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 頁 2022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文化史研究述評
潘娜
[摘要]2022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文化史研究，堅持以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為指導，牢牢把握黨的第三個歷史決議和黨的二十大精神，研究闡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建設理論的歷史演進，深入總結黨領導文化建設的歷程、經驗和成就，尤其是新時代十年文化建設的歷史性成就和變革。總體上看，學科主體性顯著增強，重點熱點問題研究的學術思想性趨于深化，細分領域研究各具特點，新興領域研究蓬勃開展，學科交叉融合趨勢凸顯，研究視角和研究方法有一定拓展。從不斷提高研究能力和促進學科高質量發展的角度而言，中華人民共和國文化史研究應著力形成研究合力，運用大歷史觀拓寬研究視野，增強史料運用和研究方法的科學性。
[關鍵詞]文化史;“第二個結合”;大歷史觀;述評
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文化史(以下簡稱文化史)研究的指導思想和研究重點，黨的第三個歷史決議和黨的二十大報告為文化史研究提供了根本遵循和重要指導。2022年，學界在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創立和發展、新時代文化建設的歷史性成就和變革，“兩個結合”尤其是“第二個結合”的歷史經驗，中國式現代化的文化底蘊及特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制度建設，文化治理體系和文化治理現代化歷程等重點熱點問題以及文化史各領域研究方面都取得積極進展。
一、研究總體概況
2022年，文化史研究始終堅持正確政治方向，堅持歷史唯物主義，以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最新成果為指導，貫通歷史與現實、理論與實踐，牢牢把握文化建設與改革發展的主題主線、主流本質。
習近平總書記關于文化建設重要論述不斷豐富，為文化史研究提供了理論指導和思想指南。2022年，《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第4卷出版發行，全書貫穿著對黨的歷史的深刻總結、對黨的歷史經驗的科學把握以及對以史為鑒開創未來的自覺自信，是深入領會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最新成果及蘊含其中的立場觀點方法的權威著作。《習近平關于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論述摘編》收錄了習近平總書記圍繞加強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發表的一系列重要論述，深刻揭示了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的特點規律，豐富和發展了黨關于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的科學理論，是指導文化史研究的強大思想武器。以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為主題、以思想史為基本線索的《復興文庫》第1—3編，為文化史研究提供了重要資料。中共中央宣傳部組織編寫的《中國共產黨宣傳工作簡史》記錄了百年來黨的宣傳思想工作服務黨和人民事業發展的偉大歷程及重大成就，充分反映了中共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領導宣傳工作取得的歷史性成就和發生的歷史性變革，為系統研究黨的宣傳工作史提供了豐富材料。
2022年，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強國建設的系列成果繽紛呈現。如北京展覽館舉辦的“奮進新時代”主題成就展，中央和地方層面舉辦的“中國這十年”系列主題新聞發布會，以及電視劇《我們這十年》、紀錄片《這十年·幸福中國》、綜藝《這十年·追光者》等，生動演繹了新時代十年文化建設的偉大變革。以中國國家版本館開館、中華文明探源工程和“考古中國”重大項目發布、首屆全民閱讀大會召開等為契機，學界全面梳理總結文脈傳承取得的豐碩成果，為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增強文化自信提供堅強支撐。此外，在我國舉辦的世界互聯網大會烏鎮峰會、第五屆中非媒體合作論壇、第五屆“阿拉伯藝術節”、“一帶一路”新聞合作聯盟第二屆理事會等活動，既密切了人文交流，也總結了文明交流互鑒的成就與經驗，為增強我國文化軟實力提供了助力。
