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 頁 墨香致遠說《通考》
《文獻通考》長46.5厘米，寬31.2厘米。
出土于阿拉善盟額濟納旗綠城遺址的國學典籍——元代《文獻通考》（簡稱《通考》），靜靜地躺在阿拉善博物館“大漠胡楊 北疆熱土——阿拉善通史陳列”展廳的展柜里，這是一部具有極高史學價值的國學典籍。
1991年的一天，額濟納旗吉日嘎郎圖蘇木牧民巴圖格日勒在綠城遺址附近尋找駱駝時，撿到一冊古籍卷冊，經文物專家鑒定，是《文獻通考》的《職官考》部分，包含《通考》卷四十六、學校七的后半部分，以及卷四十七、四十八、四十九關于《職官考》的大部分內容，記載了夏商至南宋歷代官職的產生及由來，對歷代各類官職按級別、司職情況進行分類，介紹了職官制度的歷史沿革。中國文物研究所研究員鄧文寬先生將《職官考》與北京國家圖書館藏泰定元年西湖書院刻本對比，得出兩者在版式、字體、刻工等方面完全吻合，應為西湖書院泰定元年（公元1324年）刻本的結論。
發現《通考》卷冊的綠城遺址地處古居延綠洲的西南部，西北距黑城遺址12千米。古居延綠洲是人類活動時間較長、較頻繁的區域，自青銅時代至西夏時期，一直有人類活動并留下了豐富的遺存。
西湖書院又名西湖精舍，位于杭州西湖舊府學之地，是元朝的出版中心。元朝十分重視漢文化，推崇儒學，令在“先儒過化之地、名賢經行之所，與好事之家出錢粟贍學者”設立書院。這些書院納入官學體系，是正規學校的補充，書院的教職皆由官授，與一般的官學相對應。書院的經費由國家或私人撥捐學田，元代著名史學家黃溍所撰《西湖書院田記》中提到，一位叫朱慶宗的人給西湖書院捐田275畝。
由于經費有保證，所以書院刻書盛極一時。清朝顧炎武在《日知錄》中稱贊元代書院刻書之精，他認為這樣的結果有三個原因：“山長主之，通儒訂之，學者則互相易而傳布之。”故書院之刻有三善焉：“山長無事而勤于校讎，一也；不惜費而工精，二也；板不貯官而易印行，三也。”元代書院所刻的圖書至今仍被各大圖書館視為善本。
出土于綠城遺址的《通考》，宣紙刊印，長46.5厘米，寬31.2厘米，字體為趙體（趙孟頫字體），筆法遒勁，字跡疏朗，十分悅目。紙張每葉四邊有粗黑邊框，中間對分，每半葉13行，滿行25字、26字不等，中縫上下各有“黑口”，內刻書名“文獻通考”卷次及頁碼，下口處有刻工署名，如“君仲”“馬”“了”“今”等。
《通考》是研究宋史必備的參考文獻，是典制體通史的代表作，在文獻學、制度史的研究中占有重要地位。作者馬端臨是南宋末年右丞相馬廷鸞之子。馬廷鸞學識淵博，曾任國史院編修官和實錄院檢討官，是宋朝著名的學者和政治家。他辭職還鄉后過了17年隱居生活，勤于讀書和著述，先后著有《六經集傳》《語孟會編》《楚辭補記》《洙泗裔編》《讀莊筆記》等，這些都潛移默化地影響著馬端臨。馬廷鸞的座右銘是“留有余不盡之巧以還造化，留有余不盡之祿以還朝廷，留有余不盡之財以還百姓，留有余不盡之富以還子孫。”在父親的言傳身教下，馬端臨立志要成為專心治學的學者。博學多才的馬廷鸞藏書十分豐富，為馬端臨著《文獻通考》提供了有利條件。馬端臨在《通考·自序》里說：“自念業紹箕裘，家藏墳索，插架之收儲，趨庭之問答，其于文獻蓋庶幾焉。”
《通考》以《通典》為藍本，貫穿古今，擴充門類，增廣內容，全書共三百四十八卷，有田賦、錢幣、戶口、職役、征榷、市糴、土貢、國用、選舉、學校、職官、郊社、宗廟、王禮、樂、兵、刑、經籍、帝系、封建、象偉、物異、輿地、四裔，共24門。《通考》重視經濟對社會發展的影響，把田賦、戶口等經濟史料放在門類的最前面，以“文獻”二字為題，被文獻學領域視作“文獻”一詞最早的出處。
牧民巴圖格日勒發現《通考》時，以習字紙張做包裝，其上有“至正十三年五月”草書字樣。以此可見，此卷冊最晚在公元1353年（至正十三年）就已流傳到額濟納旗，距離初刻成書已二十余年。從杭州西湖傳到西北大漠邊緣，不僅反映出《通考》在當時價值之高、流傳之廣，而且也為研究這一時期的文化教育提供了實物資料。
《文獻通考》的《職官考》部分記載了夏商至南宋歷代官職的產生及由來，對歷代各類官職按級別、司職情況進行分類，介紹了職官制度的歷史沿革。
紙張每葉四邊有粗黑邊框，中間對分，每半葉13行，滿行25字、26字不等，中縫上下各有“黑口”，內刻書名“文獻通考”卷次及頁碼，下口處有刻工署名，如“君仲”“馬”“了”“今”等。
《文獻通考》長46.5厘米，寬31.2厘米。
