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7月底，共產國際和中共中央派王若飛、吉合、潘恩普從莫斯科回國。 8月初，王若飛等人在烏蘭巴托拜見了共產國際駐外蒙古代表切爾諾莫切克，研究了中國國內形勢和回國后的工作任務、工作方式，組成了中共西北特委，王若飛任書記(一說特派員) ，吉合任軍事部長，潘恩普為委員。9月間，他們分兩路回國。王若飛、吉合為一路，由在外蒙古學習的中共黨員朱實夫擔任交通員，準備經歸綏、包頭到寧夏；另一路為共產國際駐內蒙古代表奧其洛夫、潘恩普和擔任交通員的巴達瑪，準備由外蒙古科布多入境，經阿拉善旗定遠營到寧夏。10月，王若飛等人回到國內，經歸綏來到包頭。王若飛化名黃敬齋，以旅蒙商人的身份住在包頭泰安客棧，吉合住在中行街綏西賓館。經朱實夫聯絡，王若飛、吉合見到了在包頭一帶開展工作的烏蘭夫、李森和云三德勝等人。10月中旬，吉合過黃河聯系陜北紅軍，王若飛在烏蘭夫的協助下，親赴五原一帶進行社會調查。1931年11月21日晚，王若飛準備啟程前往寧夏會合其他特委人員，不幸被國民黨當局逮捕。12月他被轉押歸綏 “綏遠第一模范監獄”，在獄中進行了不屈不撓的革命斗爭；1936年7月轉押太原陸軍監獄；1937年5月被黨組織營救獲釋。從1931年10月到1936年7月近五年間，王若飛在內蒙古領導和開展了一系列革命活動。即便在身陷囹圄后，他仍然利用一切時機條件努力開展革命工作，表現出徹底的革命情懷和崇高的理想追求。

一、歸國后立即開展革命

從 1931年10月到11月，在短短一個多月的時間里，王若飛以包頭為中心，做了大量的工作。

（一）指出內蒙古革命運動的重點和發展方向，具體指導了內蒙古西部地區的革命運動。 中共西北特委一行人歸國后，取道包頭的王若飛等人和中共西蒙工委取得聯系。王若飛傳達了中共中央關于要注意抓武裝斗爭、共產國際關于要注意吸收和培養知識分子參加革命工作的指示。他要求烏蘭夫做好民族工作，開展群眾運動，發動武裝斗爭。烏蘭夫向王若飛匯報了中共西蒙工委開展工作的情況，得到王若飛的肯定。為了進一步推動綏遠地區的斗爭，王若飛提出在內蒙古組建黨的外圍組織 “平民革命黨”，烏蘭夫對該主張表示贊同。烏蘭夫按照王若飛的指示，著手開辟經由百靈廟前往烏蘭巴托的國際秘密交通線，擔負國內同外蒙古和蘇聯之間的聯絡任務。

他們共同研究發動蒙古民族解放運動，部署內蒙古的革命斗爭。一是抓武裝建設。王若飛對長期以來掩護革命者的土默特旗蒙古族地方武裝 “老一團”表示了極大地關注，表達了以“老一團”為基礎組建蒙古族革命武裝的意向。此后，烏蘭夫對軍運工作高度重視，派共產黨員加入蒙政會保安隊，幾次前往百靈廟，為抗日武裝暴動做了準備工作。二是考察了解民情政向。烏蘭夫派李森護送王若飛到后套五原一帶，進行了為期一個月的考察。王若飛召開座談會，了解綏西的政治經濟形勢和社會狀況。三是組織發動群眾斗爭。王若飛在包頭附近農村進行調查研究，發動抗捐稅反鍋厘稅的斗爭。為了有計劃有組織地開展武裝斗爭，加強民族工作，他還準備前往寧夏和陜北蘇區。四是組建內蒙古平民革命黨。按照中共中央關于內蒙民族政綱的精神，王若飛還親自起草了《內蒙古平民革命黨宣言》，指導發動內蒙古的民族解放運動。宣言號召蒙古族人民群眾團結起來，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反對國民黨的大漢族主義壓迫，反對重稅盤剝等。他們還準備將這些文件付印，由中共地下黨員和農會會員在包頭街頭和廣大農村中秘密散發。按照約定，烏蘭夫以“陳云章”化名交給王若飛《工作的情形》報告和《告全旗蒙民書》。中共西蒙工委的趙誠、云三德勝、奇新民等積極開展工作，在歸綏到包頭之間的察素齊、薩拉齊農村和伊克昭盟準格爾旗、五原以及“老一團”等地方軍隊中，建立了內蒙古平民革命黨支部。在烏蘭夫的安排下，王若飛在包頭綏西賓館以請客為名，與在包頭周邊從事地下工作的黨員骨干二十余人見了面，調查了解各地工作進展情況，激勵鼓舞大家的革命斗志。