學界以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為指導，緊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建設理論與實踐，推動文化史研究取得新進展，主要體現在以下三個方面：一是集中闡釋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創立和發展，深入探析中國式現代化的文化底蘊及其特征，系統總結新時代十年黨領導文化建設的實踐經驗，對這些重點熱點問題的理論闡釋增強了學科主體性和學術思想性;二是各領域專題研究穩步推進，注重考察中國文化發展道路的核心問題;三是新興領域專題研究拓展了學科發展新場域。隨著國家文化治理體系和文化治理現代化研究的深入推進，文化數字化建設史、文化工程史、文化治理史等議題的關注度顯著上升，豐富和發展了學科的發展空間。
二、熱點問題與研究動態
2022年，以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為指導，以黨的第三個歷史決議和黨的二十大報告為遵循，學界在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中國式現代化的文化底蘊及其特征、新時代十年文化建設重點領域的歷史性成就和變革等重要議題上取得積極進展。
（一）研究闡釋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創立和發展
中共十八大以來，文化史學科始終堅持把研究闡釋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放在首要位置，并成為學科發展的理論自覺。2022年，學界集中闡釋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是“中華文化和中國精神的時代精華”這一重大論斷，深入探析“兩個結合”的歷史經驗，尤其是“第二個結合”的深刻意涵，從中華文明發展史的宏闊視域上把握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歷史地位和原創性貢獻。
“中華文化和中國精神的時代精華”重大論斷的多維闡釋 黨的第三個歷史決議做出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是“中華文化和中國精神的時代精華”的重大論斷，引發熱烈討論和深入研究。學界一致認為，這一重大論斷具有多重維度的深遠意義，主要從構建中華新文化、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和創立者所處的“紅色文化場域”等視角探討其生成邏輯、立論依據、實踐基礎、科學內涵、精神實質、理論定位及時代價值。石泰峰強調，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推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與中華文明在制度文化、精神理念層面深度融合，使馬克思主義煥發出中華文化和中國精神的時代光彩。沈壯海著重闡釋“中華文化時代精華論”的核心要義和確立依據，指出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之所以是中華文化的時代精華，在于其是中華文化精神在當今時代的最新發展、集中體現，是當今時代中華文化的精髓所在、靈魂所在、核心所在;之所以成為中華文化的時代精華，在于以習近平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堅持高度的文化自覺、文化自信與文化使命意識，堅持在馬克思主義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中推進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推動新時代中華文化向新而行、創造了中華文明的新氣象、創造了人類文明新形態。學者們突出強調這一重大論斷所凸顯的文化主體性。任曉偉等認為，這一重大論斷的提出，標志著中國共產黨開始把中華文化和中國精神從“中國實際”的范疇中相對獨立出來，使中華文化和中國精神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理論創新史上具有了相對獨立的意義。陳方劉認為，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不僅是中華文化的新主體，而且在中華文化譜系中居于指導地位。學界持續推進對“中華文化和中國精神的時代精華”重大議題的研究闡釋，深化了對黨的指導思想與社會主義先進文化之間關系的認識。