出土于阿拉善盟額濟納旗綠城遺址的國學典籍——元代《文獻通考》（簡稱《通考》），靜靜地躺在阿拉善博物館“大漠胡楊 北疆熱土——阿拉善通史陳列”展廳的展柜里，這是一部具有極高史學價值的國學典籍。
1991年的一天，額濟納旗吉日嘎郎圖蘇木牧民巴圖格日勒在綠城遺址附近尋找駱駝時，撿到一冊古籍卷冊，經文物專家鑒定，是《文獻通考》的《職官考》部分，包含《通考》卷四十六、學校七的后半部分，以及卷四十七、四十八、四十九關于《職官考》的大部分內容，記載了夏商至南宋歷代官職的產生及由來，對歷代各類官職按級別、司職情況進行分類，介紹了職官制度的歷史沿革。中國文物研究所研究員鄧文寬先生將《職官考》與北京國家圖書館藏泰定元年西湖書院刻本對比，得出兩者在版式、字體、刻工等方面完全吻合，應為西湖書院泰定元年（公元1324年）刻本的結論。
發現《通考》卷冊的綠城遺址地處古居延綠洲的西南部，西北距黑城遺址12千米。古居延綠洲是人類活動時間較長、較頻繁的區域，自青銅時代至西夏時期，一直有人類活動并留下了豐富的遺存。
西湖書院又名西湖精舍，位于杭州西湖舊府學之地，是元朝的出版中心。元朝十分重視漢文化，推崇儒學，令在“先儒過化之地、名賢經行之所，與好事之家出錢粟贍學者”設立書院。這些書院納入官學體系，是正規學校的補充，書院的教職皆由官授，與一般的官學相對應。書院的經費由國家或私人撥捐學田，元代著名史學家黃溍所撰《西湖書院田記》中提到，一位叫朱慶宗的人給西湖書院捐田275畝。
由于經費有保證，所以書院刻書盛極一時。清朝顧炎武在《日知錄》中稱贊元代書院刻書之精，他認為這樣的結果有三個原因：“山長主之，通儒訂之，學者則互相易而傳布之。”故書院之刻有三善焉：“山長無事而勤于校讎，一也；不惜費而工精，二也；板不貯官而易印行，三也。”元代書院所刻的圖書至今仍被各大圖書館視為善本。
出土于綠城遺址的《通考》，宣紙刊印，長46.5厘米，寬31.2厘米，字體為趙體（趙孟頫字體），筆法遒勁，字跡疏朗，十分悅目。紙張每葉四邊有粗黑邊框，中間對分，每半葉13行，滿行25字、26字不等，中縫上下各有“黑口”，內刻書名“文獻通考”卷次及頁碼，下口處有刻工署名，如“君仲”“馬”“了”“今”等。
《通考》是研究宋史必備的參考文獻，是典制體通史的代表作，在文獻學、制度史的研究中占有重要地位。作者馬端臨是南宋末年右丞相馬廷鸞之子。馬廷鸞學識淵博，曾任國史院編修官和實錄院檢討官，是宋朝著名的學者和政治家。他辭職還鄉后過了17年隱居生活，勤于讀書和著述，先后著有《六經集傳》《語孟會編》《楚辭補記》《洙泗裔編》《讀莊筆記》等，這些都潛移默化地影響著馬端臨。馬廷鸞的座右銘是“留有余不盡之巧以還造化，留有余不盡之祿以還朝廷，留有余不盡之財以還百姓，留有余不盡之富以還子孫。”在父親的言傳身教下，馬端臨立志要成為專心治學的學者。博學多才的馬廷鸞藏書十分豐富，為馬端臨著《文獻通考》提供了有利條件。馬端臨在《通考·自序》里說：“自念業紹箕裘，家藏墳索，插架之收儲，趨庭之問答，其于文獻蓋庶幾焉。”
《通考》以《通典》為藍本，貫穿古今，擴充門類，增廣內容，全書共三百四十八卷，有田賦、錢幣、戶口、職役、征榷、市糴、土貢、國用、選舉、學校、職官、郊社、宗廟、王禮、樂、兵、刑、經籍、帝系、封建、象偉、物異、輿地、四裔，共24門。《通考》重視經濟對社會發展的影響，把田賦、戶口等經濟史料放在門類的最前面，以“文獻”二字為題，被文獻學領域視作“文獻”一詞最早的出處。
牧民巴圖格日勒發現《通考》時，以習字紙張做包裝，其上有“至正十三年五月”草書字樣。以此可見，此卷冊最晚在公元1353年（至正十三年）就已流傳到額濟納旗，距離初刻成書已二十余年。從杭州西湖傳到西北大漠邊緣，不僅反映出《通考》在當時價值之高、流傳之廣，而且也為研究這一時期的文化教育提供了實物資料。
《文獻通考》的《職官考》部分記載了夏商至南宋歷代官職的產生及由來，對歷代各類官職按級別、司職情況進行分類，介紹了職官制度的歷史沿革。
紙張每葉四邊有粗黑邊框，中間對分，每半葉13行，滿行25字、26字不等，中縫上下各有“黑口”，內刻書名“文獻通考”卷次及頁碼，下口處有刻工署名，如“君仲”“馬”“了”“今”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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