②《說方志》。撰于1924年。收入《飲冰室合集》。從史學角度強調加強對地方專史即方志的研究，“治中國史，分地研究極為重要”，而“地方的專史就是方志的變相”。
對方志發展史有所分析，認為“大抵初期作品，囿于古代圖經的觀念，以記山川、城邑、宮室、名勝等為最主要部分；稍進，則注重人物傳記；更進，則及于古跡、遺文、金石等；更進，則注重現代風俗、掌故、經制因革等。而年代愈晚，則陳跡之需考證者愈繁，故去取別擇，亦成為專門技術……要之，自宋迄明六七百年間，方志觀念日趨擴大，其內容日趨復雜”。
對前人稱為良作的志書做評價，稱順治《河南志》為天下模式，雍正《浙江通志》為諸志中完善者，而陜西、山西為最好，福建次之。
對康熙《鄒平縣志》、乾隆《歷城縣志》、章學誠所修之七八種志及洪亮吉父子所纂之志，也倍加贊賞。
摘自《方志百科全書》
②《說方志》。撰于1924年。收入《飲冰室合集》。從史學角度強調加強對地方專史即方志的研究，“治中國史，分地研究極為重要”，而“地方的專史就是方志的變相”。
對方志發展史有所分析，認為“大抵初期作品，囿于古代圖經的觀念，以記山川、城邑、宮室、名勝等為最主要部分；稍進，則注重人物傳記；更進，則及于古跡、遺文、金石等；更進，則注重現代風俗、掌故、經制因革等。而年代愈晚，則陳跡之需考證者愈繁，故去取別擇，亦成為專門技術……要之，自宋迄明六七百年間，方志觀念日趨擴大，其內容日趨復雜”。
對前人稱為良作的志書做評價，稱順治《河南志》為天下模式，雍正《浙江通志》為諸志中完善者，而陜西、山西為最好，福建次之。
對康熙《鄒平縣志》、乾隆《歷城縣志》、章學誠所修之七八種志及洪亮吉父子所纂之志，也倍加贊賞。
摘自《方志百科全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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