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 頁 開拓 和諧 繁榮--論西口文化的核心精神
走西口，是源遠流長、對中國歷史產生過重大影響的移民運動。自清朝康熙年間至民國年間的走西口，前后延續約300年，地域涉及內蒙古自治區和山西、陜西、河北（包括京、津）、甘肅、寧夏及內地省區。走西口廣泛、深刻地影響了中國北方的社會經濟、文化、政治、民族關系。那么，在這一歷史活動中，參與者形成了什么樣的價值觀念？支持不同地域、不同出身、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們共同投身于這一歷史潮流的核心精神是什么？西口文化留給我們的最寶貴的精神遺產是什么？今天仍然是值得我們深入探索的課題。
一、不畏艱險、生生不息的開拓精神。
西口文化之所以能歷數百年而不衰，首先在于弘揚了中華民族不畏艱險、不懼辛勞、努力奮斗、不斷進取的開拓精神。
自從中華先民辟草萊、焚林莽、墾土地、植稼禾，篳路藍縷，在中華大地播下文明發展的種籽，這種開拓精神就在中華文化中植根，并成為支撐中華文化屢經坎坷、屢衰屢興，歷數千年、上萬年而不中止、不衰亡的精神支柱。特別是每當因自然、社會因素遭遇生存危機時，這種開拓精神往往會迸發出來，顯示其強大的精神力量，并成為創造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的強大動力。
走西口的人，以晉、陜、冀的農民居多。這里是農耕文明的重要發祥地。中國北方地區農耕文明的發展，具有三個特點——
首先，農耕經濟依賴人力墾植，以多子為福，必然促使人口大幅度增長，而耕地難以同步擴大。到一定階段，便勢必形成人多地少的矛盾，形成巨大的社會生存壓力。
其次，北方地區發展旱作農業往往以毀林毀草為代價，破壞了植被，勢必加劇水土流失。數千年墾植不輟，土壤肥力不斷下降，土地的自然生產力不斷降低，必然加劇人與自然的矛盾，使社會的生存壓力日益難以承受。
第三，旱作農業總體上是粗放的農業生產方式，靠天吃飯，廣種薄收，對自然災害的抗御能力是較差的。如遇嚴重的自然災害，特別是連續數年的嚴重自然災害，則往往會對旱作農業造成毀滅性的打擊。在一定的社會歷史條件下，便會使不堪承受的社會生存壓力爆發為生存危機——災荒、饑饉。
山西中、北部地區，陜西北部地區，河北北部地區等，基本上都是屬于旱作農業地區。山西地土狹窄民戶日眾，晉中、晉北地區缺水少雨，旱作農業基礎脆弱，尤懼旱災。陜北黃土高原溝壑縱橫，更為干旱缺水，旱作農業發展不易，生存尤難。河北北部地區與晉、陜相似。因此，在中國歷史上每當北方地區發生嚴重的自然災害（大多為旱災），或社會政治局面嚴重動蕩、戰亂不止的時候，這些地區的民眾多有遠赴塞北以求生路的狀況。
安土重遷，是農耕文化的重要特征。特別是在中國農民的傳統思維中，以農為本，以田為根，以家為基，如若拋土舍家，背井離鄉，別父母、離妻子外出謀生，實在是無可奈何之舉，別無它途的選擇。漫漫西口路上，多少令人肝腸寸斷的苦情調，便唱出了這種辛酸與無奈。正如膾炙人口的《走西口》中唱的——
“咸豐整五年，
山西遭年限。
有錢的糧滿倉，
受苦人實可憐。”
“去年遭年饉，
遍地草不生。
沒打下一顆糧，
活活餓死人。”
“官稅逼得緊，
催得活不成。”
“土地賣了個凈，
饑荒還沒打清。”
“官糧租稅重，
逼得跳火坑。
沒錢納官稅，
不走西口怎能行？”
