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 頁 李大釗與國共合作統一戰線的建立
李大釗是中國共產黨早期統一戰線政策的重要決策者和卓越實踐者，他是最早提出和闡述建立革命統一戰線策略的領導人之一。為促成國共合作建立統一戰線，從1922年到1924年，李大釗南北奔波，三赴上海、二下廣州，參與了國共合作政策的制定，幫助孫中山改組國民黨，推動了第一次國共合作的實現，為中國共產黨的統一戰線工作留下了寶貴的精神財富和實踐經驗。
啟蒙民眾，醞釀并形成其統戰思想
中國共產黨成立之初，早期的共產主義者沒有深刻認識到中國國情和中國革命的特殊性，沒有意識到統一戰線的重要性。中共一大通過的決議決定，中國共產黨應當始終站在完全獨立的立場上，不同其他黨派建立任何聯系。
而李大釗的統一戰線思想在五四運動時期便已經開始萌芽，他熱情投入并參與領導了五四運動，深刻認識到民眾聯合的力量，并號召全國師生聯合起來，同時也希望拓展成各行各業的大聯合。為此，1919年12月，李大釗在《新生活》第19期發表《大聯合》一文，高度評價了毛澤東所提出的“民眾大聯合”主張，明確指出“很盼望全國各種職業、各種團體，都有小組織，又有大聯合”，這是尋求適合中國革命道路的一種新認識。1920年1月15日，李大釗在《解放與改造》第2卷第2號上發表了《由縱的組織向橫的組織》，指出“從前的社會組織是分上下階級豎（樹）立系統的組織，現在所要求的社會組織是打破上下階級為平等聯合的組織”，希望全社會建立起橫的組織，形成民眾的自治聯合。1920年5月1日，李大釗在《“五一”MayDay運動史》中贊許民眾聯合的力量，指出五一紀念日是勞工聯合組織對雇主的勝利。同年8月，李大釗又撰寫了《要自由集合的國民大會》，“望大家憤（奮）起，把已有的職業團體改造起來，沒有團體的職業也該速聯合同業，組織起來”。
這一時期，李大釗的一系列論著，強調了中國社會大變革中民眾勢力聯合的重要性，反映出他建立聯合的統一戰線思想的萌芽，為后來國民革命聯合戰線的形成作出貢獻。
1920年，共產國際第二次代表大會通過了列寧關于《民族和殖民地問題提綱》，提出共產國際應當同殖民地和落后國家的資產階級民主派結成臨時聯盟。李大釗迅速理解和接受，并與中國國情相結合，認識到了中國的民主革命需要建立和依靠一個廣泛的代表性的聯合戰線。根據共產國際指示，中國共產黨采取了聯合吳佩孚的政策。作為中共建黨初期與蘇俄、共產國際交往最多，關系最密切的主要領袖之一，李大釗成了“聯吳”政策的最主要參與者。雖然由于吳佩孚的軍閥本質所致，聯合未能成功，但在中共統戰史上有著重要意義。
1922年7月，中共二大制定了民主革命綱領，提出了聯合革命黨派，通過了《關于“民主的聯合戰線”的議決案》，強調“應該出來聯合全國革新黨派，組織民主的聯合戰線，以掃清封建軍閥，推翻帝國主義的壓迫，建設真正民主政治的獨立國家為職志”。
李大釗的統戰思想在中共二大前后初步形成。在中共二大召開前，李大釗已經公開倡導聯合戰線。1922年7月，李大釗、鄧中夏和劉仁靜等向少年中國學會提交的《北京同人提案》指出，共產黨與國民黨“要客觀地考查（察）中國的實際情形，應該在此時共同認定一聯合的戰線UnitedFront，用革命的手段，以實現民主主義為前提”。李大釗雖未參加中共二大，但其統戰思想與中共二大的民主革命綱領無疑是一致的，深化了中共對建立革命統一戰線基本問題的認識，進一步明確了統一戰線思想中的革命地對象、革命力量、統一戰線的范圍等。
踐行聯合，推動國共進行第一次合作
1921年6月，共產國際代表馬林來華，帶來了聯合孫中山的政策。在李大釗的安排下，12月，馬林到桂林與孫中山會談，孫中山表示愿意與中國共產黨合作。1922年初，馬林向中共中央建議，“必須與國民黨建立友好關系，我們的人應該實行利用左翼去改變國民黨的策略”。馬林的建議并未被中共高層領導接受，但李大釗在與馬林多次溝通后，他逐漸認可并接受了共產國際提出的國共合作的思想。在此基礎上，李大釗成為共產國際與國民黨建立聯系的橋梁。1922年3月，經李大釗介紹，馬林到廣州與孫中山會談，商討關于中國民主革命聯合戰線問題，孫中山拒絕黨外聯合，只接受中國共產黨及青年團分子加入國民黨。這是統一戰線的初步實踐，成為國共兩黨合作的良好開端。
為進一步研究合作形式問題，1922年8月，中共中央在杭州西湖召開中央執行委員會全體會議。會議伊始，面對馬林提出的“共產黨員以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的建議，黨內意見分歧嚴重。大多數領導人擔憂中共喪失獨立性，堅決反對；馬林則強調國民黨是各階級聯合的黨，應通過加入來改造。
