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 頁 大歷史觀視野下的毛澤東與中共七大
中共七大，是共產國際宣布解散后黨第一次完全獨立自主召開的全國代表大會；是在抗日戰爭不斷取得勝利，并且即將迎來最后勝利的情況下召開的；是在深入總結歷史經驗，使全黨對中國革命基本問題的認識達到一致的基礎上召開的。中共七大是黨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召開的一次極其重要的全國代表大會，會議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旗幟，為建立新民主主義的新中國制定了正確路線方針政策，使全黨在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達到空前統一和團結。許多歷史事件的意義是在歷史進程中凸顯出來的，延伸和拉長歷史的視線來看毛澤東與中共七大，更是如此。
一、中共七大是同心同德、“在毛澤東的旗幟下”勝利召開的大會
中共七大召開時，主席臺上方紅色橫幅上寫著“在毛澤東的旗幟下勝利前進”，會場后面的題詞是“同心同德”，這是黨的領導核心的鮮明昭示。從1935年遵義會議到1945年中共七大，毛澤東核心地位的確立經歷了一個長期艱辛的歷史過程。
早在中共三大上，毛澤東就被選為五位中央局成員之一，并擔任中央局秘書。此后，毛澤東的黨內職務有過多次起伏，屢受排擠打擊。直到遵義會議召開，事實上確立了毛澤東在黨中央和紅軍的領導地位。對此，鄧小平后來回憶，“在歷史上，遵義會議以前，我們的黨沒有形成過一個成熟的黨中央”，“我們黨的領導集體，是從遵義會議開始逐步形成的”，“作為中央領導，可以說在一九三五年一月遵義會議確立了以毛澤東同志為核心的中央領導時，就成熟了”。周恩來后來也說道，當時“毛主席取得領導地位，是水到渠成”。1938年9月至11月召開的黨的擴大的六屆六中全會，為實現黨對抗日戰爭的領導進行了全面的戰略規劃，基本上糾正了王明的右傾錯誤，進一步鞏固了毛澤東在全黨的領導地位，統一了全黨的思想和步調，推動了各項工作的迅速開展。延安整風運動實現了在以毛澤東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領導下全黨新的團結和統一，特別是在整風基礎上通過的《關于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高度肯定了確立毛澤東在全黨領導地位的重大意義。在整風運動過程中，為加強黨的集中統一領導，1943年3月，中央政治局會議通過《中共中央關于中央機構調整及精簡的決定》，推定毛澤東為中央政治局主席和中央書記處主席，從組織手續上完成了毛澤東在全黨的領導核心地位的確立。中共七大正式形成以毛澤東同志為核心的黨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劉少奇在七大上指出：“我們的黨，已經是一個有了自己偉大領袖的黨。這個領袖，就是我們黨和現代中國革命的組織者與領導者——毛澤東同志”，“他之成為我們黨和中國民族與中國人民的領袖，正是我們全黨和全國廣大人民所審慎選擇的結果”。1945年6月19日，黨的七屆一中全會選出十三名中央政治局委員，選舉毛澤東、朱德、劉少奇、周恩來、任弼時為中央書記處書記，毛澤東為中共中央主席、中央政治局主席、中央書記處主席。8月，中央政治局會議決定毛澤東為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朱德等為副主席。這就使全黨在組織上達到了空前的團結和統一。