這種狀況逼迫人們做出選擇，或是坐困愁城，坐以待斃；或是奔往他鄉，求得生路。在漫長的歷史年代中，旱作農業生存的艱難也孕育了人們吃苦耐勞、堅忍不拔、勇于開拓的人文精神——與其坐以待斃不如舍命一搏。因此，踏上前途未卜的西口路，就意味著做出了人生的重大選擇，告別安穩的生活、溫馨的家園，去迎接命運的考驗。走上坎坷艱辛的西口路的，多為不懼風險、勇于開拓的有志之人。邁出走西口的這一步，是決定一生命運的關鍵一步，生死、成敗皆未可料定，前途未卜，風險難料。但是，邁出這一步，就意味著告別了年年月月、甚至祖祖輩輩都因循重復的人生老路，踏上了一條必須勇往直前、履險克難，甚至以青春和生命與命運相搏的不歸之路——開拓者之路。
西口路——開拓者之路不是鋪滿鮮花的坦途，而是充滿了艱辛與磨難。晉西北保德縣流傳的一首民謠生動地描述了西口人的艱辛——
“這一去——
東三天西兩天無處安身，
饑一頓飽一頓飲食不均。
住沙灘睡冷地脫鞋當枕，
鋪芨芨蓋星星難耐天明。
下石河拉大船駝背彎身。
上杭蓋掏根子自打墓坑。
進后套挖大渠自帶囚墩，
上后山拔莜麥雙手流膿。
走后營拉駱駝自問充軍，
大青山背大炭壓斷背筋。
高塔梁放冬羊冷寒受凍，
遇傳染遭瘟疫九死一生。
沙蒿塔子遇土匪險些送命，
賣鋪蓋討吃回家哭死雙親。”
既然如此艱苦辛酸，為什么還會有十幾代人在300年間前赴后繼地走西口呢？是人類求生存的本能，是貧瘠的黃土地培育的開拓精神，是塞外千里沃土那充滿魅力的召喚。走西口的人們承受了巨大的苦難，付出了勤勞的汗水，不僅在艱難困苦中堅韌地生存了下來，而且還以勞動所得養活了全家，甚至積累了財富，這就使走西口的開拓之路不僅充滿艱難險阻，同時也充滿了希望。這才使數以萬計祖祖輩輩生活在黃土地上的人們義無反顧地加入走西口的潮流。正是在這條延續約300年，十幾代人前赴后繼、不斷前行的開拓者之路上，走西口的人們以汗水、血液澆灌大地，以青春、生命不懈拼搏，墾草萊，植稼禾，營村舍，筑城郭，興貿易，昌手工，發展經濟，繁榮文化，創造了閃耀著開拓精神的西口文化。
二、團結互助、多元交融的和諧精神。
在中國歷史上，曾經有過多次大規模的移民運動。既有從中原地區向周邊地區的移民，也有從周邊地區向中原地區的移民。這種雙向的移民運動，促進了中華文化核心地區與周邊地區的文化交流，促進了中華文化的更新與發展，產生了廣泛、深刻的歷史影響。同時，在當時的社會歷史條件下，這種移民運動及其文化交流往往又是伴隨著尖銳的矛盾沖突，甚至以一種地域文化、民族文化對另一種地域文化、民族文化的排斥、打擊、取代為代價的。特別是，來自于不同地區、不同民族、不同文化背景的移民群體與原居住民群體之間，往往因生存方式的不同、經濟利益的矛盾、價值觀念的相悖、生活習俗的差異等等因素，產生尖銳的矛盾沖突，甚至引發激烈的社會動蕩，直至演化為大規模的戰爭。毋庸諱言，走西口的漫長歷史進程中也不可避免地存在矛盾沖突——大批內地人口來到塞北地區，必然帶來新的生存壓力；走西口的大量農民來到塞外發展農業，必然與原有的畜牧業發生矛盾；農民與牧民之間，必然存在經濟利益的矛盾；農耕文化與游牧文化之間，價值觀念的差異也必然形成矛盾；蒙古族與漢族、回族等民族生活方式、風俗習慣的不同，也不可避免的會產生各式各樣的矛盾；即使是在走西口的移民中間，由于來自不同的地區，出身于不同的宗族，出身于不同的階層，從事不同的行業，也不可避免地會形成不同的矛盾，甚至產生矛盾沖突。
但是，走西口的歷史進程中形成的團結互助、多元交融的和諧精神，則是西口文化的顯著特點。
塞北的廣闊草原，本來是蒙古族的游牧之地。這里是草原民族的搖籃，是草原文化的故鄉。草原文化本質上是開放的文化。由于游牧經濟的單一性與脆弱性，必須通過與其他地區的經濟交流才能保障社會的生產、生活需要，保證社會的正常運行。