（二）積極籌劃推進內蒙古在內的西北地區革命工作。 迅速恢復和擴大黨的組織，將綏遠地區的農民運動和民族工作開展起來，并將晉、綏、寧、甘、陜一帶的革命力量連成一片，開展土地革命，是當時中國共產黨確定的一項重要工作。按照共產國際和中共中央對于西北特委 “以發展并組織西北的革命運動，尤其以民族運動為中心”的指示要求，王若飛、吉合等中共西北特委同志在包頭期間，立足內蒙古，放眼西北，積極開展工作，取得了初步的進展。他們根據中央的指示和西北地區的實際情況，提出了在反帝反國民黨軍閥的總方針下，依照黨的民族政策相關原則，發動民族革命和民族解放運動；組織西北地區的各級黨組織，領導農民進行反帝反國民黨軍閥和地主的壓迫剝削，逐步實行土地革命；以寧夏為中心，組織革命武裝，逐步建立紅軍，開展武裝斗爭，并建立與國際聯系的路線。按照原定計劃，在對西蒙工委和相關工作作出安排布置后，王若飛準備動身前往寧夏，買好了馬和路上用的物品。11月21日晚，烏蘭夫和王若飛商定第二天上午啟程。但不幸的是，啟程前一晚王若飛在包頭泰安客棧被捕。

在烏蘭夫的全力協助和精心安排下，吉合由奇子俊的警衛員奇新民相伴，赴陜北與紅 24軍聯系，到甘肅、寧夏了解情況并打探潘恩普等人的消息。吉合到達寧夏后，和劉志丹的部隊接上了關系，等待與王若飛等人會合。不久得知奧其洛夫在阿拉善旗遇難、潘恩普被捕、巴達瑪幾經周折到達伊克昭盟烏審旗的確切消息。1932年3月，吉合方從寧夏輾轉返回包頭。

中共西北特委兩路人員未及到達寧夏會合計劃即被破壞，但特委籌劃的革命工作并未止步。返回包頭后，吉合獲悉王若飛被捕，遂轉移到土默川農村，與李森、奇新民等取得聯系，并以種牛痘先生的身份在農村活動。不久，曾涌泉奉派參加西北特委，得知王若飛被捕，便留在綏遠與吉合等就地開展工作，以賣布、襪等小商品為掩護，活動在土默川一帶。 1933年5月，馮玉祥在張家口組織察哈爾民眾抗日同盟軍時，烏蘭夫、朱實夫赴張家口與中共河北前委聯絡，開展軍運和發展武裝，策動“老一團”等蒙古族地方武裝參加同盟軍。當德王在百靈廟鼓噪發動蒙古自治運動時，西蒙工委又將工作重點轉向開展蒙古民族團結抗日上。

二、入獄后堅持開展革命的工作

從 1931年被捕到1936年轉押山西，王若飛人身自由雖然被限制，但他以監獄為戰場，以文筆作刀槍，鐵窗阻擋不住他繼續宣傳革命，傳播進步思想。

1931年11月21日夜晚，十幾個警察、憲兵闖入泰安客棧搜查王若飛。為了保護同志，在萬分危急時刻，王若飛將7頁寫在麻紙上的文件塞進嘴中嚼咽，被憲兵卡住喉管掏出。被審訊時，王若飛嚴守黨的秘密并用8張麻紙列舉了蔣介石禍國殃民的14條罪狀，嚇得敵人心驚肉跳。敵人采用假槍斃的卑劣手法也未能使王若飛屈服。國民黨包頭當局于12月將其押解至歸綏“綏遠第一模范監獄”。1934年4月23日，綏遠省高等法院以“危害民國”的罪名，判處王若飛有期徒刑十年。

極其艱苦的獄中生活，難以磨滅共產黨人的革命意志。王若飛曾在寫給親人的書信中據實相告： “居獄中久，氣血漸衰，皮肉虛浮，偶爾擦破，常至潰爛”“人間地獄，信非虛語”。然而，在同一封信里，他談及獄中心志卻是另一番豪情萬丈：“以為弟居此環境中，將如何哀傷痛苦，其實不然。一息尚存，終當努力奮斗。現實所受之苦難，早在預計之中，為工作過程所難免，決不值什么傷痛也。”忠貞堅定躍然紙上，斗爭決心一目了然。據營救他的同志回憶，監獄檔案中曾有記載：黃犯敬齋是個大共產黨員，在包頭被捕的時候，銷毀罪證，拒絕招供；在綏遠獄中，傅主席優禮相待，黃犯毫無悔過之心，常常煽動政治犯，高唱國際歌，進行赤化宣傳。在長達5年7個月的牢獄生活中，王若飛始終堅貞不屈，嚴守黨的機密，用實際行動踐行了入黨誓詞中的莊嚴承諾，真正做到了“對黨忠誠”。