從一個長時段來看毛澤東成為領袖的歷程可知，領袖并非天生造就，也不是自我加封，而是通過其卓越的領導業績鑄就的。正如彭德懷所說：“領袖是長期斗爭經驗總結的，是長期斗爭中產生的。毛澤東的領導地位是由正確的領導取得的。”在一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東方大國進行革命，選擇一條什么樣的道路才能把中國革命引向勝利成為首要問題。在大革命失敗和秋收起義遭到挫折后，毛澤東適時地率領部隊深入到農村腹地，開辟了以農村包圍城市、最后奪取全國勝利的正確革命道路。鄧小平后來曾指出：“回想在一九二七年革命失敗以后，如果沒有毛澤東同志的卓越領導，中國革命有極大地可能到現在還沒有勝利，那樣，中國各族人民就還處在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的反動統治之下，我們黨就還在黑暗中苦斗。”毛澤東帶領全黨創造性地提出和實施了一系列正確的戰略策略，引領中國革命航船不斷乘風破浪前進。經過一次次的考驗和證明，毛澤東當之無愧“是中國革命的旗幟”。
在領導革命實踐的過程中，毛澤東深刻認識到，不能以教條主義的觀點對待馬克思列寧主義，必須從中國實際出發，實現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他在總結實踐經驗的基礎上不斷進行理論創造，形成了適合中國情況的科學指導思想——毛澤東思想。把毛澤東思想確立為黨的指導思想并寫入黨章，是中共七大的歷史性貢獻。中共七大通過的新黨章明確規定：“中國共產黨，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與中國革命的實踐之統一的思想——毛澤東思想，作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針”。劉少奇在中共七大上所作的關于修改黨章的報告中指出：毛澤東思想“就是中國的共產主義，中國的馬克思主義”，它將“極大地增強我們黨和中國人民的信心和戰斗力量，極大地加速中國革命勝利的進程”，將“造福于我國民族至遙遠的后代”。聯系到后來的革命進程和今天毛澤東思想仍在發揮的指導作用，這一說法是多么富有遠見。
在中共七大上，毛澤東的領袖地位和毛澤東思想的指導地位是一面旗幟上的兩顆璀璨的明珠。劉少奇指出：“我們黨不只是有了自己的偉大的領袖，而且有了大批久經鍛煉的、以毛澤東思想武裝起來并圍繞在毛澤東同志周圍的中堅干部”，“我們是不可戰勝的”。陸定一也不無感慨地講道：“我覺得這次七次代表大會給我最大的感動，就是我們黨真正地在毛主席領導下面，空前未有地團結起來了！”中共七大被稱為“團結的大會”，沒有堅強的領導核心，就不能團結；沒有正確的理論武裝，同樣也不能團結。毛澤東早年曾說：“主義譬如一面旗子，旗子立起了，大家才有所指望，才知所趨赴”。革命旗幟的確立，為黨戰勝困難、爭取勝利創造了最重要的條件。
二、毛澤東以充分的信心估計到光明和黑暗，使中共七大成為知難而進、敢于勝利的大會
中共七大召開時，黨面臨的形勢基本上是“一片大好”。從國際形勢來看，大會處在反法西斯戰爭最后勝利的前夜。從國內形勢來看，毛澤東認為，中國共產黨具備四大顯著優勢：其一，擁有一個歷經考驗且黨員規模龐大（達121萬）的中國共產黨，使革命有著堅強的領導力量；其二，控制著一片幅員遼闊的解放區（涵蓋了9550萬人口，配備了91萬軍隊及220萬民兵），構成了堅實的戰略后方；其三，得到了全國廣大人民的援助和支持，這是戰勝一切困難的重要保證；其四，獲得了國際社會的援助。特別是，中國人民覺悟和團結的程度比過去任何時候都高，全國性的民主運動日益高漲著。在這些有利條件下，中國迎來了實現獨立、自由、民主、統一與富強的歷史性機遇，這在近代百年、五四運動以來、建黨以來都是前所未有的。盡管如此，毛澤東在大會上更多地講到了面臨的問題和諸多嚴峻的挑戰，他指出，“我們要有充分的信心估計到光明，也要有充分的信心估計到黑暗，把各方面都充分估計到”，誰只看到積極面而忽視潛在困難，“誰也就不會很好地為實現黨的任務而斗爭”。