明朝——北元時期，明政府曾長期實行閉關封鎖政策，對蒙古草原的社會經濟造成了破壞性的影響。達延汗、阿拉坦汗時期，為促使明政府開關互市、發展雙邊貿易，曾經進行了長期的努力，甚至兵戎相見。特別是明中期以后的阿拉坦汗時期，不僅促成了明政府的開關互市，而且實行招撫流亡、輕賦薄稅、獎勵農耕的政策，吸引內地農民到土默川耕作。幾十年間，大量內地破產農民、起義失敗的屯田士兵、白蓮教徒等紛紛來到土默川。到十六世紀末，土默川的漢族人口達到10多萬。阿拉坦汗通過各種方式延攬漢族和其他民族的工匠，促進手工業發展。許多木工、鐵工、瓦工、石工、畫工、漆工、雕塑工、皮匠、縫衣匠等來到土默川落戶，基本上滿足了生產、生活日用品的需要，促進了村落、城鎮的建設。阿拉坦汗還采取招考、重用“孝廉諸生”的政策，選拔漢族知識分子前來應試。考中的委以重任，未考中的也分給土地、妥善安置。阿拉坦汗去世之后，其夫人三娘子繼續實施其政策，保持、發展了土默川開放、和諧、繁榮的社會局面。
阿拉坦汗、三娘子倡導的開放、和諧文化，產生的影響是十分廣泛、深遠的。清朝初年，遭受戰亂破壞的陰山——河套地區再一次面臨社會經濟如何恢復、發展的問題。這一地區的蒙古族繼承了阿拉坦汗、三娘子倡導的開放、和諧的優秀文化傳統，對內地的漢族農民、手工藝人、商人前來從事經濟活動總體上是歡迎的。大量內地人口“走西口”來到塞北，改變了這里的人口結構、經濟結構、社會結構，也改變了這里的社會文化狀況，廣泛地促進了經濟、文化的交流、融合。從而形成了游牧經濟與農耕經濟，草原文化與中原文化，蒙古族文化與漢族文化、回族文化等多民族文化，相互之間有機結合、多元交融，具有復合型文化特征的“西口文化”。
在經濟方面，形成了草原畜牧業與農區種植業相結合的格局。隨著人口的增加和農業的發展，陰山以南的河套——土默川——察哈爾地區基本上成為農耕地區，陰山以北的固陽、武川、四子王旗等地區形成了大面積的農耕地區。而生活在這里的蒙古族也有相當一部分逐漸棄牧營農，從傳統的牧民轉變為農民。
在生活習俗方面，走西口來到這里的漢族，飲食、衣著、居住等習慣均比在家鄉有了明顯的改變，帶有了一些蒙古族生活習俗的特點。甚至在土默川地區，有一部分向蒙古族租種土地或為主人家庭傭耕的漢族逐漸轉變為蒙古族，稱為“莊頭蒙古。”同時，蒙古族的生活方式也受到漢族的影響，產生了明顯的改變。由于農業、手工業、商業的發展，這一地區的各類商品顯然比北方的單一畜牧業地區更為豐富，糧食、蔬菜、瓜果等更為充足。特別是，伴隨著相當一部分蒙古族逐漸從事農業生產，也從原來的游牧生活方式轉變為定居的生活方式。蒙古族與漢族之間的通婚，加強了這一生活習俗相互交融、結合的特點。
西口文化中相依相生、相得益彰、多元交融的精神，集中體現在民間文藝方面。隨著蒙古族與漢族的交往不斷擴大，不少蒙古族民歌譯成了漢語，或采用了漢族的曲名，或者在歌詞中采用了漢語。在流行于內蒙古中西部地區和山西、陜西、河北北部地區等地的二人臺、漫瀚調、山曲、爬山調等民間戲劇、歌曲中，就體現了蒙古族傳統民歌特別是短調歌曲與晉西北的山曲、道情、秧歌，陜北的信天游等漢族民歌結合的特點。這種交流與融合，既有蒙古族與漢族之間音樂文化的交流與融合，也有蒙、晉、陜、冀等地漢族音樂文化之間的交流與融合。既體現了不同民族的文化傳統、風俗習慣、語言特點，也包含了不同地區漢族的文化特色、生活習俗以及方言土語。在這種交流與融合中，創造出了將蒙古族、漢族、回族的某些音樂文化元素珠聯璧合、融為一體的新的藝術形式——二人臺，成為民族音樂文化、地域音樂文化的奇苑。據《綏遠通志稿》記載，“土默特社會家庭及兒童娛樂方法，概與漢人同。常有蒙古曲兒一種，以蒙語編詞，用普通樂器如三弦、四胡、笛子等合奏歌之。歌時用拍板及落子為節奏。音調悠揚，別具一種風格。后略其調，易以漢詞，而仍以蒙古曲兒名之。”
在二人臺、漫瀚調、爬山調、山曲中，有些是采用了蒙古族民歌的曲調而填了漢詞的，有些是漢族民歌中結合了蒙古族民歌唱腔的，有些是蒙、漢雙語合壁的，例如《栽柳樹》——
黑召賴溝栽柳樹，
你看那毛阿肯妹妹扭上幾步。
黑召賴溝寸草灘，
正好是阿日爾米德縻馬灣。
還有《將就兩天吧》——