“兩個結合”與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創立 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是在推進“兩個結合”中形成的，是堅持“兩個結合”的光輝典范。學界對“兩個結合”開辟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新境界的思想淵源、發展歷程、話語體系、本土化邏輯和實現路徑等進行了多方面考察，在此過程中不斷深化對“兩個結合”與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之間關系的學理闡釋。田心銘強調，堅持“兩個結合”是創立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根本途徑;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是堅持“兩個結合”的根本成就。從原創性貢獻角度而言，黃凱鋒認為，“兩個結合”是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原創性論斷，也是這一思想繼續發展創新的方法論基礎。從方法論創新角度而言，李宏偉認為，“兩個結合”凸顯了新時代中國共產黨人在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進程中的理論自覺和方法自信，促進了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創立發展，助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新飛躍。還有學者強調要把握好“兩個結合”之間的關系，避免產生片面認識乃至錯誤傾向。張允熠指出，“兩個結合”緊密相連，相互疊加、支撐，構成總體性思想敘事。“第一個結合”不能排除思想要素和文化問題，“第二個相結合”同樣要堅持和發展馬克思主義。馮冉強調，要從學理上深化對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為何結合”“結合什么”“如何結合”內在邏輯的論證，廓清“不可能結合論”“文化復古主義論”“簡單融合論”等錯誤思想傾向。
“第二個結合”深化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文化內涵及路徑 對于馬克思主義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之間的關系，曲青山強調，馬克思主義激活了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生命力，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為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生根發芽、開花結果提供了文化沃土。引人注目的是，中共二十大報告提出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同科學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主張具有高度契合性的新論斷，對“第二個結合”的歷史經驗做出新的理論提煉。顧海良指出，從歷史主動向文化主動躍升，是習近平對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問題探討時堅持的根本原則。楊增崠等認為，這一重要論斷是“第二個結合”論斷的引申與支撐，既在靜態上找準了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基本屬性與當代價值，實現了中國共產黨傳統文化觀重大創新，又在動態上明確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的必要前提條件，指明了開辟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新境界的歷史基礎和文化資源。中共二十大報告列舉十個古語高度概括了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精神特質，彰顯了黨的創新理論鮮明的中國特色和深厚的文化底蘊。張東剛認為，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把馬克思主義的思想精髓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精神特質融會貫通起來，推動了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賡續了中華民族的文化命脈。
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蘊含的重大文化命題，吸引多學科研究力量進入文化史領域并取得了豐碩成果。目前研究快速展開、持續深化，呈現出廣闊的研究前景。
（二）探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建設理論的歷史演進