實際上，這是他一貫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他曾說過，作為領導，必須有預見，就是在某種東西“還是小量的不普遍的時候，就能看見，就能看到它的將來的普遍意義”。所謂預見，包括兩個方面的重要內容：一是從好的方面看到好的前途，比如科學預見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深刻把握游擊戰的戰略價值等；二是充分地估計到可能遇到的困難和不好的方面。例如，1938年，日軍逼近武漢時，毛澤東說：“如果武漢一失，日本帝國主義的胃口不吃則已，一吃便想再吃，他還要西安、廣州、南昌，中國只剩下峨眉山。”后來形勢的發展基本上如毛澤東所料，這也成為他在《論持久戰》中劃分抗戰階段的一個重要依據。再如，1940年，毛澤東敏銳察覺國民黨頑固派企圖在華中發動新的反共高潮的信號，曾多次致電提醒新四軍可能遭遇的圍堵和襲擊。第二種“預見”既反映出毛澤東卓越的領導智慧，也體現了他居安思危的憂患意識。
在前景光明的時候也要充分地估計到困難，這一點更鮮明地體現在中共七大期間毛澤東的報告和講話中。他強調，切勿將黨的事業理解為一帆風順的，而應從事實出發，清楚地認識到存在兩種可能性，好與壞兩種前途。
就國際情況而言，世界將走向進步。但同時，在許多國家內部，仍存在著不愿目睹本國及世界各國人民實現團結、進步與解放的強大反動勢力。即便二戰結束和國際和平實現以后，斗爭也是存在著的，在反法西斯侵略的陣營內部，潛藏著持續對各國人民及殖民地、半殖民地實施壓迫的勢力。唯有歷經長期斗爭，徹底鏟除這些勢力，才能有最廣泛的人民的勝利，但這一天注定不會迅速且輕易實現。毛澤東觀察到，“最近四五年來，國際局勢經常是矛盾的，一會兒是好消息，一會兒是壞消息，好了又壞，壞了又好，今后還會是這樣，時好時壞，不好不壞，波浪式地發展”。就國內來說，明顯地存在著兩條路線：“國民黨政府壓迫中國人民實行消極抗戰的路線和中國人民覺醒起來團結起來實行人民戰爭的路線”，我們要“準備應付大事變”。
除了國際國內大的問題，毛澤東還一口氣列舉了可能遇到的十七條具體困難：第一條，外國大罵；第二條，國內大罵；第三條，準備被國民黨占去幾大塊根據地；第四條，準備被國民黨消滅若干萬軍隊；第五條，偽軍歡迎蔣介石；第六條，爆發內戰；第七條，出了斯科比，中國變成希臘；第八條，“不承認波蘭”，也就是共產黨的地位得不到承認；第九條，跑掉、散掉若干萬黨員；第十條，黨內出現悲觀心理、疲勞情緒；第十一條，天災流行，赤地千里；第十二條，經濟困難；第十三條，敵人兵力集中華北；第十四條，國民黨實行暗殺陰謀，暗殺我們的負責同志；第十五條，黨的領導機關發生意見分歧；第十六條，國際無產階級長期不援助我們；第十七條，其他意想不到的事。這十七條困難，涉及方方面面，把所有可能遇到甚至不太可能遇到的困難都充分估計到了。毛澤東認為，“要把估計放在最困難的基礎上”，“在最壞的可能性上建立我們的政策”。這些困難后來有的果然遇到了，有的是不同程度地發生了。
