衡量那段歷史，以非此即彼的思維定式臧否那時的歷史事件。
南昌起義時期，我們黨普遍地是城市武裝起義觀念，也只能是這個觀念。因為這是十月革命的成功經驗。基于此，我們黨才在上海接連發動三次工人武裝起義。盡管一次又一次失敗，但在那時還沒有認識到城市武裝暴動不符合中國國情，只能繼續進行。國民黨右派背叛革命后，怎樣去反對它，首先考慮的也是城市武裝暴動，所以舉行南昌起義;那時，黨中央也準備在農民運動開展得比較好的湖北、湖南、廣東、江西等地舉行農民武裝暴動。就毛澤東而言，盡管在八七會議前已有“上山”思想，但率領秋收起義隊伍確定的攻擊目標也是要打長沙的，只是沒有力量打下來才迅即掉轉槍頭向井岡山進發的，而并非一開始就決定上山。直至1927年底廣州起義失敗，在經歷了多次的城市武裝起義失敗后，中央才決定不發動城市武裝起義，但還沒有認識到要將黨的工作重點由城市轉向農村，還沒有覺悟到城市武裝起義完全“行不通”。那時中央的指導思想還是城市中心論，所以才有接連三次“左”傾錯誤。毛澤東的超群過人之處，一是他沒有去“雞蛋碰石頭”，死打長沙不放，而是見機行事，走上“上山”道路;二是善于總結實踐經驗進行理論思考，通過在井岡山開辟革命根據地的實踐認識到，要到反革命勢力薄弱的邊遠農村實行“工農武裝割據”，革命才有發展前途，并且在寫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文后，經過開辟中央蘇區艱苦卓絕的斗爭，探索出農村包圍城市的中國特色革命道路。中國怎樣革命，走什么樣的道路，是在黑暗中苦苦求索之后，到1930年初才體悟到的。
(二)八一南昌起義是對中國革命道路艱辛探索的重要組成部分。一個時期，不少人頭腦中有一種觀念，好像八一南昌起義與湘贛邊界秋收起義不是相向而行而是相悖而立的，認為秋收起義是對中國革命道路的探索，八一南昌起義則不是。我不贊成這種觀點。既然是探索，也就是“摸著石頭過河”，就會有成功的，也有不成功的。不能說成功的是探索，不成功的就不是探索。無論成功與否，都是探索，都起了有益的作用。沒有成功的，告訴人們“此路不通”，這不就是探索了才得出的結論嗎?!知道“此路不通”，就起到了警示作用。不去“摸著石頭過河”，就不會知道“此路不通”。這正如公路交通有紅綠指示燈一樣，綠燈是放行通過，紅燈是不準通過。能說綠燈指示就有效益，紅燈指示就無作用嗎?顯然不能這么說。當然，這只是一個比喻，不能將兩者簡單地等同看待。但是，如果參照這種思維方法來認識八一南昌起義，改變那種線性的思維定式，那么對它的歷史地位的認識就會更全面一些。這樣說，不是講八一南昌起義沒有缺點錯誤，要為其辯解。拙文只是認為八一南昌起義與秋收起義的歷史作用是相向而行而不是相悖而立的。毛澤東曾指出：“革命失敗，得了慘痛的教訓，于是有了南昌起義、秋收起義和廣州起義，進入了創造紅軍的新時期。”顯然，這里毛澤東認為三大起義起了相向的歷史作用。這樣的定位符合歷史實際。基于此，對八一南昌起義的歷史意義，至少可講三點：
第一，八一南昌起義打響了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派的第一槍，以血與火的語言，宣告中國共產黨人不畏強暴、堅持革命的堅強決心。如毛澤東指出的：在嚴重的白色恐怖面前，“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并沒有被嚇倒，被征服，被殺絕。他們從地下爬起來，揩干凈身上的血跡，掩埋好同伴的尸首，他們又繼續戰斗了”。
第二，八一南昌起義是中國共產黨獨立掌握武裝力量的開端，標志著黨領導的人民軍隊正式誕生。八一南昌起義首先亮出以革命的武裝去反對反革命武裝的旗幟，參加起義的部隊是黨領導的第一支大規模軍隊。正因為如此，1933年7月11日，在瑞金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通過決議指出，鑒于中國工農紅軍是由南昌起義開始組建的，批準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的建議，規定以每年“八一”為中國工農紅軍紀念日。工農紅軍是人民解放軍的前身，“八一”就成了中國人民解放軍的建軍節。再過幾年，就是建軍百年，人民解放軍將實現新的奮斗目標，展現強軍新的雄姿。