忽尼馬汗布旦古利兒妹妹不會做，
不審馬內黃米干飯將就兩天吧。
合勒黑勒毛利白呀妹子不會騎，
不審馬內大耳朵毛驢將就兩天吧。
譯成漢語是：
羊肉白面雖然有呀妹子不會做，
咱的黃米干飯將就兩天吧。，
黑棗騮馬雖然有呀妹子不會騎，
咱的大耳朵毛驢將就兩天吧。
蒙語、漢語的結合使用，不僅使歌詞韻腳和諧，而且渲染了幽默、詼諧的氣氛，的確是妙不可言的神來之筆。
值得重視的是，作為融合了蒙古族與漢族的不同民族音樂文化元素，融合了內蒙古中西部地區和山西、陜西、河北的北部地區等不同地區音樂文化元素而形成的新的藝術形式——二人臺，本身就是蒙古族與漢族藝人以才智和心血培育、澆灌出的藝術奇苑。據專家考證，素有“山曲之鄉”美譽的山西省河曲縣，在清朝同治初年就創辦了“五云堂玩意班”，成為目前有據可查的早期二人臺演出團體。并在大鄢村留下了同治八年（公元1869年）演出的題壁。稍后，原籍內蒙古土默特右旗孤雁克力更村的蒙古族二人臺藝人云雙羊，對于二人臺演出從簡單的清唱演進為載歌載舞的化妝演出，發揮了重要的作用。云雙羊還創辦了“玩藝兒班”培養出蒙古族、漢族學生，有些成為二人臺名藝人，不僅為二人臺藝術的傳承發揮了重要的作用，而且為土默特右旗今天成為二臺藝術之鄉奠定了堅實、深厚的基礎。二人臺名藝人中，趙四、樊六、周治家、張高換、劉金等，祖籍都是山西省河曲縣；李飛高祖籍河北省武安縣，丁喜才祖籍陜西省府谷縣，班玉蓮祖籍河北省武清縣，巴圖淖、張埃賓、劉銀威、高金栓等則是內蒙古人。他們都為二人臺藝術的繁榮與發展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三、勤勞智慧、共創繁榮的精神。
走西口首先是無數個人的行為，然而，當它在廣闊的大地上匯聚成一股浩浩蕩蕩的潮流，而且是一股延續了約300年的歷史潮流時，它就成為一種對社會、對歷史產生重大、深遠影響的群體行為。當走西口僅僅是個體的行為時，它只有一個簡單的、樸素的動機與目的——求得個人的生存。而當走西口的數以萬計的個體行為匯聚成巨大的群體行為之后，便在客觀上形成了超越于個人動機與目的之上的群體目標——創造繁榮。因為，惟有在走西口的目的地創造出繁榮的經濟、繁榮的文化、繁榮的社會，才能有效地保證個人動機與目的順利實現。而西口文化的開拓精神與和諧精神，恰恰是創造繁榮必不可少的兩大基石。創造繁榮，成為走西口的人們以勤勞和智慧塑造的西口文化的精神支柱。
首先，走西口推動了農業的繁榮。
沃野千里的土默川田連阡陌，在原先零星散布的蒙古包旁建起了一座座板升——村落。河套地區的農民開挖水渠、引黃灌溉，建成了塞北米糧倉。
其次，走西口促進了手工業的繁榮。
在城鎮里，一些手工業者還建立了行會組織——社，建立行業規矩，維護自身權益，協調內部關系。例如，老包頭的手工業就有十六社，即：制作毛氈、氈帽、毛襪、毛鞋作坊的忠義公立社，制作口袋、毯子、毛單作坊的絨機社，泥瓦匠、建筑木工及鐵木農具工匠組成的魯班社，木材店、木匠鋪、個體木匠組成的六合社，經營旅店的義合社，金、銀、銅、鐵加工的金爐社，白皮坊、成衣局的威鎮社，黑皮坊、水膠坊、鞍子鋪的義和社，皮鞋、皮靴、水靴和皮底布鞋作坊的集義社，染坊的義仙社，粉坊、豆腐坊、豆芽坊、菜鋪的清水社，油漆、彩繪、泥塑、粉刷、糊裱匠人的繪仙社，屠戶、生熟食品鋪的得勝社，加工、販賣山貨、小雜貨、干鮮水果、文具紙張的店鋪攤販的恒山社，飯館、飲食業的公義仙翁社，加工、銷售糕點、干貨的仙翁合義社，等等。
第三，走西口促進了商業的繁榮。
在走西口的農民中，一些具有經營能力的人抓住畜牧經濟與農業經濟商品交換的機遇，從做小買賣起家，成為享譽九州的商業巨子。老歸化城的大盛魁商號，堪稱塞北第一商業集團。其鼎盛時期，固定資本達2000萬兩白銀，年營業額超過1000萬兩白銀，雇工數千人，集采購、加工、運輸、銷售于一體，號稱——