講完困難后，毛澤東從另一種可能性出發提出了“一定要勝利”的八條原則，包括暫時吃虧，最終勝利；此處失敗，彼處勝利；一些人跑了，一些人來了；一些人死了，一些人活著；經濟困難就學會做經濟工作；克服天災，太行有經驗；黨內發生糾紛，使我們獲得鍛煉；沒有國際援助，學會自力更生。這些原則基本上是建立在十七條困難之上的戰略調整和合理應對。可見，中共七大被稱為“勝利的大會”是有充分根據的。這種敢于勝利不是盲目的，而是建立在對國際國內形勢的深刻分析之上，既充分地估計到了光明，也充分地估計到了黑暗。正如中共七大代表所言，當代表們沉浸在一片團結勝利的喜悅情緒中時，毛澤東這種立足最不利情況，同時力求最佳結果的思想，是其一貫的思維方式，蘊含著極為深刻的啟示意義和重要價值，“任何時候，對于做好各種工作都是非常重要的”。
“形勢”與“任務”，基本上是中共文件中最常用的兩個詞語，認清形勢，明確任務，正是事業通向成功的基本工作方法。特別是面對未來，既要認清好的形勢，還要認清壞的形勢，堅持底線思維，掌握歷史主動。習近平曾專門引述毛澤東在中共七大上列舉十七條困難，指出這樣的論述“很深刻，是治黨治國很重要的政治經驗和政治智慧”。“備豫不虞，為國常道。”從最困難的方面著想，爭取最好的前途，已成為中共的一種重要的思維方式、工作方法和領導藝術。
三、毛澤東在中共七大上明確了新民主主義經濟綱領特別是提出了正確對待私人資本主義經濟的方針
應對各種困難，最根本的是做好自己的事。中共七大召開時，黨已經有一個強大的解放區，那么如何進一步促進解放區的發展，進而建設一個新中國，是黨面臨的重要任務。中共七大上，毛澤東在《論聯合政府》中就新民主主義經濟成分構成、生產力標準，尤其是對發展和利用資本主義方面進行了系統深入的闡述，與《新民主主義論》相比，有了新的重要發展。
就新民主主義的經濟成分，毛澤東指出，我們主張的新民主主義經濟，必須是由國家經營、私人經營和合作社經營三部分組成。其中“無產階級領導下的國營經濟和合作社經濟”屬于社會主義的因素。與《新民主主義論》重點放在“節制資本”方面不同的是，《論聯合政府》強調要允許資本主義在新民主主義社會得到比較大的發展。
早在1934年1月，毛澤東闡述中國共產黨的經濟政策時就提出：“對于私人經濟，只要不出于政府法律范圍之外，不但不加阻止，而且加以提倡和獎勵。因為目前私人經濟的發展，是國家的利益和人民的利益所需要的。”隨著抗日戰爭形勢的變化，為了使民族統一戰線擁有廣大且強有力的基礎，1935年12月瓦窯堡會議通過的《中央關于目前政治形勢與黨的任務的決議》明確提出：“蘇維埃人民共和國用比較過去寬大的政策對待民族工商業資本家。在雙方有利的條件下，歡迎他們到蘇維埃人民共和國領土內投資，開設工廠與商店”，“在紅軍占領的地方，保護一切對反日反賣國賊運動有利益的工商業”。1939年12月，毛澤東在初步闡述新民主主義理論時提出，在革命勝利之后，“資本主義經濟在中國社會中全會有一個相當程度的發展”，“這是經濟落后的中國在民主革命勝利之后不可避免的結果”。同時，他也指出，“這只是中國革命的一方面的結果，不是它的全部結果”，除了資本主義因素的發展，還會有“社會主義因素的發展”，后者使中國革命走向“社會主義的前途”。1944年7月，談到戰后中國對私人資本的態度時，毛澤東提出：“不管是中國的還是外國的私人資本，在戰后的中國都應給予充分發展的機會，因為中國需要發展工業。”
在中共七大上，毛澤東對資本主義的發展歷程和趨勢進行了梳理和分析，他指出，自十月革命爆發后，資本主義的原有格局被打破，猶如缺失了重要的一環，剩余的資本主義逐漸分化為兩個部分，“一部分變為法西斯的資本主義，一部分變為民主的資本主義”。在毛澤東看來，這兩個部分相互對峙，而民主的資本主義正與社會主義攜手合作，因而我們所提倡的是具備生命力和革命性的新民主主義的資本主義。從整個世界而言，資本主義整體呈現衰落態勢，但在反法西斯斗爭中，部分資本主義力量仍發揮著積極作用，并對中國等國家，包括對社會主義的發展起到積極的推動作用。因而黨“確定了需要資本主義的廣大發展”。毛澤東還指出，“拿資本主義的某種發展去代替外國帝國主義和本國封建主義的壓迫，不但是一個進步，而且是一個不可避免的過程”，“它不但有利于資產階級，同時也有利于無產階級，或者說更有利于無產階級”。因此，“在新民主主義的國家制度下，除了國家自己的經濟、勞動人民的個體經濟和合作社經濟之外，一定要讓私人資本主義經濟在不能操縱國民生計的范圍內獲得發展的便利，才能有益于社會的向前發展”。