中國共產黨對文化發展道路的百年探索與領導文化建設的理論品格 學界注重考查百年來中國文化發展道路的核心問題。如楊鳳城總結了黨百年來探索文化發展道路的演進邏輯，指出黨在延安時期形成對文化發展道路的自覺，新中國成立后堅持不懈探索，到21世紀明確提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發展道路”的命題并進行系統闡釋，對文化發展核心問題的認識逐漸發展成熟。還有學者從黨史、新中國史的歷史進程中總結文化制度建設的基本經驗和規律性認識。如歐陽雪梅等從國家制度史的角度分析、研究、闡釋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制度的歷史演進，探討其理論邏輯和實踐邏輯，歸納總結其歷史成就、經驗教訓，并提出展望與思考。祁述裕對黨領導文化制度建設的歷程進行了系統回顧，總結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制度的四個突出特點，強調文化制度是影響文化發展的決定性因素之一，要把握好百年來形成的歷史經驗和啟示。與此同時，學界深入探析百年來黨領導文化建設形成的獨特理論品格。如李鳳亮對黨在不同時期建構文化認知、探索文化建設、推動文化繁榮的現象、原因及規律進行探究，指出百年黨史為堅持文化自信賦予了價值底色、提供了精神支撐、注入了實踐力量。張國祚等認為，百年來黨的文化建設思想與時俱進的發展變化，始終在根本方向、根本保障、根本宗旨、根本方法上堅守著不變的原則。邢紅梅指出，中國共產黨百年文化觀的演進在歷史、理論和實踐三重邏輯上內在統一，具有鮮明的意識形態性、人民性、開放性和創新性，展現出獨特的理論品格。
中國式現代化的文化底蘊及其特征研究 一方面，學界集中闡述中國式現代化是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現代化。如郝立新等以中國現代化進程中的價值問題和價值選擇為研究對象，闡釋其價值目標、價值理念、價值基礎以及實現價值目標的路徑。還有學者聚焦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發軔邏輯、認知結構和實踐進路，探析促進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時代背景、目標要求與實踐路徑。歐陽雪梅強調，人民精神世界需要通過文化建設來構造。在新的歷史起點上，文化建設必須高揚思想旗幟、強化價值引領、激發奮斗精神，建設中華民族共有精神家園，推進文化鑄魂，增強中華民族的凝聚力、向心力、創造力，以中華文化繁榮興盛為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提供更為主動、更為強大的精神力量。另一方面，學界還集中闡釋中國式現代化是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協調的現代化。物質富足、精神富有是社會主義現代化的根本要求。物質貧困不是社會主義，精神貧乏也不是社會主義。中國共產黨歷來重視“兩個文明”的協同推進。李正華強調，改革開放后，黨堅持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兩手抓、兩手硬，推動社會主義文化繁榮發展，振奮了民族精神，凝聚了民族力量。就“兩個文明”在現代化進程中的辯證關系而言，陳金龍認為，物質文明是國家現代化的物質基礎，精神文明是國家現代化的文化支撐，對于國家現代化而言，二者缺一不可。歐陽雪梅強調，“兩個文明”協調發展不是自發的，而是需要自覺。學界普遍認為，中國式現代化建立了與傳統文化的協調適應關系。沈湘平指出，現代化與傳統并非簡單二元對立，中國式現代化道路有其傳統文化的根基。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蘊含著解答西方現代化道路總問題也是人類總體性危機的基本提示，是中國式現代化道路揚棄和超越西方現代化道路的重要邏輯之一。還有學者論述了“兩個文明”協調發展的理論根源等問題。國外各界高度肯定中國式現代化的文化內涵。英國48家集團俱樂部副主席基思·貝內特認為，與資本主義社會不同，中國式現代化既注重物質文明，也注重人們的情感和精神福祉。美國學者菲利普·克萊頓認為，一個有效的馬克思主義能把一個民族的歷史傳統、文化習俗和更深層次的道德觀念作為這個民族的傳統智慧，并加以接受。
文化自信自強研究 一個國家的現代化需要強大的物質力量，也需要強大的精神力量。中共二十大報告提出“推進文化自信自強”的新理路成為學界高度關注的理論熱點。秦宣強調，建設文化強國是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戰略任務，文化的地位和作用舉足輕重、不可替代，文化貫穿于現代化建設全過程、各方面，融入經濟、政治、社會、生態之中，為其他領域的現代化提供精神動力、智力支持和人才保障。研究者們密切關注從“文化自信”到“文化自信自強”表述變化的歷史。如王一川認為，這是一次重要的話語調整，將文化自信與文化自強相并提，表明二者需要密切結合起來予以統籌規劃。就“文化自信自強”的內涵而言，張晶認為，自信是對中華民族偉大的文化傳統和燦爛成就的自信;自強是基于自信基礎上使新時代的中華文化成為民族復興的強大力量，這也是新的百年奮斗目標的重要組成部分。趙義良則強調，在推進文化自信自強時，絕不能切割或忽略文化立場。對文化的繼承、借鑒、發展和弘揚進行理性思考，才能把握住堅守中華文化立場的核心要義。