第三，八一南昌起義揭開了土地革命戰爭的序幕。按照黨的歷史發展而言，八一南昌起義前屬于大革命時期，此后為土地革命戰爭時期。八一南昌起義是這一段黨史分期的界碑。這不僅因為它打響了第一槍，黨有了自己的獨立武裝，還在于中共中央在決定南昌起義時就提出這次起義應以實行土地革命為政治綱領。周恩來在1927年7月25日由武漢到達九江后，傳達黨中央意見，強調起義“應該以土地革命為主要的口號”。起義后發表的《兼代第二方面軍總指揮賀龍告全體官兵書》指出，“中國的國民革命，第一個使命就是要實行土地革命”，“我們此次革命的行動，即是為實行土地革命，解決農民問題而奮斗”。黨中央還明確指示：葉、賀南昌暴動是以“建立民眾的工農政權為目的，以實行土地革命為目的”。正因為八一南昌起義是以實行土地革命為政治綱領的，所以它是土地革命戰爭的歷史起點。
(三)八一南昌起義可視為黨探索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道路偉大開篇的重要內容。2007年7月，在南昌起義80周年前夕，胡錦濤指出：“南昌起義和井岡山革命根據地的建立，在我們黨和人民軍隊發展史上具有極為重要的地位和極其深遠的意義。南昌起義和井岡山革命根據地的建立，是我們黨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革命具體實踐相結合、創立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的偉大開篇，是中國共產黨發展馬克思主義軍事學說、創建黨的軍事指導理論、締造一支新型人民軍隊的光輝起點。”這是給八一南昌起義的一個重要歷史定位，可以從以下三個方面來解讀。
第一，南昌起義作為黨獨立領導中國革命武裝斗爭的開端，可以視為黨探索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革命道路偉大開篇的一個重要內容。黨自創立后就致力于將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與中國革命具體實際相結合，積極地投身革命實踐斗爭，探索實現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具體路徑。在以國共合作為基礎的大革命運動中，黨雖然參與一些重要決策，積極發揮黨的重要作用，但不是領導大革命的主角。從南昌起義開始，黨以獨立領導的革命武裝反對反革命武裝，實現由大革命失敗到土地革命戰爭興起的歷史性轉變，才真正展開探索中國革命道路的艱難歷程。由于城市武裝起義的一次又一次失敗，黨不得不考量走什么樣的道路才能使革命成功。這樣，道路問題才成為中國共產黨人的革命實踐需要解決的重要問題。八一南昌起義打響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派的第一槍，無疑成為黨探索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革命道路偉大開篇的重要內容。它為中國革命新道路進行的探索，可視為開辟中國革命新道路的實踐起點。
第二，南昌起義為黨探索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正確革命道路提供了極其重要的歷史教訓。南昌起義失敗的原因在哪里?不在于那時不該在南昌起義，而在于起義后不該繼續執行起義前中央決定的南下潮汕、以期恢復廣東革命根據地，然后重新北伐的既定方針。因為進行北伐的國民革命軍大部分已轉到反革命方面，黨領導的南昌起義部隊力量弱小，不可能再重新進行北伐戰爭。毛澤東的偉大就在于：能從實際出發，改變中央攻打長沙的決定，率領秋收起義部隊上井岡山。南昌起義的領導人比較拘泥于執行中央指示，缺乏毛澤東那樣的審時度勢、善于應變的政治智慧。對此，作為起義主要領導人的周恩來本人在延安整風后總結大革命的經驗教訓時講得很清楚。他說：南昌起義的“主要錯誤是沒有采取就地革命的方針，起義后不應把軍隊拉走，即使要走，也不應走得太遠。當時如果就地進行土地革命，是可以把武漢被解散的軍校學生和兩湖起義尚存的一部分農民集合起來的，是可以更大地發展自己的力量的。但南昌起義后不是在當地進行土地革命，而是遠走汕頭;不是就地慢慢發展，而是單純的軍事進攻和到海港去，希望得到蘇聯的軍火接濟。假使就地革命，不一定能保住南昌，但湘、鄂、贛三省的形勢就會不同，并且能同毛澤東同志領導的秋收起義部隊會合”。重新審視歷史，這個分析是正確的。失敗是成功之母。從辯證法的轉化論來分析，南昌起義為黨探索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革命道路的偉大開篇作出了重要貢獻。