在此僵局下，李大釗提出新建議：共產黨員有條件地加入國民黨，并以少數負責人率先加入作為兩黨合作的橋梁。他分析指出，孫中山作為民主革命先驅，只同意共產黨員加入國民黨，拒絕黨外聯合；而國民黨組織松懈，無政府主義者加入多年仍自行其是，足見共產黨員加入不會受約束。這種立足現實的分析，既堅持了黨內合作的前提，又回應了孫中山拒絕黨外合作的立場，成功化解了爭論，讓與會者心服口服。同時，他同意陳獨秀提出的“取消國民黨入黨打手模和宣誓服從孫中山的原有辦法”，強調“根據民主主義原則改組國民黨”，主張共產黨與國民黨合作后應保持自身獨立性，繼續在工人中建立活動和組織中心，平衡了各方訴求。
西湖會議最終達成共識：在孫中山改組國民黨的條件下，由中共少數負責人先加入國民黨，同時勸說全體共產黨員以個人名義加入國民黨。這一決定使中共的國共合作政策由黨外合作轉向黨內合作，李大釗的深刻分析和耐心說服成為會議成功的關鍵。
奔走南北，實現國共第一次合作
1922年西湖會議后，李大釗肩負黨的重托，踏上推動國共合作的征程。彼時孫中山因陳炯明叛亂避居上海，尋求革命新路，李大釗的到訪如雪中送炭。一周內他們多次長談，暢聊“振興國民黨以振興中國”之策，孫中山從李大釗身上看到了共產黨人的真誠、活力與能力，更意識到國民黨急需新鮮血液提振精神，兩人就此結下深厚革命友誼。在孫中山介紹下，李大釗等人以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成為最早一批跨黨合作的踐行者。
1923年1月，在李大釗等人聯絡下，蘇聯代表越飛抵達上海與孫中山會談，26日發表《孫文越飛聯合宣言》，確立了孫中山的聯俄政策，推動國共合作的發展。
同年6月，李大釗南下廣州，參加中國共產黨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大會的中心議題是國共合作問題。在會上，李大釗認為共產黨一面要參加到國民黨中去，建立革命統一戰線，利用統一戰線的組織來發展工農運動，壯大力量；一面要保持共產黨的獨立性。會議通過《關于國民運動及國民黨問題的議決案》，決定全體共產黨員以個人名義加入國民黨，同時保持中共在思想、組織、政治上的獨立性。
1923年10月，李大釗被孫中山任命為國民黨改組委員，參與研究改組工作、草擬黨綱章程。11月，他協助孫中山完成國民黨改組特別會議籌備，為國民黨一大的召開做好準備。在1924年1月國民黨一大上，李大釗當選為中央執行委員，參與通過《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在事實上確立聯俄、聯共、扶助農工三大革命政策，標志著第一次國共合作的正式形成，是中共實踐民主聯合戰線政策的重大勝利。
國共合作的推進中，李大釗始終堅守中國共產黨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制定的原則，既堅定維護共產黨的獨立性，又積極推動合作大局。國民黨一大后，李大釗成為北方國民黨的主要領導人，在北方大力發展國民黨組織，短時間內讓國民黨黨員從不足百人增至1.4萬余人，將北方國民黨改造為深入基層民眾、聯合基層民眾開展革命運動的政黨，把革命火種播撒到工人、農民、城市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等群體中，推動了大革命轟轟烈烈地開展。孫中山逝世后，李大釗組織各界人士30多萬人參加追悼會，一方面促進了民眾的反帝反軍閥思想的發展，團結了各界民眾，另一方面也進一步宣傳了孫中山的新三民主義，使國共合作的思想深入人心。
李大釗是中國共產黨統一戰線事業的先驅，他將馬克思主義統一戰線理論與中國國情相結合，號召各階層建立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統一戰線，并為推動國共合作南北奔走。作為馬克思主義統一戰線理論與中國革命實際初步結合的開創者之一，他的思想與實踐展現了中國共產黨人勇于開拓、守正創新的精神，為中國共產黨統一戰線理論的豐富與發展作出巨大貢獻。
（作者為張琳淼，系河北省委黨史研究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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