偉大建黨精神和中國共產黨人精神譜系研究 2022年，學界繼續保持對偉大建黨精神和中國共產黨人精神譜系研究的熱度，研究主題涵蓋兩個重要概念的生成邏輯、精髓要義、基本特征、價值地位和實踐路徑等方面，并進一步對偉大建黨精神與中國共產黨人精神譜系及各種精神之間的邏輯關聯進行了研究。丁俊萍等認為，偉大建黨精神是一個具有概括性和中國特色的概念話語，是中國共產黨獨立自主構建話語體系、掌握話語權的重要體現。楊義芹強調，中國共產黨人精神譜系是一個龐大的系統，偉大建黨精神是中國共產黨人精神譜系的源頭和主線。王炳林等認為，縱觀中國共產黨人精神譜系，理想信念、人民至上、愛國奉獻、艱苦奮斗、求實創新是貫穿其中的精髓要義。還有學者對中國共產黨人精神譜系的形成原因、特征表現及現實價值進行了分析。總體而言，學界對黨領導文化建設理論和實踐的重點問題研究更加體系化、學理化，提升了文化史研究的理論高度，今后應繼續深入總結、準確提煉黨領導文化建設的歷史經驗，對社會主義文化建設的基本理論問題做出系統闡釋。
（三）新時代十年文化建設重點領域的歷史性成就和變革研究
意識形態領域形勢發生全局性根本性轉變研究 學界系統總結了新時代十年意識形態建設的成就和經驗，重點闡釋了確立和堅持馬克思主義在意識形態領域指導地位的根本制度的重大意義。如李毅等認為，新時代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站在黨和國家事業發展的戰略高度，不斷推進意識形態建設，推動意識形態領域形勢發生了全局性、根本性的轉變。堅持理論強黨、堅持黨對意識形態工作的領導權、堅持遵循意識形態工作的規律、增強憂患意識、敢于斗爭、重視自我革命的鍛造作用是我們從中得到的寶貴經驗。李書磊強調，堅持馬克思主義在意識形態領域指導地位的根本制度，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重要支撐，是堅持和加強黨的全面領導的本質要求，是發展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的有力保障。要把這一根本制度貫穿到文化建設各方面，體現到堅持正確的政治方向、輿論導向、價值取向上。學界主要從基本依據、力量來源、基本維度等方面把握新時代十年意識形態領域形勢發生的全局性、根本性轉變。歐陽雪梅認為，中共十八大以來，中共中央對意識形態工作的重要地位、根本任務、重點領域、領導權與管理權等重大問題做出系統闡述，增強了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的凝聚力和引領力。吳學琴認為，新時代意識形態話語強大凝聚力和引領力的力量來源是“兩個確立”，其具有馬克思主義的科學基礎，符合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實踐要求，因而得以實現制度性安排和法理性建構。寇清杰等認為，中國共產黨從戰略創新、視野創新、理論創新和實踐創新等基本維度，推動意識形態領域形勢發生全局性、根本性轉變。值得關注的是，學界關于新時代十年意識形態工作的研究展現出蓬勃生機。例如，張博認為，新時代意識形態工作呈現出認識觀念更新、思想理路創新、實踐方略出新等鮮明特點。李曉陽從馬克思主義感性實踐論出發拓展了新時代中國主流意識形態感性傳播研究的新視角。
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引領文化建設成就與經驗研究 中共十八大以來，中共中央堅持以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引領文化建設，把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納入新時代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基本方略，把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融入社會發展各方面。中共二十大報告進一步提出“廣泛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新要求，圍繞鑄魂育人的根本任務做出一系列戰略安排。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從正式提出、培育踐行到廣泛踐行，在理論和實踐上回答了我們要建設什么樣的國家、建設什么樣的社會、培育什么樣的公民等重大問題。2022年，學界系統總結了新時代十年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引領文化建設各方面的成就與經驗。在思想政治教育方面，沈壯海闡述了思想政治教育、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的生成與發展，以及學校、媒介、制度等對思想政治教育的影響。王樹蔭等認為，中共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將思想政治工作擺在更加突出的位置，不斷推進思想政治工作的理論創新、制度創新和實踐創新，推動思想政治工作取得歷史性成就、發生歷史性變革。在理想信念教育常態化制度化方面，學界主要對黨員干部、青年等重要群體理想信念教育常態化制度化的成就與經驗加以考察。在建立健全黨和國家功勛榮譽表彰制度方面，劉擁鋒等系統梳理了新時代黨的表彰制度建設，認為系統性構建與體系化形塑是推動黨的表彰制度科學化、法制化和戰略化發展、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必然要求和創新之舉。在深化群眾性精神文明創建活動與建設新時代文明實踐中心方面，吳少進認為，新時代文明實踐中心建設對加強思想政治引領、滿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密切黨群干群關系、培育社會文明風尚具有獨特作用，應充分認識其歷史傳承、現實境況和未來取向。總的來看，2022年，學界對新時代十年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培育踐行的歷史性成就和變革做出了較為深入和細致的梳理和總結。