第三，南昌起義部隊在三河壩分兵后，由朱德率領的起義軍輾轉上井岡山同毛澤東領導的秋收起義部隊會合，為開辟井岡山道路作出了巨大貢獻。毛澤東在1927年10月率領秋收起義部隊上井岡山后，實行工農武裝割據，揭開了中國革命斗爭歷史新的一頁。上述周恩來講的南昌起義的一個主要錯誤是沒有就地革命，轉戰湘、鄂、贛三省，同毛澤東領導的秋收起義部隊會合。南昌起義軍主力南下失敗，這個錯誤在總體上無法克服，但留在三河壩的南昌起義軍在朱德率領下，經過艱苦轉戰，半年之后，上井岡山同毛澤東領導的秋收起義部隊會合，則在局部彌補了南昌起義主力部隊的歷史缺陷。隨朱德上井岡山的還有南下潮汕的起義軍余部。上井岡山的南昌起義軍，大多屬于北伐時期具有很強戰斗力的葉挺獨立團，裝備比較整齊，槍近千支，優于其他各部。毛澤東、朱德領導的兩支部隊會師后組成紅四軍，其領導成員中參加過南昌起義的占較大比例。在軍一級，除黨代表毛澤東外，軍長朱德、參謀長王爾琢和教導大隊長兼士兵委員會主任陳毅，都屬于南昌起義軍。講南昌起義，一定要講上井岡山的這一部分，這樣才比較完整，才是南昌起義的全史。因此，將南昌起義和井岡山革命根據地的建立作為“創立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的偉大開篇”，這無論是對南昌起義的評價，還是對開辟井岡山道路的認識，都是符合歷史實際的。
四、周恩來是領導八一南昌起義、開啟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道路的偉大探索者之一
上面從三個方面分析了八一南昌起義可視為黨探索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道路偉大開篇的重要內容。既然如此，周恩來作為南昌起義主要領導人，無疑是參與這條道路的主要探索者之一，或者說是探索這條道路的偉大先驅之一。雖然他率起義軍主力在潮汕失敗了，但他的領導作用還在發揮。特別是他到中央參與核心領導、負責軍事工作后，還在繼續探索這條道路。這可視為他在完成八一南昌起義未竟之業，探索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新道路的繼續。
(一)指示八一南昌起義軍余部堅持探索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道路的斗爭。1927年，周恩來參加中央政治局11月會議后，就留在中央工作，指導地方軍事斗爭。年底，他得知毛澤東領導的秋收起義部隊活動在湘贛交界處，朱德、陳毅領導的南昌起義軍余部也轉移至湘南活動。12月下旬，他以黨中央名義致信朱德，“據我們所知道的在桂東的北邊茶陵、酃縣以至江西蓮花均有毛澤東同志所帶領的農軍駐扎”，“他們如果駐在這些地方，你們應確實聯絡，共同計劃——發動群眾以這些武力造成割據的暴動局面，建立工農兵代表會議——蘇維埃政權”。這時，朱德正派毛澤覃與毛澤東取得聯系，毛澤東也先后派伍中豪、何長工等來到朱德部，報告井岡山區的地形、群眾、物產等情況。中央來信促進了二者的井岡山會師，對創建井岡山革命根據地具有指導意義。朱德部是以具有很強戰斗力的葉挺獨立團為基礎形成的，裝備整齊，有近千支槍，比井岡山其他各部都多。他們的上山，空前增強了井岡山根據地的軍事力量，成為堅持井岡山斗爭的強大生力軍。此外，打到流沙的起義軍主力余部第11軍第24師1200多人，在董朗、顏昌頤帶領下遵照周恩來囑咐，進入海陸豐地區，與當地農民武裝結合，整編為工農革命軍第2師，發動海陸豐第三次武裝起義，建立廣東第一個縣級蘇維埃政權——海陸豐蘇維埃革命根據地，初步實現周恩來倡導的工農割據構想。
