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 頁 “渠規禁牌”撫人心
“渠規禁牌”石碑
“渠規禁牌”石碑 高78厘米、寬49厘米、厚15厘米
包頭遺存的清代石碑很多，主要集中在薩拉齊鎮和東河區。1985年秋天，東河區沙爾沁鄉（今沙爾沁鎮）西園村發現一方石碑，碑額題名“渠規禁牌”，現藏于包頭博物館，屬于一級文物。沙爾沁在清代歸薩拉齊管轄。薩拉齊是土默特平原的經濟重鎮，清雍正十二年（1734），清朝廷派筆貼式在此常駐。筆貼式也稱“筆貼黑”，是清代官府中低級文書官員。清乾隆四年（1739），設置隸屬于歸化城廳的薩拉齊協理通判廳，薩拉齊廳的主管者為薩拉齊理事通判。乾隆二十五年（1760），薩拉齊廳把善岱廳并入，升為通判廳，管理薩拉齊及周邊地區的民間事務。
清康熙、雍正、乾隆時期，為適應西北用兵需要，清朝廷在土默特大力推行移民屯墾政策。據史料記載，清康熙三十三年（1694），撥放莊頭地13所，開荒2600余頃，后又撥公主湯沐地數千頃。雍正朝中期，撥給右衛馬場地3000頃，后為修建綏遠城屯兵，都統丹津奏請將八處膏腴之地4萬頃作為大糧官地放墾。至清乾隆八年（1743），土默特有6萬多頃土地被開墾為耕地。
清朝廷在土默特大宗撥地招墾，吸引山西、陜西等地大批農民前來墾荒。據刻于清康熙五十年（1711）的水澗溝門村廟碑記載，當地“居民千余，墾地百頃，山可障風，水便灌溉，而土宜果木。”
五當溝口出水壩，在原有基礎上加固，沿用至今
清咸豐年間，土默特的農耕經濟已比較發達，形成了較完善的農田水利系統。據《綏遠通志稿》記載，文山于咸豐元年（1851）首次擔任薩拉齊廳理事通判。當時，薩拉齊廳東園和西園兩地村民因為農田灌溉經常發生糾紛。文山經過實地考察地形，向百姓了解詳情，終于找到了讓兩村農戶公平用水澆地的辦法：在五當溝口修建蓄水池和分水槽，將溝水分成兩股，一股入東渠，一股入西渠，沿渠各村莊按股份澆灌，并制定出有關渠水灌溉管理懲罰條例，鄭重刻石立碑，曉諭人民。“渠規禁牌”石碑由此而來，制于清咸豐三年（1853）。
有關專家通過考證分析碑文，得到幾個方面的信息：碑文中“特調薩拉齊蒙古民事府加五級紀錄十次文”，意思是上級部門特別調用文山擔任薩拉齊廳理事通判，處理民間事務。此處的“特調”為調班，是清代文官的一種流動任職方式。加級、紀錄，為清代官吏考核制度中對官員的考核獎勵級別，以及官吏在任職期間獲得的獎勵級別，一般標注于官員職銜后，以彰顯其德能、政績。碑文中“加五級、紀錄十次”應為文山所帶職銜；碑文中的“文”，指文山。
“渠規禁牌”規定使用水渠的方法及違規的處罰方式。處罰對象是違規取水的個人和管理水渠的渠頭。處罰方式按違規程度分為罰錢、罰戲和稟官究治。罰錢是最基本的處罰方式，罰戲則較為特殊，是清代民間的一種處罰手段，流行于明清時期晉商中。稟官究治是嚴重的處罰手段，要按照律法懲治。
碑文中所指的水渠管理者為“渠頭”。渠頭是清代專管水務的地方治理人員，又稱“經理水分人”“水頭”“壩頭”。對渠頭的處罰有兩種：耽誤開閉水渠時間要罰錢；渠頭有拘情隱匿違禁者的行為要承擔雙倍處罰。由此可以看出，渠頭作為專門管理水利事務的人員職責明確，水渠的日常管理工作由渠頭全權負責，官府只是在發生糾紛或者水渠被嚴重破壞時才出面。
從碑文中我們還看到清朝中晚期的薩拉齊地區農耕生活圖景：自二月初二日開渠，至十月十五日閉渠，明確規定了五當溝水渠的開閉渠時間，并由專人負責，為農業生產提供穩定而可靠的水源保障。
“渠規禁牌”碑文中涉及的官職、規則、處罰方式以及用水習俗等，真實反映了這一時期基層社會治理水平、社會關系、民間習俗等各方面的歷史信息。
從碑文中我們看到清朝中晚期的薩拉齊地區農耕生活圖景：自二月初二日開渠，至十月十五日閉渠，明確規定了五當溝水渠的開閉渠時間。渠頭全權負責水渠的日常管理工作，職責明確，為當地農業生產提供穩定而可靠的水源保障。
文山在五當溝口修建蓄水池和分水槽，將溝水分成兩股，一股入東渠，一股入西渠，沿渠各村莊按“渠規禁牌”石碑上的規定澆灌。
當前位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