集廿二省之奇貨裕國通商
步千萬里之云程與蒙易貨
在包頭，開草料鋪起家的祁縣人喬貴發，開鐵匠鋪起家的定襄人梁如月，以糧食雜貨交易畜產品起家的忻州智氏，掏甘草、販賣甘草起家的保德人王蕊，開糧油坊起家的河曲人田開生、田開成兄弟，辦養畜場起家的聞喜人裴德宏等等，都成為富甲一方的晉商代表人物。
商業的繁榮帶動了運輸業、金融業的發展。走西口形成的水旱商路四通八達，通向蒙古草原、西伯利亞，直到歐洲。歸化、包頭等商埠錢莊、典當行等興旺一時。大盛魁年放貸額可達10萬兩白銀。包頭有30多家錢莊，資本金多者數萬兩白銀，少的也有7000～8000兩白銀。
第四，走西口促進了文化的繁榮。
人口的大量增加，社會經濟的發展，既提出了發展教育、文化的要求，也創造了發展教育、文化的條件。在城鎮、村莊，私塾廣布，現代小學、中學也逐漸產生。其中的教師，大都是走西口的知識分子及其后代；其中的學生，也大都是走西口人的后代。為了滿足走西口人及其后代的文化娛樂需求，不僅二人臺、漫瀚調、山曲、爬山調等人民群眾喜聞樂見的藝術形式廣泛發展，晉、陜、冀等地的藝術團體到內蒙古地區演出，在內蒙古的一些地區還形成了演社戲的傳統。《歸綏識略》記載，“歲三百六旬六日，賽社之期十逾七八。”例如，老包頭從農歷正月初三到九月九日，就有工商業九行十六社分別主辦的社戲46場。大社辦社戲財大勢雄，可請山西等地的著名戲班，連唱3天。小社財力不濟，也要請小戲班演一天。在當時的社會條件下，走西口推動塞北千里大地形成了多姿多彩的文化局面。
第五，走西口促進了城鎮的繁榮。
走西口的移民運動，大大加速了內蒙古中西部地區人口的增長，促進了城鎮化的進程。歸化、綏遠、包頭等均成為繁榮的塞外名鎮。當時的歸化城，“筑城絕塞跨崗陵，門啟重關殿百層。”（1）巍然矗立在陰山之南、黑河之北的土默川平原。而且街衢縱橫，市井繁華，店鋪相接，商賈云集，呈現出“小部梨園同上國，千家鬧市入豐年”（2）的欣欣向榮的景象。包頭作為西北地區重要的水陸碼頭、商業中心城市，清朝末年人口達到6萬多，擁有工商戶1000多家。同時，歸化、綏遠、包頭也成為當時的教育、文化中心。因此，當時走西口的人們往往也把歸化、包頭作為憧憬的目的地。在不少西口路上傳唱的民歌中，表達了人們到歸化、包頭求生存、求發展的美好心愿。
回顧歷史，如果說作為個體行為的走西口，往往只是為了個人的生存，其行為往往只是關系到家庭；那么，作為群體行為的走西口，則形成了一種社會的意識、社會的精神，它遠遠超越了個體生存的要求，成為推動社會發展、繁榮的強大精神力量。正是這種走西口的社會追求，匯聚了不同民族、不同地域、不同階層、不同身份的人們，發揮了他們的勤勞、勇敢、智慧，創造了彪炳史冊的繁榮與輝煌。
歲月悠悠，逝者如斯。
走西口的腳步聲，已經漸行漸遠，消逝在歲月的長河中。然而，走西口創造的歷史，走西口留下的西口文化，走西口留下的西口文化中蘊含的核心精神，今天不僅是十分寶貴的歷史文化遺產，也是值得我們在現代化建設中發揚光大的精神財富。
西部大開發以來，內蒙古自治區創造了從2002年至2009年連續8年保持國內各省市自治區經濟增長速度第一的優異成績，呼和浩特、包頭、鄂爾多斯成為帶動內蒙古發展的“金三角”。勇于開拓，團結和諧，共創繁榮——在高歌猛進的征途上，我們不是仍然可以聽到西口文化核心精神與時俱進的宏亮強音嗎？
（1）（清）高其倬：《青城懷古》，《味和堂詩集》。
（2）（清）王循：《歸化城》，《抱山樓詩集》。
（作者：內蒙古社會科學院首席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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