(二)反對“左”傾盲動傾向，指導全黨創建工農紅軍、實行武裝割據斗爭，為探索中國特色革命道路提供領導支持。周恩來到中央工作后，盡管“左”傾盲動傾向在中央占據主導地位，但他從南昌起義失敗的教訓中感到應該注重實際，反對各地盛行的軍事冒險行動。針對青年團組織普遍存在的盲動情緒，他指出，若不注意，青年團將變成冒險主義;這很危險，會犧牲許多同志;“無動不暴”是一個嚴重問題。時任團中央書記任弼時贊同周恩來的看法，認為團的同志將暴動看得太容易了，對暴動為何物還不太了解，隨便暴動是很危險的。周恩來在代表中央起草的若干決議和給地方省委的指示中，提出要堅決掃除“表面上革命的盲動主義”，不能有玩弄暴動的危險傾向，強調暴動是武裝奪取政權，必須在領導工農群眾的斗爭中去發動和創造群眾的革命大潮才能進行。他批評蘇、浙、閩、湘、鄂、贛、云等多地的暴動計劃，堅決反對實行“燒殺政策”，有力地遏制住不斷膨脹的盲動情緒。他贊同賀龍等去湘鄂邊組建紅軍，“依山建軍，再向平原發展”，開展武裝割據。賀龍不久就拉起隊伍，組織起工農革命軍，建立工農民主政權，開辟了湘鄂西根據地，組建起紅二軍團。周恩來還不斷派遣軍事政治工作干部到鄂豫皖等根據地，以加強紅軍和根據地的創建工作。
(三)非常關注“朱毛紅軍”，不斷宣傳和推廣他們的經驗。朱德率三河壩余部經閩贛粵邊到達湖南后，周恩來贊同其發動湘南暴動。黨的六大期間，周恩來代表中央作軍事報告，介紹了紅軍發展情況，特別是“朱毛紅軍”會師后的井岡山斗爭情況。六大后，他作為中央政治局常委分管軍事工作，負責聯系蘇區。在1928年11月下旬向共產國際的報告中，他還介紹了“朱毛在湘贛邊境所影響之贛西數縣土地革命，確實深入了群眾”的情況。他還通過黨中央刊物多次宣傳“朱毛紅軍”和井岡山斗爭的經驗。在中央和周恩來的推薦下，湘鄂西、鄂豫皖等根據地學習井岡山的辦法，連隊建立黨支部，靈活運用各種游擊戰術。至20世紀30年代初，以“朱毛紅軍”為代表的工農武裝割據局面在湘、鄂、贛、粵、閩、浙等省邊界初步形成，陸續建立起10多塊革命根據地。
(四)努力爭取共產國際和蘇聯黨的領導人支持中國共產黨人開辟的農村割據新道路。共產國際對周恩來十分器重。在他們看來，周恩來是中共中央最聰明、最講究實際、最有經驗、最負責任和唯一的實際工作領導人，是改進黨的工作和改造黨成為布爾什維克黨的不可替代的人物。周恩來一方面尊重共產國際，另一方面又不唯命是從，有不同意見仍據理力爭。1928年4月，中共臨時中央政治局收到共產國際在2月發布的《關于中國問題的議決案》。該決議對黨糾正“左”傾盲動錯誤起了積極作用，卻反對在農村進行游擊戰爭。周恩來發言不同意這個看法，指出：中國與俄國不同，農民占了一個重要因素，由此發生中國革命在城市與農村發展的不平衡。農村的革命不能等待城市暴動，需要建立紅軍，加強黨對農村斗爭的領導。在莫斯科召開的黨的六大上，布哈林在報告中說，天下絕不可能有無城市的政權長期存在的事實。周恩來發言指出：中國革命發展趨勢和反動勢力的加強，與中國不能統一，以及革命不平衡性，證明中國革命有割據的可能。在南中國各省，目前就有割據局面的準備。1930年4月至7月，周恩來赴蘇聯向共產國際匯報工作，途中在德共《紅旗報》上撰文指出：農民游擊戰爭和土地革命是今日中國的主要特征，呼吁世界無產階級和殖民地被壓迫民族支援中國的蘇維埃斗爭。他應邀在聯共十六大作報告介紹中國革命的特點時指出：在游擊戰爭與土地革命的發展中，半殖民地的中國革命有它特殊的產物，這便是中國工農革命的紅軍。在同斯大林會見時，他介紹農村紅軍的發展和游擊戰爭的情況后，斯大林承認中國紅軍有重大發展的事實，提出應該把紅軍問題放在中國革命問題的第一位。隨后，共產國際關于中國問題的議決案指出：“建立完全有戰斗力的政治堅定的紅軍，在現時中國的特殊條件之下，是第一等的任務。”
周恩來在八一南昌起義后，通過對歷史經驗教訓的總結和對中國革命發展不平衡形勢的新認識，不僅實現了由城市中心論向農村中心論的認知轉變，而且幫助共產國際和蘇聯共產黨領導人認識到了中國革命發展不平衡的現實，最終認同中國革命發展的新道路。這是周恩來對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道路偉大探索所作出的無人能替代的重大功績。
(原載《中共黨史研究》2024年第1期，注釋從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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