國家文化軟實力和中華文化影響力明顯提升的經驗研究 新時代十年，我國不斷加強對外文化交流和多層次文明對話，積極構建多主體、立體化大外宣格局，推動文化交流互鑒，促進民心相通相融，國際話語權和影響力顯著提升。趙可金認為，與西方國家強行推進普世價值觀的路線不同，中國堅持文明交流互鑒，推動中外人文交流初步形成了“元首外交引領、高訪帶動、高級別機制示范、雙多邊結合、國內外統籌、中央地方聯動、官方民間并舉”的工作格局。達巍等認為，中國是世界少有的由中央政府搭建全面人文交流機制的國家。中共十八大以來，我國搭建了全覆蓋的中外人文交流機制，充分發揮了高級別人文交流機制的示范帶動作用。其中，中非人文交流與合作取得的積極成效引人注目，已經成為不斷夯實鞏固中非關系社會民意基礎的重要支柱。有學者著重探析了新時代十年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走出去的成效與經驗。如石書臣等指出，我們黨通過積極搭建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對外交流的平臺、提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對外傳播話語能力、創新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對外傳播模式等重要舉措，為講好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故事搭建了橋梁，推動了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走向世界。
新時代十年文化建設的歷史性成就和變革研究 在以上重點領域的研究成果之外，文化建設各領域都梳理總結了十年來的建設成就和經驗。值得關注的是，學界自覺加強對新時代十年文化建設的整體性研究。代表性成果有歐陽雪梅主編的《新時代的文化建設》。該書作為中共中央宣傳部2022年主題出版重點出版物“新時代這十年”叢書之一，以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為指導，緊扣黨的第三個歷史決議關于“文化建設”等相關論述，在全面梳理中共十八大以來黨和國家領導人的重要講話、黨中央和相關部門文件及相關行業動態基礎上，系統分析新時代十年文化建設的背景、核心要義及發展脈絡，比較全面地呈現了新時代文化建設取得的理論與實踐成果。
（四）細分領域專題研究取得新進展
哲學社會科學建設史研究聚焦“三大體系”建設和建構中國自主知識體系 田心銘指出，馬克思主義對于當代中國哲學社會科學既是指導思想，又是首要學術資源。要深入研究堅持指導思想和融通學術資源的關系。韓喜平強調，要以馬克思主義為引領，擺脫學徒思維和照搬模仿，推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學理化發展，尋求解決中國乃至世界問題的理論創建，構建新的理論解釋范式。還有學者關注推進哲學社會科學高質量發展的重點領域。荊林波等認為，構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是一項系統工程，其中學科建設是推動哲學社會科學發展的有力抓手，人才隊伍則是構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的第一資源。應針對這兩方面仍存在的典型問題著力改進，進一步推進哲學社會科學高質量發展。
文化事業和文化產業史跨學科特點凸顯 文化事業史研究體現出與經濟學、財政學交叉融合的新特點。如張紅鳳等利用2014—2019年的樣本數據，構建耦合協調度模型，探析各個省份的公共文化服務水平與經濟質量是否實現了良性協調發展。駱永民等利用中國勞動力動態調查三年調研(2012年、2014年、2016年)數據開展實證研究后發現，鄉村文化建設不僅直接促進了農民增收和共同富裕，還為其他促進農民增收的因素提供了重要的輔助作用。文化產業史方面，學界重點關注新時代十年文化產業從高速發展轉向高質量發展的歷史變革。顧江把中共十八大以來文化產業改革發展歷程細分為鞏固改革成果階段、探索轉型階段、協同發展階段及高質量發展階段，認為我國文化產業在此過程中始終堅持雙效統一原則，初步建成了中國特色現代文化產業發展體系和市場體系。此外，文化產業新興業態發展取得的成就和經驗也得到關注。如侯順對中國網絡影視文化產業發展史進行了比較系統的研究。值得注意的是，文化產業史研究不斷向歷史縱深拓展并著力增強理論性。如李向民從藝術贊助的視角對文化產品從古至今的生產、交換與消費進行了梳理和分析，嘗試總結歸納中國文化產業發展的規律。