毛澤東在中共七大上的各類報告和講話中，“資本主義”一詞共計出現了六十六次，如此高頻率地使用，是他此前沒有過的。毛澤東如此重視資本主義的發展，還有一個非常現實的原因，即當時一些人總以為，共產黨人不贊成對私有財產的保護，不贊成私人資本主義的發展。越是在接近勝利的關鍵階段，愈發注重贏得更廣泛的力量支持，積極促成最廣泛的統一戰線，已成為毛澤東嫻熟的政治智慧。這一策略的確成效斐然，蔣介石的重要幕僚唐縱在日記中寫到，主張維護私有財產權并推動資本主義發展，這標志著中共政策的一個重大調整，并取得很大成效，使得以往對共產黨具有恐懼心理的后方工商界和國民黨內部失意群體“已完全改觀”。此前一些“有產者”最擔心的就是共產黨“共”他們的“產”，而去除了這一點，個人的利益與國家的命運可有機地關聯起來，支持共產黨則不再有什么顧慮了。
毛澤東在中共七大上說明：“中國一切政黨的政策及其實踐在中國人民中所表現的作用的好壞、大小，歸根到底，看它對于中國人民的生產力的發展是否有幫助及其幫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縛生產力的，還是解放生產力的。”而“保證國家企業、私人企業和合作社企業在合理經營下的正當的營利；使公私、勞資雙方共同為發展工業生產而努力”，正是解放生產力的應然之舉。同時，他也強調，私人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是有條件的，要在“不能操縱國民生計的范圍內獲得發展的便利”，也就是要在國家經濟發揮領導作用的前提下發展。毛澤東從發展生產力的角度來看待資本主義經濟在中國的存在和發展問題，這些有益思考為我們黨在社會主義經濟占主導地位的前提下處理好與資本主義經濟的關系，進而制定出充分有利于發展國計民生的經濟政策，奠定了基礎。
四、毛澤東在中共七大上把黨在長期奮斗中形成的優良作風概括為“三大作風”
中共七大召開時，黨已經有了二十四年的歷史。毛澤東在會上深刻指出，“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思想武裝起來的中國共產黨，在中國人民中產生了新的工作作風，這主要的就是理論和實踐相結合的作風，和人民群眾緊密地聯系在一起的作風以及自我批評的作風”。這就把黨在長期奮斗中形成的優良作風概括為三大作風（后簡化和發展為理論聯系實際、密切聯系群眾、批評和自我批評）。1939年10月，毛澤東在《〈共產黨人〉發刊詞》中創造性地把黨的建設稱之為“偉大的工程”，并提出“建設一個全國范圍的、廣大群眾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完全鞏固的布爾什維克化的中國共產黨”的光榮任務。作風關系政黨的形象和興衰。對三大作風的總結和發揚，正是推進黨的建設這個“偉大的工程”的必然要求。