（一）集結進步力量，領導開展獄中斗爭。 在獄中，當王若飛得知楊一帆、王建功、蘇謙益、楊植霖等都屬于 “政治犯”時，便很快用不同方式和他們分別取得了聯系。從此，以王若飛為中心的共產黨員和革命者在獄中與敵人展開了勇敢的抗爭。

積極發動和領導難友們為改善生存條件進行斗爭。 “綏遠第一模范監獄”實乃人間地獄。獄方完全不顧犯人死活，非人的生活環境和生存條件，使犯人有時一月死亡上百人。獄方還有名目繁多的規章，用極其毒辣的刑罰迫害犯人，中共黨員楊一帆就是被迫害致死的。他在身染重病、生命重危之際仍然沒有放棄自己的追求和理想，勉勵難友們：天總是要亮的，鳥總是要唱的，日寇逼進華北，國民黨出賣河山，拯救中國的重任，全在我們這些人的肩頭，請轉告同志們，要堅強地度過這最黑暗而又艱難的時期，總有一天我們會在曙光中迎著勝利高歌猛進。目睹這一切，為了改善現狀，爭取生存權，王若飛發動和組織難友們與監獄當局展開了不屈不撓的斗爭。他們一面向監獄當局提出要求和抗議，一面設法與外界聯系，揭露監獄內的黑暗，爭得社會的同情。在社會輿論的壓力和難友們的團結抗爭下，監獄當局被迫答應改善待遇，提高伙食標準，不隨意懲罰犯人。

在斗爭中，王若飛還十分注意提高難友們的理論水平與思想覺悟，以適應各種情況下的斗爭。他經常分析預測敵人可能采取的卑劣手段，提醒那些沒有暴露身份的黨員要注意隱蔽，盡可能避免與他直接接觸，以防加重案情。他說： “你們和我不一樣，我是公開的共產黨員，可以公開地宣揚共產主義；而你們只是嫌疑犯，講話、行動要慎重些”。他還經常教育那些性情急躁的難友要講究斗爭策略，不可一觸即發。王若飛憑借對敵斗爭的智慧和經驗，有效地保護了一批革命同志。

堅持研究思考，宣傳鼓動革命。為了革命事業，為了讓更多的人了解馬克思主義和中國共產黨的方針政策，王若飛在獄中堅持寫作。在難友們的支持和幫助下，他解決了沒有筆和墨的困難。他把筆截成香煙的長度，在麻紙、手紙、煙盒上寫作，時常警惕獄吏的監視。就在這種艱難的環境下，王若飛完成了約 20多萬字的作品，其中有《中國民族問題和土地問題是中國革命的中心問題》《評伯恩斯坦的修正主義》《大革命是怎樣失敗的》《五卅慘案的經過》《什么是凱馬爾主義》《中共簡史》《評閻錫山的物產證券制》《給傅作義的抗日意見書》《周易辯證法》《咸同年間貴州纏回暴動的經過》等文章。另外，他還根據獄中黨組織的活動以及黨員的要求，結合中國革命的形勢，寫了一部分短文在獄中傳閱，像《紅軍撤出江西蘇區的戰略意義》《怎樣開展紅色游擊戰爭》《怎樣建立支部》《什么是共產黨員的正確態度》等。他常提醒獄中的共產黨員要堅定黨的立場和共產主義信念，從被捕那一天起，就要準備隨時犧牲自己，以視死如歸的意志保護組織和同志。這些文章和言論給予獄中的共產黨員和革命者深刻的教育和巨大的鼓舞，更加堅定了他們獄中斗爭的信心，為他們日后的革命生涯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王若飛曾對蘇謙益等人說過，監獄是革命者的學校。你們判刑二年半，轉瞬之間就會出去的。我手頭還有些書，有文學的，也有社會科學的。你們不妨借此機會，多讀點書，多學點理論，以備將來有文可行，有武可用。從此，恩格斯的《反杜林論》、蘇聯拉比托斯的《政治經濟學》、法國塔爾海瑪的《辯證唯物論入門》、狄慈根的《新唯物主義認識論》、劉大白的《舊詩新話》以及《世界史綱》《綱鑒易知錄》等進步書籍被獄中共產黨人和革命者廣為傳閱。