新聞史深入挖掘史料、拓展研究方法、創新研究視角 學界對百年黨報黨刊建設的歷史進程和基本經驗進行了系統回顧和考察，對新中國70多年來各個歷史時期的新聞業發展形態、新聞史研究特點和學科走向進行總結和評價，對新聞史研究中尚未細致考察乃至尚未觸及的問題進行了較為深入的史料挖掘和描述。例如，龍偉以1949—1953年上海報業變革為研究對象，勾勒出以《解放日報》為核心的國營報業體系的確立過程，描繪上海私營報業體系經過整合再造成為“人民報紙”的歷史脈絡。聶勵利用中外檔案文獻考察了1949—1958年中英兩國關于新華社香港分社的交涉，指出中英兩國的較量造成新華社香港分社多次調整職能定位，直至1958年成為中國政府在香港的最高代表機構。新聞史在研究方法上積極創新。如韓景怡等采用文獻計量法系統呈現科技新聞研究的學術發展史，強調科技新聞研究的國內外差異應引起學界的重視與反思。趙雪波認為，傳統傳播史基于技術路徑的分期法已難以適應全媒體和融媒體時代的要求，應從傳播本體功能的角度實驗性地提出一種新的分期法。
出版史取得新成果 萬安倫系統梳理了新中國出版業70年的歷史發展脈絡，全面總結了出版事業的成就、經驗和啟示。新中國古籍整理出版研究成為新亮點。王育紅在統計新中國成立以來古籍出版書目數據的基礎上，對70多年的古籍出版進行了學術總結。通過對古籍出版數據進行分析，描繪出新中國古籍出版的發展歷程，并從政治經濟、文化政策、學術思潮等方面分析了影響古籍出版的主要因素。此外，還有學者對新中國古籍出版規劃和第一屆古籍小組進行了歷史考察，為貫徹落實2022年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的《關于推進新時代古籍工作的意見》提供歷史參考。
文藝史研究加強史觀建設 關于近年來文藝領域以“新主流”替換“主旋律”的話語更迭現象，陶慶梅認為，“新主流文藝”這一概念重構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歷史敘事，具有史觀重建的重要意義。在電影史方面，有學者緊密圍繞黨的創新理論，拓展影視史研究的新主題。例如，彭濤對中國共產黨人精神譜系的影像史做出歷史分析，認為其具有構建集體記憶、增進歷史認同感、踐行愛國主義教育的價值。在文學史方面，以紀念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以下簡稱《講話》)發表80周年為契機，學界聚焦文藝為什么人的根本問題，深入探析《講話》人民性立場的歷史價值和當代意義。張炯認為，《講話》從多層次、多方面系統論述了文藝的本質特征，指明了人民文藝的歷史發展方向，大力推進了馬克思主義文論的發展，成為中國人民文藝發展的理論指南和馬克思主義文論中國化的光輝里程碑。就《講話》對文藝實踐產生的影響而言，祝鵬程認為，在《講話》等經典文獻的感召下，文藝工作者通過采風這種主體生成方式和文化實踐方式對民間文藝進行創造性轉化，生產出屬于勞動人民的新文藝。肖文明基于現代化理論的新視角，認為《講話》展示了反對現代社會徹底分化的趨向，強調“政治”以及相應的“人心”的中心地位與統合作用。
教育、科技、人才和體育史研究的新趨向 教育史研究重點關注教育現代化、城鄉教育一體化、教育教學改革創新、國家通用語言文字教育教學等方面取得的成就與經驗。如譚天美等認為，城鄉教育一體化研究存在“理論關注有余而實踐經驗總結不足”等問題。科技史研究聚焦加快建設創新型國家、科技自立自強、新型舉國體制、關鍵核心技術攻關和自主創新、深化科技體制改革和科技人才政策等一系列重要問題。樊春良等認為，近十年來中國科技創新取得的歷史性成就，與國家科研機構所起的作用密不可分。蘇熹將新中國前30年基礎研究與應用研究政策的演進劃分為三個歷史階段，認為中國科學家積極參與各個階段科技政策的制定與執行，發揮了重要作用。人才史研究重點關注了人才強國戰略、黨管人才原則、人才培養體系和機制的重大改革等問題。體育史研究從多個維度總結冬奧會精神的文化遺產，重點研究闡釋習近平總書記關于辦好北京2022冬奧會的重要論述。還有學者追溯了以冬季體育運動為代表的群眾體育制度建設的歷史實踐。
中共二十大報告對教育、科技、人才設立專章進行整體謀劃，高度重視其基礎性、戰略性支撐作用，這在歷次黨的全國代表大會報告中還是第一次。可以預見，教育、科技、人才的統籌部署，將對以往專史研究的主題、內容和結構等產生深刻的影響。
（五）新興領域研究拓展學科新場域
學科研究的新興領域并非從無到有，而是隨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建設理論和實踐發展，某一細分領域或具體議題在文化建設全局中的地位和作用顯著提升，學界關注度明顯增強，在學科中逐漸占據重要分量。2022年，國家文化數字化建設史、國家文化工程史、國家文化治理史等均顯現上述趨勢，拓展了學科發展的新場域。
國家文化數字化建設史 中共二十大報告明確提出“實施國家文化數字化戰略”的決策部署，以數字化推進社會主義文化強國建設。在新的目標要求下，學界系統總結了中國文化數字化建設的歷史進程、經驗和困境。如高書生系統回顧了文化數字化從建設工程上升到國家戰略的發展進程，深入剖析以國家文化專網為中心的國家文化大數據體系建設的各個戰略支點，指出其在維護國家文化安全上的重大意義。同時，學界還對文化遺產、公共文化機構、文化企業等的數字化建設歷程進行了梳理。應當指出，國家文化數字化戰略全面覆蓋文化事業和文化產業各類建設主體，內在地蘊含著重塑公共文化服務和文化產業共生體系的歷史遞進邏輯。但不少成果囿于傳統“二分法”思路，與國家文化數字化戰略“整合”“跨”“通”的建設取向尚有一定差距。