理論聯系實際是毛澤東思想的出發點和根本點。早在1930年5月，毛澤東就提出：“馬克思主義的‘本本’是要學習的，但是必須同我國的實際情況相結合。”他反對離開實際空談主義、反對盲從，也就是要堅持“實事求是”的原則。在他看來，“真理只有一個”，“只有千百萬人民的革命實踐，才是檢驗真理的尺度”，要“通過實踐而發現真理，又通過實踐而證實真理和發展真理”。中共七大召開前，黨以延安為中心，在全黨范圍內開展了轟轟烈烈的整風運動，針對黨內存在的主觀主義、宗派主義、黨八股等問題，對全黨進行了一次深刻的馬克思主義思想教育運動。其中，克服主觀主義，就是要以科學的態度對待馬克思主義，發揚理論聯系實際的馬克思主義的學風，一切從實際出發，實事求是。黨的擴大的六屆七中全會通過的《關于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提出“全黨必須加強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思想教育，并著重聯系中國革命的實踐，以達到進一步地養成正確的黨風”的目的。這再次強調了理論聯系實際的要求。
在中共七大上，毛澤東把理論聯系實際作為中國共產黨的三大作風之一，強調“必須使各級黨的領導骨干都懂得，理論和實踐這樣密切地相結合，是我們共產黨人區別于其他任何政黨的顯著標志之一”。他撫今追昔指出，我們黨“是從同一切違反這個真理的教條主義和經驗主義作堅決斗爭的過程中發展和進步起來的”。既不能脫離實踐走向教條主義，也不能脫離理論走向經驗主義，必須科學地從實際出發學習和運用理論，從而解決革命進程中大大小小的問題。中共七大本身即是一次理論聯系實際的大會，處處彰顯著理論聯系實際的作風。正如張聞天所言，毛澤東在中共七大上的講話和報告，“是馬克思主義的理論與中國革命實踐相結合的毛澤東同志思想的又一輝煌的發展”。
密切聯系群眾是黨的性質和宗旨的體現。毛澤東指出，中共七大“是關系全中國四億五千萬人民命運的一次大會”，因為“我們的意見，符合于最廣大的中國人民的利益。中國共產黨是中國人民的最忠實的代言人”。由此，他強調，中國共產黨區別于其他政黨的又一個顯著標志，“就是和最廣大的人民群眾取得最密切的聯系”。這種聯系的取得在于我們黨把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確立為根本宗旨，堅決防止脫離群眾的危險傾向。從黨的歷史看，長期實踐也證明，凡屬正確的任務、政策和工作作風，均與特定時空條件下群眾的實際需求相契合，體現著與人民群眾的血肉聯系；反之，一切錯誤的任務、政策及工作作風，均背離了當時當地群眾的合理訴求，本質上是對群眾路線的背離。密切聯系群眾，不是做做樣子，而是發自內心地熱愛群眾，扎下身子心甘情愿地為群眾做事。毛澤東指出，要“注意每一個工作環節上的每一個同志，不要讓他脫離群眾”；要教育每位同志深懷愛民之心，細致體察群眾的需求與呼聲；無論身處何地，都要與當地群眾融為一體；根據群眾的實際覺悟水平，循序漸進地引導他們提升思想認識，在群眾自覺自愿的基礎上，協助他們逐步組建團體，有序開展符合當時當地實際情況的各項必要斗爭。
要養成密切聯系群眾的優良作風，就要反對命令主義和尾巴主義。命令主義是官僚主義的一個典型表現，“它超過群眾的覺悟程度，違反了群眾的自愿原則”。尾巴主義即是“反映了一部分落后分子的意見，并且將這種落后分子的意見誤認為廣大群眾的意見，做了落后分子的尾巴”。群眾中的少數人或個別人并不能代表群眾，這是做群眾工作要特別警惕的。中國共產黨從人民群眾的利益出發，“一切言論行動，必須以合乎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最大利益，為最廣大人民群眾所擁護為最高標準”。