啟發群眾覺悟，發展壯大革命力量。王若飛剛到 “綏遠第一模范監獄”時，被作為共產黨要犯實行特別管理，甚至連放風曬太陽都不允許。在王若飛的據理力爭下，不僅獲得了放風的時間，而且有了每月6元錢的生活費。王若飛充分利用曬太陽的機會接觸了解難友，對他們的家庭、民族、生活、思想直至他們的罪名等情況都做了深入的了解，讓他們了解國民黨當局顛倒是非、欺壓人民、草菅人命的黑暗統治，鼓勵他們同反動派作斗爭。他說：我們所在的監獄是整個社會這座大監獄的縮影，認識了這里的各種人，也就認識了社會的各個階級、階層，認識了整個社會。他認為這些難友中絕大部分是生活在社會最底層受壓迫的人，只要耐心教育和爭取他們，提高他們的思想覺悟，待他們覺醒后就是一股抗日和反對國民黨反動統治的力量。他經常用僅有的6元生活費以各種渠道給難友們買食品、藥物，購買報紙給大家分析時事戰局。每當放風時，難友們總要圍著聽他講革命的道理。一位叫王書田的青年在獄中做送水雜役，在王若飛的教育引導下成為“政治犯”們的交通員，經常在他們之間傳遞信息。

王若飛的舉動引起了監獄當局的警覺，他們安插犯人與王若飛同住，以便監視和控制。一位叫王三毛的蒙古族青年被惡霸欺負得家破人亡，他變得古怪而冷酷。獄方認為王三毛沒有文化、魯莽而又有很深的民族成見，絕不會被王若飛 “赤化”，把他與王若飛同牢拘禁。在王若飛兄弟般的關懷、教育和幫助下，這位原本純樸、憨厚的蒙古族青年開始讀書了。王若飛用《三民主義》作教材，沙土地為紙，筷子當筆進行“教學”，一年以后，王三毛不僅讀完了《三民主義》，而且懂得了更多的革命道理。經王若飛的諄諄教誨，王三毛終于由一個只懂個人恩仇的青年變成了一名共產黨員。王三毛利用在獄中做雜工的機會，秘密為獄中革命者傳遞信息。出獄后，王三毛參加革命武裝，在與國民黨軍隊的戰斗中英勇犧牲。

（二）心系國家安危，致書傅作義陳情抗戰。 王若飛的才華和膽略，就連國民黨綏遠省主席傅作義也難掩賞識。傅作義曾請王若飛作過一次長談，表示只要答應在綏遠作事，就可以無條件釋放他。王若飛拒絕了。他要求傅作義按照共產黨的救國主張，開放群眾運動，反蔣抗日。王若飛為了爭取傅作義同情我黨主張，曾給他寫了許多信。現存中央檔案館的《致綏遠傅主席書》，是 1933年1月30日，王若飛從同監難友處得悉日軍進攻山海關的消息后寫的，全文長達二萬五千字。這封信對當時國內外形勢，中日雙方的特點，抗日戰爭的方針，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等問題，都提出了自己的獨到見解，實際上是一篇具有相當思想理論水平和政策策略高度的馬克思主義華章。

信中首先針對蔣介石自欺欺人宣揚日本侵略的目標是蘇聯，企圖把戰火引向蘇聯的賣國投降政策，指出：日本帝國主義制造九一八事變，而取得之東三省必將企圖永久占領，日本從其帝國主義的國策出發，必將繼續攻取熱河，進窺華北。中國對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必須堅決抵抗，做好全面對日絕交、宣戰的準備。信中針對有人認為日本強、中國弱，對戰爭前途悲觀失望的情緒，詳細地對中日雙方的國力作了對比，提出了持久戰的作戰方針，預告最后勝利一定屬于中國。

王若飛在信中希望傅作義站在中華民族革命戰爭立場上，給他以實際參加戰爭的機會，讓他的熱血能灑在這個偉大的民族革命戰爭中。或赴前線作戰，或赴東三省、熱河組織義勇軍。語言懇切沉痛，直擊國事要害，使傅作義深受感動。之后不久，為了促使傅作義早日站到人民立場上，接受我黨的抗日主張，王若飛又給傅作義寫了封 “論進步”的信。信中明確指出：一個人是否站在人民一邊，是關系到他的生死存亡的大問題。反抗日本侵略者的戰爭，如能發動人民就能勝利，否則就必然失敗。我們希望傅作義主席，擴大人民民主權利，和我們共產黨人共同奮斗。

對王若飛在內蒙古組織領導開展革命活動，烏蘭夫曾給予高度概括： “若飛同志雖然在內蒙古工作的時間很短，但他對內蒙民族工作的開展，對軍隊工作、武裝斗爭和群眾運動的結合，指出了方向，影響是深遠的。他對綏遠地區黨的工作做出了貢獻。”

（ 中共內蒙古自治區委員會黨史和文獻研究室 賀雪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