國家文化工程史 “考古中國”重大項目和中華文明探源工程、國家文化科技創新工程、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傳承發展工程、國家文化公園工程等取得的一系列新成果，引發學界對文化工程重大作用和歷史成就的高度關注。如王巍等對中華文明探源工程的背景和緣起，及其啟動20年來取得的主要成果和現實意義做出全面系統的回顧和總結。《探索與爭鳴》編輯部組織圓桌論壇，專門探討國家文化公園建設進程中的問題和對策。目前研究主要面向某項文化工程展開探討，從整體上梳理和評價國家重大文化工程組織實施的歷史經驗和實踐成效的成果尚付闕如。
國家文化治理史學界重點關注國家文化安全問題。肖凌認為，文化安全是最深層次的國家安全，是社會制度、國家政權得以維護的重要基礎。維護國家安全必須準確把握文化安全在國家安全總體布局中的定位，及其與中國式現代化、建設文化強國、增進文明交流互鑒之間的內在邏輯關系。學界還關注文化治理體制、文化產業治理、公共文化治理和鄉村文化治理等問題。例如，傅才武等通過對40年來中國文化體制演進過程的分析，探析中國作為轉型國家文化治理體系形成的獨特性，否定中西文化治理邏輯接軌的流行說法。
2022年，隨著文化建設理論和實踐的創新發展，文化史研究的主題、內容、結構及由此形成的研究領域隨之發生變化，以往相對薄弱的研究領域取得了新的進展。
三、簡要評價與思考
2022年，文化史學科穩步推進，研究取得較大進展，涌現出一批高質量學術成果，并在研究視角、史料運用、研究方法等方面有所突破。從學科發展總體態勢來看，主要有以下三個鮮明特點：一是學界對文化建設的根本性、原則性問題有明確共識，對新時代黨的文化創新理論高度認同，這一思想共識貫穿于豐富多樣的研究主題和研究內容之中。二是跨學科交叉融合趨勢日益明顯。“第二個結合”的豐富內涵、中國式現代化的文化底蘊等熱點議題，吸引各學科力量進入文化史研究領域，跨學科交叉融合的特點愈加凸顯。三是研究方法有新拓展。新聞傳播史、文化事業和文化產業史的實證研究愈加成熟，計量研究發現了較為隱蔽的研究議題，對傳統考據法形成有效補充。
與此同時，我們也要看到學科發展尚存在短板和弱項。今后應重點關注以下三個方面的問題。
注重形成研究合力 文化史研究的新的重大命題，需要匯聚馬克思主義理論、中共黨史黨建學、中國史、藝術學、新聞傳播學等多學科研究力量，形成跨學科的研究視野，取得整體性的研究成果，將中國共產黨領導文化建設的成就和經驗上升為規律性認識，系統闡釋并深刻回答社會主義文化建設的基本問題。這就需要學科之間進一步加深交流探討，將各有側重的研究取向凝聚成合力，以高質量研究成果推動文化史學科繁榮發展。
運用大歷史觀深化學科研究視野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要教育引導全黨胸懷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戰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樹立大歷史觀，從歷史長河、時代大潮、全球風云中分析演變機理、探究歷史規律，提出因應的戰略策略，增強工作的系統性、預見性、創造性。”運用大歷史觀深化新中國史研究，內在地要求在中華文明長程中深化研究，在歷史長時段中深化重大事件、重要人物研究，在國際寬視野中深化研究。樹立和運用大歷史觀是各專門史高質量發展的共同努力方向，對本學科而言顯得更為重要和緊迫，應著力發揮文化史研究的獨特優勢，更有歷史深度和厚度地講好中國故事。同時，應注重文化史研究與通史研究的辯證關系。通史在一定意義上是新中國史研究編纂的重要學術出發點和落腳點。做好文化史研究，必須在總體上認識和把握新中國史的主題主線、主流本質。
增強史料運用和研究方法的科學性 一門學科是不是科學研究，不取決于這門學科是否具有階級性、政治性、意識形態性，而在于它追求的是不是客觀真理，反映的是不是客觀規律，具有的知識體系是否完整系統，遵守的學術規范是否被公認為科學。與時俱進地推動史料運用和研究方法拓展更新，是增強文化史學科研究科學性的根本要求。當前，易見史料浩如煙海、數字檔案日益增多，量化研究和質性研究成果初步涌現。文化史學科應在文化數字化的時代大勢下，有計劃、有步驟地加快史料運用和研究方法的更新與拓展。
2022年，文化史研究以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為指導，牢牢把握文化建設與改革發展的主題主線、主流本質，重點熱點問題和細分領域研究取得了豐碩的研究成果，增強了學科發展的問題意識和主體意識。從不斷提高研究質量的角度而言，文化史學科發展需要增強跨學科交流以形成研究合力。同時，研究者應樹立和運用大歷史觀拓寬研究視野，增強史料運用和研究方法的科學性，著力加強“三大體系”建設，建構符合中國歷史規律和文化特點的自主知識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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