在毛澤東看來，中國共產黨與其他政黨的又一個重要區別，在于是否能夠進行深刻的自我批評。對于共產黨人而言，要把工作批評作為常態，在批評過程中注重民主氛圍的營造，以坦誠的胸懷接納批評與進行自我批評。毛澤東指出，實行“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言者無罪，聞者足戒”，“有則改之，無則加勉”，正是“抵抗各種政治灰塵和政治微生物侵蝕我們同志的思想和我們黨的肌體的唯一有效的方法”。而以“懲前毖后，治病救人”為宗旨的延安整風運動之所以能取得顯著成效，正是因為在運動中開展了嚴謹務實的批評與自我批評。
對于為什么要開展批評和自我批評，毛澤東從各個方面講得很深很透。在他看來，世界上的人都是有缺點的，只有不懼他人之批評，敢于直面他人之意見，敞開言路以待，來自外界的批評才可能愈來愈少。他還饒有趣味地強調，共產黨人“要學會聽閑話”，應保持開放心態傾聽不同聲音。他將黨比喻為開政治工廠，對于工廠運作而言，缺乏原料則難以為繼，因此收集原料是至關重要的，打開窗戶就使得工廠的原料有來源。“大家有意見，有氣，就應該打開窗戶，讓他們把氣出完，把意見都說出來。只有這樣，才能團結同志，統一意志，集中意志，形成高度的集中。”在這里，毛澤東把開展批評和自我批評提高到落實民主集中制原則的高度進行闡釋，強調的是建立在高度民主的基礎上的高度的集中。
對于“聽閑話”和作自我批評，毛澤東還在中共七大上現身說法。他坦誠地講到一個情況，自己初到陜北時，外來干部和本地干部、軍隊干部和地方干部的關系一度搞得不好。由于一開始未能充分重視這一問題，處理相關事務時存在不足，因此有人說閑話覺得“陜北人只能建立蘇區，不能當紅軍”。毛澤東發現這一問題后，立即予以糾正，做了大量耐心的協調工作，把重點放在教育外來干部上，要他們像看待自己的兄弟姐妹一樣看待本地干部，主力部隊要幫助發展地方武裝，加強相互之間的團結。毛澤東的這種態度和做法，為全黨樹立了榜樣。
三大作風的提出，在黨的作風建設史上具有重要意義，對自覺發揚中國共產黨的優良傳統，加強黨的建設，產生了深遠的影響。2022年10月，習近平在瞻仰延安革命紀念地時指出：“當年毛澤東同志等老一輩革命家在延安，住窯洞、吃粗糧、穿布衣，用‘延安作風’打敗了‘西安作風’。”歷史和現實充分證明，黨的作風正，人民的心氣順，黨和人民就能同甘共苦。因此，必須把老一輩革命家和共產黨人留下的光榮傳統和優良作風傳承好發揚好，持之以恒抓好作風建設。
五、結語
八十年后的今天，回望中共七大，似乎已很久遠；走進中共七大的各項議程和內容，又似乎近在眼前，這就是有著深遠歷史意義和重要現實意義的中共七大。在毛澤東的領導和推動下，在毛澤東思想的科學指引下，中共七大對面臨困難與爭取勝利的深刻把握，對新民主主義經濟綱領的確立及闡釋，對黨在長期奮斗中優良作風的概括，是中共七大取得的重要成果，是黨的奮斗歷程中的重要篇章。就連當時蔣介石了解了有關中共七大的內容，也感到“頗有益也”，認為研究中共七大的經過和內容“殊有價值。本黨誠愧不逮。若不急起直追，則敗亡無日矣”。這恰恰從另一方面彰顯了中共七大“勝利的大會”的定位。鄧小平后來評價說：“從我們黨的歷史來看，我們全黨成熟的標志是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那是在一九四五年。”中共七大承載著“愚公移山”式艱苦奮斗、排除萬難的精神，在黨的歷史進程中具有重要的里程碑意義，為黨不斷從勝利走向勝利指明了方向、開辟了道路。
（作者為張太原，系中共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中共黨史教研部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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